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
成果報告
單一選區兩票制下台灣選民之投票行為：2008 年立法委員
選舉的多層分析
核 定 編 號 ： NSC 97-2420-H-004-020-DR 獎 勵 期 間 ： 97 年 08 月 01 日至 98 年 07 月 31 日 執 行 單 位 ：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 指 導 教 授 ： 黃紀 博 士 生 ： 蕭怡靖 公 開 資 訊 ： 本計畫可公開查詢中 華 民 國 98 年 08 月 26 日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論文
指導教授：黃 紀 博士
劉義周 博士
單一選區兩票制下台灣選民之投票行為：
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的多層分析
研究生：蕭怡靖 撰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五月
本論文獲得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97 年度獎勵人文與社會
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計畫獎勵
（NSC 97-2420-H-004-020-DR）
特此致謝
謹獻給最敬愛的
～ 父親 ～
謝 辭
1994 年步入政大，從未想過，15 年後的今天，自己竟然能在政大取得博士 學位。指南路上的店家不知換過多少輪、校舍也有了全然不同的風貌，但政大仍 是自己的最愛。當然，眾多師長、學長姐、同學、好朋友，以及最親密家人的支 持，才是自己得以順利取得博士學位的最大支柱。 沒有黃紀與劉義周兩位老師的指導，這本論文不可能問世。不僅從論文的架 構鋪陳，到逐字逐句的審閱修正，黃紀老師更毫無保留的在研究方法上提供協 助，甚至半夜三更仍挑燈夜戰，此論文的完成即是黃老師無私奉獻的成果。在寫 作過程中，劉義周老師不斷提供明確的寫作指引，更重要的是，不論在學業上有 所困惑、生活上需要協助，甚至是情緒上有些低落，劉老師總可以為你開出一條 大道，解決所有的疑難雜症。在此，由衷感謝兩位老師不辭辛勞的指導與付出。 當然，也感謝黃秀端老師、傅恆德老師、吳重禮老師、陳陸輝老師、陳光輝老師 與吳親恩老師，提出剴切的建議與寶貴的修正意見，讓論文更加嚴謹與完整。 在政治系就讀期間，諸多老師的啟蒙與教導，更是自己得以順利取得博士學 位的推手。陳義彥老師對研究教學的熱誠、對學生的關懷與協助，其所樹立的學 者風範，無疑是自己未來追求的目標。在盛杏湲老師的帶領下，開拓自己在國會 研究的領域，不但承蒙老師的指導完成碩士論文，更建立起自己的信心與對學術 研究的興趣。寇健文老師精闢的教學，讓自己從對中國大陸一無所知，到成為另 一門副修學科，大幅提升自己的研究廣度。林繼文老師在形式理論上的教導，則 不斷刺激自己的思維邏輯需更加周詳。黃德福老師與楊婉瑩老師的比較政治課 程，亦讓自己對於制度分析與跨國研究有更深入的瞭解。 當然，系上銀珍學姐與詠雯學姐兩位助教，長期以來提供的各項行政協助， 也為自己的求學階段提供強力後援。只是，她們始終對於一位15 年前，從大一 開始進辦公室當工讀生的二楞子，能在今天取得博士學位感到驚訝。另外，光輝 學長可說是自己在政大求學階段最重要的良師益友。剛進政大，雖然差距四屆， 但學長持續的關懷與協助，卻讓我們逐漸成為忘年之交。升學、畢業、當兵、結 婚、生子，生活上所有事物我們輪流經歷，也彼此分享心得、相互鼓勵。這種難 得情誼所產生的無形力量，也在論文寫作過程中，發揮的淋漓盡致。從書本上學得的知識，若能藉由實務運作來展現，勢必得以相輔相成。政大 選舉研究中心正提供如此難得的學習機會與環境。很幸運的，自己有機會在選研 中心學習與成長，並在洪永泰老師、游清鑫老師、鄭夙芬老師、陳陸輝老師與蔡 佳泓老師的指導下，學習民意調查的實務操作，以及計量研究的分析方法。尤其 朱姐無微不至的照顧，更讓自己的生活衣食無虞。在瓊珠學姐嚴謹的帶領下，接 下生平第一次的電訪計畫，奠定後續對各項民調計畫的執行能力。也因為選研， 讓自己有機會長期參與黃紀老師領導的「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計畫，亦從中 獲得寶貴的學習經驗。在選研的日子是歡喜的辛勞，更是甜美的回憶。與諸多學 長姐、同學、學弟妹的相處，更成為人生中難忘的一段歷程。這其中要感謝的人 實在太多，若全部寫出可能又是一本論文。但相信看到這篇論文的你，就是我要 感謝的人啦～～～ 最後，家人的支持當然是本論文得以完成的最大動力。感謝父母含辛茹苦的 養育之恩，相信最敬愛的父親，在天國亦能以此感到榮耀。也感謝淑茹無怨無悔 的付出，總能在我最失意的時候，挺身而出拉我一把。尤其，莙築的誕生，其天 真可愛的模樣，讓我在寫作過程中忘記煩惱，更讓我保持積極的態度面對未來。 畢業即是學術研究的開始，除了不斷自我鞭策、積極進取外，也期待各位能持續 給予指正與鼓勵！！！
蕭怡靖
2009/08/13摘 要
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台灣首度採用「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除了多數選區 必須重新規劃外，選民也首度有機會在一次選舉針對「同一職位」握有兩張選票， 一票投人、一票投黨，提供選民更多元的投票選擇。學理上，選民的投票抉擇， 除了受到個人背景與心理認知態度的影響外，所處的外在環境也會透過人際互動 或環境氛圍，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在方法上，若忽略總體層次的影響，將可 能高估個體層次自變數在統計檢定上的顯著效果。為此，本研究藉由多層模型的 建構，利用「階層推廣線性模型」(HGLM)的統計方法，將選民個體層次與選區 總體層次的變數同時納入模型分析，檢視影響選民投票抉擇的因素。 研究結果發現，除了選民個人的人口特徵與政治態度外，選民所處之外在選 區環境特性，也確實對於選民的投票抉擇具有顯著的解釋力。其中包括選區的經 濟發展、政黨勢力版圖、候選人屬性等。而這種系絡效果在單一選區候選人票的 影響力要高於政黨比例代表選票。此外，在兩票制下，選民採取一致投票的比例 相當高，達76.6%。小黨認同者為避免浪費選票，在單一選區中確實存在策略投 票，導致分裂投票的結果。不過在政黨比例代表的選票上，也因為有5%的席次 分配門檻，亦會出現策略投票的結果。但不論選民因何種因素採取分裂投票，皆 存在以泛藍、泛綠為主的「聯盟投票」型態。且泛藍陣營內的聯盟投票要比泛綠 陣營來的明顯，驗證了台灣目前政黨競爭的情境與政治氛圍。 關鍵詞：單一選區兩票制、投票行為、多層分析。目 次
第一章 研究動機與目的………1
第二章 選民的投票抉擇：新選制下的思考………7
第一節 影響投票抉擇的因素………..7 第二節 一致與分裂投票………..12 第三節 理論架構與研究假設………..18第三章 研究設計………33
第一節 研究方法………..33 第二節 資料蒐集………..36 第三節 變數測量………..38第四章 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因素………49
第一節 單一選區（第一票）的投票抉擇分析………..49 第二節 政黨比例代表（第二票）的投票抉擇分析………..61 第三節 小結………..72第五章 選民的一致與分裂投票………75
第一節 一致或分裂投票的型態………..75 第二節 一致或分裂投票的影響因素………..85 第三節 各種投票型態的分析………..94 第四節 小結………..99第六章 結論………103
第一節 研究發現………..104 第二節 檢討與建議………..107參考書目………109
附錄一 各選區總體層次各項數據一覽表………121
附錄二 「定群資料」與「橫斷面資料」獨立性檢定表………125
圖 表 次
