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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從鄉土書寫到皇民文學
前言
上一章本文針對張文環 1941 年至 1942 年的小說創作進行討論，發現不論其 主題為批判傳統或鄉土世界對人性的禁錮、抑或以「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營 造回歸桃花源般的鄉土世界之鄉愁，幾乎每篇皆取用自台灣人再熟悉不過的日常 生活素材。不過本文也注意到在張文環誠心誠意奉獻給鄉土書寫的酣暢筆墨中，
挾帶了一篇令人倍感突兀的〈頓悟〉。〈頓悟〉寫公學校畢業的主角為德，想要 繼續升學，但因家裡沒有資本，只好經由父親友人的介紹從鄉下前往大稻埕，在 李旺福的布莊裡擔任帳簿和店務的工作，期間又與幼時暗戀的女孩阿蘭重逢、再 度勾起往日情懷。看人臉色吃飯、抑鬱不得志的為德亟欲衝破社會的密林、取得 一席之地，卻不得其門而入。不久適逢志願兵制度發佈，為德宛如抓到一根救命 稻草，決定從軍以篩洗做人的意義、要回男人的價值。立志出鄉關後的為德突然 來了勇氣面對阿蘭，他意氣風發向阿蘭告別，阿蘭也應允為德會寫信給他，小說 最後就結束在為德面向黑暗的淡水河、唱起軍隊進行曲的高昂聲調中。214
綜觀全篇作品，本文認為造成〈頓悟〉置身張文環同期的小說創作行列中格 格不入的原因大概可歸納為以下三點：首先，傳統或鄉土世界脫離細緻耽溺的書 寫方式，變成不具重要意義的空景（至多「黑暗」的淡水河有借喻殖民地之意）；
其次，明亮的喜劇結局取代複雜而立體的辯證思考──雖然〈頓悟〉的上半部份 仍能歸類為批判資本主義的問題文學，而與同樣觸碰殖民地社會問題的前後諸作 找到稀薄的血緣關係，可是當殖民地男性被閹割、身陷進退失據之困境的效果才 剛開始發酵，張文環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安排了解決之道，在黑暗的淡水河 邊奏起高昂的軍隊進行曲，告訴讀者從軍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不見光的殖民地也 有救贖的天籟。儘管張文環習慣在鋪陳問題的過程中，向讀者演繹自我的價值觀 偏好，但諸如〈藝妲之家〉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女性命運，或〈夜猿〉與〈地方 生活〉擾亂鄉土日常節奏的現代性，他都沒有直接宣告解決方法、給出決絕且開 放性缺蕪的結局──採用喜劇或採用悲劇，並無孰優孰劣之分，重點是當一位文 學涵養與技巧臻於純青之際的作家，突然出手寫就倉促呆板的作品，此舉如何可
214 以上〈頓悟〉的內容概要，參考陳千武的譯文。譯文收於陳嘉瑞編，《張文環全集（卷 2）小 說集【二】》（台中縣立文化中心，2002），頁 126─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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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讓讀者陷入困惑；至於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則是視日本官方的志願兵制 度為解決殖民地問題之良策的〈頓悟〉，有鼓勵殖民地青年從軍、替殖民者宣揚 意識型態的嫌疑──儘管如同本文上一章所述，張文環自成一家的鄉土書寫與殖 民者的意識型態並非毫無牽扯，但也絕非像〈頓悟〉這般露骨。
因此，若照本文於緒論指出的戰後台灣民族主義敘事的「雙重的二元對立」
標準來看，〈頓悟〉絕對是必須加以批判的、屬於「皇民文學」這一類的作品。
但張文環在戰後台灣文學研究中，經常是以創建戰時台灣人的文藝社團、與在台 日本人甚至官方分庭抗禮的領導者，或者以維繫鄉土書寫、抗拒皇民化政策的異 議者之姿蓋棺論定。〈頓悟〉之存在無損張文環之評價，也許與上述異常的美學 手法以及與同期諸多鄉土書寫的作品之間主題意識的不連貫有關──也就是說，
突兀與不自然的明顯瑕疵，反而致使〈頓悟〉爭取到「陽奉陰違」這位有力的辯 護律師。不過本文的用意絕對不是藉由重新討論〈頓悟〉與官方意識型態之間的 共犯關係，來審判、翻案張文環，以民族本位的道德觀分析文學作品，是戰後台 灣民族主義敘事的工作，本文的興趣並不在此。筆者想提出的問題是：當我們基 於突兀的理由把〈頓悟〉從張文環的鄉土書寫中切割出去，是否忽略了皇民化時 期的鄉土書寫，與辯證如何成為日本人、如何上戰場為天皇效命的「皇民文學」
之間並非毫無關係；是否忽略了它們同樣都是台灣皇民化時期民族主義敘事的一 環、同樣是對日本「東方式殖民主義」的回應？
這些問題與本文最初對皇民文學的興趣，以及隨之開出的研究方法切身相關
