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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戰雲密布下的台灣殖民地民族主義敘事
前言
朱點人於 1936 年底出版的《台灣新文學》雜誌上發表了〈脫穎〉這篇小說。
〈脫穎〉的內容大致在述說沒有錢娶老婆、在官衙裡擔任雜役工友的陳三貴，暗 戀主任的女兒犬養敏子，卻明白彼此身份地位的懸殊而苦惱不已。其後主任的兒 子在日滿戰爭（即九一八事變）中陣亡，主任態度豹變，積極安排女兒嫁給台灣 人，以免自己的孫子再踏上征途，陳三貴便藉此機會，入贅到犬養家。146〈脫穎〉
中對入贅一事挾帶鮮明的諷刺意味，一再強調日本主任的姓氏「犬養」、三貴入 贅之後變成「犬養三貴」等處，和本文上一章引述的蔡秋桐作品〈理想鄉〉中，
將日本指導者的姓氏諧擬成「老狗母仔」的筆法有異曲同工之妙。朱點人對屈從 型人物加以批判，並指控台灣人在被殖民的狀況下受盡歧視、即使能力優秀也出 不了頭天的事實，在戰後民族主義敘事中，理所當然被列編為「抵抗」殖民者的 模範教材。只是對戰後民族主義敘事而言，〈脫穎〉的重要性不僅於此。它出現 在台灣文壇的時間點，正劃下一道歷史的分界線──1936 年的台灣，剛迎來極 具象徵意義的「武官」總督小林躋造，隔年，蘆溝橋事變爆發、中日戰爭開打，
國家總動員法在台實施，小林總督揭示「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等三大 治台政策──在此之前是日本統治者標舉「內地延長主義」為招牌的同化時期，
在此之後則是因應軍國主義的需要而猶如燎原烈火的皇民化。戰後民族主義敘事 認為，在皇民化時期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正因為這道歷史分界線而無從效法 1920、1930 年代對日本殖民主義施以批判的先行者，甚至失去了民族道德、對 日本產生認同感，像〈脫穎〉這類型的作品自然成為絕響。
不管論者抱持中國意識或台灣意識，幾乎都把日本的皇民化政策等同於徹底 消滅台灣人既有民族認同的苛政──就像「『皇民化運動』的罪惡目的，就是要 殖民地台灣向著日本『本土化』，用日本國的『大和文化』全面、徹底地取代中 國文化，消滅台灣同胞的民族意識。」147、抑或「1937 年 9 月，當局強迫推行
『皇民化運動』，意圖以大和民族意識壓制漢民族意識，以『大和文化』徹底取
146 朱點人，〈脫穎〉，原刊《台灣新文學》第一卷第十號（1936 年 12 月），收於楊華等著，《薄 命》（台北，遠景，1997），頁 133─152。
147 趙遐秋、呂正惠編，《台灣新文學思潮史綱》（台北，人間，2002），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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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台灣本土文化，消滅台灣人的民族意識。」148等這些論述文字所呈現的──而 與保有應允被殖民者重新論述殖民政策之空間的同化時期兩相隔離。在殖民者高 壓統治下，原本可待收穫成熟果實的台灣新文學，也就理所當然產生斷裂、進入 黑暗期。即使是後起積極擺脫民族主義道德式評斷的研究，它們對皇民化時期的 判斷其實也沒有全然揚棄這道歷史的分界線。
雖然皇民化時期與同化時期的確存有一視可辨的眾多差異，但若僅從「差異」
著手、把兩個時代「斷裂」開來，將會衍生出兩個值得探討的問題：首先，「斷 裂」史觀營造出此時日本政府施以高壓統治，而導致台灣文化主體消亡與台灣人
「抵抗」殖民之努力攔腰斷折等刻板印象。只是日本的皇民化政策是否全面表現 出對台灣文化的排斥性，以及台灣文化場域或言論空間自 1937 年中日戰爭全面 開打之後，是否真的在國家威權的宰制下一蹶不振？重新閱讀史料後，我們將會 發現有加以澄清之必要；其次，則是皇民化時期的新文學被「斷裂」史觀定型為 負面的、與「健康」的前行時代隔離，而能彰顯前行時代豐功偉業的對照組。但 當本文經過前一章的討論，察覺前行時代的台灣知識分子表現出來的民族主義敘 事可能不是想像中的如此「健康」、察覺被殖民者並非直到皇民化時期才突然思 考「如何成為日本人」時，是否表示皇民化時期新文學受戰後民族主義所詬病的 特色，其實有可能是前行時代積累和延續的成果？如何回應這兩個問題，正是本 文探討皇民化時期新文學中的民族主義敘事之關鍵。
前兩章本文處理了皇民化之前的台灣殖民地民族主義與日本「東方式殖民主 義」之間的關係：日本的殖民主義由於與其官方民族主義齊頭並進，而有將殖民 地「包攝」進一個尚在建構、邊界不斷擴大的民族國家／帝國之中的欲望；而做 為日本「東方式殖民主義」之回應的台灣殖民地民族主義敘事，先是自 1920 年 代前後，由本土資本家／地主引領的政治社會運動與文化啟蒙運動開始，建構一 套繞開「日本化」同化（但並非排斥編入日本帝國之中）的情節架構，然後於 1930 年左翼思潮在地化的影響下，在批判既有內部路線之同時，逐漸發展出打 造台灣的「文化─語言」疆界、卻又同時將此疆界納入日本中央之下的民族主義 敘事。延續以上之基礎，接下來兩個章節將針對日本「東方式殖民主義」以及台 灣的殖民地民族主義行進至皇民化時期（即 1937 年中日戰爭全面開打直到 1945 年終戰）、在遭逢「戰爭」這個時空環境變數之時，以何種面貌展開兩相互動，
