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中介之下矛盾的女性個人主義化

西方理論中現代化的概念之一個人主義化，被視為從傳統性別角色、集體性的概 念，轉變為以勞動市場為導向、具選擇性、個人化詮釋的生平、和自我的反身性。

個人主義化的特色，強調個人的自主選擇，和獨立於傳統和社會機構之外（Kim, 2012）。但另一方面，個人主義化不是個人自由的決定，而是個人被強迫自己型 塑、導演自己的生涯史和社會網絡，而在此一自我型塑的過程中，又伴隨著個人 喜好和生命階段的轉變，而且個人必須配合其他的個人以及勞動市場、福利國家 等的規則（Beck/Beck-Gernsheim1994：14）。

然而，此種個人化之下的「個體」是一個性別中立的個體，許多女性主義者因而 批評個人主義化的過程忽略了與女性有關的歷史，而 Delhaye（2006）更認為，

個人主義化的過程，需要特別考慮到某種特殊的女性特質，才得以解釋女性如何 透過個人主義化的過程轉變為個體。因此，在她的研究中，Delhaye 從消費文化 的概念導入與女性的個人化結合。研究中提到，消費文化近幾年才受到學術上的 重視，然而，依舊缺乏性別層次的探討。大多數的消費者研究中，「消費者」被 視為是一個普遍的且去性別化的角色，在經過許多女性主義的學者試圖將消費文 化和女性連結之後，近年女性相關的研究也顯示，現代女性主體性的文化建構和 逐漸興起的消費者文化息息相關。女性作為消費者的文化建構，是現代女性特質 中的一個重要定義之一，而期刊媒體和女性雜誌，在消費文化與女性個人主義化 之間的連結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Delhaye, 2006）。

Delhaye 研究荷蘭時尚雜誌在 1880 年至 1920 年的論述，她認為時尚作為消費文 化的一個範疇，對於女性展演個人化有其重要性。女性並非是排除在西方個人主 義化的過程之外，而是生產一種特殊的女性個人主義化，而時尚論述便是其中之 一。作為個人化的一種方式，時尚論述教導女性以一個自我定義的消費者，逐漸 地意識到自我及個人獨特的外型，時尚編輯賦予女性在一個時尚專家建構出的框 架中做一個有自主性的消費者。讀者被教導著如何根據個人的品味在服飾和美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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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自我裝扮，此外，Delhaye 也認為，女性所做的任何決定都是根據自由意識下 所做出的選擇，無論時尚所給予的建議如何的限制。因此，在現代消費者的社會 中，個人身分和時尚的形象主要影響的對象依舊是女性，Delhaye 也藉此指出，

在詆毀時尚作為女性形構個人形象的框架限制，或哀悼著時尚對個人的身分如何 產生負面的影響之下，後續研究者應該試著改正過去的舊觀念。

從 Delhaye 的研究中可得知，時尚雜誌和編輯作為呈現女性特質的展演和詮釋中 介者的身分，對於女性個人主義化的發展無不是一個樂觀的看法。但值得注意的 是，在該研究中，時尚雜誌的論述是具備著特定時間性的社會脈絡，或許在當時 的社會脈絡中，女性在社會上相較於今日是更加不平等，而當時時尚雜誌中的論 述，對女性而言無不是一種啟蒙，確實是可以作為一個引領女性朝向現代化的的 概念。但隨著女性接觸教育的比率提高和進入勞動市場，社會對於女性角色有著 不同的看法和認知之後，時尚雜誌的論述在此情況之下，是否依舊有著影響力，

便不得而知。此外，該研究依然是在歐美社會的脈絡之下才有此研究結論，當社 會脈絡轉移至亞洲地區時，展演和詮釋女性特質相關的媒體，是否能同樣呈現女 性個人主義化較為樂觀的一面則須打上一個問號。

而誠如 Beck-Gernsheim 所說，當女性開始陸續接受教育後，女性便能參與勞動 市場，女性便開始經歷了「個人化的推動」，而女性個人主義化的興起，其實也 就反映了性別化的社會之下，社會和經濟改變，如高學歷、勞動市場的參與、遷 移的女性化、晚婚或不婚主義、拒絕生育、離婚率的上升和傳統家庭組成的瓦解，

此種家庭構成的觀念，顯示了可預期的個人主義化的趨勢（Kim, 2012）。在當代 亞洲的都會區，同樣也出現了個人主義化之下相似的趨勢和結果，女性從傳統性 別的角色中脫軌，並意識到她們有著需要透過勞動市場、訓練、和流動來建立個 人生活的必要性（Beck and Beck-Gernsheim, 2002）。在面臨多重的選擇之下，個 人主義式的生命政治是建構在自我反身性，和經過考量之下的選擇。

