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述蘇軾任杭倅後，開始以行遊山水的詩人形象來表述自我，實際上已 涉及了一個問題，那就是蘇軾為何要選擇從這一角度表現自我？或者說，強 調自我的遨遊「山水」，或以表現自然風景為己任，背後存在著怎麼樣的意 識呢？以下先從兩個詩例說明。首先是在〈李杞寺丞見和前篇，復用元韻答 之〉，蘇軾充分地表述了任杭倅的心情：
獸在藪，魚在湖，一入池檻歸期無。誤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 箠環呻呼。追胥連保罪及孥，公自注：近屢獲鹽賊，皆坐同保 徙其家。百日愁歎一日娛。白雲舊有終老約，朱綬豈合山人紆。
53 書簡，見〈與李公擇十七首〉之一，載宋‧蘇軾，《蘇軾文集》，卷五十一，頁 1496。編年，
詳見孔凡禮，《蘇軾年譜》，頁 279。
54 宋‧蘇軾，《蘇軾詩集》，卷三十二，頁 1704。
蘇軾詩中的「遊」與自我意識 人生何者非蘧廬，故山鶴怨秋猿孤。何時自駕鹿車去，掃除白 髮煩菖蒲。麻鞋短後隨獵夫，射弋狐兔供朝晡。陶潛自作五柳 傳，潘閬畫入三峰圖。吾年凜凜今幾餘，知非不去慚衛蘧。歲 荒無術歸亡逋，鵠則易畫虎難摹。（《蘇軾詩集》，卷七，頁 319-320）
詩的開始指出為宦有違一己本性，猶如檻猿籠鳥、池魚遭受限制、失去自由。
為何如此呢？其一是職務——因執行新法而鞭箠百姓或見責移鄉，使之就 範，這使蘇軾感到痛苦。再者，是在新法體制之下，能為地方效力恐怕有限 的自知之明。55詩末，甚至表明了「知非」不去的慚愧之情。從這一首詩後 來列為《烏臺詩案》糾劾的詩篇之一，可知此詩的直言批判色彩以及蘇軾身 為官員，在態度上卻顯「不遜」的一面，在當時已受人注目。然而，不可否 認地，詩中還明確存在著謝絕世事之渴望這樣的一個中心意旨（8-17 句）。也 就是說，蘇軾的政治理念在受到壓抑與挫敗後，其蓄積的反彈力量遂以對
「隱」的高度渴望的心理形式表現出來，構成了這首詩「批判時政」與「思 隱」並存的兩面意識。進一步而言，以直道自許，採取無所避忌的方式表現 對國事、民瘼之關注的「狂直」面目；56及自稱山野之人（第 9 句），57在內
55 詩末言及歲末飢荒，而對身為官員的自己究竟能使得上多少力的這一點上，深感質疑。
56 蘇軾倅杭時期，在自我意識的表現上，除本文論述的山野之姿，還有「狂」之表現，例如：
〈送岑著作〉：「人皆笑其狂，子獨憐其愚。」、〈贈孫莘老七絕七首之六〉：「無多酌我次公 狂」等。「狂」是指內在本質的不質飾、放縱不羈束，不受社會價值所拘束。在蘇軾詩的表 現，可概括為兩個面向，一是指向疏離社會的自我認識，例如〈再和〉：「野人疏狂逐漁釣」，
突顯隱逸的自我本質；第二，此本質若放在社會關係上，「狂直」乃指在政治場域上堅持直 道，不與俗同流合污的自己，甚至屢發「狂言」，形成敢言、勇於批判時政的自我面貌，最 終導致不遇，如蘇軾〈懷西湖寄晁美叔同年〉所稱的「早為世所捐」。關於蘇軾「狂」的研 究，可參見王水照，〈蘇軾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蘇軾論集》（臺北：萬卷樓，1994），
