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６ 年 １９ 岁 女 Ｂ市某歌舞团演员
我爸爸被打成右派时我十三岁——我给他写了一封居然没有称呼的狠 巴巴的信——他在北大荒用放大镜在画报的剧照上寻找我——六一年爸爸饿 死——他的遗言像一条鞭子——每次谢幕都是给爸爸鞠躬——他肯定听见我 的忏悔了
哎，作家，我问你一个问题：人为什么不能重活一次？这是谁定的？
人如果真的能重新活上一遍，准能活得没有失误，活得聪明而真实，活得不 留下任何遗憾，但为什么偏偏你只能活一次悔恨重重，无从弥补，愈活愈沉 重，最后不是死了叫人埋进黄土，而是沉重的心把自己压到土里边去。我多 想重活呀，哎，这是不是唯心主义者的自寻烦恼。不，不！如果你欠活人的 债，可以想办法去偿还，但如果你欠的是一个死人的呢？那就注定无法挽回，
一辈子带着愧疚，如同手里攥一笔无处偿还的债，背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
一天天走下去。你作家的天职不是抚慰人心头的创痛吗？你说人碰上这种苦 恼该怎么解脱？嘿，作家也没辙了吧。有人说，因为人生是一次性的，所以 注定人是悲剧性的，你说对吗？既然悲剧是天定的，命定的，那只有认了；
认了就是忍了，忍到死去那天思恩怨怨全都了结，是吧… … 我是不是开头就 把话说糊涂了，东一榔头西一斧子，存心叫您摸不着头脑，自然不是！我也 不知道现在心里边为什么又乱起来，其实早在八宝山那次我就平静多了。八 宝山那次？对，那是给我可怜的色爸开追悼会。
我爸爸被打成右派时我十三岁。正在舞蹈学校上培训班。这培训班是 国家一流的，目标是培养舞蹈尖子。我有舞蹈天赋，是。
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对爸爸能有多少理解？我哪里知道他在抗日期间，
曾在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演剧队——桂林新中国剧社工作，积极宣传抗日，更 不知道湘桂大撤退后，爸爸他们千辛万苦，转移到昆明，常常半饥半饱站在
舞台上为了唤醒民众，保家卫国… … 在我的记忆里，我整天在叔叔阿姨们的 怀里，被轮换地抱来抱去，他们教我唱歌。我像只惹人疼爱的小猫儿。爸爸 呢，他是最好的人，也是最爱我的人。我说他好，就凭着所有人看爸爸时的 眼神——信赖、喜爱、尊敬，这是一种直觉；我说他最爱我，也是凭着他看 我时的眼神——疼爱、鼓励、信赖，时时还闪出令人兴奋的爱的激情。这也 是一种直觉。直觉是孩子判断世界的唯一方式，往往最准。
你想想看，如果别人说我爸爸是坏蛋，我会怎么反应？当然会坚决反 对，可是很快又完全相信了。为什么？因为我那时太简单、太纯洁、太天真 了。我十三岁呀，老师们认为我还要小得多。我们在院子里上课学习戏剧的
“ 起霸” 和“ 趟马功” ，腿绷不直，老师气得把手中的鞭子在空中挥舞，吓 唬我。我呢，反而把鞭子抽落的海棠偷偷放进嘴里。因为我天真可爱，又有 很好的跳舞天资，培训班把我当做宝贝和尖子。还常叫我去参加国家的一些 重大外事活动，向外国首脑献花。记得一九五九年毛主席击中山公园游玩，
那次选了我和一个男孩子去给毛主席献花。毛主席接过花，还和我拉手。我 曾在日记上写道：“ 今天我给毛主席献了花，一直拉着他白白胖胖的手，我 真高兴。” 这拿俗话说：对我的政治待遇是很高的。
可是忽然一天——这天正要派我去给来访的金日成主席献花，我已经 打扮好，后脑勺儿上扎一个玫瑰红带白点的丝带蝴蝶结，老师们都夸我漂亮，
我兴奋极了——我的班主任老师忽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沉着脸对我说：
“ 你今天不要去了，你家出事了。”
“什么事。” 我问，真是晴天霹雳。我对他下面的更没有半点准备。
班主任老师问我：“ 你知道右派是什么吗？反革命，敌人，坏蛋，你爸 爸被划定右派了。”
“我爸爸是最好最好的人，老师你是不是听错了。” 我说，浑身直打哆嗦，
声音也打颤。
他对我倒挺有耐心，一字一句地说：“ 老师是最爱你的。你应该听老师 的话，你爸爸原先不错，可是他现在变了，在单位里反对革命，他做的事是 不会对你说的。为什么？因为你是好孩子，他怕你知道后就要反对他，你在 电影里不是也看过反革命吗！他们有的人开始是革命者，后来成了叛徒，大 坏蛋。懂吗？对，你懂了。老师也不愿意你爸爸变，但他变了，你就要和他 划清界限。”
我流着眼泪，信了，就这么简单，从此就和爸爸一刀两断。自他打成 右派，直到他死，我再没见他。
如果是现在，我才不信这套呢！
但那是五十年代，中国人都是一个直眼儿的时代。许多大人都信，为 了和当右派的丈夫或老婆划清界限而离婚，何况我一个人事不知的孩子。我 曾一次又一次使劲反省自己，是不是害怕牵连，怕失宠，才昧着良心和爸爸 一刀两断，应该说，开头是绝没有的。
