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１３．５—１９１８．１２
（１）
他下了维也纳开来的火车，爬上楼梯，走进了喧嚣的慕尼黑霍班霍夫 区。打从第一分钟起，巴伐利亚的首府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在缩也纳听惯了 多种语言的嘈杂声后，连人们的说话声在他听来都是和谐悦耳的。“这城市 对我是那样的亲切，好像我曾在里边住过多年似的。”
那时正是春天，春光明媚，阳光普照，被从巴伐利亚部分的阿尔卑斯 山吹来的山风洗涤过的空气似乎也比维也纳的空气清新。那天是星期天——
５月２５日。街上除漫步的游人外，几乎没有什么行人。街上的楼宇和雕像 令他瞠目，而他呢，“从我进入这个城市的第一小时起，我就深深地爱上了 这个城市，比爱其他城市要深得多。这是个德国城市。”
在街上如醉如痴地漫步了半小时后，他来到了施莱斯默大街。他很有 可能是从科尼斯广场走过的。那普洛皮兰大拱形建筑，以及远处的广场令他 目瞪口呆。之后，他可能是沿着布林恩纳大街走去，来到那座城堡一般的、
巍峨的酿酒厂，即罗仑酿酒厂。这里正是施霍宾区，即学生区的边缘，施莱 斯默大街由此向北延伸。走过两幢房子后，他便来到３４号——这是波普缝 衣铺。该店的窗口贴出一张手写的告示：“有房出租，设备齐全，人品端正 者可租用。”
在这张告示的指引下，希特勒上了三楼。波普太太引他进房，房内有 床一张，桌子、沙发、椅子各一只。墙上挂着两幅仿油画之石板画。“这青 年与我很快便达成协议”，波普太太回忆说。“他说这房子很合用，还付了预 租金。”她让他填一张登记表。他写道：“阿道夫・希特勒，建筑画师，来自 维也纳。”
“次日上午，希特勒先生便出去了。不一会儿，就回来了，手里拿着一 个他在某地拣来的画架，立刻开始画画，一画就是几个钟头。不到几天，我 便见他画好了两幅画，很漂亮，放在桌上，一幅是教堂，另一幅是剧院。此 后，我的房客一早便夹着皮包外出找顾客。”
希特勒“满腔热情”地来到慕尼黑，想在那里学习三年绘画和建筑。
但是，现实却从未让他实现梦想，他也从未进入当地的艺术学院。比起维也 纳来，想靠绘画谋生，这里更难，商业化的市场并不比维也纳的更大，而他 被迫蒙受走家串户或在啤酒馆里卖画的耻辱。但他坚信，尽管困难重重，他 终将“达到自己立下的目标”。
１９１３年的慕尼黑有人口６０万。在欧洲，它是个活跃的文化中心，
其活跃程度仅次于巴黎。多年来，它一直在吸引许多慕名前来的画家，但这 些人，希特勒发现，都是腐朽不堪之辈：瑞士的保罗・克里，以及像坎丁斯 基、佐仑斯基和布尔柳克兄弟那样从东方逃来的难民。他们全是“新画家协 会”的领导人。这个协会是在４年前创立的，目的在于给其成员更多的自由。
希特勒属古典派，与这种观念格格不入，但是，这种理论的推崇者却也在艺 术上为慕尼黑带来了发酵剂和激动。这肯定也刺激了年轻的希特勒这个奥地 利人。“慕尼黑称之这些从东方的俄国和巴尔于半岛逃来的长发者为游牧民
族。他们源源不断地涌进施霍宾，即北区。那里，街道笔直……其目的，似 乎只是为了保证在多数的画室内能有充足的光线。
”尽管希特勒鄙视这些东方难民，但他自己是波希米亚人，也需要他们 的自由和传统。在这里，他心目中的偶像曾创作出《崔斯坦和易梭德》、《诗 歌会》、《莱茵河之金》；在这里，居住着诸如斯特潘・乔治、雷纳・玛丽亚・里 尔克那样著名的德国诗人；在这里，理查・施特劳斯正在写他的歌剧，托马 斯・曼刚在不久前写成《威尼斯之死》这篇小说，而奥斯瓦尔德・史宾格勒 正在与希特勒的房子差不多一样空荡荡的室内疾书《西方的衰落》这部著作 之首卷。在靠近的一家名叫“十一个刽子手”的餐馆内，《暴君的幽默》的 作者、声名狼藉的天才弗兰克・韦迭金德正在演唱他创作的歌曲；在全德国，
他创作的关于性生活和堕落性的话剧，令观众作呕也使他们着迷。
自本世纪初，连最可憎、最荒唐的文艺和政治理论，皆大受欢迎的波 希米亚主义之精神，就业已在慕尼黑存在，并吸引了全世界的不墨守成规的 人们。在离施莱斯默大街只有几幢房子远的地方，即门牌１０６号，居住着 另一位政治极端者——他从俄国流放出来，已居住年余。他登记的名字是梅 耳先生，真名却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搞地下活动时人称他 列宁。１０多年前，他曾在这里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著书立说。
现在，希特勒不但也布施霍宾的咖啡馆和饭店进进出出，而且也在享 受思想自由的轻松舒适的空气。他的叛逆天性和暴躁的神情并不吓人。在这 里，他不外乎是另一个怪人而已，他也常常能找到愿意听他发泄怨言和讲述 理想的人们。尽管他与施霍宾内的波希米亚主义多少有些关系，他的绘画风 格却一成不变，与他的烈火性格与激进的政治观点形成鲜明对比。
