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3-1，
ABC for mural painters
，P. Klee，1938
此一漂浮的能指，它同時也是藝術、詩，所有 的美學與神話的創生的擔保（gage）。
—李維史陀
第一節：脈/絡
圖3-2，Paul Klee
人必須折疊與再折疊。
—德勒茲，《論傅柯》73
形式主義從總體上說，很可能是二十世 紀歐洲最強大、最多樣化的思潮之一。
—傅柯
—語言的危機
依照原定依循的語言學演變的架構，在第三章將進入現代語言學的部份，
即索緒爾的語言學。隨著索緒爾的語言學的出現，語言學的歷史進入第三個階段，
前兩個階段分別是自古代到19世紀的語文學，第二階段是19世紀興起的歷史比較語
言學。依據索緒爾在法國的第二代嫡傳弟子，也是對結構主義有影響的法國語言學 家本維尼斯特（E. Benveniste）的說法，歷史比較語言學是以歷史科學自居，其研 究對象都處於語言史的某個階段。然而，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其研究對象 不再是「語言哲學也不是語言形式的演變，而首先是語言的內在現實，其目的旨在 建立一門嚴謹的、系統的、重形式的科學。」（2008:6）問題改變了，這樣的科學 研究關注語言事實的本質，詢問什麼是語言的現實的問題。本維尼斯特總結指出，
它「所要關注的問題是：語言是由什麼構成的，它怎樣運作。」（7）
這裡得先暫停一下，思考這個關於「語言是由什麼構成和如何運作」的問 題，它之所以得以浮現的歷史脈絡。這個脈絡還是得回到19世紀浪漫主義時期。索 緒爾儘管經常地與後來在20世紀的結構主義相聯繫，但是事實上他和浪漫主義有著 既是延續也是斷裂的關係。托多羅夫在《象徵理論》中指出：
當索緒爾把系統置於特別重要的地位，並拒絕通過同外部參照物的關係來 解釋意義時，他是一位浪漫主義者；但是，當他對象徵現象充耳不聞時就 不再如此了。（371）
我認為這是對索緒爾的位置的一個重要標劃。索緒爾的位置和浪漫主義時 產生出來的「語言的危機」緊密相關。這個語言的危機，之前提過，即傅柯在《詞 與物》提出的西方文化在19世紀的知識型的斷裂，在這個斷裂中，語言和表象的聯 繫喪失了：「語言，作為自發的圖表、物的原初網絡，作為表象與存在物之間不可 或缺的中間環節，也隨之消失了。」面對此一危機，陳傳興指出：「佛洛伊德和索 緒爾各自代表了十九世紀末兩種不同態度去面對『語言』的危機（la crise du langage）。佛洛伊德朝向『語言』之侷限去質問其『不可能』的因素，索緒爾專 注於『語言』之系統運作是如何可能成立。」（1991:182）
索緒爾是採取怎樣的方式態度去進行此一工作呢？事實上，在歷史比較語 言學中，就已經將語言脫離開和表象的聯繫，轉向語言內部：「在一種系統的同時 性中探討梵文、希臘文、拉丁文、德文；人們必須與任何年代學相斷裂，把這些語 言置於一種兄弟般的時間中，以便使它們的結構變得透明，使語言史在其中得以被 人辨識。」（傅柯2002:383）傅柯說，在這裡，年代學的排序都應該被消除，而這 樣的歷史語言學，因其重點放置在系統內部，而獲得了一種不同於年代學的「新的 歷史性」。這裡的新的歷史性，指的不是那種依照某種外在於語言之外的歷史分期 的歷史，而是基於語言系統內部的形式演變的歷史性，換言之，那是語言自身的歷 史性。傅柯這樣解釋：這樣的語言內部形式的「解剖學則是在大寫的歷史要素中起 作用：因為這是一種關於種種變化可能的解剖學，它並不陳述器官的真實共存，或 是相互排斥，而是陳述突變能否將發生的方向。」（383）「這樣的新語法即就是 歷時性。」（383）這樣一種歷史語言的研究只有能在「當人們把詞的這個形式與 先前狀態、與它能經受的變化、與從未發生的改變聯繫起來時，這個形式本身才能 陳述其特有的法則。」（384）所以，歷史比較語言學是在這樣一個新的歷史性，
語言形式自身演變的歷史中重新把握語言。而此一研究得以進行的「代價」是，它
必須讓語言脫離斷裂與表象的聯繫才得以進行，因為其關注的是語言形式的內在演 變。
索緒爾所試圖進行的工作，則是繞開這個歷史語言學的「歷時」使命，不 再從語言歷史演變的動態角度，而是對語言自身是什麼進行詢問，同時試圖修復語 言和表象的關係。為了此一修復的工作，索緒爾創立了現代語言學，就如傅柯所 說：
眾所周知，索緒爾只是通過恢復語言與表象的關係才能避免語文學的這個 歷時使命，哪怕重構一種「符號學」（sémiologie）也在所不惜，這個符號 學，以與普通語法相同的方式，通過兩個觀念之間的關連定義了符號。
（384）
