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華人文學報 第二十期 2012 年元月 頁 59-105 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蘇軾詩中的「遊」與自我意識──
以倅杭為中心的考察
李妮庭
∗提 要
一般認為蘇軾任杭州通判後，詩歌最引人注目的特色之一是致力於山水記遊 與表現自然，然而，這是基於怎樣的創作心理與自我認識呢？再者，杭州作為蘇 軾成長為宋代第一流詩人的標誌性之地，他是如何看待在杭的創作與自我？這些 問題是歷來較少關注的。本文旨在探究蘇軾的倅杭之「遊」與其內在意識之間的 關係，從倅杭之前「遊」的自傳性表現，到倅杭時期以書寫自然風景自任的態度、 「清」與「野」的個體意識等逐一闡釋，由此說明蘇軾遨遊山水的詩人形象背後 所蘊含的自我認識、詩作特質，揭顯蘇軾之「遊」與時代深刻的對應關係。 關鍵詞：蘇軾、杭州、遊、自我意識、北宋∗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生。
東華人文學報 第二十期
一、前 言
熙寧四年（1071）十一月至熙寧七年（1074）九月，蘇軾（1037-1101） 以太常博士直史館的身份通判杭州。離開杭州後，蘇軾在任內詩作即被民間 印刷刊行，廣泛流傳，成為文學史上作家作品得以現時刊行的重要先例。1就 此角度來看，杭州可說是蘇軾成長為宋代第一流詩人的標誌性之地。然而， 蘇軾本人是如何看待這一時期身為詩人的自我與創作呢？這是值得深思的 問題。 在杭期間，蘇軾除在詩中批判時政，探勝記遊、山水題材的作品也取得 前所未有的發展，歷來深受激賞的西湖詩即滋長於此。2誠如學者指出的，蘇 軾倅杭後，詩的世界成為了他流連忘返的休息場所，更以描寫自然為興趣中 心。3然而，一個容易忽略的問題是，如果蘇軾在詩中公然譴責新法弊端是出 自於士大夫的承擔與公心，那麼，記錄行遊山水的經歷或者熱衷表現自然， 是基於怎樣的創作心理與自我認識呢？元豐四年（1081），蘇軾在致書予自1 詳見內山精也著，朱剛等譯，〈王安石《明妃曲》考——圍繞北宋中期士大夫的意識形態〉， 《傳媒與真相——蘇軾與其周圍士大夫的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110。 又，孔凡禮指出：「倅杭近三年，人為編、刻蘇軾所作，曰：《錢塘集》。入元豐後，有所增 益。傳世甚眾。」參見氏著，《蘇軾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291。 2 例如：陳善，《捫蝨新話》：「東坡酷愛西湖，嘗作詩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識者謂此兩句已道盡西湖好處。」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收錄《陳善詩話》，冊 6，頁 5560。又王文誥在〈飲湖上初晴後雨二首之二〉案語：「此是名 篇，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公凡西湖詩，皆加意出色，變盡方法。」引自宋‧蘇軾著， 清‧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九，頁 430。在 前行研究部分，蘇軾探勝紀遊的詩歌研究，參見橫山伊勢雄，〈關於詩人之狂──蘇軾的情 況〉，劉柏青等主編，《日本學者中國文學研究譯叢》，第一輯（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 頁 186-188。西湖詩與山水詩的研究，參見夏承燾，〈說蘇軾的西湖詩〉，《夏承燾集》（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冊八，頁 192-200；謝桃坊，《蘇軾詩研究》（成都：巴蜀書社， 1987），頁 72-75。 3 小川環樹著，周先民譯，〈蘇東坡其人其詩〉，《風與雲——中國詩文論集》（北京：中華書局， 2005），頁 205。
蘇軾詩中的「遊」與自我意識 己詩歌的熱愛者陳師仲時，回顧起倅杭時光，〈答陳師仲主簿書〉：
足下主簿，於法得出入。當復縱游如軾在彼時也。山水絕
窮處，往往有軾題字，想復題其後。足下所至，詩但不擇
古律，以日月次之，異日觀之，便是行記。有便以一二見
寄，慰此惘惘。
4 蘇軾說，身為主簿的陳師仲，應該也是循著自己昔日以「縱游」各地的方式 投入詩歌創作吧。進而提出，將這些詩歌以不分古、近體的方式編年，也就 是「行記」。在此，有兩點值得關注。第一，以「縱遊」山水指稱外任一地 時的創作方式。杭州作為蘇軾心目中一個「到處長如到舊遊」5的所在，可供 追憶的角度是多方面的。然而，談及在杭的生活方式（或說創作方式）時， 蘇軾內心浮現的卻是自我的「縱遊」之姿，這意味著什麼呢？當然，合理地 說，此時迴避敏感的時政批判詩，言及相對輕鬆地山水遨遊，對正處政治流 放的蘇軾而言，無疑是必然採取的言談方式。然而，更接近實際情況的是， 在蘇軾罷杭州任，幾度遷徙密、徐、湖期間，皆持續地對杭州加以回顧。例 如〈懷西湖寄晁美叔同年〉：「獨專山水樂，付與寧非天。」〈次韻王鞏顏復 同泛舟〉：「躞蹀身輕山上走，歡呼船重醉中歸。……憶在錢塘正如此，回頭 四十二年非。」〈次韻周開祖長官見寄〉：「百首共成山上集，三人同作月中 遊。」6等，詩中對杭州的湖光山色投注以深情之餘，也令人感到「遊」對蘇 軾而言，似乎並不只是一般的遊覽、遊樂，而存在著更獨特的意義？另從這 些詩回顧自我之「遊」，與〈答陳師仲〉書信的立場並沒有什麼不同看來， 蘇軾自覺投入杭州這地域空間所採取的方式「縱遊」，格外值得關注。那就 是，蘇軾對遊歷山水、接近自然，這一走向外部自然世界的創作姿態，存在4 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四十九，頁 1429。 5 宋‧蘇軾，〈和張子野見寄三絕句——過舊遊〉云：「前生我已到杭州，到處長如到舊遊」宋‧ 蘇軾，《蘇軾詩集》，卷十三，頁 652。 6 宋‧蘇軾，〈懷西湖寄晁美叔同年〉、〈次韻王鞏顏復同泛舟〉、〈次韻周開祖長官見寄〉，載宋‧ 蘇軾著，《蘇軾詩集》，卷十三，頁 644；卷十七，頁 876；卷十九，頁 983。
東華人文學報 第二十期 著怎麼樣的思考呢？ 第二，蘇軾認為「縱遊」各地的詩篇，予以編年後，就成為了「行記」。 這一看待自我作品觀念，應如何理解？首先，何謂「行記」呢？據學者的研 究可知，「行記」在文體上屬遊記散文的範疇，7例如黃庭堅的〈黔南道中行 記〉、〈中興頌詩引并行記〉等，雖標以「行記」之名，然而是寫遊程。8至於
蘇軾，
James M. Hargett
指出，蘇軾像〈遊白水書付過〉這樣「一日遊」（daytrip
essays
