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屈大均的詩名，早自清初便十分受到矚目。然而，針對他的詞作，予以評賞，從 而張揚他的詞史地位，則遲至清代中葉之後，尤以晚清為最。此一形塑屈大均為清詞 典範的行為，正是晚清詞人讀者家國身世之感的投射。詮釋屈大均，也就是詞人讀者 的自我詮釋。據此，由晚清領袖詞人評說屈大均詞的觀點，亦可逆窺當時詞人群體的 時代心靈。
一、清代評說屈大均詞的觀點概述
清代評說屈大均詞的詞人讀者，頗多來自廣東。如道光、同治年間廣東南海譚瑩 (1800-1871)、光緒年間廣東番禺張德瀛(-1914)、祖籍福建，遷籍廣東番禺潘飛聲 (1858-1934)，曾入詞學社團─漚社。其中不免涵有推崇鄉先賢的心理動因。蓋屈大均 是廣東番禺人。此外，尚有浙江吳興朱祖謀(1857-1931)、臨桂況周頤(1859-1926)，亦 有評說屈大均詞的見解，不過二人並非屈大均同鄉，則其評說另有出自身世之感的動 因。尤其朱祖謀，在晚清民初高居詞壇領袖，他對屈大均的評說，相較其他人別具特 色而更有影響力，亦更可代表當時某一文人群體的時代心靈，本節僅略及，下一節再 作詳論。
上述諸人評說屈大均詞的觀點之一 ，乃是凸出屈詞的某一風格，而予以讚賞；
進而上比屈原。如況周頤《蕙風詞話》卷5 云：
明屈翁山落葉詞。余卅十年前，即喜誦之。...末五字含有無限悽惋，令人不忍 尋味，卻又不容已於尋味。又『清淚好』……『紅茉莉』……哀感頑豔，亦復可 泣可歌。
又如潘飛聲〈論嶺南詞絕句〉之九：
賸水殘山鬱作詩，塞門騷屑又填詞。秣陵弔古蒼涼甚，可有金笳故國思。
又如張德瀛《詞徵》卷6 云：
屈翁山詞，有〈九歌〉、〈九辯〉遺旨，故以《騷屑》名篇。觀其〈潼關感舊〉、
〈榆林鎮弔諸忠烈〉諸闋，激昂慷慨，如蒯通讀〈樂毅傳〉而涕泣，其遇亦可 悲矣。
綜上可見，上述詞家所關注的屈大均詞，或是透通過華美的意象，隱喻傷逝緬懷 之感，或是藉由敘述史事，抒發忠憤之情。其中張德瀛的評說，更將屈大均詞的情感 意義上比屈原。
次之，評說屈大均詞的觀點之二，乃是將屈詞和清初詞人比較，從而提高屈詞在 詞壇上的地位。如譚瑩〈論詞絕句又三十六首(專論嶺南人)〉之二一云：
國初抗手小長蘆，除是番禺屈華夫。讀竟道援堂一集，彭(孫遹)鄒(祗謨)說擅倚 聲無。
詩中「小長蘆」指朱彝尊，「道援堂集」指附刻在道援堂詩集後的詞集。就譚瑩的 觀點，乃是認為清初擅填麗語豔詞，以當行本色為標榜的彭、鄒二人，若與屈詞相較，
實算不上擅長倚聲一門。能與朱彝尊並駕齊驅者，唯有屈大均。
相較這二種觀點，朱祖謀對屈大均的評說，別具新意。《彊村(邨)語業》卷 3〈望江 南〉第一首云：
湘真老，斷代殿朱明。不信明珠生海嶠，江南哀怨總難平。愁絕庾蘭成。
詞中「庾蘭成」的「江南哀怨」，最為後人所樂道者，即是〈哀江南賦〉。則朱祖 謀將屈大均上比庾信，極可能專指屈大均詞集中，以「端州」為題的詞作。如〈戚氏〉