圖2-1 選民投票抉擇之研究架構圖……… 28 表2-1 選民投票抉擇之研究假設一覽表……… 29 表3-1 各項統計模型之變數設定一覽表……… 39 表3-2 選區各項總體層次變數之描述性統計量……… 48 表4-1 TEDS 2008L 受訪者在單一選區的投票抉擇……… 52 表4-2 多層模型中各項自變數之描述統計量【單一選區部分】……… 55 表4-3 選民投票抉擇之多層模型分析【單一選區部分】……… 60 表4-4 TEDS 2008L 受訪者在政黨比例代表的投票抉擇……… 61 表4-5 多層模型中各項自變數之描述統計量【比例代表部分】……… 65 表4-6-1 選民投票抉擇之多層模型分析【比例代表部分—無自變數模型】… 66 表4-6-2 選民投票抉擇之多層模型分析【比例代表部分—完整變數模型】… 70 表5-1 「比例代表」與「單一選區」投票對象之交叉分析【一】………… 77 表5-1 「比例代表」與「單一選區」投票對象之交叉分析【二】………… 78 表5-2 選民兩張選票投票抉擇之組合型態……… 80 表5-3 選民政黨認同與兩張選票投票抉擇交叉分析表【一】……… 82 表5-3 選民政黨認同與兩張選票投票抉擇交叉分析表【二】……… 83 表5-4 各選區脫黨參選暨獨立候選人一覽表……… 88 表5-5 多層模型中各項自變數之描述統計量【一致或分裂投票】………… 90 表5-6 選民一致與分裂投票之多層模型分析……… 92 表5-7 選民投票抉擇型態之混合勝算對數模型……… 97第一章 研究動機與目的
台灣在2008 年 1 月舉行之第七屆立法委員選舉首度改採「單一選區兩票制」
(Mixed-Member Majoritarian System，簡稱MMM)，1與過去所採取的「複數選區 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with Multi-Member-District System，簡稱SNTV)雖然都屬於混合制的一種，但由於選制內容仍有相當變化， 再加上實際政治氛圍的影響，讓此次選舉選民投票行為的研究有了不同的關注焦 點。其中包括：「單一選區」的採行，是否形成藍綠陣營的兩極競爭？選民是否 採取策略投票？選區環境如何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兩票制」允許選民分裂投 票，但比例有多高？分裂投票的型態又是如何？2006 起年第一家庭陸續爆發台 開案、SOGO禮券、國務機要費等醜聞，是否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上述這些問 題，皆引發了本研究之動機。 過去在SNTV選制下的選區，動輒超過十位甚至二十位以上的參選人。在單 一選區制度中由於應選席次僅一席，參選人數必大幅減少。在第二屆至第六屆的 SNTV選制下，各選區的平均參選人數為 12.94。2第七屆改採MMM選制後，各 選區的平均參選人數驟降至 3.88 人。這樣的改變減低了選區候選人參選情形的 複雜程度，進而降低選民在蒐集選舉資訊上的成本。且由於立委席次減半以及單 一選區制的採行，絕大多數選區必須重劃，政黨內部與政黨之間的提名方式亦隨 之調整。3在SNTV制度下，區域候選人必須同時面對黨內及黨外候選人的競爭。 在單一選區選制下，各政黨在絕大多數的選區僅提名一位候選人參選，政治光譜 相近的政黨在勝選考量下，甚至形成政黨聯盟在選區中共同提名一位候選人，使 得黨際競爭成為競選主軸。此外，各選區採「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73 個選區 在相同選制與選區規模下分別進行選舉活動，可視為73 個獨立的分析單位，讓 選民的投票行為模式有了比較的基礎，排除選區規模之制度性因素的干擾。新的 1 將台灣地區劃分為 73 個單一選區，各選區以相對多數決方式選出 1 席立法委員，再以全國為 一個選區，採比例代表制產生34 席政黨不分區立委，另有 3 席平地原住民及 3 席山地原住民， 仍以全國為一個選區，採SNTV 制選出。此外，選民有兩張選票，一張投給選區候選人（又稱 為第一票），另一張則是投給政黨（又稱為第二票）。兩張選票獨立計算並分配席次。選區以獲得 相對最高票的候選人當選；不分區立委則依據各政黨在全國獲得第二票的比例進行席次分配 2 僅將第二屆至第七屆「區域立委」參選人列入計算，不包括「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政 黨全國不分區」及「僑選立委」。資料來源為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之歷屆公職人員選舉資 料庫，網址：http://esc.nccu.edu.tw/newchinese/data/election%20data.htm，再經作者自行計算而得。 3 例如：國民黨、親民黨與新黨之間的內部協調提名，國民黨與無黨團結聯盟的「禮讓」合作， 民進黨首度初選採取「排藍民調」等。
設計除了可藉由個體層次的資料來分析個人因素對投票抉擇的影響外，也可透過 總體層次的外在環境因素，進一步分析選區間不同的系絡環境(context)如何直接 或間接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 從選民投票行為的角度著眼，台灣過去的選制是採一票制，選民在選區投票 給候選人的同時，也視他支持該候選人所屬的政黨。此舉不但侷限了選民在政黨 票上的考量空間，也強制地將選民的候選人偏好與政黨偏好進行連結。新選制下 改採兩票制，讓台灣選民首度有機會在一次選舉中，同時針對相同職位有兩張選 票的選擇機會。選民可以選擇將兩張選票投給某特定政黨（第二票）及其提名的 候選人（第一票），即「一致投票」(straight-ticket voting)；選民也可以將兩張選 票分別投給不同政黨，即「分裂投票」(split-ticket voting)。4這不但讓選民對於 兩張選票保有各自的選擇機會，也提供選民更多元的考量空間。至於選民採取一 致投票或分裂投票，有各種不同的型態值得探究。例如：選民採取「國民黨一致 投票」與「民進黨一致投票」之間的差異，或採取「跨藍綠分裂投票」與「在藍 綠陣營內跨黨的分裂投票」，5亦有其不同的考量因素。除此之外，依據學理探討， 選民採取一致或分裂投票，除了可能受到策略投票、黨性強弱、政黨或候選人偏 好等選民個人態度認知的影響外，選區環境的各項因素，包括選區選舉競爭程 度、選區候選人屬性、政黨有無在單一選區提名候選人等，亦可能影響到選民的 投票抉擇。故在探討各項的影響因素時，必須將選民個人層次與選區環境之總體 層次一併納入考量，才得以建構出完整模型，提出嚴謹的解釋。 在民意調查方法興起之前，由於個體資料取得困難，研究選民行為的政治學 者多藉由總體資料的蒐集，以地區的人文經社發展等數據，與該地區的選舉結果 進行統計分析，推論該地區選民的投票行為。但在Robinson(1950)提出以總體資 料推論個體行為的研究方式極可能導致錯誤推論後，區位研究被許多學者視為畏 途。尤其是針對個體行為分析的相關研究，皆擔心因採取總體資料分析將會犯「區 4 過去有關台灣選民分裂投票的研究，因一票制與選舉時程之限制，僅止於選民在同時舉行的選 舉中，針對「同層級」（例如歷年北高兩市市長與市議員選舉），或「不同層級」（例如2005 年縣 市長與鄉鎮市長選舉）之「兩種公職」進行研究。至於相關的研究內容待後文說明。 5 台灣的政黨依其政治立場可分為「泛藍」與「泛綠」兩大陣營。一般而言，國民黨、新黨、親 民黨屬於泛藍陣營，民進黨、台聯則屬泛綠陣營。此次選舉，若選民將兩張選票分別投給分屬藍 綠不同陣營的政黨，即屬「跨藍綠分裂投票」（例如：一票投國民黨、另一票投民進黨）；若選民 將兩張選票分別投給同屬泛藍或同屬泛綠陣營內的兩個政黨，則屬「在藍綠陣營內跨黨的分裂投 票」（例如：一票投國民黨、另一票投新黨，或一票投民進黨、另一票投台聯）。
位謬誤」(ecological fallacy)。6此外，投票行為屬於選民個人的行為模式，從個 體層次來建立理論架構成為理所當然。分析焦點，除了可探討選民個人背景特徵 與人際網絡的影響外(Lazarsfeld, Berelson, and Gaudet 1944)，選民心理層面的政 治態度與認知也是關鍵因素(Campbell, Converse, Miller, and Stokes 1960)，亦有從 「成本與效益」(cost-benefit)的角度，以效益最大化的思維邏輯探討選民的投票 抉擇(Downs 1957)。7這種以個體層次的角度來探索選民投票行為的方式，隨著 民意調查技術的進步，與統計方法及電腦軟體科技的提升，受到廣泛的採用並得 出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但卻也使得政治學者對於民眾政治行為的探討逐漸疏離 社會環境的影響(Zuckerman 2005, 11-16)。Schlozman(2002)即表示過去的研究過 度強調個體資料的蒐集，以致忽略了社會系絡對於個人政治參與的影響力。 影響選民投票行為除了選民自身的背景與認知態度外，外在環境系絡對選民 投票抉擇的影響並不容忽視。Jones、Johnston與Pattie(1992, 344)即指出「個別選 民在政治上的被社會化並非『真空的』(vacuums)，其必定會在各種系絡中學習 他們的政治態度」。Przeworski(1974, 28)也認為同一個人在不同的社會關係下， 會有不同的行為表現。因此，要瞭解民眾的政治行為，必須將個人置於其社會互 動的系絡下來探討。