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單士釐兩部難得傳世的旅行文本，我們看到近代女子旅行的無限可能。近代 以前的女子大多不遠行，甚至不出門。尤其是已婚者大多稟持「夫婿在，不遠遊」的 觀念，以家庭為生活重心。到了近代以後，女子雖然稍有遠遊機會，大多是「隨夫出 征」的狀態，單獨出遊的機會仍舊不多。如單士釐之得以遠遊，便是標準的以夫為貴 式的遠行。由此可推知，近代人士有較多機會出國，連帶的促使傳統閨秀也有走出家 門、邁向世界的機會，進而留下文本見證旅行經歷。這是近代社會變遷下所特有的一 種現象。對於這種現象，陳平原指出：
晚清社會的變遷，導致許多自覺的或被迫的旅行。它直接促成了留學、出使、
通商、勞工輸出等等。這些海外遊歷，大大拓展了中國人對於人類文明，以及 世界地理的想像。過去我們的遊歷，大抵都限制在中國的領土上，雖然也有鄭 和下西洋的例子；把考察其他文明作為一個重要目的，這是晚清以降才有的。
最早出洋的外交使節或留學生，還有商人等，留下來許多講述其海外遊歷的文 獻。不論做中西交通史，或是早期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都應該關注這些資 料。雖然搜尋不易，但是可以瞭解當時人們對外國的想像，很有意思。
由此段話可推知幾項重點。外來文化的刺激增多之後，勾起人們出遊的欲望，直接導 致自覺的或被動的旅行。旅行在當時大多以「考察其他文明」為重點，最早出洋的大 多是外交使節、留學生及商人等。而單士釐正好是外交使節的眷屬，因此之故得以暢 遊海外，滿足了她對世界地理及文化的想像，進而發諸文字。透過單士釐的文本，得 以了解當時得以出國的女子如何觀看世界、想像世界。
陳平原主講、江欣潔記錄：〈旅行者的敘事功能〉（陳平原主講、梅家玲編訂：《晚清文學教室：
從北大到臺大》，臺北：麥田出版，2005 年 5 月），頁 74。
此外，我們也由她所凝視的文本─明清女作家的傳統詩詞世界中，看到自她少 女時期即結結實實存在於她生命世界中的舊體詩詞，如何也在她者的文學生命中演繹 著光芒。因此我們可以說「錢單士釐的續編，……更多的是對女性詩歌世界的認同，
是她文學身分的一部分。如果說《癸卯旅行記》與《歸潛記》記錄下她旅行者的身 分，建立了她與新世界的聯繫的話，那麼她的《受茲室詩稿》與《國朝閨秀正始集再 續集初編》記錄下的是她的文學身分，建立了她與舊世界的聯繫。正是這種雙重身 分，讓她處在扯動的世界中，才顯得不那麼匆忙與困惑。」誠然，單士釐正是以既 傳統又現代的敘事角度∕方式觀看世界。
身為傳統閨閣教養下的女子，有幸身在最「洋派」的近代社會，並成為洋務大 臣、外交使節的伴侶。因此，旅行對於十九世紀末的單士釐而言，並非遙不可及的事 情。因此，在單士釐這樣的女性旅行者身上所體現的意義，在於身處劇烈變動的近代 社會中，一切的事物都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尋找均衡、企圖體兼中西，達到新派知識份 子所認可的體制內改革的成效。那麼，落實在一般女性身上它所呈現的形色，就更加 值得探究了。
傳統閨秀∕現代女子的雙重身分
以旅行而言，不論中外，十九世紀的女性大都被包裹在有形無形的束縛中，無論 馬甲或小腳，還是標榜不輕易遠行的婦德教條，都使得女性的旅行者遠較男性少了許 多。女子若有機會遠行，也大多為單身或離異狀態（如秋瑾即是）；以單士釐如此夫 妻恩愛、家庭幸福的已婚女子，究屬少數。因此，單士釐的已婚身分，使她的旅行者 角色多了一份較為傳統的閨閣氣息。
僅管如此，聰慧如單士釐者，亦非囿於閨閣傳統而僵化之人，以《癸卯旅行記》
及《歸潛記》的內容而言，我們看到的是一位出身傳統卻勇於吸納新知，進而昂然自 立的女子。這就是體現在單士釐身上的雙重面貌。
綜觀單士釐的旅行散文所呈現的相關言說，如前述她對於女性議題關注的部分，
房琴：〈實「新」還「舊」話女權〉，《書屋》2006 年第 6 期。
她與秋瑾一樣想要救中國，但她的做法比較舒緩；她以吸取有益中國婦女的觀念及作 法來達到潛移默化的效果。她並不認為女子一定要單身或獨立，即使有美滿婚姻亦不 妨礙做個有想法有見地的女子。此處亦可援引熊秉貞的說法證成之：
……與秋瑾（1879-1907）比較。相同的是兩人都出國日本、俄語流利、都想 幫助中國的婦女、反對清朝。不同的是秋瑾要革命，單士釐則想以較慢的方式 改變中國傳統社會；秋瑾要讓中國婦女獨立，單士釐要靠她的丈夫，連遊記裡 都常引用丈夫的說法來解釋自己的意見；秋瑾反對傳統閨秀的思想，單士釐則 比較複雜，她喜歡日本是因為想讓中國婦女像日本婦女一樣成為有教育的良妻 賢母，既可幫助國家，也可保留閨秀的地位與禮儀。
