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廟會與⼦子弟書的售賣
清初，清政府強制實行樂滿漢分局的政策，並將內城劃為八旗營地，這嚴重 摧殘了北京內城的市場。107因而北京主要子弟書書坊「百本張」的主要販售地 點，是內城的隆福寺與護國寺廟會。王宜昌言，北平人口頭上之「廟會」一詞，
103 傅惜華：《子弟書總目》，頁 3。
104 張秀民：《中國印刷史》，頁 441。
105 同上註，頁 443。
106 附錄四為〈冤外冤〉、〈姐妹易嫁〉、〈海獻蜃樓〉、〈洞庭湖〉石印本資料。
107 葛劍雄：《古都與城市——地圖上的中國歷史》（香港：中華書局，2014 年），頁 127。
實包含「香火」「香會」或「香市」，「春場」，「廟市」，「市集」等四種意義。108 本文所論之廟會，取「廟市」之意思，即「廟宇中設定期市集，交易百物」。 清代北京內城居民結構是為「東富西貴」，貴人多住西城而倉庫皆在東城。109 由於內城在晚清以前少有固定的商業店鋪，因此廟會舊成了市民們提供日常生活 用品的主要場所，承擔著內城主要「商業中心」的職能。110就子弟書的販售而 言，最主要的廟會為內城城東的「福隆寺」和城西的「護國寺」。
⼀一、︑､護國寺
據《中國曲藝志·北京卷》考證，護國寺始建於元至元年間（1264－1294）， 原名崇國寺，為元丞相托克托故宅。位於西四北護國寺街，因坐落在西城，老北 京人俗稱「西廟」。111其街道示意圖如下：
護國寺廟會及附近街道⽰示意圖112
108 王宜昌：《北平廟會調查報告——側重其經濟方面》（北京：北平民国学院，1937 年），頁 3。
109 朱家溍認為「東」、「西」分指「崇文門」和「宣武門」外的外城漢人居住區域，而非指內城，
是俗語的誤讀。詳參朱家溍：〈老北京俗語正誤〉，《人民日報》海外版，第七版，文藝副刊，2000 年11 月 9 日。然而清代崇彝在《道咸以來朝野雜技》中記載了內城東富賈多，西城貴族多的現 象，也可為証，本文仍取「內城」東富西貴的定義。
110 葛劍雄認為清代北京商業活動繁榮的一個特徵就是廟會市場的興盛。詳參氏著：《古都與城 市——地圖上的中國歷史》，頁127-‐128。
111 詳參中國曲藝志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曲藝志·北京卷》，頁 515。
112 本圖截取自賴惠敏：〈從宗教場所到廟會中心─清代北京藏傳佛寺的演變及其與喀爾喀蒙古 王公朝覲貿易的互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2 期（2011 年 6 月），頁 46。其圖 據核對與王宜昌在《北平廟會調查報告——側重其經濟方面》第50 頁圖片一致，因王本年代久 遠（1937 年），掃描效果不佳，此處轉引賴惠敏文中所掃描之清晰圖片。
前文提及的兩處「百本張」書坊地址如以此圖定位，「菜園六條衚衕」者為新街 口南大街向北，「高井衚衕」者為新街口南大街西向。此處廟會農曆每月逢七逢 八有會，一個月有六天廟會，即初七、初八、十七、十八、二十七、二十八。民 國十一年改用陽曆。廟會期間有明地曲藝演出。為北京五大廟會之一。廟內擺滿 了出售布匹、綢緞、瓷器、古玩、字畫、玉器、擅自、眼藥、食品、紙張、文具、
煙袋、剪刀的攤子。其中最為突出的是「百本張」的唱本攤，攤上出售的唱本以 京劇為主，此外還有鼓詞、單弦等。113鶴侶氏所著之子弟書名篇〈逛護國寺〉， 記載了百本張擺攤在「東碑亭」。114
