第一章 緒論
第四節 研究觀點與研究界定
一、研究觀點
由前人研究成果可知，在當前傳統市街社會的研究上，宗教發展是一項 重要的指標。目前大部分研究者所採行的方法，多以地方某重要神祇、重要 廟宇作為研究之切入點，較少針對地方社會內所有廟宇的類型、信仰神祇功 能轉變、信眾群消長等面向作綜合性討論。以淡水地方社會為例，自清乾隆 年間福佑宮成立至日本統治以前，地方信仰的型態相當多元，且各具歷史文 化意義，但目前在「淡水地方社會」研究上，多著重於河運經濟與聚落發展 背景，鮮少有學者針對市街各信仰之發展、轉變全盤性的討論。
日本統治初期，淡水清水祖師信仰在地方紳商的運作下，成為淡水市街 之優勢信仰，清水祖師遶境儀式的進行與清水巖祖廟之興建，更成為日後地 方紳商權力運作的核心場域。然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清水祖師信仰從私壇祭 拜形式轉變為地方公廟，則尚未見研究者加以探討。雖目前已有部分研究者 在「落鼻祖師」之研究，觀察到落鼻祖師神像、遶境儀式的特殊性，但並未 見更深入探討其與淡水地方社會發展，或與市街內其他民間信仰廟宇之關係。
由相關學門從事民間信仰研究之觀點與成果來看，不同學門持有不同的關注 點與創見，諸如人類學在「祭祀圈」觀點的運用與檢討、歷史學從文化權力 網絡、廟宇文物價值、地方社會變遷的切入，以及早期地理學利用中地理論、
空間理論等觀點討論民間信仰的階層性。但是，環境是處於不斷變動的過程 中，淡水清水祖師雖於日治時期逐漸在地方社會形成一定的遶境範圍，但這 個信仰構成的背後，隱含的是集合時代、人群、產業結構等因素交織下的多 元文化意義。並且，日治時期居住於清水祖師遶境範圍內的居民之於清水祖 師，不再有傳統村莊莊民對庄頭廟有必需負擔廟務運作之責任與義務。又隨 著日治時期交通革新、地方產業結構轉變，淡水地方社會的信仰型態，只用 傳統的市場區原則、中地理論觀點作研究討論，似有不足。
淡水地方社會發展，因與淡水河流域內各港口市鎮的貿易交流，以及受 外來勢力進入的影響，構築了其多元的社會空間型態。由當前對淡水地方社 會的研究，多認為福佑宮媽祖廟為地方的主要發展、信仰中心，但若從清水
‧淡水地方社會之信仰重構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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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師的遶境範圍與規模來看，清水巖祖師廟的重要性並不亞於福佑宮媽祖廟。
對一個傳統以媽祖信仰為主的地方社會而言，當地方出現另一個信仰中心時，
其對社會內部將帶來怎樣的衝擊？社會網絡又可能發生怎樣的重組？這些都 是以往在研究漢人地方社會時所忽略的課題，這也是筆者在本研究欲進一步 討論之範疇。
為探究清代以迄日治時期淡水地方社會信仰如何重構、發展，筆者將以 地理學關注的「人地」關係與「人人」關係為核心觀點。在人地關係上，討 論人與環境的互動關係，意即面對自然與經濟環境變遷時，地方民眾如何因 應，進而改變地方社會原本的之信仰結構。在人人關係的部分，則從地方社 會之紳商階層之文化權力網絡，討論其對地方經濟與信仰發展之影響。次之，
從民俗學對民間傳說、民間信仰神祇神格、廟宇建築與相關文物之研究觀點，
剖析地方社會信仰在自然與經濟環境變遷下，如何產生重構。並且，結合歷 史學在各式官方文獻、地方志書、調查報告、報章雜誌，以及民間契約文書 等材料之運用方法，重現淡水地方社會之昔日面貌。
二、研究界定
（一）研究時間界定
根據戴寶村的研究指出，淡水清水祖師信仰的興起年代約在清同治年間，
但從《臺北廳社寺廟宇ニ關スル調查》的記錄來看，祖師神像被翁冊奉祀於 自宅之時間，約可再前推至乾嘉年間。再從清水祖師助戰傳說的各種口傳內 容、文獻記錄推測，最遲在清光緒年間時，清水祖師在地方社會已擁有廣大 信眾群。另外，日治初期地方民眾為驅除瘟疫，而開始有迎神祖師神像遶境 之例，隨著疫情肅清，遶境性質轉變為地方重要活動；1930 年代祖師廟興建 過程中，地方紳商透過參與廟宇事務，使清水祖師的信仰地位在日治時期達 到高峰。由於清水祖師信仰幾次興盛的背景，都對地方社會原本的信仰結構 產生影響，因此，本論文的時間斷限，將從清乾隆年間漢人聚落發展開始，
以迄日治時期結束。透過對地方社會信仰結構的歷時性觀察與討論，以分析 地方信仰面對各式環境問題時，如何產生重構、重構後的地方信仰呈現什麼 樣發展情況，以及造成重構背後的運作機制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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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空間：「淡水地方社會」界定
當前學界對所謂的「地方社會」或「地域社會」的解釋，並沒有一套明 確的界定模式，若以地理學者討論「地方」的觀點來看，則有各種不同的解 釋方法。人本主義地理學家段義孚（Yi-Fu Tuan）認為「地方」可以不同尺 度的型式存在，它的概念可小至一張令人感到舒適的扶手椅，大到泛指整個 地球，而家鄉（鄉土）則屬中尺度的地方。47政治地理學者John Agnew 曾主 張地方的意義大至包含：一、位置（loction）、地方感（A sense of place）、場 所（locale）。當作「位置」時，即意味者地球表面上的某個特殊的地點；作 為「地方感」時，表示人們對地方的主觀感受，包含了地方在個人或群體認 同上所扮演的角色。而「場所」則指人們於日常生活與人際網絡的背景與場 所。48文化地理學者Tim Cresswell 認為「地方」的意義難以定義，他將相關 研究者的歸納整理後，大致分為三種研究地方的層次：一、從地方的「描述」