畢竟個人生活在社會團體中，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聯繫與社會 環境所提供的生活條件，皆可能在無形中形塑個人的態度認知與行為模式。例 如：以農業發展為主的地區與以工商業為主的地區，民眾的政治態度與政治傾向 即有所不同。過去V. O. Key(1949)所提出的美國南方政治，與現在台灣「北藍南 綠」的政治勢力分佈，即突顯出地區環境差異對政治勢力分佈的影響。8又，不 同選區的競爭環境也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例如：選區的政黨或候選人競爭程 度，會改變選民對於自己一票在影響選舉結果效益上的認知，進而影響其投票與 否的意願(Niemi and Weisberg 2001, 22-37; Powell 1986)。另外，各地選區也會因 政黨與候選人的競選策略與動員方式不同，影響選民的投票意願及抉擇（包正豪 1998；陳陸輝 1994；游清鑫 1996；1999；劉義周 1992）。可見，台灣 2008 年 的立法委員選舉，全國73 個單一選區同時進行選舉活動，各選區除了有各自的 6 有關「區位謬誤」一詞的由來與歷史典故，可參閱黃紀（2001b, 555-556）。 7 台灣學界後續多以「社會學途徑∕哥倫比亞學派」、「社會心理學途徑∕密西根學派」以及「理 性抉擇學途徑∕經濟學途徑」來稱呼這三種投票行為的研究途徑（陳義彥、黃麗秋 1992；游盈 隆 1996, 319-334）。 8 徐永明（2000）的研究發現台灣南部選民不但較為支持民進黨，且其投票的穩定性也相對較高， 進而提出「偏向綠色的南方政治」之說法。耿曙與陳陸輝（2003）引用「區塊經濟」的論點，認 為在兩岸經貿發展過程中，地區間經濟產業結構的差異是導致「北藍南綠」的原因。
經社環境外，選區中參選人質與量的不同、政黨或候選人選戰策略不一、長期黨 派勢力分佈各異等因素，也讓各選區形成不同的選舉情境，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 選民的個人背景特徵及認知態度等資料，是屬於個體層次的範疇，而外在的 選區環境則屬於總體層次的範疇。當外在環境對個人的行為模式與態度認知造成 影響時，即稱之為「系絡效果」(contextual effect)。個人與環境兩者之間由於分 屬不同的資料型態。過去研究者在進行分析時常有格格不入的感覺，研究者也為 了避免落入「區位謬誤」或「原子式謬誤」(atomistic fallacy)，9時常將兩者分開 處理。研究者或單純蒐集個體資料以分析個體行為，或以總體資料推論總體結 果。這樣的處理方式總令人有無法兩者兼顧的缺憾。選民要做出一項投票抉擇 時，是在所處的社會環境下，經過思量所做出的結果，不但受到個人心理認知的 影響，也受到外在環境的制約。因此，採單一形式（個體或總體）的分析模式實 乃不足，應嘗試將微觀與宏觀層次的理論與實證資料結合，發展出邏輯一貫且切 合實用的政治分析（黃紀 2001a, XVI；2008a, 4-5）。也正如同黃紀（2000a, 126-127）所言「民調蒐集之個體資料實不宜假定個人離群索居、與世隔絕，因 此往往必須將個人所處之外在總體環境變數納入考量，進行脈絡(context)或多層 次(multilevel)分析，故資料之蒐集必須集體、個體雙軌並進」。 為完整探討台灣選民在單一選區兩票制下的投票行為，並兼顧個體層次與總 體層次的影響因素，「多層分析」(multilevel analysis)即成為最適合也最必要的分 析方法。在選民個體層次的資料部分，本文將藉由民意調查訪問取得，資料來源 為「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簡稱
TEDS)針對 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選後所進行的全國大型面訪計畫，10至於選區總 體層次的資料則是透過政府與學術單位（中央選舉委員會、行政院主計處等）公 開提供的資訊來蒐集與建立。本文期望透過上述的研究方法與資料，回答下列問 題：（一）在個體層次的選民個人與總體層次的選區環境中，哪些因素將影響選 民的投票抉擇？其中包括第一票與第二票的影響因素為何？（二）影響選民投票 抉擇之選民個人與選區環境的各項因素，彼此間是否存在交互作用？（三）在兩 9 所謂「原子式謬誤」是指研究者所欲推論的對象是群體，卻從個體層次錯誤的擷取資訊進行分 析(Hox 2002, 4; Luke 2004, 6)。 10 本論文使用的個體資料全部係採自「2005 年至 2008 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 規劃（Ⅲ）：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案」(TEDS2008L)（NSC 96-2420-H-002-025）。「台灣選舉 與民主化調查」（TEDS）多年期計畫總召集人為國立政治大學黃紀教授，TEDS2008L 為針對 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執行之年度計畫，計畫主持人為朱雲漢教授；詳細資料請參閱TEDS 網頁： http://www.tedsnet.org。作者感謝上述機構及人員提供資料協助，惟本文內容概由作者自行負責。
票制下，選民採取一致投票與分裂投票的型態為何？有哪些個體層次或總體層次 的因素，是導致其一致或分裂投票的關鍵因素？ 本研究針對上述問題的討論與分析，按下列的章節安排處理。第二章為文獻 檢閱及理論建構。其中包括個體層次及總體層次對選民投票抉擇的相關影響因 素；兩票制下選民採取一致或分裂投票的影響因素；選民在進行兩票抉擇時可能 的交互作用。本文並根據理論與文獻的對話提出本研究的研究假設。第三章為研 究方法，包括針對多層分析在學理上及統計方法上的討論，以及個體層次及總體 層次之各項變數的蒐集與測量。第四章將利用實證資料同時分析個體層次與總體 層次對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因素，以及兩者之間交互作用的情形。第五章接著運 用實證資料來分析選民的一致與分裂投票的型態及其影響因素。第六章則根據本 文的研究發現提出結論，以及後續可供繼續研究的參考方向。
第二章 選民的投票抉擇：新選制下的思考
台灣學術界有關選民投票行為的研究成果相當豐碩。長期以來理論不斷創新 與修正，研究方法也持續進步；從一時一地的區域研究，到跨時跨國的比較研究； 從單採總體或個體資料的研究，到結合總體與個體資料的多層分析。這樣的累積 與進步奠定了投票行為研究穩固的理論基礎，也開創了多元的研究途徑。在新的 選舉制度下，我們需要再思考過去研究成果與新選制的連結。筆者根據投票行為 研究的主要領域與本文的研究旨趣，將相關文獻劃分為「影響投票抉擇的因素」 及兩票制下的「一致與分裂投票」兩大主題進行探討。第一節 影響投票抉擇的因素
個人的選舉行為不但會受到內在心理認知與人口學特徵的影響，也不免受到 外在環境直接或間接的制約。欲分析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因素，即必須將個體層 次與總體層次的各項因素同時納入考量。 一、選民個人的影響 若從選民個體層次來分析選民的投票行為，以強調人口特徵的「社會學派」， 提出政黨認同、候選人因素及議題取向的「社會心理學派」，以及計算個人成本 利益取向的「理性抉擇學派」，是最主要的三大研究途徑。社會科學界後續的研 究也幾乎脫離不了這三個範疇。其中，Lazarsfeld 等學者(1944）針對選民的「社 經地位」、「宗教」、「種族」、「居住地」、「職業」及「年齡」等來分析其政治傾向 與投票行為。在台灣的投票行為研究，因為兩岸關係的歷史演進，使得「省籍背 景」及「政治世代」成為研究投票行為重要的人口學特徵，諸多研究即驗證了大 陸各省市人或年長世代的政治態度與投票抉擇較傾向泛藍陣營，而本省閩南人或 年輕世代則相對支持泛綠陣營（盛杏湲 2002；盛杏湲、陳義彥 2003；陳陸輝 2000；2002；陳義彥、蔡孟熹 1997；游清鑫、蕭怡靖 2007；劉義周 1993；1994）。 徐永明與林昌平(2009)也利用 2004 年與 2008 年總統選舉，民進黨在各鄉鎮市區 的得票率差異，證實省籍聚居效果的存在。在Campbell 等學者(1960)的 The American Voter 一書問世後，強調從政治心 理態度來分析投票行為的途徑蔚為風潮。選民的政黨認同、候選人評價及議題立