這裡傅柯將之置入括號的「符號學」自然指的就是索緒爾的語言學，而兩 個觀念之間的聯繫，就是能指和所指，我們知道，這兩個構成要素，都是觀念性 的，不只「所指」並不指向語言外部的某個物體，如實際的樹，而是指向「樹」的 概念，而「能指」也是概念性質的，因為它不是指「樹」這個概念的語音，而是該 語音的「心理印跡」，因為，語言可以在沒有實際發出聲音時存在，就如我們可以 在心中默念著一首詩一樣。這裡，存在著索緒爾的語言學的要旨重點所在，即他所 提出的語言學的第一條首要也是最重要的原則：能指和所指的聯繫是任意性的。索 緒爾是透過這個聯繫來修復語言和表象的關係，儘管他和浪漫主義者一樣拒絕從語 言外部的參照物的關係來解釋意義，而是從語言系統來解釋，從價值的概念來解釋 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關於這一點，陳傳興指出在索緒爾那裡，「符號的定義 與建構是靠『任意性』來壓制、塗掉『起源』的問題。索緒爾的語言學和延伸而來 的符號學，是一種內在的抽象形式科學，語言符號是先被剝除實體內容和割裂（懸 置）和世界的聯繫後，才能形成建構意義的系統。」（1991:183）
—分裂的脈絡，兩種進路
陳傳興指出索緒爾「以『任意性』來壓制、塗掉『起源』的問題」，而他 也指出語言的起源問題，則由佛洛伊德所承接：「從佛洛伊德的理論發展脈絡來 看，我們可以很清楚地見到從『失語症』、『歇斯底里』到『夢的解析』這些研究 中關於無意識的認識是和『語言』的破壞、失落、重建、扭曲變形等有緊密聯繫。
於這些研究中，佛洛伊德接過語言、語言機制的起源性問題。」（1991:182-183）
在索緒爾那裡，我們幾乎看不到任何有關語言和兒童的關係的研究，然而相對地，
我們可以在精神分析和心理學家，如維高斯基（L. Vygotski）那裡看到大量的對兒 童學習語言的機制的研究。似乎，至少看起來如此，在離開浪漫主義時期之後，進 入現代（20世紀），路線被劃分成兩大方向：一個方向由索緒爾的語言學所引領，
一路朝向結構主義的路線前進；另一部份則由佛洛伊德所創立的精神分析來開啟，
深入地探究了語言和精神的聯繫。依據托多羅夫的說法，索緒爾不承認任意性符號 之外的「符號」，也就是說，不承認「象徵」：「在索緒爾那裡根本沒有象徵的地 位。」（2004:371）換言之，「象徵」作為浪漫主義美學的主要關鍵字（「如要把
浪漫主義美學濃縮成一個詞，那就是[ ]象徵這個詞；這樣整個浪漫主義美學最終 就成了一種符號理論。」2004:253-254）和「想像力」的問題，都被放置在佛洛伊 德的這條路線上來承接處理了。
索緒爾的語言學對這些問題的排除，其實也反映在這位語言學天才的兩件
「失敗」案例上。第一件就是後來較為人所知的解讀「字謎」（anagrams；或應譯 為「重組字」或是「倒置詞位」）的失敗案例。另外一件則較少人知或提及。那是 涉及到19世紀末在日內瓦的一位女通靈者在通靈狀態下的一種類似梵語的自創語言
（ glossolalie ） ， 對 此 托 多 羅 夫 在 《 象 徵 理 論 》 中 有 專 章 的 論 述 。74卡 勒 （ J.
Culler）在《索緒爾》中提到索緒爾研究字謎的問題時，指出他當時發現的東西，
從精神分析角度來看，就是「字母在無意識中的堅持性」，也指出此一問題和佛洛 伊德在《日常生活的精神分析》中的雙關語、暗示和字謎的分析有關（108），而 索緒爾對這些問題的「迷惑不解」的情形，倒像陳傳興所說的，「這回（反過來）
是索緒爾在等待期待佛洛伊德來幫他解答倒置詞位的問題。」（1991:189）在解讀 女通靈者的自創語言案例上，托多羅夫則指出，索緒爾之所以在答案的門口止步，
並「默默地接受了對事情的超自然解釋」（2004:360），其根本原因在於，「索緒 爾並不同意有不同的象徵系統」（359）這個另外的象徵系統，就是「夢的邏 輯」，也就是「索緒爾所不願承認的另一種邏輯。」（362）這兩個案例和所涉及 的問題，還有從精神分析討論語言於兒童主體的建構作用，會在第四章來進行。
以上，分裂的態勢顯然是清楚的。索緒爾為了回應19世紀的語言危機，試 圖解決語言是如何運作的問題，發展構想出一個純形式的語言理論。此一語言學排 除了其他的象徵系統的可能性，或說邏各斯中心論之外的象徵系統。而此一排除，
不只是將語言機制的起源問題給排除掉，也將文學、詩歌和其他象徵邏輯，如夢的 邏輯等給排除了。相對地，在精神分析那裡，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和文學、詩或 是其他語言運作邏輯相緊密聯繫；比如佛洛伊德以詩來作為「精神器官」運作的比 喻，也處處可見到精神過程和文學經驗的類比關係。不過，儘管看起來，索緒爾的
不只是將語言機制的起源問題給排除掉，也將文學、詩歌和其他象徵邏輯，如夢的 邏輯等給排除了。相對地，在精神分析那裡，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和文學、詩或 是其他語言運作邏輯相緊密聯繫；比如佛洛伊德以詩來作為「精神器官」運作的比 喻，也處處可見到精神過程和文學經驗的類比關係。不過，儘管看起來，索緒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