）的「行記」是其對遊記散文發展最大的貢獻，其自傳性傾向完全代7 曾棗莊〈論《全宋文》的文體分類及其編序〉指出：「從南宋起還出現一種日記體的遊記， 如陸游的《入蜀記》、范成大的《吳船錄》，及其他各種行記。這種新興文體對後世影響很大， 如明代的《徐霞客遊記》，就是這類行記的發展。除作為專書流傳者外，凡總集、別集中的 這類行記入山水遊記類」，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冊三 六○，頁 264。由此可知，「行記」乃是「日記體的遊記」，在文體分類上歸入山水遊記類。 可以補充說明的是，這類新興文體的「行記」之發端，似乎可上溯至蘇黃時代。根據初步檢 索，黃庭堅文集已存留數篇名之為行記的散文，短篇者，例如〈游中巖行記〉之一云：「黃 某、楊韡、祝林宗、了賢、慈元，步至思濛江，經喚魚潭，長老圓亮來迎，酌玉泉，乃上巖 寺。元符三年八月戊午。」《全宋文》，冊一○七，卷二三二五，頁 213。另如〈黔南道中行 記〉、〈中興頌詩引並行記〉、〈香山寺行記〉等，亦皆是記遊程。此外，據蘇軾〈司馬溫公行 狀〉，司馬光曾著有《遊山行記》12 卷，或為私人的遊山記，《蘇軾文集》，卷十六，頁 492。 另在另元另〈另另游另〉云：「另另另另另另游〈另另另另另另行記〉另另，另畫遒媚，深有 二王楷法。」《全宋文》，冊一八二，卷四○○六，頁 408。可見秦觀所作行記，非長途旅行 記，而是記遊。到了南宋，這類寫遊程的行記更廣泛地出現在各另文集，而在體制上漸趨長 篇，在內容上則更重視山水景致之摹寫，最重要的是出現了像陸游、范成大這樣記長途旅行 的「行記」。又，關於陸游這一類型的記行文另，淵源有自，學者已詳盡論述，參見黃啟方， 〈歐陽脩于役志析論〉，《兩宋詩文論集》（臺北：國另出版社，2010），頁 15-71；李德輝， 〈唐代交通與唐人行記〉，《唐代交通與文學》（長沙：湖南文學出版社，2003），頁 390-440。 8 李德輝，〈唐代交通與唐人行記〉從行記的文體源流角度，論遊記與行記的區別時，認為：「行 記之行，一般指長途旅行，行記就是只專記長途旅行的自傳」相對地，「遊，都只一日或幾 日的短程遊覽。」在這一定義之下，指出：「宋人開始作接近現代意義的山水遊記，但有時 候名稱用得不規範，如黃庭堅〈黔南道中行記〉、〈中興頌詩引并行記〉，明明是寫遊程，卻 標以『行記』之名，令人十分不解」見氏著，《唐代交通與文學》，頁 437。這也等於承認除 了傳統的「行記」與「遊記」，在黃庭堅時代尚有稱「行記」，但實際上是記遊歷的一類散文 的存在。這一類短程的旅遊記，就寫作形式與內容而言，確實和唐代以來的「遊記」類文體 有所區別。據目前文獻檢索，此類記遊的「行記」，在寫作意識的源頭或與傳統記長途旅行 的「行記」或「題名記」有關。然其間細節甚為駁雜，有待日後另行撰文考察。在此，「行 記」的界說，循前行各研究學者之論述。
蘇軾詩中的「遊」與自我意識 表遊記寫作的新方向，另如編年性質、高度的私人特質等，皆是蘇軾最突出 的所在。9在此，涉及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在「年譜式思維」普及的宋代，詩 人以「編年」的自編文集方式記錄個人事跡（出處），或者以之為回憶錄的 作法已為部分作家採用。10然而，特別的是，當蘇軾想到「異日」將通過詩 歌編年的形式去回顧自我的生命軌跡時，是由「行記」——也就是「遊」的 角度，這一點就顯得意味深長了。這不只說明蘇軾到過許多地方遊覽、創作 了一定數量遊覽詩，更重要的是，他對「遊」有著濃烈的興趣和關注，並且 對於自己在持續地遊歷中增添生命的年輪，這樣一份「遊」的姿態有著充分 地自覺意識。 關於蘇軾詩歌中「遊」的探究，目前學界主要集中在蘇軾「記遊」書寫 特色的闡釋，11甚少關注蘇軾倅杭之「遊」與自我認識之間的關係。在此， 本文認為蘇軾是一個自我意識極為強烈的詩人，其獨特的精神特質在倅杭之 「遊」首度有了深刻地展現。「遊」這一行動可說是充分地象徵著蘇軾疏遠 政治場域後的一個自覺姿態，與其詩人意識、自我表現息息相關。因此，文 中所感興趣的是「遊」這一行為在蘇軾的表述下，所呈現的內在意識的探究， 並將深入論述這一自我認識和時代的對應關係。 本文「遊」一詞，所指乃為遨游、游覽之意，與「游」相通。在蘇軾詩
9 James M. Hargett在“The Travel Records（Yu-chi）of Su Shin”對蘇軾《東坡志林》單篇「記
游」類散文和〈石鍾山記〉提出探討，論述蘇軾對遊記散文發展的貢獻有七，「最大的貢獻 就是他的短路程於一天的行記」，而這種短程記錄也是北宋末最流行的遊記，《漢學研究》 第八卷，第二期（1990），頁392-396。 10 淺見洋二，〈文學的歷史——論宋代的詩人年譜、編年詩文集及詩史說〉指出：「在詩史說 或年譜式思維（Chronological Thinking）通行的宋代，部分詩人以有意識地明確採用「史」 或「年譜」的寫法。比如，宋代詩人多在詩中寫明年月。有時也用自序和自注的形式，記 下有關創作時期等內容信息。」文中所舉之例為賀鑄詩，詳見氏著，金程宇、岡田千惠譯， 《距離與想像——中國詩學的唐宋轉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326-328。 11 關於蘇軾詩歌中的「遊」之前行研究，可參見楊方婷，「蘇軾文學作品中的遊」（新竹：清 華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第三章〈蘇軾的山水記遊文學〉，頁38-69。又，王啟 鵬，〈「忘」與「游」：蘇軾的精神家園——蘇軾遭貶後的心靈透視〉則從「游世」思想，論 述蘇軾貶惠州後審美人生的實現，《樂山師範學院學報》第二十二卷，第一期（2007），頁 10-17。
東華人文學報 第二十期 文中或稱為遊覽、遊歷、遊觀、游行。這些與「遊」結合為複合詞的詞彙， 意義各殊，然皆標示著主體對外部世界的閱歷及體驗。當然所謂的「遊」， 必有遊之主體（遊者）以及相互對應的客觀對象世界（遊之場域）。首先， 就本文的探討範疇而言，蘇軾任杭倅時期之「遊」在性質上乃屬親身踐履之 「形遊」。因此，文中論述以實際的空間場所之遊為主，而不涉及形而上之 遊，如「神遊」、「臥遊」等精神領域範疇。再者，實境的遊覽場域中，蘇軾 在杭之遊乃以自然山水或佛教名勝山水為主，本文論述亦以此為核心，不含 山水園林等人文景觀之場所。就此而言，論述中也將致力於探求遊於「山水」 之於蘇軾所存在的意義。 以下，循著前述，將具體地探求蘇軾在杭遨遊山水所顯示的自我意識。 然而，推本溯源，蘇軾將「遊」結合書寫的方式並不始於杭州。在任杭倅之 前，除了熙寧二（1970）、三年（1971）於汴京的少數詩作外，幾乎缺乏政 治批評的作品，而多以遊觀自然山水、人文名勝為主調。如果說，蘇軾創作 之始的南行詩本身就是在行旅過程之中寫成的作品，「遊」的方式與態度與 後來任官一地的模式存在差距，適合獨立探討。12那麼，蘇軾鳳翔任內的創 作，就是理解蘇軾外任一地時「遊」之意識的首要開端，而有考察的必要性 了。由於這一時期的創作取向對杭州詩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前行意義。為了 使杭州之「遊」的涵意得以充分地彰顯，本文首先將追溯至外任之初，蘇軾 在遊歷中自我意識的發展情況，由此呈現蘇軾之「遊」逐步走向深刻化的心 靈軌跡。
二、「旅遊記」的自傳意識：倅杭之前的考察
嘉祐六年（1061）冬十二月，至英宗治平元年（1064）冬十二月，蘇軾12 實際上，本文認為蘇軾在南行詩中已對「遊」顯出高度的關注態度，然此一系列詩畢竟為 長途旅行的紀述，與論述中心倅杭之遊在性質上頗有差距，為避免論述過於駁雜，故在此 暫不列入論述。
蘇軾詩中的「遊」與自我意識 任鳳翔府簽判三年期間所作詩，與蘇轍（1039-1112）詩集結為《岐梁唱和詩 集》。詩中以蘇軾任職鳳翔一地為唱和軸心，在形式上大抵以蘇軾為首唱， 蘇轍繼而和作的基本模式。而這樣「一官一集」的編集方式，據已有的研究 成果顯示，正反映了宋人：「想要將自己的詩按階段、創作順序整理的潮流。」13 也是蘇軾「表現出自傳性的創作意圖」的形式之一。14如此看來，蘇軾以詩 為個人記錄，把握人生各個階段發展的自覺意識，在創作之初就相當明確。 然而，蘇軾詩中所記，是怎麼樣的自己呢？檢閱詩作可知，相對於蘇轍 在汴京侍親，過著近乎封閉、內向式的園居生活，蘇軾則是在嘉祐六年十二 月的到任之初，即訪當地名勝，以連章組詩的形式題詠〈鳳翔八觀〉。並且 每在公務之餘、休憩之時以積極、主動的態度因便遊覽，表現了外向性的生 活方式與創作傾向。可以說，遊覽意識的濃烈是蘇軾鳳翔詩最值得注意的特 色之一，名勝題詠、山水記遊的題材也占了此時詩作的最高比例。而相較以 〈鳳翔八觀〉為代表的題詠詩，是在歷史性的晤對之中表現對政治、人事的 關心。15蘇軾記錄遊歷的詩作則和自我表現息息相關。就詩題的形式，可分 為幾類： （1）〈壬寅二月，有詔令郡吏分往屬縣減決囚禁。自十三日受 命出府，至寶雞、虢、郿、盩厔四縣。既畢事，因朝謁太 平宮，而宿於南溪溪堂，遂並南山而西，至樓觀、大秦寺、 延生觀、仙遊潭。十九日乃歸。作詩五百言，以記凡所經