場成為解釋選民投票意向的最關鍵因素。雖然諸多學者針對政黨認同的測量方式 (Petrocik 1974; Weisberg 1980)、長期穩定性(Erikson, Mackuen, and Stimson 2001; Fiorina 1981; Nei, Verba, and Petrocik 1976)及跨國適用性(Thomassen 1976)提出 質疑，但到目前為止它仍是最能解釋選民投票行為的重要變數(Abramson, Aldrich, and Rohde 2006)。這樣的論點在台灣投票行為的研究也一再被驗證。不論是政黨 認同、政黨形象還是政黨偏好，只要認同、偏好或對該政黨有正面形象的選民， 皆有相對較高的機率將票投給該政黨所提名的候選人（Tsai 2008; Yu 2004; 朱雲 漢 1996；何思因 1994；徐火炎 1991；1992；陳陸輝、耿曙 2008；陳義彥 1994； 盛杏湲 2002；游盈隆 1994；傅恆德 1996；2005）。 然而隨著美國政黨政治的逐漸衰退(Wattenberg 1990)，美國總統選舉逐漸從 過去的「兩黨政治」轉變成「候選人中心政治」(Miller and Shanks 1996, 414; Wattenberg 1991)。選民對候選人個人特質及專業的評價，在其投票抉擇上逐漸 扮演著核心角色(Rahn, Aldrich, Borgida, and Sullivan 1990)，也引發學者對於如何 測量候選人的認知與評價的廣泛討論(Abelson, Kinder, Peters, and Fiske 1982; Kinder 1986; Lodge, Steenbergen, and Brau 1995)。在台灣的選舉研究中，包括候 選人的個人特質、能力或形象，即成為選民投票不可忽略的考量依據（林瓊珠 2008；胡佛、游盈隆 1983；徐火炎 1995；1998；陳義彥 1994；梁世武 1994； 黃秀端 1996；游清鑫 2003；傅明穎 1998），甚至發現「情感溫度計」(feeling thermometer)的測量方式，不但可以簡化統計模型的複雜性，甚至具有更佳的模 型預測率及解釋力（黃秀端 2005；盛治仁 2000；鄭夙芬、陳陸輝與劉嘉薇； 2005）。 Campbell等學者(1960)在早期認為民眾的議題立場對其投票抉擇的影響有 限，11更可能因「投射」(projection)或「說服」(persuasion)誇大了議題投票的影 響效果(Brody and Page 1972; Page and Brody 1972)。12但Carmines與Stimson(1980) 發現當「簡單議題」(easy issue)出現時，議題即與選民的投票存在顯著的關係。 11 Campbell 等學者(1960, 170-171)認為民眾對議題的立場若要影響其投票決定，必須滿足：(1) 必須認知到議題的存在；(2)對該議題的認知必須產生最小的感覺強度；(3)可以比較出與自己立 場接近之政黨優於其他政黨。但實際上，多數民眾並不具備這三項要件，且這三項要件僅只是必 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既使滿足了，也未必左右其投票決定，因此議題立場對投票抉擇的影響有 限。 12 所謂「投射」是指選民未必正確理解候選人的政策立場，而是錯誤的以為候選人的立場與自 己相同，即是將自己的政策立場投射候選人身上；而「說服」則是指選民自己原本並沒有明確的 議題立場，而是受到候選人的影響形成與之相同的態度(Brody and Page 1972)。
在台灣最常見的議題即屬兩岸統獨、經濟環保、社會福利及改革安定（Chen 1998; Hsieh and Niou 1996; Wang 2001; 王鼎銘 2003；陳文俊 1995；盛杏湲 2002；謝
復生、牛銘實與林慧萍 1995）。這些議題中，統獨議題在中央層級的總統及立法 委員選舉中最具影響力，也顯示出「獨立傾綠、統一傾藍」的基本態勢（Tsai 2008; Wang 2001; 王鼎銘 2003；盛杏湲 2002）。另外，1990 年代台灣民主化過程中， 由於執政當局對於兩岸政策的改變、反對黨的宣傳與動員、中共的軍事威脅等， 皆讓台灣民眾的族群認同由「中國人認同」朝向「台灣人認同」或「兩者都是」 的雙重認同改變(Liu and Ho 1999)。13族群認同不但成為台灣基本的政治分歧之 一，也對選民的投票抉擇產生顯著的影響效果（Huang 2004; 徐火炎 1996； 2005；陳陸輝 2006；蔡佳泓、徐永明與黃琇庭 2007）。 除了人口特徵與政治心理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外，Downs(1957)則是從選 民計算行為「成本－效益」的角度，尋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思維來討論投票意向。 不論是「公民複決理論」(referendum theory)、「回溯性投票」(retrospective voting) 或「經濟投票」(economic voting)的論點，皆認為選民的投票抉擇會考量執政者 的施政表現，以選票作為獎勵或懲罰的方式(Fiorina 1981; Kiewiet 1983; Kinder and Kiewiet 1981; Lewis-Beck 1988; Mann and Wolfinger 1980; Tufte 1975)。14過去 的研究發現台灣選民的經濟投票並不如統獨立場或國家認同等議題來的重要（何 思因 1991；黃秀端 1994）。部分選民會將經濟狀況不佳歸因於國際環境因素而 不責怪執政黨（王柏燿 2004）。但對執政黨施政表現不滿意的選民，仍有顯著偏 高的機率投票給在野黨及其提名候選人（Tsai 2008; Wang 2001; 吳重禮、李世宏 2003；蕭怡靖、游清鑫 2008）。 二、選區環境的影響 Lazarsfeld 等學者(1944, 27)曾明白表示「一個人的政治思維乃是取決於其所 屬的社會環境」。但外在環境又如何影響個人的政治態度及行為模式？Stipak 與 Hensler (1982, 169-171)依照過去學者們所提出的各項學理，將其區分為「影響中 介的系絡效果」(influence-mediated contextual effects)以及「認知中介的系絡效果」 13 有關台灣民眾族群認同的長期發展趨勢，亦可參閱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重要政治態度 分佈趨勢圖，網址：http://esc.nccu.edu.tw/newchinese/data/attitude.htm。 14 而執政黨在深知選民對國家經濟表現的認知與感受將影響選舉的投票意向下，亦會故意在選 前操作各種短期策略來刺激經濟，形成「選舉經濟循環」(electoral-economic cycle)的週期現象 (Tufte 1978)。在台灣，王鼎銘與詹富堯（2006）曾針對台灣地方各縣市政府的歲出預算進行統 計分析，結果發現各縣市政府在選舉年時的歲出預算確實出現擴張的趨勢。
(perception-mediated contextual effects)兩種解釋途徑。「影響中介」認為系絡效 果主要是透過人際間的影響在運作，也就是系絡中人與人之間的接觸與互動會影 響個人在態度及行為上的改變。Lazarsfeld 等學者(1944, 150-159)提出的「二階段 傳播理論」(two-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s)，即表示人際網絡對於選民政治行 為的影響力要比傳播媒體來的更直接。Huckfeldt 與 Sprague(1995, 20)則提出「三 重論點」(threefold argument)來解釋社會系絡如何轉換成個體行為。首先，公民 有目的性的蒐集資訊，但存在著政治一致性的偏誤；其次，公民對於政治資訊的 控制是不完整的，而所接收資訊的偏誤是自己偏好與所處環境交互影響下的複雜 結果；最後，當公民遭遇到與自己立場不同的政治訊息時，他們會理性的修正自 己觀點，形成潛在的影響。後續的實證研究也不斷強調，不論參與同質或異質團 體，雖然民眾彼此討論時未必完全正確認知對方的政治傾向及態度(Huckfeldt and Sprague 1987)，團體參與、人際網路內的政治討論確實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 （Finifter 1974; Huckfeldt, Johnson, and Sprague 2005; Levine 2005; 吳重禮、鄭文 智與崔曉倩 2006；林聰吉 2007；張佑宗、趙珮如 2006），這也包括家庭成員 間的互動影響(Beck and Jennings 1975; 1991; Jennings and Niemi 1974, 153-178; Stoker and Jennings 2005)。