單士釐既想保有傳統閨閣女子的美德，又想以此母教（婦德）救中國。換言之，她的 走向世界、面對世界，並非如秋瑾為了革命救國，只是單純的以一位隨夫出征的女作 家身分，記錄下一篇篇足以反映近代女子旅行的文本。同時，若能使一些婦女得以漸 進的接受她所提出的一些比較「進步」的觀點，那麼也算是達到提倡女學的教化目的 了。推動女學是近代一件大事，女學的發展不只是一個單純的教育問題，同時也與一 個國家的興盛有關。誠如梁啟超所說「女學愈盛，國家愈強」，女子受到良好教育，
就「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對個人而言，「皆可各執一業以 自養」；進而「保國保種」，使國家富強。單士釐也毫不掩飾對女學的提倡，並希望 自己的言說能夠為推廣女學盡一份心力。但是，她所嚮往的女學是日本女子所受的教
此 段 文 字 為 熊 秉 貞 擔 任 講 評 時 的 文 字 記 錄 。 被 講 評 的 論 文 是 魏 愛 蓮 （ Ellen Widmer ） 教 授
（Wesleyan University，U.S.A.）：“Foreign Travel through a Woman’s Eyes: Shan Shili’s Guimo luxing ji of 1903”。發表於「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 研究所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主辦，1999 年 7 月 16 日、17 日）。會後，論文篇名修訂為
〈Shan Shili’s Guimao luxing ji of 1903 in Local and Global Perspective〉（女子眼中的異國之旅─
單士釐之癸卯旅行記），收錄於胡曉真編《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臺北：中研 院文哲所籌備處，2001 年 6 月。此處所引熊秉貞的書面評語，出自〈世變中文學世界專輯 III：
「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研討會」紀要〉（李麗涼記錄），中央研究院文哲所 www.sinica.edu.tw/~mingching/discussion。
育，既溫良恭儉讓又受良好教育的賢妻良母。
因此，同樣是走向世界的新女性，其實相對於與家庭決絕的秋瑾而言，單士釐的 女性實踐要顯得複雜許多。
她相夫教子並自得其樂，置身於傳統大家庭的空間中並沒有感到窒息與壓力，凡 而有更多的責任感，如前述課子教後輩讀古籍，以及她對學術世家文化傳承的憂心等 等。當她走出國門時已屆中年，傳統女子責任最重的階段已過，因此在她的旅行散文 中較少感受到傳統家庭對她所造成的壓抑感。這或許是她的幸運，也是她與當時的傳 統女性不同之處。而單士釐與其他二十世紀初年的新女性相較之下，一樣顯得有些不 同。與她們的新相較之下，單士釐的夫唱婦隨以及醉心於傳統閨閣女子擅長的舊體 詩，又顯得她不夠新。
單士釐正好是處在這樣一個既傳統又現代的世界中，一方面要高舉革新走向世 界，一方面又要持守國故以禦外侮。但這兩個世界她都體驗過，並且出入而無不自 得。在看似拉扯的兩個世界裡，她是悠遊自在的來回穿梭。因此，她一方面走出國門 體驗新世界，書寫旅行散文；一方面又回眸於傳統女性文學世界中，整理舊體詩詞。
出入兩個世界之間，一派悠然。
總而言之，單士釐以出身書香的閨閣身分，兼具現代女子聰慧的目光與擅於運筆 的能力，為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的女性文學提供一個新的範式。換言之，讀者看到 的單士釐既是賢妻良母，同時也是掌握時代脈動的現代女子。她既傳統又現代，看似 傳統實則現代，看似現代卻很傳統。如此複雜而矛盾的面貌，正是單士釐所展現的雙 重身分。
創作者與研究者的雙重敘事
單士釐在兩部旅行文本中所呈現的形象也很複雜。她既是旅行者也是研究者。讀 者看到的不只是單純的自然風土的文字記錄，也看到她以一篇篇專業的散文形式列敘 各國文化的面相。因此，單士釐的部分文本似乎較為類似學術散文。
單士釐之所以能夠兼顧旅行者與研究者的雙重敘事身分，應該與她具備豐沛的學 識有關。如果從旅行書寫的本質而言的話，它指的是人所面對的時、空轉變：
「旅行」指的是跨越空間與時間的運動，以及與離開家園相關的經驗書寫。
而一般近代的閨閣女子大多罕有遠赴異國的生活經驗，所謂的變動與衝擊較少發生在 她們身上。一旦以旅行者的身分遍歷各國，「在旅行的過程中，有許多『能動』與
『不能動』的政治經濟」。就「能動」的部分而言，引發個人對於異地文化的吸收 或自我改造，同時也對己身的文化戀舊：
在「能動」的政治經濟的面向上，因為人到了異地，會因為外在的景觀而形成
在「能動」的政治經濟的面向上，因為人到了異地，會因為外在的景觀而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