Youna Kim 便將此概念置放在亞洲的脈絡之下，她指出高教育水平和伴隨而來的 賦權，可視為一種女性的個人主義化，亞洲女性帶著較高程度的自我反身性去追 尋和計畫著屬於個人式的生命歷程，教育的高度接近性產生了個人主義式的多重 選擇，並得以讓女性脫離原有的傳統角色。然而，有著高教育程度的女性，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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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之而來的選擇，仍然會受到性別化之下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的限制。以就業的勞 動市場來說，大多數的女性在原有的社會中，依然受到不平等的對待，而非個人 主義化帶來的多重選擇來的樂觀，受教育且有著工作技能的女性，不必然在勞動 市場中具備著容易向上流動的機會（Kim, 2012）。在她的研究中，提到了日本、

韓國、和中國的女性，自 80 年代開始便紛紛透過留學的方式流動至西方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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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Wood and Skeggs, 2004），在亞洲，相似的情形也反映在流行實境節目中，

節目內容大多會提供人們如何在現代資本主義式的文化中生存， 藉由節目內容 所給予的生活建議形塑個人生活的風格。然而，此種節目在亞洲所帶來的影響和 歐美類似，但在特殊的地域及電視、文化風俗與規範中，此種以生活風格為主題 的節目，在社會與文化迅速變遷中的亞洲，對形塑某些特定生活風格的行為和社 會身分有著關鍵性的影響（Martin & Lewis, 2012）。

然而，如 Youna Kim 所述，在亞洲特殊的脈絡下，女性無論是在就業市場和性別 角色依然是受限於傳統的社會規範，而給予生活指導的電視節目在此特殊的社會 脈絡之下，女性的個人主義化是否也呈現出矛盾性？Martin 和 Lewis（2012）指 出台灣是在一個壓縮後的現代性下發展。自 90 年代中期，台灣的經濟模式從工 業生產轉向服務性經濟，且在 1987 年之後，台灣社會因民主政治、跨國媒體、

文化、經濟、商品、勞動的流動等等因素，帶給台灣社會劇烈的改變。因而，台 灣作為一個"壓縮後的現代性國家”，顯然地提供一個具代表性的場域探討著新舊 時代社會身分的改變，其中也包括性別的身分。從就業市場來看，隨著服務業的 興起，女性投入勞動市場的比例相當高，Lee（2004）在一項有關勞動與性別政 治的民族誌調查中發現，台灣主流論述建構出女性得以透過投身服務業的勞動市

因此，在台灣此種脈絡之下，Martin 和 Lewis（2012）的研究即以新加坡和台灣 的時尚和美妝節目作為研究的對象，以台灣為例便是《女人我最大》，作為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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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換裝和大改造，強調著女性在工作場合中應注重個人的自我管理和自我行銷，

例如，服裝的剪裁和樣式的選擇，會在工作中呈現出你的個性，因此，節目中強 調女性在初入職場時，應以可愛、漂亮、不具威脅性的服飾裝扮。 二則是藉由 豪門、嫁給有錢人的婚姻讓年輕女性在社會中向上的流動。在此部分，節目中便 舉例以台灣社交名媛作為女性的楷模，建議女性聰明地投資精品名牌、建構美麗 形象，如吹彈可破的膚質和水汪汪的眼睛藉以提升女性吸引較高階級男性的機 會。

當在新自由經濟體系之下的個人主義，是圍繞著中產階級和都會性的男性為主時，

在以新加坡和台灣逐漸走向現代性的國家時，此種來自歐美的生活風格指導的節 目，在亞洲的社會、經濟、和文化脈絡之中，現代性的個人化便是備受爭議的、

經過本土化的連結、並和當地消費文化融合的新形態的自我。而在該研究分析以 女性為主的節目內容，多數在教導女性應透過自我的改造才能成為一個現代化的 女性，而事實上這是一種經過中介和變形的女性個人主義化。以新加坡的例子，

節目給予女性的建議，往往導向成回歸傳統性別的角色，教導女性在家庭與工作 之間如何平衡，其個人的選擇失去原有的意涵，並非女性真正自主的選擇。在台 灣，節目中女來賓或素人的大改造，是為了能在同儕的社群中突顯個人，或是藉 此吸引社會階級較高的男性（Marin & Lewis, 2012），這些改變就呼應了個人主義 化之下所具備著自主多重選擇的精神，是在現有社會的規範和風俗之中，個人需 要被迫調整且帶有策略性的選擇才能在現代化的社會逐漸走向個人化。

從上述的文獻中，女性個人主義化在歐美和亞洲的脈絡中呈現不同的樣貌。在歐 美社會脈絡之中，女性在時尚媒體的消費中，得以藉由時尚雜誌或編輯給予的論 述，進而追尋現代的個人化。相反地，亞洲女性從生活指導與風格的節目論述中，

反而是間接被教導著如何透過自我改變，持續維持著社會所期望的性別角色。藉 由歐美與亞洲的研究可得知，社會的脈絡影響的女性個人主義化的推動，而女性

透過媒體的消費之下，女性個人主義化分別呈現著樂觀或矛盾的樣貌。因此，研

透過媒體的消費之下，女性個人主義化分別呈現著樂觀或矛盾的樣貌。因此，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