取向著手，主要關切地方的獨有特殊性（idiographic）。二、地方的社會建構 取向，此種取向依然關注地方的特殊性，但只是將其當作更普遍而基本的社 會過程實例。此種取向主要探討的是，地方如何在資本主義、父權體制……
等結構條件下被建構。三、地方的現象學取向，這種取向並不特別關心特定 地方的獨特屬性，也不太關切涉及特殊地方建構的社會力量。反之，這種取 向嘗試將人類存在的本質，界定為必然且很重要的是「處於地方」。Cresswell 認為這三種探討地方的層次彼此間有顯著的重疊處，要瞭解地方在人類生活 中扮演角色的全體複雜性，這三種層次（以及介於層次之間）的研究都很重 要且有其必要性。49
依據陳國棟的觀點，現今的「淡水」泛指臺灣西北角的淡水鎮區，介於 淡水河、關渡山、臺灣海峽和三芝區間，但若狹義來說，則指介於竿蓁林與 沙崙間的沿河（淡水河）聚落。50為聚焦於清代以來漢人聚落空間與民間信 仰之關係，本研究所指涉的「淡水地方社會」、「淡水市街」，主要為陳國棟所
47 Yi-Fu Tuan, London（1977）, Space and place :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p.149.
48 Noel Castree（2003）, Place：Connections and boundaries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Key concepts in geography, p151~156。
49 Tim Cresswell, Oxford（2004）, Place：A short introduction, Blackwell Publishers, p50-52. 徐 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2006 年。
50 陳國棟，《臺灣的山海經驗》，臺北：遠流，2005 年，頁 182。
‧淡水地方社會之信仰重構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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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狹義的淡水」的範圍，意即清代以來漢人主要的居住範圍。若從日治時 期的行政區劃來看，約在「淡水」、「庄仔內」二個街庄範圍內（圖 1-4-1），
涵蓋元吉、協興、九坎、永吉、暗街仔、米市、新厝、後街仔、布埔頭、草 厝尾、東興、公館口、新店、三層厝、福興、烽火、龍目井、砲臺埔、庄仔 內等小字，意即今淡水區西南沿河一帶，介於學府路、環河道路、三民街、
中山路的區域範圍。
圖1-4-1 日治時期淡水地方社會範疇（1904-1920）
（三）「滬尾」與「淡水」地名使用的界定
明萬曆年間，在漢人文獻中已開始出現「淡水」的記錄，當時慣將「雞 籠、淡水」連用，以指臺灣北部地區。「淡水」一詞的意義很多，一方面指淡 水河，一方面指河口港，但更常被用來指整個淡水河流域。而當它與「雞籠」
合稱「雞籠、淡水」時，則泛指臺灣北部。明萬曆年間「淡水」已被往來於 明帝國、琉球王國間的航行者所熟知，當時的文獻慣以「淡水、雞籠」稱呼 北部臺灣，而「淡水」一名的由來，也與航海者在海面航行，需補充淡水有 關。十六世紀下半葉時，來自明帝國的商人開始與雞籠、淡水人貿易，此時 期的淡水地區因出產硫磺，逐漸受到重視。雍正元年（1723）設立淡水廳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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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成為行政區域名稱。51
淡水另一舊稱是「滬尾」，亦作「戶尾」、「滬美」、「戶美」，但以「滬尾」
為官方正式的寫法。滬尾地名由來有很多種說法：其一，「滬」與「撈」的臺 語發音相同，早期漢人看到平埔族在淡水河河岸捕魚，遂將河口之聚落稱之 為「滬尾」。其二，據地方耆老的說法，「滬」與「雨」的閩南語讀音同，北 臺灣以基隆的降雨量最多，故稱「滬頭」，而昔日基隆與淡水齊名，則稱淡水 為「滬尾」，意指雨下至淡水而止。其三，「滬」即沿海居民以石頭、礁石圍 築而成的捕魚設施「石滬」，當海水漲潮時，魚類隨潮水進入石滬，退潮後魚 類因來不及游離而留在石滬內；而「尾」則指河流之末端，故「滬尾」乃指 淡水河末端設有捕魚石滬之地。此外，亦有安倍明義提出之「蕃語」地名說，
他認為石門庄內的老梅地名「ロヲムイ」是由滬尾「ホオベエ」轉訛而來，
故推論滬尾之地名應是當時北海岸一帶的「蕃語」地名。52
日本統治臺灣後，臺灣的行政區劃曾歷經多次轉變，明治廿八年（1895），
日本統治臺灣後，臺灣的行政區劃曾歷經多次轉變，明治廿八年（1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