13 淺見洋二〈文學的歷史——論宋代的詩人年譜、編年詩文集及詩史說〉指出：「所謂一官一 集，只得視作官的詩人，每作一官就編纂一部作品集。」且在蘇軾之前，宋代像是楊億、 宋祁等人都採取過這樣的作法。淺見洋二，《距離與想像——中國詩學的唐宋轉型》，頁 330。 14 唐凱林在〈宋代傳記與蘇軾的生平〉一文，從蘇軾詩歌「有意識地為自己的作品編年」和 自編文集兩方面，指出蘇軾典型地表現出自傳性的創作意圖，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主編，《中 國蘇軾研究》，第一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頁 138-140。 15 謝桃坊《蘇軾詩研究》指出：「蘇軾在組詩中主要批評了古代的暴政，表現了他的政治思想。」 並有詩歌分析，頁 51-55。小川環樹〈蘇東坡其人其詩〉則認為此一時期蘇軾最關心的仍是 在人事和政治方面，詳見氏著，《風與雲——中國詩文論集》，頁 204。
東華人文學報 第二十期 歷者寄子由〉 （2）〈七月二十四日，以久不雨，出禱磻溪。是日宿虢縣。二 十五日晚，自虢縣渡渭，宿於僧舍曾閣。閣故曾氏所建也。 夜久不寐，見壁有前縣令趙薦留名，有懷其人〉、〈二十六 日五更起行，至磻溪，天未明〉、〈是日自磻溪，將往陽平， 憩於麻田青峰寺之下院翠麓亭〉、〈二十七日，自陽平至斜 谷，宿于南山中蟠龍寺〉、〈是日至下馬磧，憩於北山僧舍。 有閣曰懷賢，南直斜谷，西臨五丈原，諸葛孔明所從出師 也〉 （3）〈自清平鎮遊樓觀、五郡、大秦、延生、仙遊，往返四日， 得十一詩，寄舍弟子由同作〉 （4）〈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明日早，往南溪小酌，至晚〉、 〈二月十六日，與張、李二君遊南溪。醉後，相與解衣濯 足，因詠韓公《山石》之篇，慨然知其所以樂而忘其在數 百年之外也。次其韻〉等16 （1）（2）是蘇軾公務旅程的記述，（3）（4）則為記遊。前兩項雖可說是記 行詩，然而詩中以旅途閱歷、遊蹤為表現中心，已有別常見的寫法。首先， （1）是作於嘉祐七年（1062），由於水旱的關係，朝廷詔減決囚禁，蘇軾遂 得以：「分縣傳明詔，尋山得勝遊。」自十三日出府城，至寶雞、虢郿、盩 厔四縣，至十九日，歷時七天的旅程，蘇軾按照時序，將自己在地理方位上 的移動、登覽和見聞原原本本地呈現，一氣相生，敘記於詩。從詩題中「以 記凡所經歷者寄子由」可知，即使詩中記行的特質鮮明，卻不適合以歷來記 行詩的框架視之，因為相較於唐人紀行詩「只記載途中重要經歷，絕不有聞 必錄」的作法，17此詩的寫作目的顯然有別。蘇軾關注的並非寫景或抒情、
16 宋‧蘇軾，《蘇軾詩集》，卷三，頁 122；卷四，頁 173-176、183；卷五，頁 192、183、198。 17 李德輝〈唐代交通與唐人創作方式的新變〉論述唐代紀行組詩的寫作原則。李德輝，《唐代
蘇軾詩中的「遊」與自我意識 寄慨，而是遊歷本身的紀述。最為獨特的是，蘇軾在詩題、詩注的表現力， 遠遠超越北宋部分作家如王禹偁、歐陽脩等在風景題詠、記遊時的紀實傾 向。18例如，文中「最愛泉鳴洞，初嚐雪入喉。滿瓶雖可致，洗耳歎無由。」 句下的自注，就長達兩百餘字： 是日遊崇聖觀，俗所謂樓觀也。乃尹喜舊宅。山脚有授經臺， 尚在。遂與張杲之同至大秦寺早食而別。有太平宫道士趙宗有， 抱琴見送，至寺，作鹿鳴之引，乃去。又西至延生觀。觀後上 小山，有唐玉真公主修道之遺跡。下山而西行十數里，南入黑 水谷，谷中有潭名僊遊潭。潭上有寺三，倚峻峰，面清溪，樹 林深翠，怪石不可勝數。潭水，以繩縋石數百尺不得其底，以 瓦礫投之，翔揚徐下，食頃乃不見。其清澈如此。遂宿於中興 寺。寺中有玉女洞，洞中有飛泉，甚甘，明日以泉二瓶，歸至 郿。又明日，乃至府。19 這段詩末自注記載了當日遊蹤、景點狀況，只要另立題名，在形式與內容上 幾乎和一篇獨立記遊的「行記」無異。除此之外，引文所指乃二月十九日之 事，詩中其餘詩句下的小注還分別記載： 十三日宿武城鎮，即俗所謂石鼻寨也。云：孔明所築。是夜二 鼓，寶雞火作，相去三十里，而見於武城。（「吏卒尚呀咻」句
交通與文學》，頁 272。實際上，在唐代較常見的連續性紀行詩，亦是如此。在寫法上或重 視抒情，或寫景，亦有敘述或議論，然而似乎少如旅遊記一樣突出旅況的經驗及行程。 18 蘇軾之前，北宋詩人如王禹偁、歐陽脩等已在部分的風景題詠或記遊詩，以詩注來標注地 景方位或地景解說。參見宋‧王禹偁，〈商山十二韻〉、〈西暉亭〉、〈丹水十二韻〉、〈翰林畢 學士寄示醫癭藥方因題四韻兼簡兩制諸知〉等，《小畜集》（臺北：臺灣商務書局，1968）， 頁 48-50。宋‧歐陽脩，〈和丁寶臣遊甘泉寺〉、〈嵩山十二首：天門泉〉、〈嵩山十二首：三 醉石〉等，蘇軾除以此為常例式的寫法，記錄的內容亦趨詳盡、細膩。宋‧歐陽脩著，洪 本健校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居士集》，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 15；《外集》，卷一，頁 1226。 19 宋‧蘇軾，《蘇軾詩集》，卷三，頁 128-129。
東華人文學報 第二十期 下注） 十四日，自寶雞行至虢。聞太公磻石溪在縣東南十八里，猶有 投竿跪餌兩膝所著之處。（「大釣本無鈎」句下注） 十五日至郿縣，縣有董卓城，其城象長安，俗謂之小長安。（「孤 城象漢劉」句下注） 十六日至盩厔，以近山地美，氣候殊早。縣有官竹園，十數里 不絕。（「臨水竹篁脩」句下注） 十七日，寒食。自盩厔東南行二十餘里，朝謁太平宮二聖御容。 此宮乃太宗皇帝時，有神降於道士張守真，以告受命之符所為 立也。神封翊聖將軍，有殿。（「先帝膺符命」句下注） 十八日，循終南而西，縣尉以甲卒見送。或云：近官竹園，往 往有虎。（「操戈畏炳彪」句下注）20 如此一來，七日的旅況，在詩末自注中亦是按程歷時的形式，加上以實證的 態度書寫一時事況、耳目聞見，強調經歷的紀述等，結合這些要素，若認為 這首詩本身就是「詩歌式」的行記，或許不會是過度的臆測吧？只不過在形 式上是以詩文互相補充的模式來加以進行的。另一方面，從蘇軾現存的行 記，在寫作時間上尚無早於此篇的情況看來，反而要考慮，蘇軾日後會發展 出以散文形式記短程遊歷的「行記」，或許和這類詩篇的先行試驗、啟發相 關？這是非常有趣的問題。 （2）是嘉祐八年（1063）出禱磻溪作，與（1）合寫的方式對照，（2） 是以數詩分寫行程。從這一詩群在時間上先後相承，在地理空間上與時推移 這一點，可說和常見的紀行詩無異。但若就每一詩題皆寫明每日行程、精確 標示旅次開展，又突出了蘇軾熱衷記錄自己旅遊經驗的態度。21就內容上而
20 宋‧蘇軾，《蘇軾詩集》，卷三，頁 124-127。
21 Hargett 在“The Travel Records（Yu-chi）of Su Shin”指出，在蘇軾在遊記中，特別喜歡記
錄他在道中的經驗，頁 395。這一特質在（1）（2）記公務之旅的詩篇中格外明顯。正如寫 於另一次公務之旅的〈太白山下早行，至橫渠鎮，書崇壽院壁〉：「再遊應眷眷，聊亦記吾