以護國寺的格局來看，「東碑亭」在第五層崇壽殿前庭院中。庭中東西方各 有兩口井，其後又有六角碑亭各一，東碑亭立有明明代成化八年「御製大隆善護 國寺碑記」，西碑亭為清康熙六十一年立「御製崇國寺碑文」，鑄有滿蒙藏漢四種
113 張鐵偉：《老北京的廟會：隆福寺、護國寺、財神廟廟會》（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年），
頁6。
114 原文為：「至東碑亭見百本張擺着書戲本，他翻扯了多時望着張大把話云。」詳參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俗文學叢刊編輯小組：《俗文學叢刊》，第398 冊，頁 620。
文字。115目前未有找到東碑亭的圖片資料，此處以文物出版社所首次出版的二十 世紀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所拍攝的老北京廟會圖片中護國寺西碑亭照片來進 行參考，雖年代不符，仍是較為可靠的圖片資料：116
⼆二、︑､隆福寺
隆福寺始建於明景泰三年（1452），位於東四北大街以西，因坐落東城，老 北京俗稱「東廟」。117光緒光緒二十七年（1901 年）發生過一次大火，廟內頭層
115 詳參佟洵：《佛教與北京寺廟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203。
116 張鐵偉：《老北京的廟會：隆福寺、護國寺、財神廟廟會》，頁 90。
117 詳參中國曲藝志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曲藝志·北京卷》，頁 515。
大殿被焚，從此廟內香火斷絕，隆福寺便成了「百貨具備，遊人甚多，絕不禮佛」
之所了。118原本的開廟日為農曆每月逢九逢十，後來又增加一、二兩天，計有每 月十二天廟會，即初一、初二、初九、初十、十一、十二、十九、二十、二十一、
二十二、二十九、三十，故有「諸市之冠」之稱。據《北平廟會報告》圖片，街 道示意圖如下：
隆福寺廟會及附近街道⽰示意圖119
《北平廟會調查報告》一書中描述廟會之場景為「隙地上縱橫各式商攤，道 路上擁擠往來男女，塵垢飛揚，呼吸為窒。」此處仍引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廟會中 的小人書攤照片以供參考：120
118 張鐵偉：《老北京的廟會：隆福寺、護國寺、財神廟廟會》，頁 5。
119 本圖截取自賴惠敏：〈從宗教場所到廟會中心─清代北京藏傳佛寺的演變及其與喀爾喀蒙古 王公朝覲貿易的互動〉，頁 44。與王宜昌在《北平廟會調查報告——側重其經濟方面》第50 頁 中所繪一致。
120 張鐵偉：《老北京的廟會：隆福寺、護國寺、財神廟廟會》，頁 87。
賴惠敏觀察到，逛廟會是旗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活動，而市集充斥著旗人穿 用之氈罽、眼鏡、狐裘貂帽等，鶴侶氏文中所描述護國寺賣的布料如「哦噔紬」、
「銀紅袍料」均係來自中俄貿易之商品。121而喀爾喀蒙古王公負責監督中俄貿 易，自身也參與貿易，這許多商品係由喀爾喀蒙古王公藉朝覲之便而輸入。122此 處或為「車王府」世系考證的一個對照材料。
121 賴惠敏：〈從宗教場所到廟會中心─清代北京藏傳佛寺的演變及其與喀爾喀蒙古王公朝覲貿 易的互動〉，頁22－26。
122 清朝政府對蒙古王公參與貿易持寬容態度。喀爾喀蒙古與俄國接壤，王公利用地利之便，攜 帶俄國的物品到北京，且由清政府撥給路費，以利於從事貿易活動。同上註，頁37-‐38。