至於「認知中介」則是強調個人對於所處環境的認知會影響其政治態度與行 為，未必需透過人際互動才能形成。Przeworski 與 Teune(1970, 51-57)即表示「擴 散模式」(diffusion patterns)、「背景環境」(settings)及「系絡」(contexts)是探討 系統層次差異時的三個重要變數。除了系絡效果是透過人際互動產生影響外，「擴 散模式」強調文化傳遞的歷史學習效果。而「背景環境」則是說明民眾暴露在不 同歷史、制度、外部關係與物質特性的環境下，也會對其行為產生影響。因此， 即便個人處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未與他人互動接觸，但透過個人的感官知覺，其 所處環境的特性也會慢慢形塑出個人的行為模式。尤其「影響中介」對於依變數 行為要形成很強的影響力，通常只能在互動很強的系絡當中（例如小規模、具社 會同質性或高度整合的基層團體），且其在解釋上不易釐清自變數與依變數「同 步發生」的問題，但「認知中介」的解釋途徑就沒有這樣限制與疑慮了(Stipak and Hensler 1982, 170)。 Jones、Johnston與Pattie(1992)曾以 1987 年的英國下議院選舉為例，藉由多
層模型的建立，來驗證選民居住地的差異確實是影響選民抉擇的重要因素。15他
們在 1997 年選舉的研究中也再次確認地區系絡與選民投票抉擇的關連性
(Johnston and Pattie 2005)。在台灣，運用總體資料來探討選民投票抉擇的研究並 不多見，多是利用選區過去的選舉結果進行選舉預測（Wu 2008; 洪永泰 1994）。 16黃信豪（2006）雖曾嘗試將個體資料與總體資料結合，以多層模型的方式探討 選民在2004 年總統選舉的投票行為，並發現在其所建立總體層次的主觀系絡、 政治系絡及經濟系絡，分別對選民的投票抉擇存在直接影響，或與個體變數產生 交互作用。17但由於該文處理的是總統選舉，以全國為一個選區的情境下，僅能 權宜的以「縣市」作為總體層次的分析單位。部分縣市缺乏總體層次的資訊，且 在多層模型中未同時將所有總體層次的變數納入多層模型中，僅對總體層次的變 數「逐一」探討，無法達到總體變數相互控制的效果，以致模型解釋力有比較大 的限制。 台灣2008 年的立法委員選舉首度採取單一選區兩票制，全國 73 個單一選區 同時進行選舉活動。在此情況下，除了可藉由抽樣調查來蒐集選民個體層次的資 訊外，更重要的是，各地區特有的經社發展環境與各選區獨有的選舉情境，正足 以突顯出選區總體層次的特性，及總體層次彼此間的變異程度。尤其當這些總體 層次的因素足以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時，即必須同時將個體層次與總體層次的因 素結合，利用多層分析的方式來探討台灣選民的投票行為。 15 作者用四種空間尺度來解釋英國選民的投票行為，即個人、地點（個人每日生活的地方）、地 區（包括地域區分及團體特質區分）、國家（包括英格蘭、蘇格蘭及威爾斯）。在多層模型中，採 用1987 年英國選舉調查研究的資料，包含 2,281 筆個人、250 個選區、22 個經濟地區，並將依
變數簡化為「投給保守黨或工黨」(Jones, Johnston, and Pattie 1992)。
16 洪永泰（1994）提出的「整體資料輔助模型」(Aggregate Data Assisted Model，簡稱 ADAM)，
是以民意調查資料為主，選區過去的投票記錄為輔，進行選舉預測。吳重禮(Wu 2008)則是以政
黨在過去幾次選舉中的得票記錄，直接預測台灣2008 年的立法委員選舉結果。
17該文以「選民」作為個體層次的單元(Level 1)，以「縣市」作為總體層次的單元(Level 2)，總
體層次之縣市的變數包括：經濟系絡，即各縣市的行業結構；政治系絡，即各縣市2000 年總統
第二節 一致與分裂投票
2008 年立委選舉採行新選制，由過去的「一票制」改為「兩票制」，意味分 裂投票可能性提高。德國是世界上最早採行兩票混合選舉制度的國家。過去探討 兩票制下的一致或分裂投票多集中於德國國會選舉，並發現選民的分裂投票有逐 年增加的趨勢(Fisher 1973; Jesse 1988; Schoen 1999)。1990 年代開始東歐與拉丁 美洲諸多新興民主國家紛紛採用混合選舉制度，例如：俄羅斯、匈牙利、玻利維 亞、委內瑞拉等國。也有部分老牌民主國家為改善原有選舉制度所導致的缺失， 於90 年代改採混合選舉制度。其中，紐西蘭是為修正「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 導致政黨得票率與席次分配「比例性偏差」(disproportionality)的問題；義大利為 修正「比例代表制」導致多黨體系的混亂政局；日本為修正「單記非讓渡投票制」 導致黨內競爭及選風敗壞的問題，而改變選舉制度。目前全世界已有超過30 個 國家，在各層級的選舉中採取各式各樣的混合選舉制度（王業立 2006, 33）。 18Shugart與Wattenberg(2001a, 1)即將混合選舉制度稱之為 21 世紀的選舉改革。 19Shugart(2001)並以實際數據檢證出，混合選舉制度不論在「黨際」(interparty) 或「黨內」(intraparty)面向，確實可以兼具單一選區制及比例代表制的優點。混 合選舉制度中有關一致與分裂投票的研究在1990 年代之後逐漸展開。也因為混 合選舉制度的設計較具彈性，各國對於混合選舉制度的設計內容各有不同，使得 相關的跨國研究成為新興的研究領域(Cox and Schoppa 2002; Gallagher 1998; Herron and Nishikawa 2001; Moser and Scheiner 2004)。以下即針對在混合選制之 兩票制下，影響選民採取一致或分裂投票的原因，以及選民投下兩張選票的考量 是否相互影響，將過去的研究發現進行整理與評析。 一、影響一致與分裂投票的因素 兩票制下選民採取分裂投票的原因，以策略性投票最受到廣泛討論。20而策 略投票基本上是假定選民的投票抉擇具有「短期且工具性地理性」(short-term 18 混合選舉制度的定義相當多元，詳細的分類方式及內容可參閱 Massicotte 與 Blais(1999)、 Shugart 與 Wattenberg(2001b, 10-17)，以及（王業立 2006）。 19 十九世紀時多數民主國家採行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二十世紀的選舉改革則是以比例代表制
為主，以改善單一選區所導致的選票與席次間不成比例性的問題(Shugart and Wattenberg 2001a, 1)。
20 「分裂投票」與「策略投票」時常被同時提及，但兩者間並不完全相同。分裂投票是指選民
對於兩張選票未投給同一個政黨的選舉結果，而策略投票則表示選民基於避免選票浪費等策略考
instrumentally rational)(Cox 1997, 77)。即選民期望在此次選舉中，藉由自己的選 票影響政府的組成，而不希望浪費自己的選票。在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中，當 小黨支持者認知到自己支持的候選人幾乎沒有當選機會時，若仍執意投給該黨候 選人將形同選票的浪費，甚至讓自己最不喜歡的候選人當選，故傾向將選票轉而 投給兩大黨中較不討厭的一方。Duverger(1959, 226)將此現象稱之為「心理因素」 (psychological factor)。在混合選舉制度下，選民因為類似的心理較常發生小黨支 持者在第一票（SMD票）採取策略投票，將選票轉而投給第二偏好的大黨候選 人。至於第二票（PR票）則採「真誠投票」(sincere voting)，將票投給自己支持 的政黨，形成大黨在第一票的得票高於第二票，而小黨在第一票的得票低於第二 票的情形。這種結果在德國研究即得到檢證(Fisher 1973; Jesse 1988)。在後續新 採取混合選舉制度國家的研究中，不論同是採「聯立制」的紐西蘭，或採「並立 制」的日本、南韓、俄羅斯等，也都獲得相同的研究結論(Choi 2006; Gallagher 1998; Karp, Vowles, Banducci, and Donovan 2002; Kohno 1997; Reed 1999; Thies 2002; 王鼎銘、郭銘峰與黃紀 2008；黃紀、王鼎銘與郭銘峰 2008)。 雖然策略投票在單一選區制中最常被討論，但並非指選民的策略投票僅會發 生在單一選區中，在比例代表的第二票部分亦有策略投票的可能。首先，支持大 黨的選民在擔心屬同一聯盟的小黨，由於第二票未達到選舉門檻而喪失比例代表 席次的分配資格。因此，在追求「聯盟席次最大化」的考量下，選民願意將第二 票轉而資助屬同一聯盟的小黨，協助該黨在比例代表制中超過選舉門檻，避免同 一聯盟的小黨因為得票率未及選舉門檻無法分配到席次，形成另外一種選票浪費 (Gallagher 1998)。這種第一票投給自己最偏好的大黨，第二票投給次偏好小黨的 分裂投票結果，在多黨體制的國家較為常見。Jesse(1988)對德國的研究即發現， 有部分大黨支持者因為擔心「自由民主黨」（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簡稱FDP）
