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敦促的言辞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这种冲动行为使他走上了革命 的道路，并着手在慕尼黑及其四周寻找行动的盟友。他天天忙于会见和探访 各种各样有影响的人物：军界头目、政客、工业界人士和官员。他还与党的 中坚分子和动摇分子谈话——许诺，威胁，甜言诱惑。他常说的一句话是：
“我们必须向这些人妥协，他们才会与我们一起前进。”
“他一旦下定决心，谁也不可能让他回心转意”，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 回忆说，“许多时候，当他的追随者试图强迫他时，我注意到，他眼中表现 出一种遥远的、不予理睬的神情。好像他的脑子已经封闭，除自己的意见外，
谁的也听不进去。”那年秋天，他眼中的那种遥远的、不予理睬的神情有着 一种特殊的含义。他觉得自己正与墨索里尼比试——而他进军的目标是柏 林。这也不只是仅向亲信透露的幻觉。在右派军方头目的一次会议上，他号 召全巴伐利亚倾全力进攻柏林。“现在，拿破仑的和救世主的思想已根深蒂 固”，曾出席该次会议的一员回忆说，“他宣称，拯救德国的号召正在他胸中 响起，而这个任务迟早要落在他身上。之后，他与拿破仑作了一系列的对比，
特别是拿破仑从埃尔巴岛回到巴黎之后。”
第六章 啤酒馆起义
１９２３
（１）
１９２３年９月的最后一天，希特勒收到了一封令他心神不安的信。
这封信是“你们党的一个老党员、一个狂热的党员”写的。写信人指出，在 著名的占星学家埃尔斯伯特・埃伯汀太太所著的年鉴里，载有一条令人吃惊 的预言。“一个出生于１８８９年４月１０日的行动家”，书中说，“由于行 动过于不谨慎小心，可能会出现人身危险，并非常可能触发一场无法控制的 危机。”星象表明，此人确需认真加以对付；在未来战斗中，他注定要扮演
“元首的角色”；他也注定要“为日耳曼民族牺牲自己。”
她虽然未指名道姓，很明显，她之所指是希特勒。她未提及哪一天，
但她提出了警告，就是说，如果在近期行动过于鲁莽，他可能危及自己的生 命。另一个占星学家威廉・乌尔夫（多年后，他成了希姆莱的秘密警察的占 星顾问）也对希特勒那年夏末的命运占了一卦，并特别指出了具体日期。他 的预言也是凶多吉少：在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８至９日，如对某事”采取暴力，
必产生灾难性结局”。
这些预言，许多人士均认真地加以注意。几个德国精神病医生和心理 学家业已考虑“心理占星术”问题。不久前，Ｏ・Ａ・Ｈ・施密茨博士——
瑞士精神病医生Ｃ・Ｇ・容格的热心门徒——指出，占星学或许就是心理学 所需要的。但是，希特勒对埃伯汀的预言的评语是：“女人和星象究竟与我 何关？”
不管是否相信占星术，希特勒确实相信，他自己的命运终将引导他走 向胜利；并且，如同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所注意到的，除肯定的声音外，
其余他一概不听。在收到埃伯汀的占星警告的同一天，他意外地听到了这样 的声音，那是在瓦格纳的老家，白莱特的万弗里德别墅里——他正在该处拜 访瓦格纳的８６岁的遗孀科西玛。瓦格纳的儿子品格菲的英国夫人威尼弗雷 德・瓦格纳对希特勒及其国社党早已佩服得五体投地。她热烈地欢迎他前来；
她的６岁的女儿弗莱德莱茵觉得，穿着巴伐利亚＊？短裤、厚厚的毛袜、红 蓝花格衬衣、鼓鼓囊囊的蓝短外套的希特勒很是有趣可笑。“他的颊骨高高 突＊？，脸色灰白。眼睛蓝得不自然。看上去，他好像半饥半饱似的，但又 有别的什么，是一种狂热的光泽。”
希特勒很不自然，在音乐室和书房里羞怯地、笨拙地来回走动。他蹑 手蹑脚地走动，好像置身于教堂似的。后来，在花园里，他向瓦格纳一家谈 其他最近的未来计划时，“他说得有板有眼，声音也越来越深沉。后来，我 们围成一个小圈，像着迷的小鸟听音乐似的，但他说的话我们连一个字都没 有听进去。”他走后，瓦格纳太太说，“你们不觉得他注定要成为德国的救星 吗？”品格菲大笑不止。在他看来，希特勒明显地是个“骗子”，也是个暴 发户。
希特勒来到街道的另一边，拜访业已瘫痪在轮椅里的、年迈的豪斯顿・司 徒・张伯伦。
张伯伦是一位英国海军上将的儿子，是看到德国的民族是最优秀的民 族才被吸引到德国来的。他具有天才，过于神经质。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他 所处时代的最优秀的文人之一。他是瓦格纳的崇拜者，与瓦格纳的女儿爱娃 结了婚。这个英国种族主义预言家对希特勒之印象是如此之深刻，以致在当 晚“他睡的时间更长，睡得更香”——自１９１４年８月受打击以来最甜最 香的一觉。几天后，在写给希特勒的信中，他说：“只此一击，我的灵魂之 状况业已改观。在最需要的时刻，德国产生了希特勒——这正是德国活力之 证明。”