目前學界對於「車王府」的考證有四種觀點：顧詰剛提出車王可能是蒙古「車 臣汗某部王爺」，因有清一代無以部落名命名王府之例，可信度不大；又有關德 棟提出車王可能是蒙古超勇襄親王策棱之次子車布登紮布，然其在徽班進京前已 去世，其時徽班尚未進京，更遑論收藏京劇，其爲車王一說亦不成立；王政堯依 據史樹青考證之「車王府」資料售自鄂公府，鄂公府主人爲車林巴布且鄂公爺喜 好戲曲，推斷車王之名得自車林巴布，但真正身份爲車林巴布之弟、鎮國公銜輔 國公鄂多台；接受者最多的觀點是中山大學郭精銳、高默波《車王府與戲曲抄本》
中提出車王乃車登巴咱爾，但亦缺乏直接證據。123
據賴惠敏文中考證，喀爾喀蒙古王公與廟會中的外貿商品輸入有關，而各類 曲本在廟會中販售，或許也存在被喀爾喀蒙古王公收藏的反向流動。上文中提及 的後兩種猜測雖然相異，但均屬喀爾喀蒙古王公：車登巴咱爾為外蒙古喀爾喀賽 因諾顏部札薩克和碩親王，其王府在今北京定安門內寶鈔胡同；車林巴布為喀爾 喀士謝圖漢部札薩克多羅郡王，其王府在今北京東四三條附近。124以車林巴布王 府所在的地址（今北京東四三條）來說，距離福隆寺不過一公里，假設其與廟會 的曲本售賣有所聯繫，並非完全沒有可能性。
韓書瑞指出「廟會在北京自身統一及與外界聯繫等方面扮演了特殊的角色」，
125作為開放的市場，內城和外城的居民均為顧客，即使購買力可能相差頗遠，但 不同的人群在「廟會」一處有了可以相遇且交匯的時間和空間，促進了文化及經 濟的融合。
123 詳參丁春華、李丹：〈車王府藏曲本文獻分析與研究前瞻〉，《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15 年第 1 期，頁 97。
124 王府地址的考證據趙志忠：《北京的王府與文化》（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 年），頁 177-‐178.
125 詳參韓書瑞著，朱徵春譯，王征、秦方校，《北京：寺廟與城市生活》（新北市：稻香出版社，
2014 年），頁 332。
隨著內城固定商業店鋪的逐步發展，廟會也隨之退居到了附屬的地位——早 期的定期集市轉變為固定的商業店鋪，126北京外城的琉璃廠（通稱「廠甸」）成 為新的書攤集合地，「每春節後廠甸開放，馬路旁書攤百數，陳列新舊書籍，成 為書市」。127
蒲立德曾言：「昔昌黎文起八代，必待歐陽而後傳；文長雄踞一時，必待袁 中郎而後著。自今而後，焉知無歐陽、中郎其人者出，將必契賞鋟梓，流布於世，
不但如今已也。則且跂予望之矣！」128表達了希望《聊齋》得到廣泛傳播的美 好願望。《聊齋》子弟書無疑促進了《聊齋》故事的傳播。
從地域分析來看，《聊齋》子弟書在北京、瀋陽、天津流傳頗廣，可推知《聊 齋》故事依靠「子弟書」在這些地方進行「跨地區」的傳播。
從傳播媒介來看，《聊齋》子弟書既有演唱表演又有曲本的傳抄出版。子弟 書和評說：「月川在光緒年中，閒居後門外某廟內，演述子弟評書《聊齋》，包袱 很多，因為他是帝冑而不得意，所以常以滿文滿語編為葷素包袱，當時人很覺可 笑。」129趣味性的表演和前文所述書坊的傳抄出版，也使《聊齋》經由子弟書走 入更多人的視野。
從編創者與聽眾來看，除了一般的漢族以外，《聊齋》子弟書還給《聊齋》
帶來了更多的滿族受眾。對於《聊齋》「跨民族」的傳播而言頗為重要。
126 葛劍雄：《古都與城市——地圖上的中國歷史》，頁 128。
126 葛劍雄：《古都與城市——地圖上的中國歷史》，頁 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