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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國內文獻
鄭秀芬（1982）利用實證期間為 1982 年 9 月至 1983 年 4 月的營業日 資料做分析，研究結果發現我國央行的干預策略跟美國和日本相似，傾向 逆風干預（leaning against the wind）的策略，有帄滑匯率波動的作用。
而歐洲各國的貨幣政策則是當會員國的匯率超過中心匯率的上下界時尌 進行干預，具有穩定匯率的效果。我國央行進場操作是採取分期延遞的方 式，每天的干預數量有百分之六十五會延續到隔天，除此之外，我國央行 進場干預的因素有匯率變動率、買賣超以及累積買賣超，其中累積買賣超 的解釋能力最高，顯示累積買賣超可能是影響央行干預最重要的因素。
俞海琴（1985）利用實證期間為 1984 年 1 月至 1985 年 12 月的營業 日資料做分析，結果顯示我國央行的干預和美國、日本、英國和德國等國 屬於逆風干預（leaning against the wind）的策略，另外，我國央行當 期干預大約三分之二會延遞至下一期干預，由此可知我國央行的干預是分 期遞延而不是一次調整，屬於穩健干預的類型。然而央行不管是在干預的 次數抑或是買賣超的金額，央行介入干預的態度比起之前還要更加的主動 迅速，不會累積一周買超才干預，而是只要累積三天尌會有干預的行動，
都有越來越積極主動的傾向。除此之外，央行干預和有效匯率指數的關係 十分密切，也會參考合理價位干預匯市，只是發現央行有「予升不予貶」
或是「貶快升慢」的非對稱性干預傾向。
黃瓊如（1991）利用實證期間為 1981 年至 1990 年的季資料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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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在不同的模型假設下，其實證結果也會有所不同。從需求面的干擾和 外國的干擾「模型一」來看，民國 70 年至 79 年間中央銀行有直接干預匯 率的嫌疑。但若將上述時間分段，民國 70 年至 74 年間卻沒有中央銀行直 接干預匯率的跡象，但是民國 75 年至 79 年卻又出現中央銀行干預匯率的 情形。如果將供給面的干擾加入形成「模型二」則可以發現不論資料時間 分段與否，皆無中央銀行干預匯率的現象。
汪子騫（1995）利用實證期間為 1980 年至 1994 年的月底美元計價外 匯存底、月底匯率、月帄均匯率、消費者物價指數和銀行間拆款利率等月 資料做分析，研究台灣、新加坡、南韓、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與菲律賓 七個亞洲新興國家的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的行為跟效果。該研究以 Dominguez and Frankel（1993）提出的央行干預反應模型來探討央行干 預外匯市場的行為，並且以 Dominguez（1990）提出的研究方法來測試央 行干預的效果。研究結果顯示七國大部分的時間有採取反向操作的方式來 干預匯市，多不以目前匯率偏離目標匯率的的多寡來做為干預匯市的參考 因素，此外，台灣和新加坡央行皆有相當明顯的分期延遞干預特性，只是 七國的匯市干預接無法達到各自央行所希望達到的效果。
黃功一（1998）利用實證期間為 1980 年 1 月至 1997 年 12 月的資料 做分析，研究「中央銀行外匯市場干預行為」和「外匯市場波動影響因素」
兩條迴歸式。在「中央銀行外匯市場干預行為」迴歸式中，發現美元兌台 幣匯率變動率、國外資產變動率、國際收支、國內外貨幣供給額差距對被 解釋變數「中央銀行外匯市場干預數額」具有顯著的解釋能力，其中國外 資產變動率的影響力較大，代表我國央行在外匯市場的干預是以「量的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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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為主要的手段。在「外匯市場波動影響因素」迴歸式的研究顯示，中 央銀行外匯市場干預數額、國外資產變動率、國際收支、國內外利率水準 差距、國內外物價水準差距、國內外貨幣供給額差距皆對被解釋變數「美 元兌台幣匯率變動率」具有顯著的解釋能力。
從「中央銀行外匯市場干預行為」聯立結果來看，「中央銀行外匯市 場干預數額」和「美元兌台幣匯率變動率」的係數估計值有顯著的解釋能 力；然而從「外匯市場波動影響因素」的聯立結果發現，「美元兌台幣匯 率變動率」和「中央銀行外匯市場干預數額」的係數估計值並沒有顯著的 解釋能力，表示兩者之間僅有單向的影響關係而非雙向。
項慧芬（2000）利用實證期間為 1980 年 1 月至 2000 年 9 月的本國外 匯存底、本國出進口貿易值、新台幣兌美元名目匯率、美國與台灣躉售物 價指數、本國實質 GDP 成長率等月資料做分析，探討我國央行在外匯市場 干預效果不佳的原因。研究分兩部分，第一是探討當央行在外匯市場進行 賣匯干預時，干預成效與總體經濟基本面變數的關係；第二則是探討當央 行在外匯市場進行買匯干預時，干預成效與總體經濟基本面變數的關係。
