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施學校本位決策能促進學校的重建，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改進決 策的品質，增進學校與社區的合作，使教師的角色更專業、更自主，提高 變革接受度，提升教學品質，增進組織承諾等(閻自安，民89)；Briggs &
Wohlstetter (2003)指出學校本位決策能改進課程教學計畫並提升學生學 習成效；Hughes & ubben(1989)則指出有效能的學校和有效能的校長有密 切關聯，Leithwood(1994)以四年的時間探討轉型領導與學校效能關係，
發現轉型領導對學校重建有正面價值，其貢獻可分為兩方面：一為直接提 昇學生的學業成績，二為間接影響學校成員的心理特徵，包括對學校的看 法，教師對興革的投入，與組織的自我學習能力(秦夢群，民86)。以下再 引述學者研究說明學校本位決策、轉型領導與學校效能彼此間之關係。
壹、學校本位決策與校長轉型領導之關係
ㄧ九七八年的蘭德研究（the Rand Study）中指出：校長愈給予支持，
則組織目標愈可能達成，且愈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再者，校長對變革 的支持程度，直接影響變革目標的達成與變革的持續；此外，若教師知覺 到校長對改革方案的支持，則他們對方案的成功愈能給予承諾
（Adams-Rodgers，1995；閻自安，民89）。因此，校長的支持能使學校 本位決策更成功。
Bredeson（1989）針對十位校長（五位國小、五位國中）採取結構式 訪談法，探究教師授權與校長領導的關係，研究目的在了解校長所知覺教 師授權對其角色的衝擊，這十所學校均實施學校本位決策，並給予教師和 行政人員相當多的自主權。結果發現這十位校長感受到面對教師的授權，
其角色的改變為：(1)需要純熟的溝通技巧，(2)校長的角色已逐漸擴展到校
外，(3)其他人對校長角色的認知或誤解，(4)角色期望須重新闡釋，(5)需 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因此，學校本位決策的實施，將迫使校長轉換傳統威 權的角色(引閻自安，民89)。
Etheridge 等人（1990）曾研究學校本位決策的成功要素，結果發現領 導者的領導風格會影響學校本位決策的實施，其中放任型與民主型的領導 者能促進成員間的合作，威權型領導者則反之，尤其是當資訊被操控與上 級溝通無門、老師無法參與決策時。可見民主型與放任型領導取向有利團 隊合作。
Hall（1992）檢視小學學校本位決策參與者（包括校長、教師和家長）
的角色期望，研究採參與觀察、正式與非正式訪談、人種誌文件分析等方 法，有關校長領導方面的結果指出：(1)放任型領導對學校本位決策的實施 並不是最理想的，(2)校長並無明確的角色定位與相關訓練，(3)當問題發生 時，校長又會回到過去的威權角色。顯見校長領導風格會因環境而作調 整，因此實施學校本位決策時，對於校長的角色定位須加以釐清，並且有 必要進一步探究何種領導風格最有利學校本位決策的推行(閻自安，民 89)。
Bradley 在ㄧ九九三年所做的研究發現：民主的組織氣氛較有可能使 學校產生系統性的變革，所謂民主型學校具有下列特徵：學校委員會定期 召開會議、教師主動參與方案的規劃、或是校長鼓勵學校成員針對教育議 題進行討論，在Bradley 的研究中，民主型學校裡有百分之八十二已產生 系統性的變革；反之，具有敵對特性的學校裡，超過百分之八十並無法進 行改革，而由校長掌權的學校，卻只有百分之二十六產生系統性的變革
（Liontos，1993；閻自安，民89）。因此，鼓勵參與的民主領導，能促進 學校進行變革。
Wohlstetter、Smyer 和Mohrman（1994）認為有效率的校長能激發和
指導成員建立願景，創造一個團隊合作的組織環境，鼓勵達成教育目標與 支持學校進行變革，因此能促成學校本位決策的成功。
Spaulding（1994）認為校長領導對學校本位決策的成功具有舉足輕重 的地位，校長可以運用一些微政治（micropolitics）策略來影響老師投入學 校本位決策，甚至操控決策的結果。他以個案研究法，訪談德州一位已實 施學校本位決策有五個多月之久的小學校長，結果發現該校長常使用的微 政治策略包括：巧妙運用教師的建議、投票技巧、資訊的蒐集、適時的鼓 勵與善用專門知識等。可見校長領導對學校本位決策成功的影響力甚大。
Adams-Rodgers（1995）認為校長的領導是學校本位決策成功關鍵因素 之一，因為當學校正進行教育改革時（例如實施學校本位決策），組織正 處於不斷變動的環境下，此時領導者的角色尤其重要，面對這種不斷變動 的環境，領導者應扮演催化者的角色。
Weaver（1997）認為要成為自我管理的學校，有賴校長的領導，他為 了研究校長如何實施學校本位決策，採取個案研究，訪問了兩位小學校長 與該校教師，這兩所學校正開始實施自我管理計畫，且這兩位校長皆在課 程、權力與人力資源等方面下放給教師。結果發現：信任與尊重是校長與 教師關係良好的重要因素，付諸行動則是提供教師更多參與決策的機會，