蘇軾詩中的「遊」與自我意識 言，以「敘傳體」方式寫作的〈二十七日，自陽平至斜谷，宿于南山中蟠龍 寺〉一詩，已充分表現出蘇軾在記遊中表現自傳性色彩的特質。22再者，以 「日記」方式表現旅程的寫法，蘇軾之前，梅堯臣在慶曆八年（1048）的系 列詩作已見端緒。然而梅堯臣的「按日計程，所遇皆詩」雖極具特色，23但 內容主要為行旅隨感、抒情，涵蓋的面向也很廣泛，如：〈淮雨〉、〈舟次山 陽呈王宗說寺丞〉、〈楚童〉、〈雜詩絕句十七首〉等，在詩題上也尚未形成以 日記體的方式標示年月，或內容採分載日程的作法。蘇軾則是自覺地運用「日 記」的方式來記錄一己的旅遊，不能不說是特有的意識。 （3）是治平元年（1064）正月，因章惇來訪，蘇軾三遊終南之作。組 詩中的十一首詩下又各自分題，既有名勝題詠，也有旅遊事況的記述，各篇 詩體不拘。在總詩題上雖未表現日記性，但從往遊地點、所費時日的記載， 仍可見旅遊實錄的特質。在〈仙遊潭〉題下注，蘇軾對景點予以解說： 潭上有寺二。一在潭北，循黑水而上，為東路，至南寺。渡黑 水西里餘，從馬北上，為西路，至北寺。東路險，不可騎馬， 而西路隔潭，潭水深不可測，上以一木為橋，不敢過。故南寺 有塔，望之可愛而終不能到
。
24 這樣近似於景點報導的解說，和（1）詩注寫法近似。有了這段解說，我們 就可知道蘇軾在〈南寺〉所說：「東去愁攀石，西來怯渡橋。碧潭如見試，曾」，令人感到蘇軾有著紀錄自己遊歷的習慣。在這系列詩中，〈是日自磻溪，將往陽平， 憩於麻田青峰寺之下院翠麓亭〉、〈二十七日，自陽平至斜谷，宿於南山中蟠龍寺〉皆旨在 記遊。 22 王文誥在「目亂千巖散紅綠」句下案語，指出蘇軾此詩記夜宿事，乃用敘傳體。宋‧蘇軾， 《蘇軾詩集》，卷四，頁 176。 23 程杰認為梅堯臣之詩：「幾乎可以構成完密的旅行日記」。然而和蘇軾相較，與其說梅堯臣 是有意識地呈現日記式的行旅，不如理解為這是梅堯臣以日常生活經驗為詩歌題材的一種 常例式表現。程杰之說，參見氏著，《北宋詩文革新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頁 154-155。 24 宋‧蘇軾，《蘇軾詩集》，卷五，頁 194。
東華人文學報 第二十期 白塔苦相招。」所指為何。試圖精確傳達自己旅遊經驗的實況，是蘇軾此時 期記遊的特色，另外在〈愛玉女洞中水，既致兩瓶，恐後復取而為使者見紿， 因破竹為契，使寺僧藏其一，以為往來之信，戲謂之調水符〉、〈自仙遊回至 黑水，見居民姚氏山亭，高絕可愛，復憩其上〉等詩，一再可見蘇軾以詩來 述說自己旅遊經驗的態度。最後，從詩題的記述可知，蘇軾對於「遊」這一 遠離日常生活的經驗不只是格外感興趣，激勵了寫作，更重要的是他對於自 己因「遊」而創作的態度是明確自覺的。至於（4），則是一般最常見的記遊 詩，以單篇詩作記遊。和這時期的詩作相呼應處，在於詩題上標示年月。 如上所述，這一期間，蘇軾不但是有意識地將私人的遊歷作為書寫主 題，更發展了「日記」式的記遊模式。而且從他部分詩作中好以詩題、自注 來詳盡解說旅遊的一時事態、景點狀況，或在詩作中記下一天的經遊始末， 都顯現蘇軾作為「遊人」的自覺，以及對於旅遊閱歷和體驗，有著非比尋常 的關注。當然，年譜式的寫法是蘇軾詩的特色，這是沒有異議的，這裡想指 出的是，蘇軾最初有意識地在詩中運用日記式的寫法，就是集中在旅遊的經 驗之中加以體現。川合康三〈日常生活的新發現〉指出在詩歌作品中記錄對 私人有意義的日期，在陶淵明、中唐詩人的作品中已是普遍常見的方式，只 是未如宋人一樣形成日記的意識。25蘇軾在此，不但已發展了詩歌的日記性， 更有意義的是在生活的各項經驗層面中，他選擇了從「旅遊」的角度來把握 和解釋自身的生活經歷，表現自傳性，這不能不說是極為特出的。這或許也 可說是蘇軾以詩為「旅遊記」這一意識的最初發端吧。26 因此，蘇軾日後會形成將足跡到訪之處的詩加以聚集，經由編年的方式
25 川合康三著，劉維治、張健、蔣寅譯，《終南山的變容——中唐文學論集》（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2007），頁 133、134。 26 至於，蘇軾為何會採取這一寫法。除了蘇軾本人對「遊」的獨特意識，亦必須考慮，蘇軾 將至親兼「詩友」的蘇轍視為第一讀者而創作，詩中透露的訊息越詳盡，將有助於蘇轍：「與 君和取當遊陪」，在原詩的基礎上加上唱和，達到緊密的情感交流或詩藝切磋。宋‧蘇轍， 〈聞子瞻重遊南山〉，載曾棗莊、馬德富校點，《欒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卷二，頁 20。
蘇軾詩中的「遊」與自我意識 閱讀，就是「行記」的意識，與他好遊訪山水名勝，在初次外任時就發展了 以遊歷為主導的書寫姿態，並且持續地記遊，有直接的關係吧。儘管此後， 「日記式」的寫法成為蘇軾常例式的詩歌表現，並不只侷限在遊覽主題上， 但以編年式的視角去審視自我之遊的這點認識，確實是在鳳翔時就確立了下 來。可以說，頻繁地書寫「遊」的自我，表現私人旅遊經驗正是鳳翔詩中最 為獨特的展現，充分地彰顯了蘇軾之「遊」與自我表現息息相關的特質。27最 後，這一期間，蘇軾行游山水的自我表述也值得關注： 溪山愈好意無厭，上到巉巉第幾尖。深谷野禽毛羽怪，上方仙 子鬢眉纖。（〈留題延生觀後山上小堂〉，《蘇軾詩集》，卷三，頁 130） 獨攀書室窺岩竇，還訪仙姝款石閨。猶有愛山心未至，不將雙 腳踏飛梯。（〈留題仙游潭中興寺，寺東有玉女洞，洞南有馬融 讀書石室，過潭而南，山石益奇。潭上有橋，畏其險，不敢渡〉， 《蘇軾詩集》，卷三，頁 131） 秋風迫吹帽，西阜可縱遊。聊為一日樂，慰此百日愁。（〈和子 由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溪堂讀書〉，《蘇軾詩集》，卷四，頁 180） 須臾渡溪踏亂石，山光漸近行人稀。窮探愈好去愈銳，意未滿 足枵如飢。（〈二月十六日，與張、李二君遊南溪。醉後，相與 解衣濯足，因詠韓公《山石》之篇，慨然知其所以樂而忘其在 數百年之外也。次其韻〉，《蘇軾詩集》，卷五，頁 198）
27 此後，蘇軾詩最常見的是單篇式記遊模式，這可能與日後「記遊」的職能分化，發展了以 散文形式記遊的「行記」類型有關。另外，必須說明的是，在此並非認為只有鳳翔的記遊 寫法，才符合蘇軾在黃州時提出的「行記」說之範疇。事實上，當蘇軾回過頭去看他在前 一個任所的游歷之作，也都會有行記之感吧。這一觀念，主要取決於與蘇軾持續地「遊」， 並且有意識地書寫自我遊歷的主題。而鳳翔時期的「記遊」形式，正好說明了蘇軾此一意 識的最初發展情況，也可看出蘇軾之「遊」與自我表現緊密相關的特質。
東華人文學報 第二十期 意猶未足地窮探溪山、越度巉巖，或「獨攀」、「還訪」這樣強調親身登陟、 遊興熱烈的表述，顯示了蘇軾每在窮山澗水間尋求適性自得的身心自由與滿 足。從蘇軾在〈壬寅二月決囚經歷〉一詩，將公務之旅視為「尋山得勝遊」； 游仙遊潭時，以南寺塔「望之可愛而終不能到」為憾。和友人遊南溪，解衣 濯足，心神飛馳於韓愈〈山石〉之樂，都可見到蘇軾在跋涉山水之中深度探 求、自由奔放的內心。這和他在精神領域中每欲超越社會秩序、疏宕不拘的 本質是相對應的。猶有甚者，是視山水如歸： 平生慕獨往，官爵同一屣。胡為此溪邊，眷眷若有俟。（〈自仙 游回至黑水，見居民姚氏山亭，高絕可愛，復憩其上〉，《蘇軾 詩集》，卷五，頁 198） 君看麋鹿隱豐草，豈羨玉勒黃金鞿。人生何以易此樂，天下誰 肯從我歸。（〈二月十六日，與張、李二君遊南溪。醉後，相與 解衣濯足，因詠韓公《山石》之篇，慨然知其所以樂而忘其在 數百年之外也。次其韻〉，《蘇軾詩集》，卷五，頁 198） 蘇軾雖深存「翩然獨往，逍遙林泉」的嚮往，有著摒棄功名、疏遠社會秩序 的價值取向。但是，他也強調自己並非分不清楚價值的輕重，「國恩久未報， 念此慚且泚。」這也是其選擇宦遊的原因。然而，行游山水畢竟呼應了蘇軾 內心深處不受社會價值拘束的資質，他於是發展了經由在職時限的視角（外 任多為三年）來把握一己之「遊」的意識，〈東湖〉：「予今正疏懶，官長幸 見函。不辭日遊再，行恐歲滿三」、〈自仙遊回至黑水，見居民姚氏山亭高絕 可愛，復憩其上〉云：「出門猶屢顧，慘若去吾里。道途險且迂，繼此復能 幾。」28由於外任具一定的年限，自然山水的遊訪也因此格外值得珍惜。這 種對「異地」的友善與盡情把握的態度，在蘇軾初次外任就已取得深刻的發
