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德國學說主張，立法者透過必要辯護制度，不是在限制被 告之程序自主權，反而是補足立法者擬制的被告自主權之落差。不 過，德國通說認為，限制被告行為自由之必要辯護，其正當化基礎 係建立在確保刑事程序符合法治國原則之公共利益上，而非在補充 被告自主權之落差。
二、德國刑事訴訟法第一四一條第三項對偵查程序必要辯護規 定，讓檢察官及法官享有相當大自由決定空間。依該項規定，偵查 程序義務辯護人之指定，必須由檢察官向管轄法院之審判長聲請，
而檢察官是否聲請，原則上並非義務。第二句雖明文規定檢察官有 聲請義務，但檢察官仍有判斷餘地，因而甚至重罪案件之偵查程 序，並無義務辯護人為被告辯護之情形，於實務上亦所在多有。如
此適用結果，對於偵查程序之被告防禦權，即無法如同審判程序 般，受到較充分之保障。
三、二○○一年之「選擇對案」，就必要辯護規定，有意放寬 對被羈押人之必要辯護要件，亦即犯罪嫌疑人一被羈押，即須為其 指定必要辯護人。二○○四年，德國執政黨黨團「討論草案」，曾 意圖徹底改變刑事訴訟法第一四一條第三項，將檢察官之聲請權利 及法官必要辯護之指定，皆修改為義務，且被告及其法定代理人同 樣有聲請權。
四、二○○四年第六十五屆「德國法律人研討會」，Satzger對 於偵查期間必要辯護制度，亦提出修正意見。最後大會決議賦予被 告聲請權、科與法官指定義務、刪除三個月羈押等待期間、賦予檢 察官指定權等論點，完全認同上述草案之建議。
五、德國聯邦最高法院一則開創性判決（BGHSt 46, 93）認 為，偵查法官偵訊對被告不利之主要證人時，被告被排除在外（不 讓其在場），此時為彌補因被告不在場，因而無法對該主要不利證 人質問，其質問權受到侵害之不利益，檢察官有義務向偵查法官聲 請指定義務辯護人，藉由義務辯護人在場而為被告利益質問該證 人。此時，關於有無必要指定辯護人之裁量，將被減縮至零。本案 因檢察官未提出如此聲請，因而最高法院判定該偵查程序違法，但 其違法效果則非證據禁止，而係該人證之證據方法之證明力必須從 嚴認定，即判決必須有特別嚴格的證據要求及判決理由（證據評價 解決法）。
六、學說基本上皆反對本判決適用證據評價解決法，而主張本 案有證據禁止法律效果。其後，德國聯邦最高法院（BGHSt 47, 172）則改採權衡理論作為證據禁止之依據。但學說則多主張應以 規範保護目的理論作為證據禁止依據。
七、歐洲人權公約第六第三項c規定，被告辯護權是以三種方
式獲得保障，即：自我辯護；委任辯護；無償義務辯護。關 於無償義務辯護，須具備兩個前提條件：無資力及司法利益之必要 性。關於司法利益必要性之要件，在歐洲人權法院判決中，具有指 標性意義的，首推Quaranta v. Switzerland一案。歐洲人權法院在本 案中認為，關於司法利益必要性之要件，必須考慮個別的判斷標準
（Beurteilungskriterien），主要有三：犯罪嚴重性及其可能的最 重刑罰；案件之複雜性；被告個人狀況。最後，歐洲人權法院 一致認定瑞士政府敗訴。
八、檢察官應聲請指定義務辯護人卻未指定，可否依德國法院 法院組織法施行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一句規定予以救濟？一九九 七年Karlsruhe之邦最高法院（OLG Karlsruhe）於裁定中表示，不 能依法院組織法施行法第二十三條以下規定救濟。不過，檢察官如 係恣意，法院即有介入審查之必要。學說及實務亦有例外承認干預 基本權之偵查行為，應可依本規定救濟。
九、我國偵查期間之強制辯護規定，只有一項規定，即刑事訴 訟法第三十一條第五項，其規範密度顯不足保護偵查程序之被告。
立法論上，應將審判程序之強制辯護規定準用到偵查程序，而且強 制辯護規定應擴張及於所有聲請羈押之案件。解釋論上，本規定應 從司法警察（官）詢問智能障礙被告時，即開始適用。國家偵查機 關詢問或訊問智能障礙之被告，如發現被告符合本規定要件時，即 應由檢察官指定辯護，此時應暫停偵訊。而該等待時間，不應計入 二十四小時內，且應類推適用第九十三條之一第一項第五款規定。
為落實立法者對智能障礙被告之保護意旨，違反本規定所取得被告 自由或不利陳述，應有證據禁止法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