頁 83-85。張海鷗，〈蘇軾外任或謫居時期的疏狂心態〉，《宋代文化與文學研究》（北京：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 63-78。在此，要進一步說明的是，蘇軾後來在密州的〈和 頓教授見寄用除夜韻〉詩云：「狂言各須慎」〈七月五日二首之一〉：「避謗詩尋醫」似乎已 意識到自己直言批判時政的詩作所涉及的潛在危機。換句話說，「狂」也可視為蘇軾寫作政 治批判詩（狂言）背後的自我認識基礎。可互為引證的是，歷經烏臺詩案後，宋‧蘇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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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質上與官場疏遠的自我定位，相互補充為蘇軾的自我意識，是這首詩最 值得關注之處。
正如前述，蘇軾對自然的執愛之心早在外任鳳翔時已見端緒，行游山水 所帶給他的是一種登覽、欣賞，乃至於快樂的氣息。然而，以任杭倅為直接 契機，執行新法卻促使了蘇軾「隱逸」意識之高度自覺，朝向深化自我與山 水關係的發展。詩中，他對身為官員持否定態度，正是在「白雲舊有終老約，
朱綬豈合山人紆。」這一強調自我「山野」資質的基礎下確立。之後的隱逸 之思、山水之情於是皆可視為本性的渴求。可以說，不再只是觀念性的嚮往 山水，蘇軾倅杭後，開始在詩中透過內在本質的自剖，來劃定自己非仕宦之 人的屬性。這一自我意識的形成也可見於第二個詩例，〈湖上夜歸〉云：
我飲不盡器，半酣尤味長。籃輿湖上歸，春風吹面涼。行到孤 山西，夜色已蒼蒼。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尚記梨花村，
依依聞暗香。入城定何時，賓客半在亡。睡眼忽驚矍，繁燈鬧 河塘。市人拍手笑，狀如失林麞。始悟山野姿，異趣難自強。
人生安為樂，吾策殊未良。（《蘇軾詩集》，卷九，頁 441）
詩中是說，春風吹面，夜色蒼茫，蘇軾乘籃輿、帶著醉意徐徐返城。睡夢之 中他吟著詩句——即便很快地又忘記吟詠了什麼，身心則沈浸在梨花所散發 的清幽香氣中，餘味猶存。然而，行至河塘街卻出乎意料地變了樣。據《西 湖遊覽志餘》載：「沙河塘，宋時居民甚盛，碧瓦紅檐，歌管不絕。」58即其
子瞻夜字韻作中秋對月二篇，一以贈王郎，二以寄子瞻，二首〉之一亦稱蘇軾：「狂夫猖狂 終累人」也將蘇軾敢於批判時政，因詩而招禍，稱之為狂的表現。再者，相較於「狂」是 在熙寧三年於汴京時已滋長，本文論述的「山野」姿，在詩中的表現是到任杭倅時才鮮明
57 有關蘇軾「山野」資質的前行研究，可參見王洪，〈蘇軾野性論〉，文中認為野性：「是與仕起來。
宦對立而又與隱居有所區別的人生觀念」，是解開蘇軾一生渴望歸田卻未退隱的現象之關 鍵，並區分五個時期加以討論，詳見氏著，《蘇軾詩歌研究》（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
頁 1-49。
58 明‧田汝成輯撰，《西湖游覽志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卷二十一，頁 305。
蘇軾詩中的「遊」與自我意識 地。「睡眼」以下四句，是將都會的繁鬧、喧噪與一路的安閑、靜謐加以對 比，由此突顯措手不及的自我身姿。而一到繁華歡樂的城市，蘇軾的闖入不 只帶給自己錯亂狀況，在世俗眼中，自己也是帶著可笑色彩的。「狀如失林 麞」即是從旁觀者的角度描寫，以獐鹿失去棲止之所來突顯一個錯置在都會 中之人的笨拙、驚慌之態，表現出自我意識。詩末，蘇軾深深體認到自己的 山野之姿，終究異於世俗眾人的價值、意趣，無法自我勉強。而既然與世不 諧，安頓己身也就足以為樂，就此角度而言，投入官場恐非最好的打算吧。