「端州感舊」、〈淡黃柳〉「端州郡署作，署曾作行宮」、〈木蘭花慢〉「飛雲樓作。樓在 端州公署後。己丑，皇帝南巡，嘗駐蹕其上」等。這類作品多追念南明永曆朝廷，撰 成年代約在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間，時屈大均(1630-1696)56-59 歲，同庾信 65 歲 撰成〈哀江南賦〉，皆屬人生暮年，對故國的懷思。可是這類屈詞較少受到前人的關注。
此外，屈大均本就以屈原自許，故詞集名《騷屑》；時人亦多以屈原比之。如詩人 梁佩蘭〈寄懷屈翁山客雁門二首〉之二：「在昔為靈均，君也今頡頏」，吳綺〈蕪城歌 贈送屈翁山〉：「忽聞屈子天際來，座中眾客歡如雷」，俱以屈原視屈大均。故如詞人張 德瀛的比附，實為順承，不顯特別。然而，朱祖謀卻逕以庾信為比，這顯示他對屈大 均詞的觀點，與清朝文人差異。則朱祖謀評說屈大均詞的意義為何，就格外值得注意 了。
二、朱祖謀推崇屈大均詞的詞學意義
朱祖謀將屈大均詞的評說放在〈望江南〉「雜題我朝諸名家詞集後」二十六調第一 首。卻將堪續屈原的王船山詞，放在次首。這種安排頗有可玩味之處。首先，因為王 船山(1619-1692)與屈大均都以紹承屈原自許，也都偶見同情庾信之感。而且王的年輩 略長於屈。是故與朱祖謀同期的況周頤，述及清初可以上承陳子龍的詞家時，乃舉王 船山。可是朱祖謀卻未如此安排。
其次，就清代中晚期以來詞壇所流行的常州詞學，對相關騷賦作家的評說，來省 思朱祖謀的安排，尚有如下意義，可進一步玩索。此即張惠言由「變風之義，騷人之 歌」去規定詞體的理想本源，則何以深知常派詞論的朱祖謀在第一首評說屈大均詞時，
不用屈騷相比，以呼應張惠言之說，卻援引庾信之作為比？又張惠言〈七十家賦鈔錄 目〉已論及屈原和庾信，在他的論述下，屈原和庾信，於辭賦的文體源流演變上，分 居「正體」與「變體之極」。則相對於張惠言之說，朱祖謀援引屈原和庾信二人之作，
以類比評說明清之際二位詞家：王船山與屈大均時，卻以張惠言評為「變體之極」的 庾信為先，而將張惠言視為正體的屈原，置之於後。何以如此。
再則，詞學家將詞源上溯屈騷，此一改造詞體的行為，同時也涵有人格塑造的意 義。對中國古代的文人而言，詞品往往即人品。早自乾隆以來，如全祖望之輩已對庾 信的人品及文品，發出「信之無恥」、「荒蕪不雅」的批判。王船山面對國變，堅守「抱 獨之情」，築土室，自甘隱晦，拒逃禪，嚴交接，力主「自畛」、「孤心」。其志之「貞」、 之「正」，多為後人推崇。反觀屈大均「忽釋忽儒」，「晚年輒與官吏詩酒往還」，後人 對他的人品已有「其品不足稱」的疵議，見羅學鵬《廣東文獻四集》按語。朱祖謀卻 未將文品與人品氣節皆頗受後人肯認的屈原、王船山置於第一首，反而以文品、人品 氣節曾受後人嚴厲非議的庾信、屈大均為首，這種書寫背後所可能隱涵的國變之感，
尤可玩味。
朱祖謀以屈大均上承陳子龍，實涵有對治稍前詞壇以王士禎上承陳子龍的源流統 緒，而顯重構家體、類體源流因變的詞史觀。這個論點，拙文已於前次會議發表，此 不贅述。本節透過上述比對朱祖謀之見和常派主張的不同，乃是意圖呈現朱祖謀對屈 大均的評說，同步反映了他對常派詞學主張的省思。由於清末民初以來，文人往往由 屈原理解朱祖謀詞學的意義，直至現今學界，承此脈絡，對〈望江南〉諸作的詮釋研 究，亦僅特就其中可見朱氏詞觀順承常派風騷論詞之處，予以發揮，較少關注朱祖謀 由庾信論屈大均詞的用心。若由朱祖謀於〈望江南〉優先庾信，而後屈原的安排來看，
