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錯誤駕駛行為的因素

Reason et al.(1990)認為駕駛能力與情緒對於偏差行為有很大的影響，自認駕 駛能力較好者他們都較容易違規，他們認為他們的駕駛能力能夠應付違規所帶來 的風險。

Westerman 和 Haigney(2000) 利用 Reason 等人所發展的駕駛者行為問卷 (DBQ) 和 Gulian 等 人 對 駕 駛 情 緒 與 壓 力 進 行 研 究 而 發 展 出 駕 駛 行 為 量 表

（Driving Behaviour Inventory; DBI）來探討駕駛人面對狀況所產生的情緒與其偏 差駕駛行為之相關性。其研究結果指出偏差駕駛行為分為錯誤、違規、疏忽三個 種類，而駕駛情緒可分為五類：駕駛侵略(Driving aggression/urgency)、駕駛警覺 (Alertness/anticipation) 、 特 定 情 況 緊 張 (Situation-specific tension) 、 駕 駛 厭 惡 (Dislike of driving)、特定情況專注(Situation-specific concentration)。其中駕駛侵 略、緊張、厭惡與偏差駕駛行為成正相關，駕駛警覺與專注則與偏差駕駛行為成 負相關，表示駕駛時所產生的負面情緒可能會增加偏差駕駛行為的發生頻率，低 警覺性、容易緊張的人，會有較多的疏忽與錯誤，而壓力越大也會導致越多錯誤 與違規。

Rimmö 和 Åberg(1999) 為了探討刺激尋求、偏差駕駛行為和交通事故三者 間的關係，利用駕駛者行為問卷(DBQ)和刺激尋求量表（Sensation Seeking Scale）

蒐集資料，總共蒐集705 份有效樣本，以及研究結果指出刺激尋求和偏差駕駛行 為有顯著的相關，其中刺激尋求對駕駛違規的解釋能力最強。在性別上，男性在 刺激與冒險尋求（thrill and adventure seeking）、違規駕駛、去抑（disinhibition）

都顯著高於女性。至於偏差駕駛行為和交通事故的關係上，駕駛違規和駕駛錯誤 兩類偏差駕駛行為是預測交通事故的重要變數。

Yagil (2001) 利用三種不同挫折的情境來測驗駕駛者的侵略性行為反應。實 驗對象為以色列北方大學男性的駕駛人，因其研究認為女性的於駕駛中敵意會比 男性少，平均年齡為27.4 歲樣本數為 150 人，且受訪的人必須擁有駕駛執照，

偏差駕駛行為 Aberrant driving behavior

駕駛違規 Driving violation

駕駛錯誤 Driving error

駕駛疏忽 Driving lapse

整個訪問的過程約為時15 分鐘。研究結果顯示，駕駛者過去駕駛經驗會直接影 響目前駕駛行為反應，如曾有挫折行為令駕駛者引起侵略性反應傾向，此負面的 印象會隱藏於駕駛人心中。當駕駛者遭受相似的負面情境下，其情緒上會更容易 有忿怒情況而導致侵略性駕駛。另一情境則為，駕駛者在心中所期望其他駕駛人 行為，若與自己預期不同將會對其他駕駛產生侵略性報復行為。研究中亦指出孩 童時代的侵略性駕駛經驗會影響其內在的個人特質，而使得未來成年駕駛時具有 較高的侵略性駕駛行為傾向。

王偉(1986) 分析台北駕駛行為特性，以錄影的方式蒐集計程車、自用小客 車、公車三者的駕駛行為特性，探討當紅燈右轉交通管制措施下，紅燈右轉車輛 與行人間衝突情形，並分析雙白線禁止變換車道設置長度的問題；另外進行問卷 調查以瞭解影響駕駛人違規因素。結果發現駕駛者在受生活、工作壓力或情緒不 佳的影響下，可能導致許多不良的駕駛方式，而大部分的駕駛人在上述的因素影 響下，會有經常性或偶爾有不良的駕駛方式。

