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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一則「家」的寓言
還記得王昶雄親自出馬校訂遭受日本檢閱制度增添刪減的〈奔流〉一事嗎？
這件事可做為本文結論的引子。從上一章的討論中我們發現：由王昶雄校訂的〈奔 流〉似乎也不是〈奔流〉真正的面貌──這個版本刻意隱藏「成為日本人」的欲 望之同時，加重了「抵抗殖民者」的情節重量。本文據此認為，王昶雄此舉並非
「還原」創作當初（戰前）的民族主義敘事，而是種帶進當下（戰後）民族主義 敘事的「再創作／敘事」。換言之，戰前的〈奔流〉與戰後的〈奔流〉是對不同 的民族主義的回應。戰前的〈奔流〉訴說著一個「成為日本人」的故事，戰後的
〈奔流〉則為另一個「成為中國或台灣人」的故事。本文並非選擇某種「民族正 義」的立場評斷對錯，民族主義的對錯本來就是非常成王敗寇、訴諸社會主流意 識型態的結果。超越對錯，我們能在敘事中得到什麼？一則有關台灣人在特殊的 歷史脈絡下不斷追求身份詮釋的寓言。
葛爾納曾經說過民族主義是「努力將文化與政體結合在一起，為文化附加一 座政治屋頂，而且還不能有一座以上的屋頂。」這句話主要指稱近代國家藉由「高 級文化」的塑造與傳播，將其轄下的人民編入體制內的過程。不過若以文學性的 概念來重新理解，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說住在同一個屋簷（政治疆界）下秉性可能 各有不同的人，當他們想要擁有住進「家」的資格，就必須裁切、甚至放棄既有 的秉性以免無家可歸？王昶雄修改少作，正可視為某種裁切、放棄既有的秉性以 求編入戰後台灣的共同體中的行為，也替我們側寫了戰後台灣的民族主義看待日 治時期民族主義的盲點：當它以「雙重的二元對立」為「家規」執行歷史情節的 敘事之時，往往去脈絡化地忽略了日本殖民主義的特殊性，進而拒斥他們受歷史 結構的影響而來的、將自己編入日本共同體中的敘事特色，也連帶簡化了被殖民 的台灣人在遵守日本帝國的另一套「家規」、另一套由殖民者開出的情節架構時，
內心世界複雜的掙扎──「皇民文學」長期被貼上禁忌、背棄民族大義的標籤，
以及皇民化時期新文學受制於「皇民文學」而從日治時期新文學史中割裂出去等 現象即為具體的證據。
因此，如何重新將「皇民文學」的民族主義敘事置回皇民化時期新文學中，
並釐清其與日治時期新文學的民族主義敘事之間的關係，實為求日治時期新文學 史之完整、求後殖民論述之深化不可不進行的工作之一，本文書寫的動機亦源自 於此。至於本文方法論的構想，主要得力於吳叡人「東方式殖民主義」的發明。
「東方式殖民主義」之為物，簡而言之即與官方民族主義的建構同步進行的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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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日本的殖民主義是由一個正在製造、邊界尚未確定的民族國家所發動的，
它的目的並不只是經濟略奪，背後更有一套對抗西方、避免被邊緣化的民族主義 建國計畫──相較於西方秉持「差異原則」的殖民論述，日本的「東方式殖民主 義」雖亦有優化自身文明位階的「排除」意識，但與此同時，它也強調其與殖民 地與被殖民者之間地理、文化與種族上的相近性，企圖將殖民地與被殖民者（以
「日本化」同化的方式）吸收／「包攝」進日本民族共同體中。由此看來，台灣 的殖民地民族主義雖然與典型的殖民地民族主義同樣有著對自我身份詮釋的渴 望，但那卻是在參與日本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中、在日本「排除」與「包攝」並 存的曖昧狀況下醞釀出來的產物。
吳叡人的研究，一方面替本文解釋了日治時期台灣的知識分子的民族主義敘 事何以無法使用西方典型的殖民地民族主義概念來分析，以及何以他們擁有編入 日本共同體的欲望；另一方面則幫助本文發展出日治時期台灣的知識分子共同擁 有住進以日本帝國為屋頂的「家」之欲望的假定，來做為全文的書寫主幹──在 戰後民族主義敘事中，同化時期與 1937 年之後的皇民化時期經常遭受「時空環 境差異」此一學術上十分具有說服力的理由彼此區隔。日本殖民者的確於不同的 歷史階段，視其需求而執行不同的殖民策略，台灣的殖民地民族主義敘事也的確 制宜地參考了特定時空背景下能夠提供想像、行動的理論加以回應，而表現出不 太一樣的面貌；但本文認為，不管是同化時期抑或皇民化時期，日本「東方式殖 民主義」這一套意識型態上的「家規」事實上並沒有改變太多，台灣知識分子面 對的總是如此與建構中的官方民族主義並行的殖民意識型態，是以在跨時期多重 的文本中，我們應該能不斷找出那份編入日本共同體的欲望。