這可能涵有朱氏後來對常州詞學予以反思，非如早先較顯順承的意義，從中可見朱祖 謀歷經清室覆亡之後，詞觀前後變遷的過程。他以屈大均詞重構詞史的作為，正投射 了如他這類歷經亡國之痛的文士，對政教、對民族文化、對出處進退的生命感思，以 下略作論述。
三、朱祖謀的國變、家變之悲與推崇屈大均二者的關係
據王隼〈騷屑序〉所言屈大均詞「含商咀徵」、「律復整嚴」的特質，可見屈詞與 朱祖謀好「審音拈韻」的理念頗見契合，但朱祖謀所以凸出清初屈大均晚年抒發緬懷
故國的詞作，更應與朱氏自身所遭遇的國變處境有密切關係。
據夏孫桐〈清故光祿大夫前禮部右侍郎朱公行狀〉云：「公幼即穎異，耽文學。
光緒初，隨宦大梁，年甫冠，出交中州賢士，詩歌唱酬，才譽大起」，可見朱祖謀的詩 才，早年便受肯定。晚年更居詞壇宗主，由前引夏孫桐〈行狀〉云：「海內言詞者奉為 斗杓」、陳三立〈清故光祿大夫禮部右侍郎朱公墓誌銘〉云：「幼穎異，既長，博雅擅 文學，聲譽日起」、「進為國直臣，退為世詞宗」、吳士鑑〈為漚尹老前輩題校詞圖〉：「詞 宗今在上彊邨」、潘飛聲〈漚社詞選序〉云：「時朱古微先生，以詞壇耆宿，翩然戾止，
厥興甚豪，遂推祭酒」等時人之譽，可見一斑。
又據夏孫桐〈行狀〉可知朱祖謀「家道轗軻，門祚單弱，六十後喪子，強作曠達，
中實軫結。與諸弟友愛最篤，季弟早世，叔弟里居，仲弟孝威亦寓吳，相依為命，前 歲病殁，傷之甚，遂益衰」，則朱氏於清亡之後，曾遭喪親之痛。且於「辛亥國變，不 問世事，往來湖淞之間，以遺老終」。〈行狀〉續曰：「袁世凱方為總統」、「急致書聘為 高等顧問，(朱祖謀)笑卻之，未與通一字」，當時已入民國，可見他無意出仕新朝。晚 年更編纂《滄海遺音集》，收錄「昔同游處，而國變後不復從政者」的遺老詞集。朱祖 謀雖有濃厚的遺老意識，但也與出仕民國者往來，如葉恭綽、陳煥章等，不故作矜持。
因而與王船山築土室，自甘隱晦，嚴交接，力主「自畛」、「孤心」的行徑與態度，未 必十分契合。從文壇地位、喪親之痛、不仕新朝，以遺老自終、不拒出仕者往來等作 為來看，與屈大均更為近似，這或許也是朱氏先屈大均而後王船山的原因之一吧。
此外，民國元年(1912)，陳煥章等人創立孔教會，以「守死善道」自許，朱祖謀 曾參與助成。此可見陳煥章〈孔教會序〉所述。陳煥章，留學美國，歸國後出任袁世 凱政府的顧問及安福國會議員。朱氏並於孔教會成立同年為陳煥章《孔門理財學》一 書撰寫跋文。文中批判了士夫「妄自菲薄，以為我國舊學窳陋，而不適於用。糟粕六 經，吐棄不道」，也對篤舊之士不滿，指責他們「又深閉固拒彼所謂精新之學術、美備 之法制。本為我古經所具有者，又以不通彼學之故，不能撥檖而光晶之。徇人者忘己，
榮古者陋今，其蔽一也」。文末更大聲疾呼「歐美今日最新之學說，求之我二千年前之
榮古者陋今，其蔽一也」。文末更大聲疾呼「歐美今日最新之學說，求之我二千年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