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左翼思潮的在地化與 1930 年代台灣的殖民地民族主 義敘事
第三節 1930 年代台灣小說創作中的民族主義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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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迴避的國語同化教育，而與日本產生緊密的連結，他們思想養分的來源就會 逐漸集中在日本內部知識體系──即便是西方思潮，也是經過日本內部再製的西 方──的這項事實。比如像上文引述的楊逵於《台灣文藝》發表的〈文藝時評——
藝術是大眾的〉，其對權五郎提倡「職業代表」投入文藝評論的建議加以宣揚擴 充，121以及〈文藝批評的標準〉的最後，引述島木健作「搧動讀者」的雜感來鞏 固自己對文學評論應立足於「社會性」與「讀者反響」的說法122等等，都是模擬 複製日本內部知識體系。以日本普羅文壇馬首是瞻的楊逵也許是特例，模擬與複 製的左翼思潮，也正如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戰以來在地化的現象，最後還是會 因為台灣獨特的文脈以及對身份詮釋的欲望而有所調整。只是這股可視為日治時 期台灣知識分子積極想要解決自我之存在焦慮的「共同」敘事欲望，其情節架構 卻從 1920 年代「文明化」同化（承認日本的政治主權）的進路，逐漸轉成以「文 化」往日本內部去尋找證成（即承認日本中央的文化位階）之機會的現象，這就 使得原本的「語言—文化」疆界陷入困境。只是困境的造成，並非因為這些知識 分子不夠純熟、無法辨別殖民性的陷阱，而是台灣的殖民地民族主義敘事遭遇的 是日本特殊的「東方式殖民主義」，本來就擁有無法以二元對立式的本質論來看 待的複雜性。
從本節對台灣文藝聯盟的性質與當時知識分子的言談論述之分析，我們發現 1930 年代初期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戰中，知識分子如何以左翼思潮為引導，
延續對民族主義式的對身份詮釋的欲望，但也同時將既有的困境檯面化：左翼思 潮給予台灣知識分子對固有文化的信心，在企圖以台灣獨特的無產階級文化打進 世界文化中心、擺脫殖民地身份的同時規劃出一套民族主義式的「文化─語言」
疆界；但與此同時，於左翼思潮在地化之下發展的民族主義敘事，卻弔詭地往日 本帝國內部之中尋求位置。也許我們可以把左翼思潮視為一座橋梁。對台灣內部 而言，它連接了「民族」與「階級」這兩個議題；但對台灣外部而言，它也連接 了日本與台灣，使得台灣的民族主義敘事出現被日本官方民族主義敘事收編、被 日本中央文壇以共通的書寫主題消解的可能。
第三節 1930 年代台灣小說創作中的民族主義敘事
上一節簡略回顧 1930 年代知識分子相關的言談論述，本節則試著從文學創 作的部份，來進一步討論 1930 年代殖民地民族主義敘事的特色。1930 年代趨於
121 楊逵著，涂翠花譯，〈文藝時評——藝術是大眾的〉，原刊《台灣文藝》第二卷第二號（1935 年 2 月），收於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一冊》，頁 133—138。
122 楊逵著，增田政廣、彭小妍譯，〈文藝批評的標準〉，原刊《台灣文藝》第二卷第四號（1935 年 4 月），收於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一冊》，頁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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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台灣文壇，文學創作的類別已然精緻化，如《台灣文藝》上就以隨筆雜文、
詩歌、小說甚至戲曲來替作品分類。只是由於小說這類文體的敘事性或情節性比 其他文體強，較能與本文的主題符合，以下將把取材範圍限定在小說創作。
1930 年代台灣的小說創作，暫且不論其使用語言是日文或漢文，很大一部 份是以「階級」為主題、鋪陳情節發展的作品，比如說《台灣文藝》前三期，從
「階級」切入的小說幾乎占去一半以上的比例。當然 1930 年代的小說創作不只 侷限在「階級」，如以女性命運、留學生經驗、現代都會或男女情愛等為主題的 作品也時有精采之作，與當時偏重「文藝大眾化」等相關的言談論述相較，可謂 開創了多元豐富的視角。但本文的宗旨在於探究台灣新文學中的民族主義敘事，
而在上一節中，本文也分析了 1930 年代台灣民族主義敘事與左翼思潮之間的關 係──如知識分子思想光譜遞變之後，「階級」概念如何可能給予「民族」資助，
以及其得力於左翼思潮的同時也因左翼思潮而產生困境等特色──因此本節在 小說創作的取樣上將會把範圍集中在以「階級」為議題的作品，試著從中探詢它 們是否與當時知識分子的言談論述一樣，反映出對「民族」問題的思辯。
（一）、從「模擬」到「民族的階級」
1930 年代為數眾多的「階級」小說，多少映證了前文所述，左翼思潮給台 灣的知識分子帶來思想遞變、敘事目的或情節架構重心移轉的影響。在這個部份，
本文將以琅石生的〈闇〉、呂赫若〈暴風雨的故事〉以及張文環〈部落的元老〉