28 宋‧蘇軾，《蘇軾詩集》，卷三，頁 113-114；卷五，頁 197。
蘇軾詩中的「遊」與自我意識 展了。正如蘇轍形容：「愛山心劫劫，從宦興油油」，29蘇軾的山水之心最終 與「宦遊」型態結合，確立起在外任之地盡情遊覽山水的一種模式。但必須 注意的是，蘇軾雖對山水抱持獨特的情感，但在這一時期，山水自然和當地 的人文景觀、文化遺跡等外部世界，皆是吸引蘇軾目光的所在。此時的創作 興趣與其說是表現山水，還不如說是旨在記遊。30這和蘇軾倅杭後，開始有 意識地強調山水與自我的關係、重視表現自然風景，在本質上是有區隔的。
三、「湖山主」：倅杭的詩人之遊
熙寧四年（1071）六月，蘇軾在堅持反對新法的立場下出為杭倅。由於 此次外任在心緒上已非昔比，蘇軾在赴杭途中的〈遊金山寺〉、〈自金山放船 之焦山〉、〈甘露寺〉除透露與世乖違之感，更一再提及終將歸隱的思考和決 心。這種政治氣味濃厚的自白，到杭州後發展為詩歌意識及遊歷心態上的轉 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蘇軾日益關注詩人自我的描述，〈再和〉詩云： 東望海，西望湖，山平水遠細欲無。野人疏狂逐漁釣，刺史寬 大容歌呼。君恩飽暖及爾孥，才者不閑拙者娛。穿岩度嶺腳力 健，未厭山水相縈紆。三百六十古精廬，出遊無伴籃輿孤。作 詩雖未造藩閾，破悶豈不賢樗蒱。君才敏贍兼百夫，朝作千篇 日未晡。朅來湖上得佳句，從此不看營丘圖。知君篋櫝富有餘， 莫惜錦繡償菅蘧。窮多鬥險誰先逋，賭取名畫不用摹。（《蘇軾 詩集》，卷七，頁 321-322） 蘇軾到官三日，訪歐陽脩之友惠勤於孤山，此詩即是蘇軾答友人唱和的詩篇 之一。詩中蘇軾以出遊的自己為談論對象，值得注意者有二，一是蘇軾自稱29 宋‧蘇轍，〈次韻子瞻減降諸縣囚徒事畢登覽〉，《欒城集》卷一，頁 13。 30 小川環樹，〈蘇東坡其人其詩〉：「直至三十五歲前後，描寫自然絕不是蘇軾的興趣中心」， 載氏著，《風與雲——中國詩文論集》，頁 204。
東華人文學報 第二十期 野人、拙者，並以自嘲、自諷的口吻說道，正是身為「不才」之閑人，才得 以流連山水之娛。這樣輕快明朗、侃侃而談自己的不幸，在姿態上絕非政治 挫敗者的嗟歎，反而令人感到自尊、自信及不願循俗的心態。第二，也是最 重要的一點，詩中將穿巖度嶺、窮探山水的遊人形象，以及和詩友約定「窮 多鬥險」，詩思橫溢的詩人形象相互結合，從中表現自己。這一個形象的揭 示，意味著蘇軾開始有意識地以「詩人」為主體的身份去展現「遊」。前此， 蘇軾雖也創作了數量可觀的記遊詩，然而強調的卻是「遊人」的身份，也就 是說，「詩人」原本就是作為隱藏在作品之後的創作者，但在此，談論遊覽 作詩的自己，也被納入詩歌創作的視野之中，成為表現的對象，無疑體現了 蘇軾的自我認識。在〈臘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詩末： 茲遊淡薄歡有餘，到家恍如夢蘧蘧。作詩火急追亡逋，清景一 失後難摹。（《蘇軾詩集》，卷七，頁 318-319） 這裡是說，在恬淡、歡快有餘的出遊後，到家火火速地捕捉靈感、詩思，因 為清幽景色的印象一消失就再難摹寫。在此透露了蘇軾對行遊山水的定位， 是作為創作主體的「詩人」之遊，而非只是官員餘暇的自遣。文同（1018-1079） 〈依韻和子瞻游孤山〉即云：「欲將文字寫物象，當截無限尋江蒲。登高能 賦屬大夫，遊覽未厭嗟已晡。」非但視蘇軾的遊覽為創作之遊，「我今有索 君勿逋，歸日好景為我摹。」31更透露了希望蘇軾為自己摹寫杭州山水風景 的願望。在此，作為一個重要觀念的成立而值得留心之處在於，蘇軾是透過 行游山水來表現詩人自覺及創作心理。可以說，面向自然世界，蘇軾關注的 不再只是閱歷或遊賞，還有創作的強烈自覺。當然，在此之前，山水遊覽就 是蘇軾詩歌的表現題材之一，然而是在倅杭之後，蘇軾才明確地以「詩人」 的形象作為自我表述，並有意識地將山水遊覽的創作心理、活動寫進詩歌。
31 宋‧文同，〈依韻和子瞻遊孤山二首〉之一、之二，胡問濤，羅琴校注，《文同全集編年校 注》（成都：巴蜀書社，1999），冊上，卷二，頁 74。
蘇軾詩中的「遊」與自我意識 在〈宿望湖樓再和〉：「我行得所嗜，十日忘家宅。但恨無友生，詩病莫訶詰。 君來試吟詠，定作鶴頭側。改罷心愈疑，滿紙蛟蛇黑。」〈獨遊富陽普照寺〉： 「欲繼江潮韻，何人為起予」等詩，32都可看出蘇軾自覺流露出一種以詩人 為主體的遊歷意識。而這一意識何以頻繁呈現在這一時期？又促成「遊」何 種表現呢？首先，必須先釐清蘇軾為何將「詩人」身份聯繫到對自我的審視？ 檢閱蘇軾詩中對於「詩人」命題的關注，首度集中出現在熙寧四年（1071），33 出通判杭州，前往陳州拜訪蘇轍之時： （1）詩人例窮苦，天意遣奔逃。……巨筆屠龍手，微官似馬曹。 迂疏無事業……（〈次韻張安道讀杜詩〉，《蘇軾詩集》，卷 6，頁 265-267） （2）憶昔子美在東屯，數間茅屋蒼山根。嘲吟草木調蠻獠，欲 與猿鳥爭啾喧。子今憔悴眾所棄，驅馬獨出無往還。（〈次 韻子由柳湖感物〉，《蘇軾詩集》，卷六，頁 264） （3）多才久被天公怪，闕食惟應爨婦知。杜叟挽衣那及脛，顏 公食粥敢言炊。詩人情味真嘗遍，試問於今底處虧。（〈次 韻柳子玉過陳絕糧〉二首之一，《蘇軾詩集》，卷六，頁 274） 在詩歌史上，對於詩人與文學關係的思考，最常見的是詩人因其優異的秉賦 而多遭受不幸的觀念，唐代如杜甫、白居易、孟郊等人皆持相近的意見。34爾
32 宋‧蘇軾，《蘇軾詩集》，卷七，頁 352；卷九，頁 433-434。 33 蘇軾詩中最早言及「詩人例窮」之說似是作於嘉祐七年（1062），鳳翔簽判任上的〈病中， 大雪數日，未嘗起，觀虢令趙薦以詩相屬，戲用其韻答之〉一詩，詩云：「詩人例窮蹇，秀 句出寒餓。何當暴雪霜，庶以躡郊賀。」宋‧蘇軾，《蘇軾詩集》，卷四，頁 159。蘇軾因病 而無法起觀大雪，故引此說來自嘲未能參與賞雪、宴樂而吟詩的自己，在此，似乎還說不 上是深切的詩人自覺。 34 關於文士在遭遇現實政治的否定及坎凜困頓，最終卻在文學、學術道路上實現個人價值， 身影永存青史，這一觀念的淵源可參見錢鍾書，《管錐篇》（北京：三聯書店，2007），頁 1489-1494。又，川合康三，〈詩創造世界嗎？——中唐詩與造物〉對中唐文人的觀念有深
東華人文學報 第二十期 後，歐陽脩「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之說一出，則成為北宋最具 代表性的論述。35而在此，蘇軾也表現出對於詩人命運與創作關係的關注。（1） 是蘇軾在第一流詩人杜甫身上看到了天公（造物）有意使之承受顛沛流離的 命運，以及政治際遇的困窮，由此印證「詩人例窮」這一古老的命題。值得 深思的是，蘇軾對杜甫這一形象的揭示正是自己大感「微官敢有濟時心」的 政治挫敗之時，這麼說來，對杜甫之「窮」的闡釋，未嘗不是反映了蘇軾對 自己人生處境的思考？到了（2），蘇軾以杜甫的形象來對比譏評柳湖之柳的 蘇轍，言下之意是視「憔悴」作詩的蘇轍為詩人。當時，無須贅言，任陳州 州學教授的蘇轍，正處於仕途坎凜之際。同樣地，（3）的次韻對象是和蘇軾 有姻親關係的柳子玉，36此際正謫官壽春。蘇軾認為柳子玉因其出眾的秉賦， 故列屬在受上天譴責的詩人隊伍，在致慨之餘隱含對其詩歌能力的高度肯 定。在（2）（3）例，對蘇轍、柳子玉的描述，皆透過杜甫形象來加以對照， 這絕非純粹的用典或巧合，而是流露了蘇軾內心對「窮」這一課題的看法。 實際上，蘇軾離陳之後，途經泗州，作〈十月二日，將至渦口五里所，遇風 留宿〉詩云：「平生傲憂患，久已恬百怪。鬼神欺吾窮，戲我聊一噫。」37即 以「窮」表述自己。此後，熙寧六年（1073）的〈和柳子玉喜雪次韻仍呈述 古〉：「詩成就我覓歡處，我窮正與君彷彿。」更是直言視倅杭為「窮」的心 理。由此可知，蘇軾赴杭途中，在陳州和杜詩熱愛者張方平的交往或柳子玉 的詩歌活動，可能促成了某種契機的形成，令他對「詩人」例窮這一古老看 法萌生了更深刻的思考。從而在杜甫人生道路的審視上，形成自我的觀照。 正如〈再和〉詩云：「才者不閑拙者娛」的自我調侃，蘇軾對詩人身份的正