Parker、McDonald 與 Stculiffe(1999) 考量將來老人駕駛者所佔的比例會越來 越多，所以藉由駕駛者行為問卷(DBQ)蒐集資料，以研究老人駕駛的駕駛行為和 事故的關連性。研究結果指出老人駕駛發生駕駛疏忽的次數較其他年齡的駕駛多，

而造成的原因，可能跟感知能力和注意力有關。以及迴歸模式建立上，隨著年齡 的增加，肇事的事故也增加。並且建議讓老年人參加駕駛訓練課程，以增加老人 駕駛的駕駛技能，這樣有助於減少事故的發生。

Tom(2006) 研究駕駛人壓力、因應策略、偏差駕駛之關係，結果發現駕駛人 在受到高度壓力時狀況時，會有較多的錯誤及違規行為，壓力會導致駕駛人缺乏 耐心，因而導致對其他用路人或行人的侵略性駕駛行為。

Lajunen 和 Summala(2000) 應用駕駛技能量表（DSI）調查 113 位駕駛者，

探討駕駛經驗（里程/時間）對於駕駛技巧（操作車輛的流暢性）和防衛性駕駛 能力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經驗較多的駕駛，其操作車輛的流暢性都高於駕駛經 驗較少的駕駛，並且男性操作車輛的流暢性都高於女性。但是駕駛經驗較少的女 性駕駛，他們的防衛性駕駛能力最高，其次為駕駛經驗較少的男性駕駛，再來是 駕駛經驗較多的男性駕駛，最後為駕駛經驗較多的女性駕駛。

Bianchi 和 Summala(2004) 認為父母親不只是影響子女的生活習慣，也會影 響子女的駕駛風格。當子女還是孩童時，就會注意父母親的駕駛方式，並且潛移 默化地學習父母親的駕駛方式。因此駕駛行為問卷（DBQ）、考量曝光量的下，

探討父母親的駕駛行為是否影響子女的駕駛行為。研究結果指出父母與子女的駕 駛錯誤、一般違規有有顯著正相關，以及侵略駕駛方面，父親與女兒有顯著正相 關，而駕駛疏忽方面，母親和兒子之間有顯著正相關，因此父母親的駕駛行為會 影響子女的駕駛行為。

Shinar(1998) 以跟車觀察的方式研究道路環境和侵略駕駛的關係，其侵略駕

駛行為包括亂鳴喇叭、任意變換車道、行駛路肩等情況，而其研究結果指出侵略

駕駛技能調查表（DSI）最早由 Spolander (1983) 所構建，目的為計算駕駛 人之駕駛技能大小，由 13 個觀察變項且每個觀察變項為五尺度所構成的問卷，

此量表採自評方式來計算能力。Lajunen 與 Summla(1995) 根據 Spolander(1983) 所設計之問卷進行延伸發展，量表內容共包含 28 個項目，其中 16 個項目有關 駕駛技巧（如快速抵達、車輛控制）， 13 項則有關於防衛性駕駛能力（如避免 於車流中競賽、保持安全距離等）。

Sundström(2007) 對現今駕駛技能自評方式的測量作整體回顧，並依照測量 基準點不同將測量方式分為三大類：

1. 以社群比較作為自評基準（Social comparison）

以問卷方式測量，並將其評比基準納入觀察變項中，例如在駕駛評估量 表中（Driving Appraisal Inventory, DAI）之觀察變項「我相信我在道路之駕駛 能力比起大部份的駕駛人來的好」。此量表雖調查方式快速且成本低，但由於 觀察變項結構不夠嚴謹，以致造成駕駛人自評高估之現象。

2. 以內部為自評基準（Comparison to an internal criterion）

以問卷方式測量，評比基準為在此抽樣中所有駕駛人所得出的平均駕駛 能力，以此基準的測量方式常以駕駛技能調查表（Driver Skill Inventory，DSI）