等三篇小說為主軸，其中再穿插其他作者的作品，先針對「階級」與「民族」這 兩個議題之間的關係加以分析。選取〈闇〉做為起點，是因為這篇作品帶有「模 擬」日本左翼文學經典的明顯痕跡，但又同時表現出在地化的傾向，既能與 1930 年代知識分子在言談論述上大量引介左翼思潮的現象做一比較，也向我們提示了 當時台灣「階級」小說的情節特色；至於〈暴風雨的故事〉則在此一共同的基本 情節之上，將日本的殖民現代性置入，隱約呈現出「階級」與「民族」之間的互 動；最後〈部落的元老〉則是本文用以說明 1930 年代的作家，如何沿用「階級」
概念，去看待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民族的階級」之問題。
1935 年 2 月刊出、由署名琅石生所寫的短篇小說〈闇〉，其內容大概是講述 剛被工廠開除的主角洪阿泉，在大稻埕的陋巷中被半強迫拉去嫖妓，卻發現床上 躺著的是舊識阿足，阿泉這也才知悉阿足從十四歲被賣身後迄今為止的悲慘生活。
123排除掉〈闇〉的男女主角是舊識或敘事人稱等安排，主角在半強迫的情況下目
123 琅石生，〈闇〉，刊於《台灣文藝》第二卷第二號（1935 年 2 月），頁 5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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睹身患重病卻還要被迫出賣肉體的女人這個主要的情節架構，以及在繁華的都市 遊蕩的主角、女主角所處空間的幽暗穢臭與飽受摧殘的肉體之描寫、被壓迫者奄 奄一息甚至死亡的隱喻等等，都與日本普羅文學作家葉山嘉樹一腳跨進文壇的名 作〈淫賣婦〉有著高度的相似性。124我們或許可以斷定〈闇〉是琅石生對葉山嘉 樹的致敬，也能理解日本普羅文藝對台灣的影響程度，但這篇「〈淫賣婦〉台灣 版」透露出來的訊息不只如此。
從 1930 年代初期的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戰中，我們觀察到台灣知識分子 並非無批判地接受左翼思潮。上文反覆陳述、左翼思潮如何引導台灣民族主義敘 事建構「語言─文化」疆界，以及「語言─文化」疆界又如何因為左翼思潮而出 現裂痕等等，當然就是左翼思潮回應台灣需求而在地化的例證──模仿其實包含 在再現當中、或者說就是一種再現的手段。因此，與理論在地化的現象一樣，當
〈淫賣婦〉裡工廠或矽肺病等近代資本主義／工業記號，在〈闇〉中被代換成封 建地主剝削以及農村女性的悲慘境遇等記號，從這位同樣被折磨地人不像人的女 主角身上，我們就必須注意到是否產生了台灣特有的文化脈絡才能解讀的意義。
讀者當然能夠閱讀到像楊華〈一個勞働者的死〉咒罵著「可憐由他精血結晶 製成的鋼鐵，變成了許多無用的玩具，供有錢人們去享受……他們資本家有鮮衣 美食的供養，華屋大廈的居住……但是工人們怎樣，粗衣裂食，卑屋陋室……」
125、「唉！可惡的資本家啊！你們對於勞工的心思，最好一天二十四點鐘都給你 作工、拼命地作工，勞工們的工錢，你們最好想減低到小而又小的限度！」126這 類將階級二元對立式呈現，極盡批判近代工業化文明中的資本家、替無產階級者 抱不平之能事的作品。但當時台灣文壇大部份沾染「階級」色彩的小說，其批判 的目標不只是資本家或資本主義，而更可能像〈闇〉一樣，導向台灣固有的地主 與封建地制。比如徐青光在〈謀生〉一作中，寫下了「祇有同一階級才會理解同 一階級的痛苦……不同一階級而要求他的了解同情，這層是很困難的，因為他們 利益上是永遠不能併在一起的。」127這種強烈表達「階級」立場的句子，但他使 用「階級」概念所批評的對象，卻指向操控竹圍村的地主，造成「階級」問題的，
也主要是像「鐵租」這種無視農民權益的封建地制。再如林越峰的〈好年光〉，
也借傳興之口指出傳統地主對農人不合理的的剝削：「熟年有什麼用？收成好，
穀子多，價錢就的確賤。哼。頂好是有田租收的人，去年旱，稻子『敗』，租稞
124 關於〈闇〉與〈淫賣婦〉之間詳細的異同比較，可參考王姿雯，〈昭和戰前期における日臺プ ロレタリア文學の交流——葉山嘉樹「淫賣婦」と琅石生「闇」〉，刊於《東方學》第 116 期（2008 年 7 月），頁 146—162。
125 楊華，〈一個勞働者的死〉，刊於《台灣文藝》第二卷第二號（1935 年 2 月），頁 137。
126 出處同上，頁 140。
127 徐青光，〈謀生〉，刊於《台灣文藝》第二卷第三號（1935 年 3 月），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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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也不減。今年稍稍好一點，就到處在鬧漲租。」128由此可見，雖然「階級」
受台灣作家推崇甚至「模擬」，但在實際賦予情節的過程中，正如必然回應殖民 地特殊情境而在地化的左翼思潮，這類批判封建地主以及以農村小鎮為背景（而 不是資本家以及工業都市）的「有點像，又不太一樣」的「台灣左翼文學」就此 被生產出來。
由呂赫若所寫的〈暴風雨的故事〉，大致也遵循著台灣左翼文學的情節特色。
佃農（無產階級者）老松仍舊是〈暴風雨的故事〉的主角，小說中他因暴風雨致
佃農（無產階級者）老松仍舊是〈暴風雨的故事〉的主角，小說中他因暴風雨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