入考察。川合康三，〈詩創造世界嗎？——中唐詩與造物〉，《終南山的變容——中唐文學論 集》，頁 26-48。 35 歐陽脩此論及發展，可參見周裕鍇，《宋代詩學通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63-64、116-123。 36 關於柳子玉其人、與蘇軾兄弟的關係，詳見黃啟方，〈蘇軾柳子玉發微〉之考論，《兩宋詩 文論集》，頁 111-168。 37 宋‧蘇軾，《蘇軾詩集》，卷六，頁 282。
蘇軾詩中的「遊」與自我意識 視，顯然是在面臨政治現實的強大否定之後，確認自我價值的一種表白。 既然，「窮」是造物賦予詩人的命運，那麼，此一詩人的身份置入「遊」 的行動中，又形成了怎麼樣的意識呢？ （1）橫風吹雨入樓斜，壯觀應須好句誇。（〈望海樓晚景五絕〉， 《蘇軾詩集》，卷八，頁 369） （2）春山磔磔鳴春禽，此間不可無我吟。（〈往富陽新城李節推 先行三日留風水洞見待〉，《蘇軾詩集》，卷九，頁 431） （3）師已忘言真有道，我除搜句百無功。明年採藥天臺去，更 欲題詩滿浙東。（〈秀州報本禪院鄉僧文長老方丈〉，《蘇軾 詩集》，卷八，頁 412） （1）（2）皆是圍繞著自然風景和作為詩人的蘇軾二者關係的表述，是說置 身於自然風景，而湧生出必須以詩歌形式予以表現的自任心理。認為一地的 風景有待自己加以呈現，並在詩中自覺表現這一觀念的，在蘇軾之前，還有 王禹偁這一特出的先驅之例。38王禹偁認為：「好景不遇人，安得名存留。」 謫居黃州時，遂「日日江樓上，風物得冥收。」且自認：「詩情不負齊安郡， 杜牧當年與我齊。」顯然，歷經三黜而「專以吟諷為事業」的王禹偁已明確 地自覺到身為詩人的自己，對一地的自然風景肩負表現之責，其意識非但強 烈而且自信。蘇軾在此，當然也流露了從詩人身份的框架，要求自我必須對 自然風景加以表現的意識。但和前人的情況仍然有別，第一，蘇軾在杭的山 水遊歷乃是「縱遊」式的，39當「遊」的主體是詩人時，便產生了（3）所說
38 這種意識在晚唐薛能〈中條山〉詩中已可見到，王禹偁就曾指出薛能的自負，賦〈中條山 二十韻〉與之爭勝，《小畜集》，頁 63。宋‧梅堯臣〈江寧李諫議〉：「六代有舊跡，物景付 與公。切莫負山水，可追王謝風。」也表達了近似的看法。朱東潤編年校注，《梅堯臣集編 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卷十五，頁 315。范仲淹的〈郡齊即事〉：「不 負雲山賴有詩」亦是將詩歌視為回饋自然風景的表現形式。宋‧范仲淹著，李勇先，王蓉 貴校點，《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范文正公文集》，卷五，頁 113。 39 詳見第四節的討論。
東華人文學報 第二十期 的：「更欲題詩滿浙東」自期未來將浙東這一地域的自然風景都以詩歌形式 加以題詠的創作企圖心。40相較之下，王禹偁對書寫始終保有強烈的歷史觀 照，更傾向在名勝地景或前人所未道處予以詩歌表現。41第二，在蘇軾之前， 關於詩人例屬不幸的看法，唐人多歸因於造物對詩人的懲罰與缺乏友善，歐 陽脩的〈感二子〉也繼承這一觀點。42而蘇軾則是發展出上天對詩人心存憐 憫、友善的想法，進而促成了他以書寫一地風景為己任的意識。關於此，可 先看〈僧清順新作垂雲亭〉： 江山雖有餘，亭榭苦難穩。登臨不得要，萬象各偃蹇。惜哉垂 雲軒，此地得何晚。天功爭向背，詩眼巧增損。……天憐詩人 窮，乞與供詩本。我詩久不作，荒澀旋鋤墾。從君覓佳句，咀 嚼廢朝飯。（《蘇軾詩集》，卷九，頁 452） 蘇軾的「詩本」說，是宋代詩學極為重要的議題，已為學者詳論，43無須贅 言。在此，關注的是，這是蘇軾以外部世界的自然風景作為創作取材的一個 重要表白。詩意是說，登高若不得其要，自然萬象遂傲慢不聽從指揮，而有 幸置身於垂雲亭的自己則是「詩眼巧增損」。詩中除了形象生動地展示詩人 駕馭自然素材的創作心理，更將山水遊覽完全轉換為創作之行，於是詩人登 臨所見的並非一般意義之景象，而是「詩本」。有趣的是，提供予「詩本」
40 蘇軾在杭的遊歷和記遊詩遍及潤、常、蘇、杭、湖、秀，屬浙西，在〈與毛令方尉遊西菩 寺二首〉之一即有：「人未放歸江北路，天教看盡浙西山」之語，宋‧蘇軾，《蘇軾詩集》， 卷十二，頁 584。在此，言將往浙東，可更見其試圖將不同地域間的自然風景都以詩歌形式 加以題寫的意欲。 41 王禹偁在前賢題詠的歷史名單上繼之以自己的身影，其意識是以詩來爭取自我在歷史上的 發言位置，參見李妮庭，「閑樂：宋初白居易接受研究」（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 系碩士學位論文，1994），頁 143-144。 42 詳見川合康三，〈詩創造世界嗎？——中唐詩與造物〉的考察，《終南山的變容－中唐文學 論集》，頁 30-39。 43 淺見洋二在〈論「拾得」詩歌現象以及「詩本」「詩材」「詩料」問題〉指出：「在宋代，蘇 軾是最早使用詩歌素材一詞的詩人之一」此後，這樣的詩學術語就固定下來了。載淺見洋 二，《距離與想像——中國詩學的唐宋轉型》，頁 445-450。
蘇軾詩中的「遊」與自我意識 的，不是別的，正是致使詩人窮厄的造物。相近的看法，是蘇軾〈和晁同年 九日見寄〉所說的： 遣子窮愁天有意，吳中山水要清詩。（《蘇軾詩集》，卷十四，頁 697） 此詩雖是在密州任上寄予晁端彥所作，但言及的觀念，顯然是蘇軾在杭的體 認。44詩中引用白居易〈讀李杜詩集因題卷後〉：「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 之說，45並且進一步將意旨聚焦在「吳中山水」與為天所窮的「詩人」二者 的對待關係上，顯出蘇軾的會心所在。詩句是說，上天致使詩人窮愁，正因 為它要詩人以詩歌的形式表現吳中一帶的山水。言下之意，表現一個地域空 間的自然風景正是詩人的責任。 實際上，不論是造物供予詩人「詩本」或期望詩人書寫一地自然風景的 深意，蘇軾對天（造物）的詮釋，46歷歷可見他以自然世界為創作中心的特 質、以詩人自任的心理。在詩歌史上「詩人例窮」這一原始命題的悲哀或牢 騷，發展到了蘇軾，終於被自覺承擔、自我實現的樂觀心理所取代，成為一 個實踐性課題，這是非常有意義的。47而就蘇軾本人的創作歷程來看，在倅
44 蘇軾以自己在杭的經驗提供晁端彥，亦可見〈懷西湖寄晁美叔同年〉，載宋‧蘇軾，《蘇軾 詩集》，卷十三，頁 644。關於晁端彥，〈和晁同年九日見寄〉詩下施注認為晁端彥此時提 點兩浙刑獄，置司杭州。合注則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五十七，「熙寧九年五月」 紀事，指出此時端彥待鞫於潤州。〈和晁同年九日見寄〉的寫作時間為熙寧九年九日，當以 合注為是，同前註。又，孔凡禮，《蘇軾年譜》亦同施注，頁 338。 45 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卷十五， 頁 956。 46 關於蘇軾對「詩人與造物」的看法，山本和義有較全面的論述。文中指出二者是「沒有語 言的造物主，期待著詩人來完成的美」的關係。詳見氏著，〈詩人與造物〉，《詩人〈造物： 蘇軾論考》（東京：研文出版社，2002），頁 37-57。 47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蘇軾之前，白居易已提出「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的說法，川 合康三認為：「此詩作於貶江州司法的途中，將自己與李杜相聯繫，以安慰自己的失意。」 詳見氏著，〈詩創造世界嗎？——中唐詩與造物〉，《終南山的變容——中唐文學論集》，頁 39。如果說白居易「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之說，尚有安慰自己政治失意的成分在， 那麼，本文認為，蘇軾是較明確地從李杜的困頓際遇，正視「窮」之於詩人的意義，確立
