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投票抉擇的因素

個人的選舉行為不但會受到內在心理認知與人口學特徵的影響，也不免受到 外在環境直接或間接的制約。欲分析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因素，即必須將個體層 次與總體層次的各項因素同時納入考量。

一、選民個人的影響

若從選民個體層次來分析選民的投票行為，以強調人口特徵的「社會學派」， 提出政黨認同、候選人因素及議題取向的「社會心理學派」，以及計算個人成本 利益取向的「理性抉擇學派」，是最主要的三大研究途徑。社會科學界後續的研 究也幾乎脫離不了這三個範疇。其中，Lazarsfeld 等學者(1944）針對選民的「社 經地位」、「宗教」、「種族」、「居住地」、「職業」及「年齡」等來分析其政治傾向 與投票行為。在台灣的投票行為研究，因為兩岸關係的歷史演進，使得「省籍背 景」及「政治世代」成為研究投票行為重要的人口學特徵，諸多研究即驗證了大 陸各省市人或年長世代的政治態度與投票抉擇較傾向泛藍陣營，而本省閩南人或 年輕世代則相對支持泛綠陣營（盛杏湲 2002；盛杏湲、陳義彥 2003；陳陸輝 2000；2002；陳義彥、蔡孟熹 1997；游清鑫、蕭怡靖 2007；劉義周 1993；1994）。

徐永明與林昌平(2009)也利用 2004 年與 2008 年總統選舉，民進黨在各鄉鎮市區 的得票率差異，證實省籍聚居效果的存在。

在Campbell 等學者(1960)的 The American Voter 一書問世後，強調從政治心 理態度來分析投票行為的途徑蔚為風潮。選民的政黨認同、候選人評價及議題立

場成為解釋選民投票意向的最關鍵因素。雖然諸多學者針對政黨認同的測量方式 (Petrocik 1974; Weisberg 1980)、長期穩定性(Erikson, Mackuen, and Stimson 2001;

Fiorina 1981; Nei, Verba, and Petrocik 1976)及跨國適用性(Thomassen 1976)提出 質疑，但到目前為止它仍是最能解釋選民投票行為的重要變數(Abramson, Aldrich, and Rohde 2006)。這樣的論點在台灣投票行為的研究也一再被驗證。不論是政黨 認同、政黨形象還是政黨偏好，只要認同、偏好或對該政黨有正面形象的選民，

皆有相對較高的機率將票投給該政黨所提名的候選人（Tsai 2008; Yu 2004; 朱雲 漢 1996；何思因 1994；徐火炎 1991；1992；陳陸輝、耿曙 2008；陳義彥 1994；

盛杏湲 2002；游盈隆 1994；傅恆德 1996；2005）。

然而隨著美國政黨政治的逐漸衰退(Wattenberg 1990)，美國總統選舉逐漸從 過去的「兩黨政治」轉變成「候選人中心政治」(Miller and Shanks 1996, 414;

Wattenberg 1991)。選民對候選人個人特質及專業的評價，在其投票抉擇上逐漸 扮演著核心角色(Rahn, Aldrich, Borgida, and Sullivan 1990)，也引發學者對於如何 測量候選人的認知與評價的廣泛討論(Abelson, Kinder, Peters, and Fiske 1982;

Kinder 1986; Lodge, Steenbergen, and Brau 1995)。在台灣的選舉研究中，包括候 選人的個人特質、能力或形象，即成為選民投票不可忽略的考量依據（林瓊珠 2008；胡佛、游盈隆 1983；徐火炎 1995；1998；陳義彥 1994；梁世武 1994；

黃秀端 1996；游清鑫 2003；傅明穎 1998），甚至發現「情感溫度計」(feeling thermometer)的測量方式，不但可以簡化統計模型的複雜性，甚至具有更佳的模 型預測率及解釋力（黃秀端 2005；盛治仁 2000；鄭夙芬、陳陸輝與劉嘉薇；

2005）。

Campbell等學者(1960)在早期認為民眾的議題立場對其投票抉擇的影響有 限，¹¹更可能因「投射」(projection)或「說服」(persuasion)誇大了議題投票的影 響效果(Brody and Page 1972; Page and Brody 1972)。¹²但Carmines與Stimson(1980) 發現當「簡單議題」(easy issue)出現時，議題即與選民的投票存在顯著的關係。