無法達到 5%門檻，故將第二票轉而投給FDP，形成分裂投票。21其次，比例代
表制的席次分配在有門檻設定的前提下，部分小黨若無法在第二票獲得超越門檻
的選票，將喪失比例代表的席次分配權。22這也表示投給該政黨的第二票完全沒
21 至於是「基督教民主聯盟∕基督教社會聯盟」（Ch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 / Christlich
Soziale Union，簡稱 CDU/CSU）還是「社會民主黨」（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簡稱SPD）的選民將第二票投給 FDP，則需視該時期 FDP 與哪一個政黨形成合作聯盟而定。
22 以此次 2008 立法委員選舉結果為例，在有提出政黨名單的 12 個政黨中，僅國民黨及民進黨
在第二票獲得5%以上的選票門檻（分別為 51.23%及 36.91%）得分配席次。新黨及台灣團結聯
盟僅獲得3.95%及 3.53%的選票，其餘 8 政黨的得票率甚至未達 1%，皆無法獲得比例代表的席
有席次分配上的功能，形同選票上的浪費。選民因此同樣會在避免選票浪費的心 理因素下，將選票轉而投給第二偏好且有機會跨越選票門檻的政黨。這種比例代 表制下的策略投票在席次分配門檻愈高的制度下，愈可能發生。 至於影響選民策略投票的因素，筆者依過去相關研究結果，將其區分為「選 民因素」、「候選人因素」及「選區因素」，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選民因素 由於政黨認同是影響選民投票行為的重要變數，而策略投票又是指選民採取 不尋常投票的情形，因此，政黨認同自然成為選民採取策略投票與否的關鍵因 素。當選民不具有政黨認同或其認同強度不高時，即較可能出於擔心選票的浪費 而採取策略投票；反觀，當選民對某政黨具高度認同與支持時，為表達其堅定支 持的立場，即使因此浪費選票也堅持投給該黨候選人(Karp et al. 2002; Reed 1999)。此外，當選民具有高教育程度與政治知識時，較有能力蒐集充足的選舉 資訊，瞭解候選人間的當選實力，也較能夠預期選舉結果，有助於選民「理性的」 採取策略投票(Karp et al. 2002)。Cox 與 Schoppa(1998，轉引自 Karp et al. 2002, 3-4)
則認為教育程度與政治知識較低的選民，容易對於兩票制的複雜性感到「困惑」，
即使存在著策略投票的誘因，也會因僅著眼於比例代表制中的政黨競爭，將兩張 選票一致的投給同一政黨，導致「黏著投票」(sticky voting)的結果。
（二）候選人因素
當政黨候選人具有高度選票實力與個人選票時，其所呈現出來的勝選氣勢， 會降低選民浪費選票的疑慮，減低策略投票的發生(Gschwend, Johnston, and Pattie 2003; Karp et al. 2002; Reed 1999)。至於如何測量候選人的選票實力或勝選氣 勢？在方法上則可從候選人競選經費的多寡，或過去選舉中選票浪費的幅度來測 量，並進一步預測選民是否採取策略投票(Karp et al. 2002)。另外，候選人的選 戰策略，如何營造出自己的勝選氣勢，甚至宣傳、鼓勵選民進行策略投票，也具 有顯著的影響效果（Hsieh, Niou, and Paolino 1997; Schoen 1999; 王業立 1994）。 （三）選區因素
策略投票是選民在避免選票浪費的前提下，期望透過自己的選票影響政府的 組成。但若候選人間實力差距懸殊，選民在選前幾乎已能確知選舉勝負時，自然
會降低選民採取策略投票的意願，傾向將選票投給原先自己所偏好的小黨候選 人，以表達自己對該黨的支持。Cox(1997, 77)即表示，特定候選人將贏得選舉的 態勢愈明顯，選民採取策略投票的壓力愈低；反之，誰能勝選的態勢愈不明顯， 選民將有愈大的壓力採取「有效的」(effectively)的投票（即策略投票），而非「表 達的」(expressively)的投票（即真誠投票）。過去研究結果也證實，在德國或日 本的國會選舉中，當選區主要候選人的競爭實力差距愈大時，候選人個人得票（第 一票）與所屬政黨得票（第二票）的差距愈小。表示在選舉競爭程度愈低的選區， 選民採取策略投票的可能性愈低(Cox 1997, 82-83; Reed 1999)。另外，當選區中 有脫離原屬政黨或聯盟參選的獨立候選人時，也可能因為選民對於選舉資訊不清 楚、或受候選人個人魅力的影響，以致發生「背叛」原屬政黨提名候選人的情形 (Reed 1999)。 Cox(1997, 73)提出在單一選區中，選民必須對候選人有明確的偏好排序，瞭 解其他選民的投票意向，且能夠預期可能的選舉結果，選民才有採取策略投票的 可能性。但在現實世界中的選民，是否真的都具有如此充足的資訊及能力？ Cox(1997, 79)認為在以下情況，選民採取策略投票的可能性即受到限制：(1)當選 民對於投票不具短期工具性的理性；(2)不瞭解其他選民的偏好與意向；(3)大家 都認為某一候選人必定勝選；(4)許多選民強烈偏好其第一偏好候選人，並認為 其他候選人並沒有差異時。此外，Schoen(1999)認為分裂投票若是理性選民的投 票策略，其必須同時考量「選舉的期望」及「聯盟的組成」，也就是第一票投給 當選機會高的政黨，第二票則投給與第一票同一聯盟的其他政黨。但 Schoen 在 檢證 1953~1990 年德國國會選舉的相關資料，發現分裂投票的選民並非如此理 性，在分裂投票的選民中，有30%左右是完全理性的；30%是單採選舉期望觀點； 15%是單採聯盟組成觀點；另 25%則是完全不理性的。 除了選民的策略投票可能導致分裂投票的結果外，政黨未在單一選區中提名 候選人參選，也導致部分選民在無選擇機會下採取分裂投票。Ferrara、Herron 與 Nishikawa(2005, 87)即將此類選民稱之為「無機會選民」(non-opportunity voters)。 至於政黨之所以未在單一選區中提名，除了可能因政黨於該選區的選票實力不 足，自認當選機率渺茫而放棄提名外，單一選區中政黨間的協調合作則是另一項 常見的因素。因為在單一選區相對多數的選舉制度下，政治光譜上相近的政黨為 避免相互競爭，讓敵對政黨趁機勝選，即可能在選舉時採協調提名的方式，在單
一選區中共推一位候選人參選，政黨比例代表則自行提出政黨名單。這種選舉聯 盟協調競選的方式在多黨體制下的義大利最為常見(Benoit, Giannetti, and Laver 2006; Mudambi and Navarra 2004)。Benoit 等人(2006)在探討義大利選民的分裂投 票時，將面臨「無機會」一致投票的選民稱之為「挫折者」(frustrated)，將所屬 政黨在單一選區及比例代表都有提名的選民則稱之為「滿意者」(satisfied)。研究 結果發現絕大多數選民的投票抉擇與政黨偏好高度相關，即便是「無機會」一致 投 票 的 選 民 ， 也 多 在 單 一 選 區 中 投 給 同 聯 盟 提 名 的 候 選 人 （ 稱 之 為 coalition-stickers ）， 真 正 採 取 跨 聯 盟 分 裂 投 票 的 比 率 並 不 高 （ 稱 之 為 coalition-splitters）。 此外，部分選民採取分裂投票或許只是對選區候選人與政黨名單有不同的偏 好，而非依照政黨屬性來投票。尤其在單一選區中，若出現具有高度個人魅力的 (charismatic)候選人，或選民基於各種理由強烈偏好非所屬政黨提名的特定候選 人時，選民採取分裂投票的可能性將大幅提高，尤其對於政黨認同強度相對偏低 的選民而言更會如此。另外，也有部分選民抱持類似制衡的觀點，為避免政策採 行的內容過於極端，會選擇將兩張選票分別投給政治光譜相互對立的政黨(Auh 2007)，或希望藉由「第三勢力」(third force)的存在，牽制光譜左右兩邊的主要 政黨，例如：德國部分選民投給「自由民主黨」(FDP)，即是希望藉此制衡「社 會民主黨」(SPD)的社會主義及「基督教民主聯盟∕基督教社會聯盟」(CDU/CSU) 的保守主義(Jesse 1988)。 二、兩票制下的交互影響 在兩票制下，選民對於兩張選票的投票抉擇是獨立考量還是會相互影響，在 學界引起廣泛的討論。如果是獨立考量，即表示選民在單一選區中的投票抉擇， 不會受到政黨比例代表制部分的影響；反之，在政黨比例代表制的投票抉擇，也 不會受到單一選區競選的影響。但Herron 與 Nishikawa(2001)認為雖然在單一選 區中選民會有策略投票的考量，但小黨在自知勝選機會不大下，卻仍會決定在單 一選區中提名候選人參選。其目的除了可藉此測試黨內新進且有抱負的政治人物 在艱困選區中參選，提供有前途之年輕成員選舉經驗並評估未來選舉的期望外， 更可透過候選人在選區中競選宣傳，提高選民對政黨的認知，進而提高選民將政 黨票投給該政黨的可能性。此情形下，單一選區與比例代表制兩者之間存在交互 作用，Herron 與 Nishikawa 甚至以「污染效果」(contamination effect)的字眼，強