來測量之，此為目前多數研究者量測駕駛技能的方法，具有低成本、快速與 信度高的等優點。

3. 以客觀及主觀為評比基準（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此部分須完成主觀（問卷方式調查）及客觀（實地場地操作）之技能測 量方能比較，此測量方式常為學者探究自我技能是否存在高估問題的方法。

綜上所述，以問卷的方式來量測駕駛技能，常伴隨著駕駛者對自己的技能有 高估的現象，其中又以「以社群的作為自評基準」的量測方式最為嚴重；而在「以 內部平均為自評基準」的測量方法中，由於觀察變項乃以情境的方式來呈現，並 把評比指標的「平均駕駛能力」由內部的樣本來制定，故產生駕駛人對技能高估 的現象較為趨緩；在這三種方法中，以「以客觀及主觀為評比基準」所評出的駕 駛技能較為準確，但所花費的時間與其他成本仍為所有方法中是最高的。

2.3.2 駕駛能力相關文獻探討

Lajunen 和 Summala(2000) 應用駕駛技能量表調查 113 位駕駛者，探討駕 駛經驗（里程/時間）對於駕駛技巧（操作車輛的流暢性）和防衛性駕駛能力的 影響，研究結果發現經驗較多的駕駛，其操作車輛的流暢性都高於駕駛經驗較少 的駕駛，並且男性操作車輛的流暢性都高於女性。但是駕駛經驗較少的女性駕駛，

他們的防衛性駕駛能力最高，其次為駕駛經驗較少的男性駕駛，再來是駕駛經驗 較多的男性駕駛，最後為駕駛經驗較多的女性駕駛。

Mayhew & Simpson(1995) 認為新手駕駛，特別是年輕男性，是否對於自我 的駕駛始能力有過度的自信，必須藉由自我評估之駕駛能力與真實駕駛之行為作 比較，才可以得到有效的證據。

Harvey(1990) 藉由物理實驗得知：大部分的駕駛人對於駕駛能力有過度的 自信，且當駕駛人有更多駕駛經驗及更好的駕駛技巧，會更加擴大自我駕駛能力 之自信心。

Evans(1994) 比較澳洲自行訓練與駕訓班訓練之駕駛行為、駕駛能力、駕駛 安全，其特性如下：

1. 自行訓練比駕訓班考照有較高的開車技巧。

2. 駕駛態度、駕駛行為對於自行訓練及駕訓班考照沒有分別。

3. 由路徑分析得知:駕駛技巧及安全駕駛確實會影響車禍的發生。

Doherty(1998) 學者提到三個改善安全駕駛能力的方法：

1. 增進開車駕駛能力。

2. 減少或改善不安全的駕駛行為。

3. 其中以心理層面來增加安全駕駛的誘因，為較有效的方法。

2.4 駕駛行為量表

Gulian et al.(1989) 對駕駛者面對狀況之壓力與情緒進行研究，提到駕駛人之 情緒、壓力與隨之發生的駕駛行為，經由以下列步驟而產生：(1)駕駛者對環境 的評估；(2)其能力是否能應付該情況之評估；(3)行為策略的選擇。情緒反應、

壓力緊張等因素，屬於行為的內在層面，是無法直接由觀察量測得知，通常要藉 由量表來測度，因此進而發展出駕駛者行為量表（DBI），用以評估駕駛者面對 狀況之主觀情緒與壓力感受狀態。

Gulian et al.(1989) 將 DBI 進行施測，並回收有效問卷 61 份。經由因素分析，

並以平行分析（parallel analysis）與陡坡檢驗（scree tests）為準則，定義 DBI 具 兩種因素結構：

1. 僅一個因素，命名為一般壓力(General stress)，解釋變異量 17%。

2. 包含五個因素，分別命名為駕駛侵略(driving aggression)、駕駛厭惡 (dislike of

2. 包含五個因素，分別命名為駕駛侵略(driving aggression)、駕駛厭惡 (dislike 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