11 Campbell 等學者(1960, 170-171)認為民眾對議題的立場若要影響其投票決定，必須滿足：(1) 必須認知到議題的存在；(2)對該議題的認知必須產生最小的感覺強度；(3)可以比較出與自己立 場接近之政黨優於其他政黨。但實際上，多數民眾並不具備這三項要件，且這三項要件僅只是必 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既使滿足了，也未必左右其投票決定，因此議題立場對投票抉擇的影響有 限。

12 所謂「投射」是指選民未必正確理解候選人的政策立場，而是錯誤的以為候選人的立場與自 己相同，即是將自己的政策立場投射候選人身上；而「說服」則是指選民自己原本並沒有明確的 議題立場，而是受到候選人的影響形成與之相同的態度(Brody and Page 1972)。

在台灣最常見的議題即屬兩岸統獨、經濟環保、社會福利及改革安定（Chen 1998;

Hsieh and Niou 1996; Wang 2001; 王鼎銘 2003；陳文俊 1995；盛杏湲 2002；謝 復生、牛銘實與林慧萍 1995）。這些議題中，統獨議題在中央層級的總統及立法 委員選舉中最具影響力，也顯示出「獨立傾綠、統一傾藍」的基本態勢（Tsai 2008;

Wang 2001; 王鼎銘 2003；盛杏湲 2002）。另外，1990 年代台灣民主化過程中，

由於執政當局對於兩岸政策的改變、反對黨的宣傳與動員、中共的軍事威脅等，

皆讓台灣民眾的族群認同由「中國人認同」朝向「台灣人認同」或「兩者都是」

的雙重認同改變(Liu and Ho 1999)。¹³族群認同不但成為台灣基本的政治分歧之 一，也對選民的投票抉擇產生顯著的影響效果（Huang 2004; 徐火炎 1996；

2005；陳陸輝 2006；蔡佳泓、徐永明與黃琇庭 2007）。

除了人口特徵與政治心理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外，Downs(1957)則是從選 民計算行為「成本－效益」的角度，尋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思維來討論投票意向。

不論是「公民複決理論」(referendum theory)、「回溯性投票」(retrospective voting) 或「經濟投票」(economic voting)的論點，皆認為選民的投票抉擇會考量執政者 的施政表現，以選票作為獎勵或懲罰的方式(Fiorina 1981; Kiewiet 1983; Kinder and Kiewiet 1981; Lewis-Beck 1988; Mann and Wolfinger 1980; Tufte 1975)。¹⁴過去 的研究發現台灣選民的經濟投票並不如統獨立場或國家認同等議題來的重要（何 思因 1991；黃秀端 1994）。部分選民會將經濟狀況不佳歸因於國際環境因素而 不責怪執政黨（王柏燿 2004）。但對執政黨施政表現不滿意的選民，仍有顯著偏 高的機率投票給在野黨及其提名候選人（Tsai 2008; Wang 2001; 吳重禮、李世宏 2003；蕭怡靖、游清鑫 2008）。

二、選區環境的影響

Lazarsfeld 等學者(1944, 27)曾明白表示「一個人的政治思維乃是取決於其所 屬的社會環境」。但外在環境又如何影響個人的政治態度及行為模式？Stipak 與 Hensler (1982, 169-171)依照過去學者們所提出的各項學理，將其區分為「影響中 介的系絡效果」(influence-mediated contextual effects)以及「認知中介的系絡效果」

13 有關台灣民眾族群認同的長期發展趨勢，亦可參閱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重要政治態度 分佈趨勢圖，網址：http://esc.nccu.edu.tw/newchinese/data/attitude.htm。

14 而執政黨在深知選民對國家經濟表現的認知與感受將影響選舉的投票意向下，亦會故意在選 前操作各種短期策略來刺激經濟，形成「選舉經濟循環」(electoral-economic cycle)的週期現象 (Tufte 1978)。在台灣，王鼎銘與詹富堯（2006）曾針對台灣地方各縣市政府的歲出預算進行統 計分析，結果發現各縣市政府在選舉年時的歲出預算確實出現擴張的趨勢。