調兩票制下的兩種選舉制度絕非相互獨立，不能視為「控制之實驗」將兩票的差 異逕歸因於選舉制度的差異。
Herron與Nishikawa(2001)也以日本及俄羅斯下議院選舉的結果，在控制現任 者與否及政黨支持度等因素後發現，政黨在有提名候選人參選的選區中，相對於 沒有提名候選人的選區，確實獲得相對較高的政黨票。後續針對採取混合選制國 家進行跨國研究的結果，也證實了同樣的結論(Cox and Schoppa 2002; Ferrara, Herron, and Nishikawa 2005)。不過，Choi(2006)針對韓國在 2004 年國會選舉首度 採行單一選區兩票制，分別依據總體及個體層次的資料，分析單一選區與比例代 表之間是否存在交互作用時發現，政黨在單一選區是否提名候選人，對於選民第 二票的投票抉擇僅存在「條件效果」(conditional effect)。也就是只有當選民對該 小黨具有第一偏好時，才會有顯著的交互作用，願意將第二票繼續投給第一偏好
的小黨，協助小黨在比例代表制中的得票。至於在首度採取混合選制的台灣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Huang, Chen, and Chou(2008)曾以電話訪問的個體資料進行模 型檢證，發現主要政黨在單一選區提名與否，對於選民在政黨票上的抉擇並沒有 顯著的影響效果。其後陳陸輝與周應龍(2008)也利用總體的政黨得票結果，比較 小黨（台聯及無盟）有無提名候選人的選區平均得票率，亦發現不存在兩票之間 的交互作用。23 三、SNTV 制度下台灣選民的分裂投票研究 台灣在 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之前，各層級的選舉未曾採取單一選區兩票 制，故對於分裂投票的研究皆是針對同時舉行之同層級或不同層級選舉，選民在 「兩種公職」是否投給同一政黨提名的候選人來區分一致或分裂投票。再加上台 灣各級選舉的時程不一，故分裂投票研究之「投票組合」相當多元，有針對地方 縣市長與縣市議員同層級選舉的研究（吳怡銘 2001；吳重禮 2008；吳重禮、徐 英豪與李世宏 2004；洪永泰 1995；徐火炎 2001；許勝懋 2001；游清鑫 2004）； 有針對地方縣市長與鄉鎮市長不同層級的研究（林長志 2007；林長志、黃紀 2007）；也有針對中央立法委員與地方縣市長不同層級的研究（黃紀、張益超 2001；黃德福 1991）。在研究方法上，由於投票是屬於秘密投票性質，無法確切 獲知選民分裂投票的實際數據，若單以投票結果的總體資料直接分析與推論，不 但會低估選民採取分裂投票的比例，也可能導致區位謬誤的結果。故多數的分裂 23 陳陸輝與周應龍(2008)則將混合選制下兩票之間的交互作用稱之為「連動效果」。
投票研究多採取民意調查所得的個體資料分析（吳重禮 2008；吳重禮等 2004； 許勝懋 2001；游清鑫 2004；黃德福 1991）。但在「跨層推論」(cross-level inference) 研究方法興起後，運用總體資料來推論選民分裂投票的方法亦逐漸受到重視（黃 紀 2001b），也得出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吳怡銘 2001；林長志 2007；黃紀、 張益超 2001）。此外，在概念層級上，吳重禮（2000）依據選民在同一層級或不 同層級進行分裂投票導致的分立政府，進一步區分為「水平式分立政府」 (horizontal divided government)與「垂直式分立政府」(vertical divided government) 兩種不同的型態，以擴充分立政府概念的適用性，並做為未來比較研究的基礎。 王業立與彭怡菲（2004）則從制度層面來探討分裂投票的型態，依據同時舉行之 兩種職務選舉的「層級」及「選制」是否相同，將分裂投票劃分為四種類型，並 針對八個國家的實際情形進行比較分析。 2008 年立委選舉是台灣首度採行單一選區兩票制，選民首度有機會針對同 一公職選舉握有兩張選票，決定採取一致或分裂投票。對台灣選民分裂投票之行 為研究提供一項全新的研究主題，不但可檢視過去國外相關研究理論在台灣選舉 的適用性，也可對台灣選舉特有的影響因素，進行跨國的比較研究。本文目的之 一，即藉由過去國外研究的相關理論及台灣本身的政治環境，將總體層次與個體 層次相關的影響因素，建立多層模型的分析方式，檢證台灣選民採取一致或分裂 投票的影響因素。
第三節 理論架構與研究假設
根據上述相關文獻的探討，過去有關投票行為研究，或由於資料蒐集及取得 的型態、或由於研究方法的限制、或由於各種理論的提出，大多著重於個體層次 的探討，忽略了總體層次的影響。但如同筆者上述所言，社會結構及選區環境皆 可能是形成、強化或轉變民眾心理認知及政治態度的因素，進而影響最終的投票 行為決定。研究中若忽略此一總體層次的存在，會高估個人層次變數對選民投票 行為的影響。對此，筆者將影響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因素劃分為三部分，除了傳 統個體層次的「人口特徵」與「心理態度認知」外，也包含總體層次的「環境系 絡」因素，並從這三大部分出發，探詢影響台灣選民在單一選區兩票制下之投票 抉擇的因素。本文也分別在說明各項因素的影響之後，提出本研究的假設。一、人口特徵 在人口特徵上，本研究認為「省籍」以及「政治世代與年齡」是影響台灣選 民投票抉擇的重要因素，其說明如下： （一）省籍 雖然台灣不如歐美國家在宗教及種族上存在嚴重的社會分歧，卻由於過去的 歷史發展，導致以省籍差異為主的族群問題成為台灣主要的社會分歧。多數第一 代大陸各省市籍民眾在國民政府遷台時被迫離開家鄉，對於中國大陸具有一定程 度的情感。反觀早期本省閩南民眾，除了遭遇過228 事件等本省與外省之間的衝 突外，也曾經歷國民黨一黨獨大、壓抑台灣本土意識的威權統治，形成相對立的 政治態度。而這種因省籍背景差異導致的政治分歧，也會透過家庭社會化的方式 傳遞至下一代。民進黨成立後，一再強調台灣的本土意識及主體性，甚至訴求台 灣獨立，更突顯出與國民黨傳統立場的差異。本研究仍然假設選民的省籍與其投 票方向有關，大陸各省市籍選民，傾向投給國民黨（或新黨）及其提名之候選人， 本省閩南籍選民則傾向投給民進黨（或台聯）及其提名之候選人。 （二）政治世代與年齡 台灣從日據時期、抗日勝利、國民黨威權統治至後來政治民主化的落實，各 時期外在政治環境有相當大的巨變，致使在不同時期與環境下成長的民眾，將因 為遭遇不同政治環境，產生不同的政治態度，進而影響投票抉擇。如果再以社會 經 濟 發 展 的 另 一 層 面 來 觀 察 ， 根 據 Inglehart(1971) 提 出 之 「 後 物 質 主 義 」 (post-materialism)，認為年輕世代在安全富足的環境下成長，其物質生活不虞匱 乏、教育水準大幅提高，相對於在物質匱乏或戰爭恐懼下成長的年長世代而言， 其價值觀將強調非物質的追求，強調自我實現、追求和平與環境保護等，而非重 視經濟的成長。而這種後物質主義的價值觀也將影響民眾的政治價值與行為，甚 至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世代交替下，整體社會的價值觀將轉變為年輕世代所主導 的後物質主義(Abramson and Inglehart 1986; 1999; Inglehart 1981; 1990)。
在台灣主要政黨的發展演進上，或許因為國民黨的長期執政以及過去的威權 統治，國民黨普遍被認為政商關係較為密切，且在歷次選舉中多以強調安定發展 作為競選主軸的訴求，在議題光譜上較為貼近物質主義的立場。至於以強調政治 民主化為號召的民進黨，除了向民眾訴求政治改革的立場外，「非核家園」也是