张伯伦的这一番话，肯定加深了希特勒之自我感觉，即：他是掌握命 运的人。约在一星期后，希特勒与罗森堡和汉夫施坦格尔夫妇坐车在巴伐利 亚的山间奔驰时，由于公路被笼罩在大雾弥漫中，他们的红色“麦塞蒂斯”
开进了沟里。回慕尼黑时，一路上谁也没有开口说话。后来，他对赫仑纳说，
“我注意到在这次失误中，你一点儿也没有害怕。我知道我们是不会受伤的。
伤害不了我的事故决不会就这一次。我会安全脱险，成功地实现我的计划 的。”
（２）
以通货膨胀为伪装面目出现的命运的另一方面，似乎也有利于希特勒 及其向柏林进军。
到１０月初，战前的一马克已值现时的６０１４３００马克。一个鸡 蛋的价格约值１９１３年的３０００万个。许多城市和工商企业都自行印制
“紧急货币”以应付支出。帝国银行无法拒绝接受这种紧急货币，或以与他 们的货币等值处之。政府印刷自己的货币成了大笑话：去年１２月印的平面 额为１０００马克的纸币，现在给打上了红印：１０亿马克（ＥｉｎＭｉｌ ｌｉａｒｄｅ）；巴伐利亚州银行几个星期前发行的平面额５亿马克的钞票，
现被盖上了２００亿马克。这２００亿马克，假定当时能兑换８００美元，
但是，待这张带天文学数字的、不怎么漂亮的钞票的持有者来到兑换处时，
它只值一个零头了——假定有人愿将硬通货兑换给他的话。人们疯狂了。他 们不敢持有钞票一小时。要是错过一辆去银行的电车，一个人的月薪便可能 减至原值的四分之一或更少。在巴登，一个年轻跑堂对美国记者埃纳斯特・海 明威说，他省下了足够购买一座旅馆的钱。现在呢，却连四瓶香槟酒都买不 了。“德国将货币贬值，为的是要欺骗盟国”，跑堂说，“不过，我能从中得 到什么呢？”
通货膨胀的重担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不能用钞票支付的人们身上——工 人和老年人。工人们已处于饥饿的边缘，而老人们则在一夜之间成了穷光蛋。
靠养老金过活的人们，以及靠债券或人寿保险之利息维持生计的人们，已成 了赤贫。用黄金保值的马克购买的股票现在却用钞票支付，而钞票一过手便 又马上贬值。在美国，只有在国内战争后曾遭过类似厄运的南方人的家庭，
才明白这是什么滋味。
唯一感到高兴的，大概只有债务缠身的人们，因为他们可用毫无价值 的废纸去偿还债务。但是，最大的受益者还是交易所的大亨、投机倒把者、
以及能把握时机的外国人——他们用低得可笑的价格购买珠宝首饰和产业。
只要花上几百美元，大型产业和大厦便成了这些贪婪的家伙的财产。传家宝 换来的也只够一家人维持数星期的生活。有些事情是无法令人相信的：有个 妇女，将一篮子钞票遗忘在街上。片刻后她回来时发现，钞票被倒入污水沟，
篮子却被人偷走了；一个每星期工资达２０亿马克的工人，只能买马铃薯给 家人度日。基本食物的供应中断后，向来守法的德国人到田里掠抢马铃薯的 事件比比皆是。（＊这时期最尖锐的电影并不是由德国人拍摄的，而是由 Ｄ・Ｗ・格里菲斯摄制。这部电影其名叫《生活难道不美好？》由尼尔・汉 密尔顿和卡洛尔・德姆斯特扮演未来就靠一小块土豆地的德国夫妇。高潮是 这样的：这对夫妇偷偷地于深夜将土豆收起，将自己像马似的套在车上，驱 车穿过森林时，路遇一群土匪，土豆被洗劫一空。当时最好的德国电影是《没 有欢乐的街道》，由首先担任主要角色的格丽泰・嘉宝扮演维也纳一资产阶 级家庭的女儿。由于股票市场操纵者兴风作浪，这家人被搞得穷困不堪，只 好忍饥挨饿。电影中有人们在肉铺前整夜排队买肉的真实镜头。影片是以疯 狂的人们进攻靠苦难发财的屠夫结束的。）
自１月以来，希特勒吸收了约３．５万名新党员。到１０月中旬，希 特勒更加相信，人民已作好了进行另一次革命的准备。“当我的狂想和对整 个德国人民的热爱要我这样做的时候”，希特勒对纽伦堡的听众说，“我只能 采取行动。”讲演时，他从未这样动过感情。”你真无法想象，这人开始演讲 时，听众有多安静。”那年１０月，一个炽热的追随者在她的家书中写道。
全体听众好像不能呼吸似的。“有时候，我几乎觉得，为了取得男女老幼的 无条件的信任，希特勒使用了符咒。”另一个入迷的听众离希特勒之近，几 乎使他看清了他如何唾沫横飞。“对我们说来，此人是个旋风式的苦行僧。
但他知道如何燃起人们胸中的火焰。他不是用辩论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在 煽起仇恨的演讲中是不灵的，而是用狂热地高声喊叫的方法，但主要的还是
但他知道如何燃起人们胸中的火焰。他不是用辩论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在 煽起仇恨的演讲中是不灵的，而是用狂热地高声喊叫的方法，但主要的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