(perception-mediated contextual effects)兩種解釋途徑。「影響中介」認為系絡效 果主要是透過人際間的影響在運作，也就是系絡中人與人之間的接觸與互動會影 響個人在態度及行為上的改變。Lazarsfeld 等學者(1944, 150-159)提出的「二階段 傳播理論」(two-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s)，即表示人際網絡對於選民政治行 為的影響力要比傳播媒體來的更直接。Huckfeldt 與 Sprague(1995, 20)則提出「三 重論點」(threefold argument)來解釋社會系絡如何轉換成個體行為。首先，公民 有目的性的蒐集資訊，但存在著政治一致性的偏誤；其次，公民對於政治資訊的 控制是不完整的，而所接收資訊的偏誤是自己偏好與所處環境交互影響下的複雜 結果；最後，當公民遭遇到與自己立場不同的政治訊息時，他們會理性的修正自 己觀點，形成潛在的影響。後續的實證研究也不斷強調，不論參與同質或異質團 體，雖然民眾彼此討論時未必完全正確認知對方的政治傾向及態度(Huckfeldt and Sprague 1987)，團體參與、人際網路內的政治討論確實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

（Finifter 1974; Huckfeldt, Johnson, and Sprague 2005; Levine 2005; 吳重禮、鄭文 智與崔曉倩 2006；林聰吉 2007；張佑宗、趙珮如 2006），這也包括家庭成員 間的互動影響(Beck and Jennings 1975; 1991; Jennings and Niemi 1974, 153-178;

Stoker and Jennings 2005)。

至於「認知中介」則是強調個人對於所處環境的認知會影響其政治態度與行 為，未必需透過人際互動才能形成。Przeworski 與 Teune(1970, 51-57)即表示「擴 散模式」(diffusion patterns)、「背景環境」(settings)及「系絡」(contexts)是探討 系統層次差異時的三個重要變數。除了系絡效果是透過人際互動產生影響外，「擴 散模式」強調文化傳遞的歷史學習效果。而「背景環境」則是說明民眾暴露在不 同歷史、制度、外部關係與物質特性的環境下，也會對其行為產生影響。因此，

即便個人處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未與他人互動接觸，但透過個人的感官知覺，其 所處環境的特性也會慢慢形塑出個人的行為模式。尤其「影響中介」對於依變數 行為要形成很強的影響力，通常只能在互動很強的系絡當中（例如小規模、具社 會同質性或高度整合的基層團體），且其在解釋上不易釐清自變數與依變數「同 步發生」的問題，但「認知中介」的解釋途徑就沒有這樣限制與疑慮了(Stipak and Hensler 1982, 170)。

Jones、Johnston與Pattie(1992)曾以 1987 年的英國下議院選舉為例，藉由多

層模型的建立，來驗證選民居住地的差異確實是影響選民抉擇的重要因素。¹⁵他 們在 1997 年選舉的研究中也再次確認地區系絡與選民投票抉擇的關連性 (Johnston and Pattie 2005)。在台灣，運用總體資料來探討選民投票抉擇的研究並 不多見，多是利用選區過去的選舉結果進行選舉預測（Wu 2008; 洪永泰 1994）。

16黃信豪（2006）雖曾嘗試將個體資料與總體資料結合，以多層模型的方式探討 選民在2004 年總統選舉的投票行為，並發現在其所建立總體層次的主觀系絡、

政治系絡及經濟系絡，分別對選民的投票抉擇存在直接影響，或與個體變數產生 交互作用。¹⁷但由於該文處理的是總統選舉，以全國為一個選區的情境下，僅能 權宜的以「縣市」作為總體層次的分析單位。部分縣市缺乏總體層次的資訊，且 在多層模型中未同時將所有總體層次的變數納入多層模型中，僅對總體層次的變 數「逐一」探討，無法達到總體變數相互控制的效果，以致模型解釋力有比較大 的限制。

台灣2008 年的立法委員選舉首度採取單一選區兩票制，全國 73 個單一選區 同時進行選舉活動。在此情況下，除了可藉由抽樣調查來蒐集選民個體層次的資

台灣2008 年的立法委員選舉首度採取單一選區兩票制，全國 73 個單一選區 同時進行選舉活動。在此情況下，除了可藉由抽樣調查來蒐集選民個體層次的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