──如同緒論所言，本文的研究方法有二：其一是將台灣的民族主義敘事辨認為 日本特殊的「東方式殖民主義」之回應，以找出其中無法以西方經典的殖民地民 族主義理論歸檔的特色；其二則將皇民文學視為皇民化時期新文學表現中的民族 主義敘事之一環，並進一步將其置回前行時代的民族主義敘事相比較。在此方法 下，前兩個章節本文已然從殖民者這邊，連接皇民化時期與之前同化時期日本的 殖民意識型態、政策，也轉回被殖民者方面，討論 1930 年代以左翼思潮為基礎 的鄉土書寫和皇民化時期的鄉土書寫之間的異同，並進一步分析其與日本官方的 牽扯。因此本文最後剩下的工作，便是黏合皇民文學與皇民化時期的鄉土書寫、
這組經常被台灣戰後民族主義敘事斷裂開來詮釋的文學表現。看似替殖民者宣揚 國策的〈頓悟〉，夾雜在足堪代表皇民化時期鄉土書寫的張文環的系列創作中，
此一現象當然是觸發本文思考的源頭，但除此之外，我們應該還要從歷史資料中 找到更多的證據來填充、支撐皇民文學與此時的鄉土書寫無法分而待之的想法，
也才能針對皇民文學的敘事方式展開討論。
1943 年 3 月，在台灣文學奉公會、此一象徵台灣文壇重再踏進官方積極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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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階段的組織成立之前夕，任教於台北帝國大學的工藤好美於《台灣時報》上發 表一篇名為〈台灣文化賞與台灣文學〉的文章，對皇民奉公會第一屆台灣文化賞 得主西川滿、濱田隼雄與張文環等人加以品評。工藤好美的文字後續效應驚人，
日治時期台灣文壇的最後一次論戰，糞寫實主義論戰，正以其為導火線，從 1943 年 4 月開始，延燒到年底決戰文學會議召開之時。這場表面上爭辯寫實主義路線 的論戰，事實上扮演著連接皇民化時期的鄉土書寫與皇民文學的關鍵角色──
「皇民文學」一詞便是做為台灣文學日後方向之建議，在論戰中正式搬上檯面；
而且當時兩大文藝雜誌《文藝台灣》與《台灣文學》也在論戰的影響下，刊載了 陳火泉的〈道〉、王昶雄的〈奔流〉等兩篇有關皇民議題的作品，彼此競爭的意 味濃厚。因此，本章第一節筆者將以糞寫實主義論戰為經緯，說明台灣皇民化時 期的鄉土書寫與皇民文學的關係；接下來第二節，本文將針對上述陳火泉與王昶 雄的作品，正式進入皇民文學的敘事分析；最後，第三節的空間將留給啟發本研 究之靈感、在戰後民族主義敘事中再典型不過的「皇民作家」周金波，以做為全 篇論文的結束。
第一節 糞寫實主義論戰：美學假面下的政治鬥爭
工藤好美引發日治時期台灣文壇最後一次論戰的〈台灣文化賞與台灣文學〉
這篇刊載於《台灣時報》上的文章，大致可分為三個部份：第一，討論「台灣文 化賞」設立的意義並提出建議；其次，從詩歌獎全數頒發給俳句、短歌之現象，
省思台灣近代詩的危機；最後，品評西川滿、張文環與濱田隼雄等三人的作品。
日後糞寫實主義論戰之所起，當然導因於最後一個部份，但工藤品評三位作家所 依循的美學標準，卻與第二個部份環環相扣，因此本文不可不概述之。工藤將台 灣的近代詩視為日本近代詩的一種外地形式，因此他所謂「台灣詩壇莫大的危機」，
必須拉回日本近代詩發展史來觀察。工藤認為，明治時期帶有文明開化思想，與 首度登臨世界舞台、既古老又年輕的民族之夢想與野心的「新體詩」，正是日本 近代詩的母胎，但近代詩孕育成形之後，卻馬上與新體詩劃清界線、斬斷新體詩 中與民眾生活，以及民眾所推動的歷史現實之間的連繫，使得詩變成如同咒文一 般的存在，只能不斷謳歌人性的扭曲與變質，彷彿生而頹廢才是詩的本色。至於 台灣詩壇如何保存、延續日本近代詩的負面傳統，工藤則以在台灣詩壇一直被濫 用、誤讀的浪漫主義做為證據。對工藤而言，雖然浪漫主義經常表現出脫離現實 的態度，但事實上浪漫主義對未來積極的、創造性的夢想，與寫實主義是相通的。
工藤以此期許台灣的文學創作者選擇具有建設性的浪漫主義，而非把浪漫主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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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逃避現實、墮落的藉口。215暫且不論工藤對台灣近代詩的定義是否亦有忽視台 灣非日文創作之通病，從他的文字中我們可輕易查覺，工藤偏好的美學標準以及 期望見到的文學創作態度，應該是一種誠實面對現實與民眾、並獻身於歷史的寫 實主義，而非被自我情緒反噬、無法超越淨化的浪漫情調。
工藤結束以批判台灣近代詩之名、實則建構美學標準的工作後，筆鋒一轉，
發動他不斷向讀者預告的、對西川滿等三位獲獎作家的品評。做為台灣詩壇的代 表作家，工藤認為西川滿本次獲評審委員青睞的《赤崁記》戰勝了他自己和台灣
發動他不斷向讀者預告的、對西川滿等三位獲獎作家的品評。做為台灣詩壇的代 表作家，工藤認為西川滿本次獲評審委員青睞的《赤崁記》戰勝了他自己和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