当时我在这件事情上纯洁得白壁无瑕。有一次我梦见爸爸穿着敌军服 装，追我，还开枪打我，这就是那时我对爸爸的感觉。
我给爸爸写了一封信，居然连称呼也没写，我以称他爸爸为耻辱，义 正辞严而狠巴巴地写上这样几句：
“你现在已经是人民的敌人丁，你应该很好改造自己，回到人民中间来，
到那时我就叫你爸爸。”
据说爸爸收到这封信后，被送到北大荒劳改去了。可是你想，这封信 对他的伤害多么厉害！直到许久之后我才知道，反右时他的出版社总编辑被 定成右派，爸爸和他很要好，单位叫爸爸揭发总编辑，爸爸就是一声不吭，
顶牛顶了一年多，使给爸爸也戴上右派帽子，一个因正直而不被社会宽容的 人，受尽了委屈和践踏之后，又被我一根铁针当胸扎进去，直插心窝，我才 是残害他的最无情、最丧尽天良的罪人！
叫我奇怪的是，他竟然一点也不恨我，好像他一点点也没有受到我的 伤害！他在北大荒，当听说我参加了《鱼美人》舞剧演出，还千方百计搞到 一本《人民画报》，用放大镜从画报的《鱼美人》的剧照找到了我。听说那 是他在遥远的边陲贫苦生涯中唯一的安慰。那里的人几乎全都看过这张剧 照，有的人还不止一次看到。这本画报一直压在他枕头下，直到一九六一年 自然灾害时他在北大荒饿死，尸体从床上抬定时，那本画报还在枕头下压着，
纸边都磨毛了，画报上的剧照却保护得完好无缺。这事是我听妈妈说的。妈 妈还说，爸爸在北大荒又苦又累，每个月只能分到八斤粮食，得了肺炎，贫 病交加，活活饿死，后来被用破席裹了裹，埋掉。我妈妈亲自去北大荒领他 的遗物。只有几件破衣服，烂帽子，一个旧搪瓷水怀和洗脸盆，再有就是这 本画报，还有一个日记本。他生前哪敢在日记本上写真实的感想，都是记事，
天天的流水账。但日记本中间却写了这么一句止不住的真情：“ 我从《人民 画报》上找到了她，她更可爱了，我兴奋地直哭！” 这便是他留给我的遗言。
这遗言一行字，像一条鞭子，我重复一遍，就火辣辣抽我一次。
他去世这年，我十五岁。我们分手两年，一个情断义绝，一个至爱情 深，我没给他再去过一封信，更谈不上去看他。
我常常反思自已，在这两年里，我与他一直断然不再有任何联系，难 道只是因为天真和受革命教育的结果？真的一点也没有因为怕压力、怕连累 自己、怕不受组织信任与重视的私心？我不敢承认有，如果承认就承受不了 刺心般的自责。但我可以告诉你，有… …
自从他被打成右派，天压下来了。所有重大外事与政治活动实际上都 不再有我。原先说我十四岁就可以破格入团，从此也不再搭理我。每逢别的 伙伴们去参加重要活动演出，我一个人孤零零在院里溜达，深深尝到了政治 歧视的厉害。原先对我特别好的那些老师，突然变一张脸，像川剧里的变脸；
他们想尽办法迫使我去揭发爸爸，我能揭发什么？那些老师因为在我身上榨 不出可以使他们凭功请赏的政治油水，就恨我，冷淡我，排挤我… …
但这样就应该抛弃爸爸吗？
特别是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世界一片暴风雪，冰天冻地，只有女儿 是他唯一温暖的依傍呀！
如果现在以我的死能换来爸爸的复活，我宁愿马上去死，但当时为什 么因为惧怕压力就把他抛开？我恨“ 划清界限” 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像一把 刀斩断我们父女，而拿起这把刀的偏偏是我自己。
愈清醒就愈痛苦，愈痛苦就愈清醒。
特别是爸爸的死，一下子使我来个很大转变。我转向面对自己，不再 是面对外部世界。
我开始不爱自己，怀疑自己，否定自己，甚至害怕自己。我感到自己 的良心被狗咬去一大半。我的精神要崩溃丁。平衡自己的只有苦练业务。因 为爸爸的一个理想就是盼望我能成为优秀的舞蹈家，我要拼命地干，干得出
色，做为补赎自己的罪过！
文化大革命到来之后，我的家整个完了，妈妈和弟弟妹妹被赶到草原 去。只剩我一人，孑然一身，无依无靠。我前边讲了，我巳经不关心外部的 事，这期间面对“ 文革” ，我非但不伯，好像什么也不在乎了。红卫兵说我 爸爸是反革命，我偏说他是好人，巴不得他们把我打死，为父亲挨揍，死去 活来，良心才得安宁。特别是本团的革命派们嫉妒我的业务好，批我“ 自夸 典型” ，不叫我加入“ 样板团” 。那时除去样板戏根本没有别的演出，我几乎
文化大革命到来之后，我的家整个完了，妈妈和弟弟妹妹被赶到草原 去。只剩我一人，孑然一身，无依无靠。我前边讲了，我巳经不关心外部的 事，这期间面对“ 文革” ，我非但不伯，好像什么也不在乎了。红卫兵说我 爸爸是反革命，我偏说他是好人，巴不得他们把我打死，为父亲挨揍，死去 活来，良心才得安宁。特别是本团的革命派们嫉妒我的业务好，批我“ 自夸 典型” ，不叫我加入“ 样板团” 。那时除去样板戏根本没有别的演出，我几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