另一項追求的目標，甚至在2000 年執政初期斷然宣布停建核四，引起一連串的 政治風暴。過去調查研究也顯示，在一般民眾眼中，國民黨被視為是一個比較強 調安定、經濟發展、不太重視環境保護，也較不重視社會福利的政黨；反觀，多 數民眾則認為民進黨較偏向政治改革、重視推展社會福利，雖然重視經濟發展但 仍不會偏廢環境保護的立場（盛杏湲、陳義彥 2003, 19-20）。因此，本研究即預 期年長世代會傾向投給國民黨及其提名之候選人，至於年輕世代則傾向投給民進 黨及其提名之候選人。 此外，在民主國家中，投票可說是民眾最常採取的政治行為之一，久而久之 即成為一種習慣。且隨著年齡的增長，民眾的政黨認同逐漸形成與穩定，對於政 治議題也有一定的立場傾向，在選舉時的投票模式也逐漸穩固。此時，在混合選 制下對於兩張選票的抉擇，有較高的機率做出一致投票的決定。反觀，年齡愈輕 的民眾，由於本身的政黨認同尚未穩固，對政治議題的立場也較為模糊或搖擺， 在投票上也還未建立起自己的投票模式。因此，對於混合選制下兩張選票的抉 擇，即可能會出現不同的考量，形成分裂投票的結果。 二、心理態度認知 本研究主要仍採取Campbell 等人(1960)所提出的「漏斗狀因果關係模型」， 以及Fiorina(1980)提出之「回溯性投票」的觀點，將政黨認同、統獨立場、族群 認同、施政滿意度、候選人與政黨評價以及政治知識納入考量。 （一）政黨認同 當選民認同某一政黨並期望該黨在選舉時獲得勝選，除了可滿足心理的依附 情感外，也期望藉由該黨的勝選落實相關的政策及主張，尤其當選民的政黨認同 愈強時，將有愈高的比例將選票投給政黨或提名候選人（Yu 2004, 56-59; 蕭怡靖 2009a, 76）。在兩票制下，即使所屬政黨提名候選人在選區中的勝選機會不大， 具強烈政黨認同的選民，仍傾向透過選票的支持來表達對於政黨的忠誠度，提高 一致投票的可能性。反觀，當選民的黨性較弱，其對於所屬政黨勝選與否相對較 不在乎，其所著重的並不是藉由投票來表達忠誠的心理滿足感，反而是從務實面 考量要如何避免最不希望的政黨獲取席次，以避免最不喜歡的政策或提案遭到實 行。如此一來，當所屬政黨提名的候選人較不具當選機會時，即可能採取策略投 票，將選票轉而支持第二偏好的他黨候選人，形成分裂投票的結果。至於對沒有
政黨認同屬性的選民而言，由於並不具有政黨心理依附的情感，在選舉時的考量 更不會依據政黨界線來投票，而有自己的一套抉擇方式，形成分裂投票的可能性 更大幅提高。 （二）統獨立場 由於台灣過去的歷史發展，統獨議題向來是台灣政治競爭的基本光譜。以國 民黨為主體的泛藍陣營，選民對其在統獨立場的認知除了保有過去「統一中國」 的刻板印象外，近年來國民黨、親民黨、新黨等黨內高層也紛紛前往大陸，與其 國家領導人會面協商，更讓選民容易產生「偏統」的觀感。反觀，以民進黨為主 體的泛綠陣營，不但刻意與中國保持距離，強化台灣本土意識外，更向選民丟出 「國民黨是外來政權，要支持本土的民進黨政權」等口號，企圖在統獨光譜上與 泛藍陣營明顯切割，讓選民認為其具有「偏獨」的立場。在選舉期間，政黨或候 選人常會透過各種文宣口號激發選民的統獨意識，藉以區隔自己與對手的立場差 異，以利爭取立場相近之選民的選票支持。因此，支持台灣獨立的選民，傾向投 給民進黨（或台聯）及其提名之候選人；至於支持兩岸統一的選民，則較可能投 給國民黨（或新黨）及其提名之候選人。 （三）族群認同 近年來由於台灣本土意識的崛起，「中國人認同」的比例大幅衰落，取而代 之的是「台灣人認同」的抬頭。以民進黨為主體的泛綠陣營，長期以台灣本土意 識為主軸擬定競選策略，期望激起台灣民眾的本土意識，以換取選票上的支持。 至於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泛藍陣營，則較為強調生活的穩定與發展，並在兩岸關係 上傾向採取合作協商的策略。而泛藍與泛綠陣營在選舉策略與政治立場上的差 異，自然使得選民的族群認同在投票抉擇上具有影響力。其中，自認台灣人的選 民，較可能投給民進黨（或台聯）及其提名之候選人；而自認中國人或中國人與 台灣人都是的選民，則傾向投給投給國民黨（或新黨）及其提名之候選人。 （四）施政滿意度 基於理性抉擇的角度，不論是從「公民複決理論」或「回溯性投票」等觀點， 選民會藉由選票來獎勵或處罰總統的施政表現。2000 年民進黨執政以後，台灣 的經濟表現不如過去，失業率的提高與經濟成長率的下滑，每每成為泛藍政黨攻 擊的焦點。在2008 年立委選舉期間，陳水扁除了擔任總統外，亦同時兼任民進
黨黨主席一職，黨政系統完全在其掌握下運作，也負責此次立委選舉的競選策 略。但自2006 年開始，有關陳水扁第一家庭的貪污醜聞接連爆發，包括趙建銘 的台開內線交易案、吳淑珍的 SOGO 禮券案、陳水扁本人的國務機要費案等， 再再重創陳水扁執政團隊及其家人的形象。這一連串的醜聞事件，不但引爆2006 年底施明德發起的「紅衫軍事件」，也讓民進黨內部發生嚴重的派系內鬥。除了 林濁水與李文忠辭去立法委員以表示對陳水扁的不滿外，也發生新潮流系「11 寇事件」直接影響立法委員的選情。國民黨更在立委選舉期間，提出「反貪腐」 的公民投票案，除了反制民進黨提出「討黨產」的公民投票外，更藉以向選民突 顯陳水扁領導之民進黨執政下的貪腐。 第一家庭的貪污風暴與總統的施政表現，對在選區參選的立法委員並無直接 的關連，且不論立法委員選舉結果如何，陳水扁亦將於2008 年 5 月結束其總統 任期而下台。但即便如此，選民仍會以立委選舉的選票來表達其心中的不滿，不 僅是期望藉此消減民進黨在立法院中的席次來懲罰民進黨，也可作為情緒的抒發 與民意的表達。而2008 年立委選舉結果，民進黨空前挫敗。陳水扁在選舉結果 揭曉的當晚，立刻向支持群眾道歉並辭去黨主席一職。這也顯示陳水扁在此次選 舉中確實扮演關鍵性的角色。他辭去黨主席，是期望對兩個多月後的總統大選設 下停損點。故本研究假設，對陳水扁施政滿意度愈高的選民，愈可能投票支持民 進黨及其提名之候選人；反觀，對陳水扁施政滿意度愈低的選民，則愈可能投給 國民黨（或新黨）及其提名之候選人。 （五）候選人與政黨評價 隨著現代傳播媒體的興起，有關候選人的人格特質及相關訊息容易透過媒體 傳送到選民眼前。尤其當選民不具政黨認同時，候選人的個人特質即成為選民投 票的重要考量。更何況在選制改採單一選區後，選區的地理區劃縮小，候選人在 選區經營的動機與落實上勢必更為積極，其盡可能透過各種人際網絡或宣傳方式 接觸到選民。對選民而言，選區候選人變少也易於提高其對候選人的認知，不像 過去一個選區動輒超過10 位候選人，甚至高達 20 位候選人般，讓選民眼花撩亂 而無法對各候選人有足夠的認知。當選民對於候選人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後，選民 即可對各候選人在各面向上的認知形成綜合評價，並傾向將選票投給評價相對較 高的候選人。24而在單一選區中，選民投票抉擇的對象是候選人，因此對候選人 24 有關選民如何將對候選人的形象轉換成整體評價，早期多採「記憶基礎模型」(memory-based
的評價自然成為重要的考量因素。但在比例代表部分，由於選民投票抉擇的對象 轉變成政黨，故對政黨的評價自然變成重要考量因素。 此外，當選民決定投下手中選票時，多是衡量各種因素後做出的決定，當各 項考量因素一致時，選民容易做成投票抉擇，但若各項因素彼此相互矛盾，選民 則需面臨抉擇上的難題。單一選區是以候選人作為投票的對象，候選人除了藉由 政黨標籤來爭取選民支持外，地方組織的聯繫、人脈網絡的掌握、選區服務的落 實，皆足以建立起個人選票。當候選人具有強勢的個人選票，即可能爭取到不同 政黨認同之選民的認同與支持。尤其在選舉時，選民若不滿意所屬政黨提名的候 選人，甚至比其他政黨提名的候選人評價更差時，即可能將第一票投給自己屬意 而非黨提名的候選人，在第二票才依循自己的黨性投給所屬政黨，形成分裂投票。 （六）政治知識 在單一選區兩票制的新選制下，選民可能一致投票，亦可能分裂投票。其中， 當選民欲採取分裂投票，除了必須瞭解兩票制的運作規則外，更重要的是必須有 足夠的能力去蒐集相關選舉資訊，瞭解選區特性及各政黨及候選人的背景實力， 並能對選區主要候選人的勝選機會做出評估。當選民自認為選區中所屬黨提名候 選人的勝選機會渺茫，而最厭惡的候選人卻有機會勝選時，即可能做出策略投票 的決定，將選票轉移給第二偏好的他黨候選人。此外，選民對於首度採行的混合 選舉制度內容，若缺乏明確的認知與瞭解，不清楚兩張選票的實際意涵時，即可 能依政黨屬性進行投票抉擇，提高一致投票的可能性。而選民對於選區的選舉資 訊、新選制的認知程度，皆與其政治知識存在相當程度的關連性。當選民的政治 知識愈高時，應該愈有能力去蒐集選舉資訊，也愈能瞭解混合選舉制度的運作內 容，進而對於兩張選票的抉擇做出判斷，當然也就愈有可能採取分裂投票。 三、環境系絡的影響 正如同 Eulau(1986, 20)所言：「政治並不能單從個體或整體的面向來定義， 它是同時以個體與整體為特徵的行動領域，自我與社會也在政治生活中密不可 分」。因此，選民在不同系絡環境中生活，在不同選區情境下投票，當然會形成 model)，認為選民在對候選人進行評價時是搜尋過去在腦海中的記憶，進而整合出最終的評價。
但Lodge 等人(1995)則提出「即時資訊處理模式」(on-line model)的觀點，強調選民容易因為記憶
模糊而無法回憶對候選人過去的相關資訊，因此認為民眾會對當時接收到有關候選人的資訊立即 形成評價，並整併入腦海內所建立長期的「帳簿」（tally）中，當需要對候選人提出評價時，即 可立即從腦海中的「帳簿」做出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