以及如何可能接續 1930、甚至 1920 年代的民族主義敘事等部份展開討論。
具體而言，本章將以下述兩個軸心鋪陳：第一個軸心是關於日本因應「戰爭」
此一時空環境變數，如何調整其殖民政策或修辭的動態變化，並於其中思索辯證
148 游勝冠，《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台北，群學，2009），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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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民化時期日本的殖民意識型態與前行時代的連接。這部份本文將先爬梳皇民化 時期的歷史脈絡，再行分析大政翼贊會文化部配合戰時體制而擬定的「地方／外 地文化」政策，以及稍後「大東亞共榮圈」之歷史意義，既調整皇民化時期的刻 板印象，亦希望從殖民者這一邊，重新連結原本因「戰爭」而斷開的歷史階段。
而這將是本章第一節的工作。緊接著第二個軸心，本文將轉向被殖民者這一邊，
剖析他們回應殖民者的政策與看待自我文化的方式。本章第二節主要以當時知識 分子的言談文字為對象，楊雲萍與黃得時兩人有關台灣文學的相關論述──儘管 大量的前行研究已經反覆討論（尤其是黃得時的部份），但詮釋的結果幾乎都依 傍戰後民族主義敘事「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情節架構行走──將為戮力之處。
至於第三節，本文選取張文環這位皇民化時期「鄉土書寫」的代表性作家，來討 論皇民化時期新文學中被進一步細緻化的「鄉土」形象的功能意義，以及與日本 殖民意識型態和政策之間的牽連，進一步比對其與 1930 年代知識分子於左翼思 潮在地化下的鄉土書寫之異同。最後必須附加說明：本章的架構無法妥善對待此 時在種種歷史因素加持下強勢介入台灣新文學場域的在台日本知識分子──比 如黃得時的研究，原本就是回應島田謹二稍早的文學史建構工程而來──筆者並 非沒有意識到在台日本知識分子的重要性，只是在台日本知識分子的文學表現所 涉及的議題過於複雜，將其納入討論的範圍可能會導致主題失焦，因此，本章將 在台日本人的部份做為台灣知識分子的對照組補充說明，不再另開獨立的章節。
第一節 皇民化時期日本的「東方式殖民主義」
若要質問將皇民化時期想像為台灣新文學史上的黑暗期這種基於「時空環境 差異」而衍生的斷裂史觀，最有力的證據應該是此時許多與「斷裂」擦出違和感 的文字。比如說呂赫若於太平洋戰爭──這個一般被視為日本軍國主義邁向最高 峰的關鍵──之後所進行的書寫：
門樓已經是座古老的建築物，牆壁上裝飾的色彩與各種人形雕飾紛紛剝落，
僅留下痕跡。門上有塊以青字寫著「福壽堂」的匾額。這塊匾額也快壞了，
上面結滿蜘蛛網……「後龍」靠近四棟。就在所謂的後龍後面，甘蔗的枯 葉掩埋如山高，又蓋了一間豬舍、家禽的小屋，以及廁所。乍看就知道是 古老的建築物，由於沒有什麼人氣，給人鴉雀無聲的感覺。四棟與某個後 龍大部份的牆壁已傾圮，窗櫺也脫落，滿目瘡痍，每個入口的門都緊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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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赫若這段引領讀者徘徊鄉土空間的細膩文字絕非特例。我們應該不難發現許多 被奉為經典、以台灣鄉土或固有文化為對象的學術研究與文學作品，耐人玩味地 於皇民化時期、甚至戰事益發吃緊的 1940 年代之後大量產出──如當時主持《台 灣文學》、被視為戰時台灣知識分子領袖之一的張文環，其倍受後世讚譽、帶有 濃厚台灣色彩的「鄉土書寫」；或者楊雲萍著手整理台灣古典文學的史料、以及 黃得時台灣文學史的建構，也皆於皇民化時期展開──若只以熱衷程度而言，皇 民化時期台灣知識分子對自我文化的關照，其實不比 1930 年代寫實主義喧囂塵 上之時來得遜色。如果按照「斷裂」史觀，皇民化時期理應是日本殖民者欲以大 和文化徹底消滅台灣文化的時代，如何可能允許此種類型的作品大量出現？
皇民化時期的到來，是 1937 年之後日本一步步陷入戰爭的泥沼、為了調動 殖民地的人力物資協助戰爭而造成的歷史結果，其中必定含有壓制可能危及戰爭 動員的一切不穩定因素的成份，因此殖民地的文化與言論空間，當然也不可能像
皇民化時期的到來，是 1937 年之後日本一步步陷入戰爭的泥沼、為了調動 殖民地的人力物資協助戰爭而造成的歷史結果，其中必定含有壓制可能危及戰爭 動員的一切不穩定因素的成份，因此殖民地的文化與言論空間，當然也不可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