在此命題下，本文先以 1930 年代為起點，分析此時台灣知識分子如何因為 殖民地現實狀況以及國際左翼思潮的傳播，以「階級」優先的路線轉化原本 1920 年代「民族」優先的路線，緊接著再從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戰中思辨左翼思潮 的在地化如何可能建構出台灣獨特的「語言─文化」疆界而資助了民族主義敘事 的發展。只是 1930 年代的「語言─文化」疆界固然幫助了台灣知識分子找回正 視自我身份的信心與對抗日本殖民性的利器，但也同時受制於「日語世代」的興 起與日本官方民族主義收編鄉土的企圖，開始表現出以自我文化往帝國內部去尋 找證成的敘事特色，最終使得 1920 年代繞開「日本化」同化、走向「文明化」
同化（即以政治權力的平等為前提編入日本帝國之下）的情節架構，往承認日本 中央文化的方向微妙轉折。
以往論者皆謂 1937 年中日戰爭開打後，台灣新文學史就此進入黑暗、衰頹 期，但證諸於史料與台灣知識分子實際上豐碩的成果，如此判斷可謂不攻自破。
皇民化時期台灣的新文學大體而言有兩大方向：一為自台灣獨特的風土傳統尋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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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意義的文學史建構與鄉土書寫、一為思考如何「成為日本人」的「皇民文學」。
本文認為兩造之間的界線絕非後世的民族道德論述所想像的那般清晰，它們其實 皆可視為對日本東方式殖民主義的回應。皇民化時期大為興盛的文學史建構與鄉 土書寫，和日本 1940 年代鑒於戰爭局勢擴大而施行的地方／外地文化政策有直 接的關係。地方／外地文化政策表面上看似積極鼓勵其轄下的人民追求自我文化 主體、抬高地方／外地文化的地位，可是其目的卻是為了以地方／外地文化翼贊 中央的日本精神、將其差序式收編進單一的國體中，以期統合東方眾志對抗英美 勢力。由此來看，地方／外地文化政策仍然不脫東方式殖民主義敘事既有的情節 架構──1943 年間台灣的「糞寫實主義論戰」，即為官方進一步向被殖民者昭告、
辨明其欲求之情節架構的歷史結果。因此，在這場論戰中被發明出來的「皇民文 學」，只不過是替發揚日本精神的宗旨附加一個嶄新的詞彙罷了，它和地方／外 地文化政策下的文學史建構與鄉土書寫，對日本殖民者來說，實為一體之兩面。
文學史建構、鄉土書寫與「皇民文學」並不只在回應殖民者的民族主義這個 出發點上類同，兩者也共同展現出突破殖民位階、編進日本帝國之中的企圖。如 同黃得時以一「移民─在地化」的情節將在台日本人與台灣人並置入「台灣人」
共同體中，進而替此共同體尋求日本政治庇護的敘事，「皇民文學」的代表作家 們也是在追求台灣人與日本人平起平坐的欲望下，不斷思索要採取哪一條道路、
投身哪一段情節以「成為日本人」──這個部份也足以讓我們連接1920 年代與 1930 年代的民族主義敘事。1920 年代知識分子攀登文明階梯、1930 年代試圖讓 台灣受到日本中央文壇的承認，雖各有差異，但皆關乎破除位階的方法論，也都 隱藏著編入日本（不管文化上或政治上）、取得殖民者承認的共相──當然「皇 民文學」相較於為台灣風土傳統添加自信的文學史建構或鄉土書寫，「自我承認」
的支柱顯得破碎許多，這使得「皇民文學」編入帝國的方式通常導向上戰場為天 皇效忠，或無可奈何地陷入殖民論述的陷阱、自囿於心靈困境。
配合上述簡要的重點提示，筆者在此以表格的方式，將本論文的研究成果重 新整理如下：
敘事種類 敘事特色／情節架構 敘事目的 東方式殖民主義 同文同種。
文明或文化優越。
台灣人必須先當好的日 本人、走過「日本化」
同化，才能被允許成為 日本國民。
將台灣人編入按等級劃分的 日本民族共同體中，讓台灣 人為天皇效忠、有效動員台 灣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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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時期以「同文同種」等論述強調殖民統治的合理性，卻又不願給予被殖民者平 等的政治權力所造成的內在衝突，到了皇民化時期並沒有真正被消解，日本只是 藉由這套修辭來將「成為日本人」的責任轉嫁被殖民者以驅策他們為日本帝國效 忠。因此，當「皇民文學」反復刻劃被殖民者內心的掙扎不安、處處遭受殖民位 階的鄙視與傷害之時，無非揭發了日本「東方式殖民主義」的謊言，並以一種更 為沉痛的語調與前行時代的知識分子們共同控訴著「東方式殖民主義」的矛盾與 曖昧──如果我們依舊讓「皇民文學」或皇民化時期新文學中的民族主義敘事躺
化時期以「同文同種」等論述強調殖民統治的合理性，卻又不願給予被殖民者平 等的政治權力所造成的內在衝突，到了皇民化時期並沒有真正被消解，日本只是 藉由這套修辭來將「成為日本人」的責任轉嫁被殖民者以驅策他們為日本帝國效 忠。因此，當「皇民文學」反復刻劃被殖民者內心的掙扎不安、處處遭受殖民位 階的鄙視與傷害之時，無非揭發了日本「東方式殖民主義」的謊言，並以一種更 為沉痛的語調與前行時代的知識分子們共同控訴著「東方式殖民主義」的矛盾與 曖昧──如果我們依舊讓「皇民文學」或皇民化時期新文學中的民族主義敘事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