校長藉由發展教師間的凝聚力，以及讓教師在團隊中一起工作，逐漸建立 每個人都有共同願景的學校文化。
Delaney（1997）探討校長領導風格與學校本位管理成功與否的關係，
他以質的研究法，透過訪談來了解中小學教師與學校行政人員對這兩者間 關係的看法，結果發現校長領導風格與學校本位管理成功與否密切相關。
Richards,Patricia Hogan(2000)研究決策分享(shared decision making)、校長促進領導(facilitative leadership)與教師的效能感，針 對紐約州90所公立高中、國中與小學753老師進行問卷調查，發現決策分
享與促進領導對教師效能感有顯著相關，其中以國小、女性及校長任期較 長之教師為最顯著。
Walker,Alesa Jan(2000)以個案研究Kentucky州一所高中實施學校本 位決策與學校組織氣氛，發現有正相關。
黃傳永（民87）探討校長轉型領導與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關係，以五 四○位台北縣市公立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以自編「校長轉型領導」與「家 長參與學校教育」兩種量表為工具，其所謂的轉型領導包涵四個層面－魅 力、鼓舞式激勵、才智激勵與個別化關懷。結果發現：校長轉型領導對家 長參與學校教育有其正向的影響力。
林貝絲（民88）探究校長領導行為與學習型學校的關係，以一○五五 位國民小學校人員為研究對象，採取問卷調查法，以自編「學習型國民小 學調查問卷」為工具，結果發現：「低關懷低倡導」的校長領導行為不利 於形成學習型學校的「系統思考」與「團隊學習」特質，而高關懷的領導 型式有利於形成學習型學校「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與「建立共 同願景」的特質。
決策與領導是組織管理的核心內涵，也是行政學者長期關注的問題，
相關研究自是汗牛充棟。而二十世紀末決策的典範轉移至本位決策，領導 的典範也轉移至轉型領導，其間之關係與相互之影響情形，乃是本研究所 要探討的主要問題。
貳、學校本位決策與學校效能的關係
Rauch（1990）研究教師所知覺參與決策的程度對工作滿意度的影響，
以加州San Joaquin 郡公立小學、國中與高中的教師為研究對象，使用「教 師工作滿意度問卷」與「決策參與分析問卷」為測量工具。研究結果發現：
「教師工作滿意度問卷」九個分量表中有八個與參與決策呈正相關，這八
個分量表是：「監督」、「同事」、「工作環境」、「薪酬」、「工作本 身」、「進修」、「安全」與「認同」，只有「責任」沒有達顯著，可知 教師參與的情形深深影響其工作滿意度(引閻自安，民89)。
Lindle（1992）研究學校本位決策實施過程中，審議委員會成員間關 係的發展，他以Hecht 於一九七八年發展的「溝通滿意度調查」為工具，
以三八五位審議委員會成員（校長、父母與教師各佔三分之一）為對象，
調查他們對委員會溝通情形的滿意度，共回收二一一份問卷，回收率百分 之五十五，結果顯示：成員對委員會所能展現的功能十分樂觀，其中校長 比教師和父母、四十五歲以上者比年輕者更滿意溝通的品質。可見參與決 策者十分滿意學校本位決策審議委員會的溝通品質。
Stowe（1992）指出參與能提高自我價值感與自信心，且大部分的研究 亦指出：參與組織決策能增加成員對組織及工作的滿意度，Stowe 因而探 究教師生涯發展階段、參與決策與工作滿意度的關係，結果發現教師參與 決策的程度與整體工作滿意度有顯著相關，因此，他建議校長應儘可能讓 所有的教師參與決策(引范熾文，民91)。
Courtney（1993）以實施學校本位決策的肯塔基州為研究對象，探究 學校本位決策與教師工作滿意度之關係，研究樣本以實地參與學校本位決 策審議委員會至少滿一年的教師為主， 共二七六位教師接受問卷調查，
問卷的設計是，比較學校本位決策實施前後的教師在特定工作因素的滿意 度是否有差異，結果發現教師參與決策並非均提高了所有工作因素的滿意 度，但一般而言，教師普遍感到滿意；然而，教師指出：參與學校本位決 策審議委員會後，在四十個工作因素中有二十二個因素的滿意度並沒有任 何改變。
Rinehart 和Short（1993）探究教師對教學角色的知覺與授權、工作滿 意度間的關係，以二四七位教師為對象，其中結果之一是：參與者若經驗
到更多的被授權感，其工作滿意度則愈高。
Meyers（1994）探究參與決策與組織成員工作滿意度、組織承諾的關 連，自變項為「參與行政」，以「民主管理量表」測量，依變項為「滿意 度」與「承諾」，前者的測量工具為「組織精神量表」，後者為「關切大 學生學習與革新量表」，研究對象為紐約州立大學三十所二年制學院的教
Meyers（1994）探究參與決策與組織成員工作滿意度、組織承諾的關 連，自變項為「參與行政」，以「民主管理量表」測量，依變項為「滿意 度」與「承諾」，前者的測量工具為「組織精神量表」，後者為「關切大 學生學習與革新量表」，研究對象為紐約州立大學三十所二年制學院的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