在第一部分的實證研究中發現，當央行在外匯市場進行賣匯消除台幣貶值 的壓力時，如果外匯存底累積過多、貿易餘額減少、實質匯率貶值幅度越 大以及實質 GDP 成長率的下降，都會提高央行賣匯干預效果不佳的機率。
反之，在第二部分的實證研究卻發現，當央行在外匯市場進行買匯進而減 慢台幣升值過快時，如果貿易餘額快速增加以及實質匯率升值幅度越大，
將不利央行買匯干預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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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尊彬（2002）利用實證期間為 1990 年 1 月至 2001 年 12 月（該實 證期間的五次重大事件：台海飛彈危機、亞洲金融風暴、兩國論、核四風 暴及 911 事件）的國內生產毛額、物價水準、利率水準、貨幣供給、匯率、
外匯準備、全體金融機構放款總額等月資料做分析，以小型開放經濟模型 以及理性預期建立外匯市場壓力及干預指標（直接干預、間接干預以及沖 銷干預），將影響匯率波動的經濟變數加進開放經濟模型中，並找出經濟 變數之間的關係。實證結果顯示，根據事件發生的嚴重性央行會採取不同 的干預政策做因應，而且隨著匯率貶值幅度的增加，央行採取的干預政策 也會更加的廣泛。亞洲金融風暴造成亞洲各國貨幣爭相貶值，我國央行同 時採取直接干預和沖銷干預阻貶；台海飛彈危機、核四風波等政經情勢相 較亞洲金融風暴短暫的事件，央行則利用沖銷干預來穩定國內貨幣市場；
至於兩國論跟 911 事件這類突發性的短暫事件，央行會直接採取直接干預 以消除市場預期貶值的心理。
張元晨（2004）利用實證資料期間為 2001 年 4 月 16 日至 2003 年 8 月 5 日的日資料做分析，發現台北外匯經紀公司的每日成交量帄均值大於 元太外匯經紀公司，然而台北外匯經紀公司的每日收盤價差卻高於元太外 匯經紀公司，這樣的情形顯然和流動性較佳的市場應該交易成本較低的認 知矛盾。
作者利用聯合知識庫搜尋新聞資料，以「央行干預」、「央行調節」、「央 行阻升」和「央行阻貶」等關鍵字篩選干預新聞並和中央社當日是否也出 現相關的報導當作選取標準。將干預新聞分類成阻升、阻貶兩類並設虛擬 變數或是不分類設虛擬變數，和當日匯率波動率以及星期的虛擬變數（星 期一到星期四）一起當解釋變數，分別以買賣價差跟交易量當被解釋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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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迴歸分析。
實證結果顯示，台北外匯經紀公司的交易量跟買賣價差的確都顯著高 於元太外匯經紀公司；除此之外，在有央行干預匯市的新聞日或是阻升新 聞日，台北外匯經紀公司的交易量跟買賣價差會明顯增加。作者認為會有 這樣的原因是因為央行較常利用交易量比較大的台北外匯經紀公司干預 匯市，所以才會造成台北外匯經紀公司收盤前的逆向選擇風險較高。說明 雖然台北外匯經紀公司的流動性較佳，但收盤時的交易成本卻比較高。
楊雅惠·許嘉棟（2005）利用實證期間為 1987 年 7 月至 2002 年 9 月 的資料，藉由最適干預行為分析，將央行所著重的的三個重要目標：促進 經濟成長、穩定物價以及穩定匯率，引入新台幣匯率之決定方程式，比較
「央行未干預或忽略央行干預因素時的新台幣匯率方程式」和「考慮央行 干預因素後的新台幣匯率方程式」的不同。
實證結果發現，除了國內外相對物價、利率差距、以及日圓和韓圓匯 率等市場基本面因素對新台幣匯率具有與理論一致的顯著影響之外，央行 干預的三項政策目標變數對新台幣匯率也都有顯著的影響。當景氣衰退時，
央行藉由干預引導新台幣貶值；當國內物價膨脹時，央行則藉由干預引導 新台幣升值；央行確實有藉由買賣外匯，使匯率的變動呈現部分調整，以 降低匯率波動幅度的行為。將央行干預因素納入考慮後的匯率方程式比忽 略干預因素的匯率方程式不只對新台幣匯率有較高的解釋能力，對樣本外 的匯率之預測能力也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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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旭昇·吳聰敏（2008）利用實證期間為 1980 年第四季至 2004 年第 四季的季資料做分析，發現雖然央行宣稱匯率政策的目標是追求「動態穩 定」，但一般認為央行的匯率干預政策有兩個重點：阻止新台幣升值和降 低匯率波動幅度。其中，阻升政策在 1980 年至 1987 年以及 1998 年至 2004 年之間尤其顯著。
無論是干預匯率的政策是否能夠穩定匯率波動，或是估計央行干預匯 率的損失，都需要有央行干預匯市的資料。但因台灣央行尚未公布干預匯 市的歷史資料，在無法取得實際資料的情況下，作者只能用「外匯存底變 動」來做為央行干預的替代變數。另外，以固定資本形成為資本存量的代
無論是干預匯率的政策是否能夠穩定匯率波動，或是估計央行干預匯 率的損失，都需要有央行干預匯市的資料。但因台灣央行尚未公布干預匯 市的歷史資料，在無法取得實際資料的情況下，作者只能用「外匯存底變 動」來做為央行干預的替代變數。另外，以固定資本形成為資本存量的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