蘇軾將自己描寫成一個都市不適應症候之人，入城之後驚顧、慌亂，帶 著滑稽色彩、招人嘲笑的模樣，當然不無誇張，但這無非是為了將自我「異 於世俗」的資質與形象強烈的浮顯出來。顯然地，此詩的要旨並非意在批判 世俗，也不在於將自己客體化而自嘲疏拙，而是在山水與都會空間場景的置 換中，突顯一個與眾人「異質」的自我發現、領悟過程，流露的心情無非是 感慨的。這也可說是蘇軾置身在新法變革下，對官場本質的認識愈加透徹，
由此滋長的牴觸、孤立心情。王文誥稱：「自謂山野之狀，本不合作官人，
故城市以其不類而笑也。全用此意作結，亦自慨之詞。」59即是看到蘇軾置 身錯位、與世俗扞格的自我認識及喟嘆。在這期間，另如：「我本西湖一釣 舟，意嫌高屋冷颼颼。」「平生自是箇中人，欲向漁舟便寫真。」60一再可見 蘇軾「山野」之姿的自我定位。由此反映出蘇軾在時政措施有違己志、遭受 排擠的情況下，遂轉向對仕宦本質和自我關係的思考，從中確立自我，把握 自我的心理。
進一步地說，身為自請外任的舊黨要員之一，與世疏遠的心情並非蘇軾 獨具，61然而，蘇軾的獨特處在於，將疏遠官場的心理深化到自我認識的這
另可參見〈湖上夜歸〉查注，載宋‧蘇軾，《蘇軾詩集》，卷九，頁 441。
59 宋‧蘇軾撰，清‧王文誥輯，《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7），卷九，
頁 1948。
60 宋‧蘇軾，〈書雙竹湛師房二首〉，《蘇軾詩集》，卷十一，頁 524；〈李頎秀才善畫山，以兩 軸見寄，仍有詩次韻答之〉，卷十一，頁 528。
61 例如：宋‧蘇轍〈初到陳州〉二首之二：「久愛閑居樂，茲行可遂否？」宋‧張方平〈自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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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層次。這或許是蘇軾身為第一線執法官員，承受的內在衝突遠比退處洛 陽的司馬光等人或陳州的蘇轍激烈得多，致使他在倅杭期間，一方面致力於 批判新法弊端；一方面則是自覺地疏遠官場，將自己和世俗加以區隔，形成 了詩中關注自我、解釋自我的鮮明特徵。實際上，就後設的觀點來看，「山 野」資質的自我定位，在蘇軾的精神史上佔據著非常重要的位置。這既使蘇 軾爾後在進出朝廷之際，始終對「官員身份」持以審視、疏遠的心理距離，62 由此獲得精神的高度獨立及自由；另一方面，也致使山水被賦予新的價值和 意義。也就是，既然性屬山野之質，與世俗格格不入，也就宜於山水浪遊，
〈再和〉：「野人疏狂逐漁釣」、〈徑山道中次韻答周長官兼贈蘇寺丞〉：「聊為 山水行，遂此麋鹿性」63皆表明對倅杭的蘇軾而言，自然山水意味回歸自我 價值的一個所在。而蘇軾也自此確立了其獨特的生存方式－無論處於何地始 終自覺地親近山水、遊於山水，書寫山水，甚至視山水為歸。
視「山野」為自我道地的本質，那麼，蘇軾疏遠政治場域的表現就不是 成為一個寧靜的隱者，而是一個放曠、不受拘限的好遊詩人。如文同〈次韻〉
所說：「胡為放浪檢束外，日與隱者相招呼？籃輿往往從以孥，靈運石壁無
所說：「胡為放浪檢束外，日與隱者相招呼？籃輿往往從以孥，靈運石壁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