東華人文學報 第二十期 杭之前，行遊山水純然是生活經驗之一，紀遊源自於蘇軾對遊歷經驗的關 注，或是為了「以記凡所經歷者寄子由」，主要存有私人日誌或實用意義的 取向。而上述詩人論述的形成，則顯示了蘇軾將行遊山水的主體，由「遊人」 身份轉換為「遊人／詩人」同構的強烈自覺。可以認為，自杭州開始，當蘇 軾面向外部世界的自然山水時，他的內心或許會油然而生，自己是作為接受 造物美意的「詩人蘇軾」的定位感，而自覺地審視這樣的自己吧。 然而，不只如此，蘇軾之所以對身為詩人持以樂觀心理，以詩自任，在 於其深信詩是在政治之外，能夠創造個人生命價值的一個存在，著名的〈法 惠寺橫翠閣〉： 朝見吳山橫，暮見吳山縱。吳山故多態，轉折為君容。幽人起 朱閣，空洞更無物。……百年興廢更堪哀，懸知草莽化池臺。 遊人尋我舊遊處，但覓吳山橫處來。（《蘇軾詩集》卷九，頁 426） 詩中蘇軾對自我「存在」的思考並不以悲哀作結，「遊人尋我舊遊處，但覓 吳山橫處來。」正透露了其自信終將為後人記憶的心理。而會有如此的認知， 合理地說，並不在於蘇軾身為地方官員，而是「詩人」蘇軾寫下了這首紀錄 自我「舊遊」情景的詩篇。也就是，蘇軾明白後來的遊人將是會憑著詩，一 一感受自我的心情與事跡。在此也可以看出，對當時的蘇軾來說，當其從歷 史時間的角度去反思自我時，目光所向，包括功業、歸鄉，乃至於個人生命、 歷史社會等都曾引起其內心悲哀或空漠之感。48然而，「詩」卻是作為一個相 對切實、足以憑恃的存在，和橫翠的吳山一樣存留，為蘇軾所仰賴。換句話 說，蘇軾知道自己將不會為後人遺忘，是因為他已藉由「詩」在「吳山橫處」
自我的價值。實際上，白居易對於詩人之窮的論述確實較為駁雜，如〈讀鄧魴詩〉、〈李白 墓〉，對身為詩人的蹇厄深為感傷，〈答劉和州禹錫〉也透露出詩人為上天懲罰的觀念。關 於白居易的研究，可參見川合康三的論述，頁 26-48。相較白居易，蘇軾對「詩人之窮」的 看法，則更多與以詩自任、無畏於窮的態度緊密聯繫。 48 此詩第 9-16 句，寫的是仕途失意、家鄉遠隔的蘇軾，對人之生存的有限性提出觀照，透露 出置身在時移事改、人事興衰的歷史長流，一切終將湮滅的悲哀。
蘇軾詩中的「遊」與自我意識 刻下印記，使得「吳山」得以和自己永恆地連繫，「屬於」蘇軾。蘇軾之前， 關於「詩人可以通過對一個地方進行不同凡響的描述來佔據一個地方」49的 自覺，在中唐詩人如白居易、劉禹錫等已見發端。就這點而言，蘇軾的觀念 與前人似無不同。但實際上，蘇軾最特出之處，在於其強調將自我遊歷之地， 轉化成「為我所有」的體驗場所，〈和張子野見寄三絕句‧竹閣見憶〉： 柏堂南畔竹如雲，此閣何人是主人。但遣先生披鶴氅，不須更 畫樂天真。（《蘇軾詩集》，卷十三，頁 653） 這首詩是熙寧八年，蘇軾回覆杭州詩友張子野而作。從三絕句的標題分別為 〈過舊遊〉、〈見題壁〉、〈竹閣見憶〉可推知張子野經遊之處，都還存著蘇軾 留下的印記——詩，或許正是這些「遺跡」，50引起張子野的思念之情，故以 詩相贈。詩題的竹閣，即是位在孤山的白居易竹閣，與柏堂相屬，熙寧六年， 蘇軾即曾賦〈孤山二詠：竹閣〉詩。51從詩意來看，關於此閣究竟為誰所有 的問題，不必說，從堂的建立、命名皆成於白居易之手，以及此堂作為紀念 白居易的代表性名勝之一，就一般情況的理解，當然是屬於白居易的「場 域」。然而，蘇軾在此卻宣稱，當一個人能夠在一個場所發展屬於「我」的 體驗，就是理所當然的「主人」，而取得領屬權了。那麼，合理的推論，若 將這一觀念推及蘇軾以書寫杭州風景為己任的態度上，似乎可以認為，蘇軾 內心或許也有自己是杭州湖山「主人」的意識吧。因為，他不正是以「詩人」 的話語權創造了自我在杭的場所體驗，使此地的自然風景「屬於」蘇軾嗎？ 元豐元年（1078）十二月，52道潛從徐歸杭途中，蘇軾在〈和參寥見寄〉詩 後半部分說道：
49 詳見宇文所安，〈特性與獨占〉，陳引馳、陳磊譯，田曉菲校，《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 文學文化論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頁 25。 50 宋‧蘇轍，〈寄龍井辯才法師三絕〉序：「……家兄子瞻以書告曰：『不如道歙溪，過錢塘， 一觀老兄遺迹。』轍用其言。」《欒城集》，卷二十四，頁 270。 51 宋‧蘇軾，《蘇軾詩集》，卷十，頁 481。 52 孔凡禮，《蘇軾年譜》，頁 416。
東華人文學報 第二十期 且隨侍者尋西谷，莫學山僧老祝融。待我西湖借君去，一杯湯 餅潑油蔥。（《蘇軾詩集》，卷十八，頁 920） 直言西湖「為我所有」非常有趣。這說明了蘇軾雖在政治上是個挫敗者，卻 藉由「詩」，將杭州的自然風景化為自我詩性的擁有，對此，蘇軾是有明確 自覺的吧。至於自認為湖山「主人」的這一詞彙，雖未直接見於倅杭的詩文， 然而，從蘇軾熙寧七年（1074）在致與李常的書簡上，稱當時為湖州太守的 李常為「霅上主人」的言論；53以及熙寧八年（1075）〈懷西湖寄晁美叔同年〉 詩，以「獨專山水樂」這一獨占杭州山水的姿態稱述自己，似乎不能說蘇軾 心中沒有這一獨特的自我意識。元祐五年（1090），當蘇軾以知州的身份再 次居杭，即明確在〈袁公濟和劉景文登介亭詩，復次韻答之〉詩表明自己和 同僚兼詩友的劉景文是：「共為湖山主，出入窮澗谷。」54而這一自我認識， 正可說是倅杭姿態的延續。
四、野：「遊」的自我意識之一
前述蘇軾任杭倅後，開始以行遊山水的詩人形象來表述自我，實際上已 涉及了一個問題，那就是蘇軾為何要選擇從這一角度表現自我？或者說，強 調自我的遨遊「山水」，或以表現自然風景為己任，背後存在著怎麼樣的意 識呢？以下先從兩個詩例說明。首先是在〈李杞寺丞見和前篇，復用元韻答 之〉，蘇軾充分地表述了任杭倅的心情： 獸在藪，魚在湖，一入池檻歸期無。誤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 箠環呻呼。追胥連保罪及孥，公自注：近屢獲鹽賊，皆坐同保 徙其家。百日愁歎一日娛。白雲舊有終老約，朱綬豈合山人紆。53 書簡，見〈與李公擇十七首〉之一，載宋‧蘇軾，《蘇軾文集》，卷五十一，頁 1496。編年， 詳見孔凡禮，《蘇軾年譜》，頁 279。 54 宋‧蘇軾，《蘇軾詩集》，卷三十二，頁 1704。
蘇軾詩中的「遊」與自我意識 人生何者非蘧廬，故山鶴怨秋猿孤。何時自駕鹿車去，掃除白 髮煩菖蒲。麻鞋短後隨獵夫，射弋狐兔供朝晡。陶潛自作五柳 傳，潘閬畫入三峰圖。吾年凜凜今幾餘，知非不去慚衛蘧。歲 荒無術歸亡逋，鵠則易畫虎難摹。（《蘇軾詩集》，卷七，頁 319-320） 詩的開始指出為宦有違一己本性，猶如檻猿籠鳥、池魚遭受限制、失去自由。 為何如此呢？其一是職務——因執行新法而鞭箠百姓或見責移鄉，使之就 範，這使蘇軾感到痛苦。再者，是在新法體制之下，能為地方效力恐怕有限 的自知之明。55詩末，甚至表明了「知非」不去的慚愧之情。從這一首詩後 來列為《烏臺詩案》糾劾的詩篇之一，可知此詩的直言批判色彩以及蘇軾身 為官員，在態度上卻顯「不遜」的一面，在當時已受人注目。然而，不可否 認地，詩中還明確存在著謝絕世事之渴望這樣的一個中心意旨（8-17 句）。也 就是說，蘇軾的政治理念在受到壓抑與挫敗後，其蓄積的反彈力量遂以對 「隱」的高度渴望的心理形式表現出來，構成了這首詩「批判時政」與「思 隱」並存的兩面意識。進一步而言，以直道自許，採取無所避忌的方式表現 對國事、民瘼之關注的「狂直」面目；56及自稱山野之人（第 9 句），57在內
