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從美援文藝體制到文學史上的林語堂與張愛玲
2.3. 翻譯觀點下的林語堂與張愛玲
2.3.2. 張愛玲：成功的「隱蔽」案例
在林語堂之後談張愛玲，顯然是個適當的順序。雖然在林太乙的《林語堂傳》
中，總是處處可見林語堂困於經濟壓力，但至少在外人眼中還是十分風光，也讓 張愛玲從中學時代就希望「我要比林語堂還出鋒頭」68，在港大期間苦練英文，
曾三年不用中文寫作，連寫信也全用英文，最後讓她姑姑說過她的英文「好過中 文」。69然而，她卻是無心插柳地以中文小說〈沉香屑—第一爐香〉闖出名聲，之 後更在從未真正居住於台灣的情況下，影響而產生許多「張派」作家，如白先勇、
施叔青、朱天文、朱天心等人；70至於她苦心經營的 The Rice Sprout Song、The
Naked Earth、Rouge of the North 等英文小說，在英語世界受歡迎的程度卻總是無
法達到林語堂的水準。
67 林語堂作品中譯譯者的誤植狀況極多，需特別注意。以這兩部作品為例，目前所見最早的譯 本分別為鄭陀、應元杰譯（1940）《京華煙雲》上海：春秋社；越裔譯（1940）《生活的藝術》
上海：世界文物。可參見賴慈芸（2017）〈樹大招風—揭露幾本冒名林語堂的譯作〉在《翻譯偵 探事務所》台北：蔚藍文化。頁122-133。
68 張愛玲（2001）《流言》台北：皇冠。頁 162。
69 蔡登山（2003）〈完不了的「林語堂夢」〉在《傳奇未完：張愛玲》133-48。台北：天下遠 見。頁136。
70 參見王德威（2007）〈從「海派」到「張派」—張愛玲小說的淵源與傳承〉在《如何現代，
怎樣文學》台北：麥田。頁319-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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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談張愛玲與美援文藝體制的關係前，或許可以先以陳芳明最初於1998 年 所發表的〈張愛玲與台灣文學史的撰寫〉為例，看看在不談美援文藝體制之前，
台灣過去如何評價張愛玲。
陳芳明認為，台灣文壇最初是透過夏志清在1957 年於《文學雜誌》發表的
〈張愛玲的短篇小說〉和〈評秧歌〉這兩篇評論開始，也提到當時主編《文學雜 誌》的是夏志清的哥哥夏濟安，但在刊出〈張愛玲的短篇小說〉之後，特別以按 語的方式，點出夏志清的討論過分「熱心」。71陳芳明對此認為，在那段動亂的時 期，夏志清慧眼獨具地注意到張愛玲，實在不易，但也正是因為反共的客觀環境，
使得在評價《秧歌》到最後時，夏志清也終於不掩飾其反共立場。而陳芳明也認 為：
張愛玲作品之所以能夠進入台灣，可以說歸因於台灣的反共政策；由於反共，而 開啟了一個缺口，張愛玲文學遂通過這缺口，接觸了五○年代的台灣社會 […]如 果當時的台灣沒有實施反共政策，相信台灣文壇對她的接受不會來得那麼早。72
但在夏志清評文發表後的十年，張愛玲也就未再受到台灣文壇的注意，要到1968 年後，皇冠出版社開始重印其早期作品、海外學者水晶也發表對她的系列研究，
才讓台灣文壇開始熱烈討論。最後，陳芳明在結語中認為張愛玲文學之所以能介 紹到台灣，是因為她在香港撰寫的《秧歌》「被誤解為『反共文學』」73，而開啟 了進入台灣的閘門。
確實，這一切看起來都言之成理，但若根據王梅香對美援文藝體制的看法、
以及由翻譯觀點出發的討論，則會有另一番完全不同的見解。首先，《文學雜誌》
就是台北美新處中文計劃（Chinese-Language Program）的一部分，是由台北美新 處支持但「隱蔽」（unattributed）的一份中文月刊，對象正是東南亞（包括台港）
71 陳芳明（1999）〈張愛玲與台灣文學史的撰寫〉在楊澤編《閱讀張愛玲：張愛玲國際研討會 論文集》413-34。台北：麥田。頁 416。
72 同上註，頁 416-7。
73 同上註，頁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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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識分子。74 此時的主編夏濟安不但曾任《今日世界》的譯者，也曾於 1958 年以洛克斐勒基金交換計劃赴美一年。75至於夏志清，除了是夏濟安的弟弟，也 曾為美新處建議其《美國文學批評選》的選文，甚至林以亮便直言此書是由夏志 清所促成；76後來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在香港出版時，出版社也正是接 受NGO 資助的友聯出版社。
先前對張愛玲寫作《秧歌》與《赤地之戀》的過程，文學史上多半由文本本 身出發加以解讀，而且因為張愛玲身兼作者與譯者，便鮮少談及其中翻譯所佔的 重量。然而，王梅香的美援文藝體制研究以美新處檔案證實兩者都屬於美新處的 譯書計劃，77將翻譯運作拉進視角後，便出現大不相同的張愛玲，證明兩書是經 過美國新聞總署「授權」，再由在地美新處「委託」當地作家的創作，只是生產 過程不盡相同：《秧歌》原本就是張愛玲的自主書寫，是因為因緣巧合，才讓美 新處以400 美元向她買下，委託張愛玲書寫後出版。至於《赤地之戀》則更為複 雜，原是美新處與香港政論家徐東濱「共同合作」的作品《告別朝鮮前線》，但 後來由張愛玲接下該書寫作大綱，接續書寫，納入中國報告計畫。由此看來，兩 書當然都帶有美新處譯書計劃的反共色彩，都被美方視為冷戰時對東南亞的宣傳 品。但王梅香也進一步分析在宣傳框架下實際呈現出的張愛玲，認為：
雖然我認為美新處的譯書計畫本身，就是一種反共文宣，用意在支持美國的外交 政策。然而，如果回歸張愛玲實際的創作感受，我認為她念茲在茲的始終是讀者 偏好和文學市場，是一種更實際的商業經濟考量。78
74 王梅香（2014）〈美援文藝體制下的《文學雜誌》與《現代文學》〉《台灣文學學報》25：069-100。
75 吳翎君（2012）〈冷戰初期洛克菲勒基金會對台灣的援助〉在貴志俊彥、土屋由香、林鴻亦 編《美國在亞洲的文化冷戰》，109-31。台北：稻鄉出版社。頁 121。
76 王梅香（2015）《隱蔽權力：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文學（1950-1962）》博士論文，國立清 華大學。頁135。
77 王梅香（2015）〈不為人知的張愛玲：美國新聞處譯書計畫下的《秧歌》與《赤地之戀》〉
《歐美研究》，45(1)：73-137。
78 同上註，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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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同張愛玲在寫給胡適的信中，談到香港批評界對《秧歌》的反應，便不乏無 奈地寫道「有過兩篇批評，都是由反共方面著眼，對於故事本身並不怎樣注意。」79 也曾在水晶向她提到不滿意《秧歌》結局時，主動提到《赤地之戀》是在「授權」
（commissioned）的情形下寫成的，所以非常不滿意。80
從這方方面面，會發現即使是學術圈的研究者，也不一定能發現一切早已綿 密地操縱在美國的美援文藝體制之中，甚至對於作品是否「反共」，也可能出現 完全相反的詮釋。但一方面這正顯示出美援文藝體制可以做到如何的「隱蔽」，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作家就算迫於經濟而不得不加入文藝體制，也仍有可能以 自己的風格有發揮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