他的手法依旧是学院式的，而不是带有试验性质的。但很大胆，甚至 刚劲有力。
在这个富饶的地域，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迷恋复活了。在图书馆里，他 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凡是有关这件“毁灭的理论”的文献他都加以研究。“……
我再次埋头钻研这个新世界的理论文献，试图弄清这种理论所能产生的影 响，并将它在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活中所带来的各种事件与现实的种种现象 加以对比。现在，我破天荒第一次将注意力集中在掌握这个全球瘟疫上。”
从图书馆回来，他常常一个腋下夹着一二本书，另一腋下夹着香肠和 白面包，匆匆走上楼梯，走进自己的小屋。波普先生注意到，他已不再在罗 文布洛饭馆或更小些的餐馆就餐，曾几次请他“坐坐，吃一顿饭无妨”。但 他从不应邀。在波普太太眼里，他这个“奥地利人很迷人”，是个容易相处 又乐于助人的青年，但又有点神秘。“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常常在家一 呆就是几天。“他像个隐士，闷在房中，从早到晚都在读他的又厚又沉的书。” 热心的房东太太要是叫他上她的厨房去进餐，他总能找到借口推辞。一次，
她问他，他读的书与绘画有什么相干。他挽起她的胳膊说：“亲爱的波普太 太，有谁知道在生活中什么可用上，什么用不上？”学习完后，他常到啤酒 馆或咖啡馆去。在那里，常常有人听他高谈阔论。但是，他一把话匣打开，
马上便有人反对他的看法，七嘴八舌的政治辩论于是便展开。在这种论坛上，
在与这些对手的辩论中，希特勒使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变得更加锋利。
冬天一到，买画的顾客便稀少了，这给希特勒增加了困难。即使如此，
在他的有生之年，“这也是他最幸福、最心满意足的时期。”在不利的条件下，
维也纳令人闷闷不乐，慕尼黑则永远不会失去其魔术般的引诱力。“在今天，
如果说，比起世界其他地方来，我更爱慕尼黑的话”，１１年后，希特勒在 牢房里回忆说，“部分原因是，它过去是，现在仍是同我开拓的生活息息相 关。即使在那时我取得了内心满足的幸福，究其原因，完全是因为这个维特 斯巴赫人的住地在每个斤斤计较、但又具有丰富感情的人的身上所产生的魔 力所致。”
１９１４年初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希特勒的尽管艰苦却也有报效的生 活，突然受到了威胁。１月１８日下午３时３０分，有人在急剧地敲门。开 门后，希特勒发现，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面目严峻的慕尼黑警察局的刑警。
这个刑警——名叫赫尔勒——出示了奥地利的一份官方文件：通知希特勒“于 １９１４年１月２０日自动前往林嗣的卡瑟琳・伊丽莎白３０号码头报到入 伍”。如不按时报到，他有可能受到起诉或罚款。更可怕的是他受到警告说，
如当局发现他犯有“为逃避兵役而离国”之罪，他将被罚以重款，甚至被监 禁一年。
阿道夫百感交集。早在３年前当他还住在曼纳海姆时，他曾请求在维 也纳服役，但杳无音讯。刑警赫尔勒要求希特勒在入伍通知上签字。希特勒 心烦意乱，抖抖地签上了“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名字。之后，刑警赫尔勒 逮捕了他，将他押回总部。次早，他被押解至”奥地利领事馆”。此时，连 警方都同情他了。希特勒当时的处境如何，不说自明。总领事也怜惜这个面 黄饥瘦、衣着褴褛的青年画家，允许希特勒向林嗣发电，要求将入伍时间延 至２月初。次日，林嗣打来复电：“务必于１月２０日报到。”因为当天即为 １月２０日，加上对希特勒之惊慌之同情，总领事先生允许他写信向林嗣当 局解释。这是一封请求饶恕的信，满是语法错误的句子和错拼的词——它显 示出，这个被时运逼得走投无路的青年是何等惊慌和失望。他抱怨说，传票
“十万火急”，令他无法处理自己的事务，连洗澡都来不及。
在传票中，我被说成是个画家。我有权得到这个头衔，但只是在有限 的意义上这种说法才正确。不错，本人是靠出卖自己的画为生。因为本人一 无所有（家父生前系一公仆），我之卖画是为了能继续学习。作为一个建筑 画师，本人仍处在训练阶段，因此，我只能以部分时间作画谋生。我之收入 甚微，仅能收支相抵。
他月收入极不固定，眼下收入微薄，原因是，此时慕尼黑之书画市场，
“正在冬眠，而在此地生活或设法生活的画家人数几乎达三千”。他解释说，
“正在冬眠，而在此地生活或设法生活的画家人数几乎达三千”。他解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