55 詩末言及歲末飢荒，而對身為官員的自己究竟能使得上多少力的這一點上，深感質疑。 56 蘇軾倅杭時期，在自我意識的表現上，除本文論述的山野之姿，還有「狂」之表現，例如： 〈送岑著作〉：「人皆笑其狂，子獨憐其愚。」、〈贈孫莘老七絕七首之六〉：「無多酌我次公 狂」等。「狂」是指內在本質的不質飾、放縱不羈束，不受社會價值所拘束。在蘇軾詩的表 現，可概括為兩個面向，一是指向疏離社會的自我認識，例如〈再和〉：「野人疏狂逐漁釣」， 突顯隱逸的自我本質；第二，此本質若放在社會關係上，「狂直」乃指在政治場域上堅持直 道，不與俗同流合污的自己，甚至屢發「狂言」，形成敢言、勇於批判時政的自我面貌，最 終導致不遇，如蘇軾〈懷西湖寄晁美叔同年〉所稱的「早為世所捐」。關於蘇軾「狂」的研 究，可參見王水照，〈蘇軾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蘇軾論集》（臺北：萬卷樓，1994）， 頁 83-85。張海鷗，〈蘇軾外任或謫居時期的疏狂心態〉，《宋代文化與文學研究》（北京：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 63-78。在此，要進一步說明的是，蘇軾後來在密州的〈和 頓教授見寄用除夜韻〉詩云：「狂言各須慎」〈七月五日二首之一〉：「避謗詩尋醫」似乎已 意識到自己直言批判時政的詩作所涉及的潛在危機。換句話說，「狂」也可視為蘇軾寫作政 治批判詩（狂言）背後的自我認識基礎。可互為引證的是，歷經烏臺詩案後，宋‧蘇轍〈次
東華人文學報 第二十期 在本質上與官場疏遠的自我定位，相互補充為蘇軾的自我意識，是這首詩最 值得關注之處。 正如前述，蘇軾對自然的執愛之心早在外任鳳翔時已見端緒，行游山水 所帶給他的是一種登覽、欣賞，乃至於快樂的氣息。然而，以任杭倅為直接 契機，執行新法卻促使了蘇軾「隱逸」意識之高度自覺，朝向深化自我與山 水關係的發展。詩中，他對身為官員持否定態度，正是在「白雲舊有終老約， 朱綬豈合山人紆。」這一強調自我「山野」資質的基礎下確立。之後的隱逸 之思、山水之情於是皆可視為本性的渴求。可以說，不再只是觀念性的嚮往 山水，蘇軾倅杭後，開始在詩中透過內在本質的自剖，來劃定自己非仕宦之 人的屬性。這一自我意識的形成也可見於第二個詩例，〈湖上夜歸〉云： 我飲不盡器，半酣尤味長。籃輿湖上歸，春風吹面涼。行到孤 山西，夜色已蒼蒼。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尚記梨花村， 依依聞暗香。入城定何時，賓客半在亡。睡眼忽驚矍，繁燈鬧 河塘。市人拍手笑，狀如失林麞。始悟山野姿，異趣難自強。 人生安為樂，吾策殊未良。（《蘇軾詩集》，卷九，頁 441） 詩中是說，春風吹面，夜色蒼茫，蘇軾乘籃輿、帶著醉意徐徐返城。睡夢之 中他吟著詩句——即便很快地又忘記吟詠了什麼，身心則沈浸在梨花所散發 的清幽香氣中，餘味猶存。然而，行至河塘街卻出乎意料地變了樣。據《西 湖遊覽志餘》載：「沙河塘，宋時居民甚盛，碧瓦紅檐，歌管不絕。」58即其
子瞻夜字韻作中秋對月二篇，一以贈王郎，二以寄子瞻，二首〉之一亦稱蘇軾：「狂夫猖狂 終累人」也將蘇軾敢於批判時政，因詩而招禍，稱之為狂的表現。再者，相較於「狂」是 在熙寧三年於汴京時已滋長，本文論述的「山野」姿，在詩中的表現是到任杭倅時才鮮明 起來。 57 有關蘇軾「山野」資質的前行研究，可參見王洪，〈蘇軾野性論〉，文中認為野性：「是與仕 宦對立而又與隱居有所區別的人生觀念」，是解開蘇軾一生渴望歸田卻未退隱的現象之關 鍵，並區分五個時期加以討論，詳見氏著，《蘇軾詩歌研究》（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 頁 1-49。 58 明‧田汝成輯撰，《西湖游覽志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卷二十一，頁 305。
蘇軾詩中的「遊」與自我意識 地。「睡眼」以下四句，是將都會的繁鬧、喧噪與一路的安閑、靜謐加以對 比，由此突顯措手不及的自我身姿。而一到繁華歡樂的城市，蘇軾的闖入不 只帶給自己錯亂狀況，在世俗眼中，自己也是帶著可笑色彩的。「狀如失林 麞」即是從旁觀者的角度描寫，以獐鹿失去棲止之所來突顯一個錯置在都會 中之人的笨拙、驚慌之態，表現出自我意識。詩末，蘇軾深深體認到自己的 山野之姿，終究異於世俗眾人的價值、意趣，無法自我勉強。而既然與世不 諧，安頓己身也就足以為樂，就此角度而言，投入官場恐非最好的打算吧。 蘇軾將自己描寫成一個都市不適應症候之人，入城之後驚顧、慌亂，帶 著滑稽色彩、招人嘲笑的模樣，當然不無誇張，但這無非是為了將自我「異 於世俗」的資質與形象強烈的浮顯出來。顯然地，此詩的要旨並非意在批判 世俗，也不在於將自己客體化而自嘲疏拙，而是在山水與都會空間場景的置 換中，突顯一個與眾人「異質」的自我發現、領悟過程，流露的心情無非是 感慨的。這也可說是蘇軾置身在新法變革下，對官場本質的認識愈加透徹， 由此滋長的牴觸、孤立心情。王文誥稱：「自謂山野之狀，本不合作官人， 故城市以其不類而笑也。全用此意作結，亦自慨之詞。」59即是看到蘇軾置 身錯位、與世俗扞格的自我認識及喟嘆。在這期間，另如：「我本西湖一釣 舟，意嫌高屋冷颼颼。」「平生自是箇中人，欲向漁舟便寫真。」60一再可見 蘇軾「山野」之姿的自我定位。由此反映出蘇軾在時政措施有違己志、遭受 排擠的情況下，遂轉向對仕宦本質和自我關係的思考，從中確立自我，把握 自我的心理。 進一步地說，身為自請外任的舊黨要員之一，與世疏遠的心情並非蘇軾 獨具，61然而，蘇軾的獨特處在於，將疏遠官場的心理深化到自我認識的這
另可參見〈湖上夜歸〉查注，載宋‧蘇軾，《蘇軾詩集》，卷九，頁 441。 59 宋‧蘇軾撰，清‧王文誥輯，《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7），卷九， 頁 1948。 60 宋‧蘇軾，〈書雙竹湛師房二首〉，《蘇軾詩集》，卷十一，頁 524；〈李頎秀才善畫山，以兩 軸見寄，仍有詩次韻答之〉，卷十一，頁 528。 61 例如：宋‧蘇轍〈初到陳州〉二首之二：「久愛閑居樂，茲行可遂否？」宋‧張方平〈自題
東華人文學報 第二十期 一個層次。這或許是蘇軾身為第一線執法官員，承受的內在衝突遠比退處洛 陽的司馬光等人或陳州的蘇轍激烈得多，致使他在倅杭期間，一方面致力於 批判新法弊端；一方面則是自覺地疏遠官場，將自己和世俗加以區隔，形成 了詩中關注自我、解釋自我的鮮明特徵。實際上，就後設的觀點來看，「山 野」資質的自我定位，在蘇軾的精神史上佔據著非常重要的位置。這既使蘇 軾爾後在進出朝廷之際，始終對「官員身份」持以審視、疏遠的心理距離，62 由此獲得精神的高度獨立及自由；另一方面，也致使山水被賦予新的價值和 意義。也就是，既然性屬山野之質，與世俗格格不入，也就宜於山水浪遊， 〈再和〉：「野人疏狂逐漁釣」、〈徑山道中次韻答周長官兼贈蘇寺丞〉：「聊為 山水行，遂此麋鹿性」63皆表明對倅杭的蘇軾而言，自然山水意味回歸自我 價值的一個所在。而蘇軾也自此確立了其獨特的生存方式－無論處於何地始 終自覺地親近山水、遊於山水，書寫山水，甚至視山水為歸。 視「山野」為自我道地的本質，那麼，蘇軾疏遠政治場域的表現就不是 成為一個寧靜的隱者，而是一個放曠、不受拘限的好遊詩人。如文同〈次韻〉 所說：「胡為放浪檢束外，日與隱者相招呼？籃輿往往從以孥，靈運石壁無 此娛。窮深極險興未已，豈復更憚梯登紆。」64即精確地把握了蘇軾那份奔 放、樸野，行遊山水的詩人形象。因此，即使公務在身，蘇軾也要在公餘之 時盡可能去除外在的制約，不斷肆意地、超俗地邁向與本質相契的自然山 水，在生活形態上尋求山野之姿的釋放。可以說，其性格上追求不受拘束、 摒棄社會秩序的面向，在歷經自我肯定之後表現得比任何時候都還要充分， 〈再和〉：「穿岩度嶺腳力健，未厭山水相縈紆。」〈宿海會寺〉：「籃輿三日 山中行，山中信美少曠平。下投黃泉上青冥，線路每與猿猱爭。」〈登玲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