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處理了《春秋繁露》文本，主要應屬之儒家或黃老學說以後。
筆者擬回過頭來，檢視董仲舒個人的思想，是否確如他自己所宣稱 是儒家人物。當然，檢示人物的思想，必須藉由文本支持，但思想 家的觀點，究竟不可能由此至終全無改變。然而，任何一位以特定 學派承傳者自居的思想家，都必須在基本原則上，與其學派的重要
125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天地之行第七十八〉，頁 458-60。
126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官制象天第二十四〉，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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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不相矛盾，才可以自視為該派學者。因此，我們在檢討董生思 想之時，除了以上述三項原則作檢查以外，更希望能理解他的早期 思想與成熟期的思想，有沒有與儒家理念分歧之處在。
不論強義與弱義黃老說的共同困難，即完全缺乏歷史事實，來 說明董仲舒承傳黃老思想的學術淵源。質言之，不論強義與弱義 說，均不能在師友淵源方面，說明董仲舒與黃老學者，有何正面的 交涉經歷。董仲舒個人與黃老人物的交涉，於《史記》及《漢書》
之中，可謂全無痕跡。余明光僅能提出馬王堆漢墓《黃老帛書》成 書在董仲舒之前，必對董氏思想有巨大的影響。然這種推論方式，
實難符合現代學術的舉證要求。
至於桂思卓則指董生為景帝博士時，董氏同時也和黃老人士如 黃子等保持聯繫；並以在景帝殿前的黃子和轅固生的爭論為旁證，
表明黃老和儒家間的學術交流是很普遍的。桂氏更進一步暗示，在 深好黃老的竇太后主政年間，政治的氛圍很可能使年輕董仲舒，在 初到朝廷之時，擁護黃老思想，甚至可能已經寫出一些受黃老影響 的早期作品。與此同時，桂氏也不排除董生對黃老學說的愛好是出 於個人嚴肅的興趣，而非導源於政治形勢。127 桂氏把上述的論斷 稱之為歷史的證據，不幸地這些被引用的歷史事實，沒有一件可以 直接明證在景帝時，董仲舒的學問受到黃老思想的巨大影響。
更有甚者，桂氏提出的不少證據，可以把結論趨向完全相反的 面貌。首先，是否因為董生為景帝博士，便可以推斷他必與黃子保 持聯繫？況且，縱與一殿為臣的黃子有聯繫，又屬之何種聯繫呢？
有 沒 有 學 術 交 流 呢 ？ 桂 氏 所 舉 轅 固 生 與 黃 生 在 景 帝 前 爭 論 的 事
127 上述觀點，請參照桂思卓：〈董仲舒和黃老思想〉，頁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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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128 正足以說明這情況是學術交鋒，而非交流。再兼之，史上 從未記載，黃生與轅固生在此次當廷爭議中，在學問上有何互相推 服或接受對方論說的事實。至於暗示董氏受政治壓力或出於個人嚴 肅興趣而愛好黃老之學，甚至寫出相關作品。如果訴諸同屬儒家人 物的轅固生，在同樣的政治壓力下，他不但沒有改變政治立場，甚 至不惜以性命為賭注，來維護儒家正統學術地位的立場，《史記‧
儒林列傳》載轅固生在竇太后前指稱《老子》為家人言後：
（竇太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 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 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為廉 直，拜為清河王太傅。129
轅固生謹守儒者的立場，不惜得罪竇太后，而身冒「入圈刺豕」之 大險，來堅持個人的學術理念。最值得注意的是景帝的態度，在轅 固生與黃生爭論中，景帝大有偏袒黃生之嫌，但在此次事件中，景 帝知「固直言無罪」，因而「乃假固利兵」，才能救回轅固生一命。
及後，「景帝以固為廉直，拜為清河王太傅」，則轅固生不但不因 堅持立場而失去政治寵信，反而能就職大藩。由是觀之，桂氏的說 法只能算是猜測，很難視作實論。
思想家都有成學時代，在學習階段博采旁求，並不妨礙其思想 成熟以後，學問的宗旨。因此，如希望較客觀判定一個思想家的學 問取向，必須俟此思想家自以為學問已趨定型，並向外界發表其個 人學術主張之時。當然，對於中國知識分子而言，這些公開宣聲自
128 〔漢〕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第六十一〉，頁 3122。
129 〔漢〕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第六十一〉，頁 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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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理念的方式，皆嚴格作了場合的選擇，而並非時常可見。董仲舒 對自己思想的宣稱，最重要的場合，自然是他的〈天人三策〉，在 這三場與漢武帝策問的過程中，董仲舒表明他的主張是純粹儒家觀 點的。衡諸前述三項儒與黃老的判別基準，董生清楚表明：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
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 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 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 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130
這與班固對於司馬談〈論六家要旨〉「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
131 的批評，恰是另一極端。以罷黜百家，不為其立博士的政治手 段來尊儒，足證董生是強硬派的儒家人物。至於同策的其他建議：
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 材，則英俊宜可得矣。132
這種興學置師以養天下之士的主張，顯然是儒家強調由教育而教化 的鮮明立場，亦不難看出與反智論的黃老觀點，有著重大的分歧在 焉。當然，由於天子策問的場合，絕非討論人民對暴君有否革命權 利的適當場合，董生或武帝所言皆沒有涉這方面的課題。事實上，
漢廷自景帝後，即諱言放殺的課題，說詳下文，因此無法以第三項 判準，區別〈天人三策〉對君權的觀點是來自哪一學派。然而，即
130 〔漢〕班固：《漢書》，〈董仲舒傳第二十六〉，頁 2523。
131 〔漢〕班固在〈司馬遷傳〉贊中批評司馬遷傾向黃老的言論，似乎當以批判司 馬談的思想為當，參〔漢〕班固：《漢書》，〈司馬遷傳第三十二〉，頁 2738。
132 〔漢〕班固：《漢書》，〈董仲舒傳第二十六〉，頁 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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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前述的兩項證據而論，董仲舒在〈賢良對策〉時，已公開宣稱他 的學術與政治是以儒家思想為基調，乃為不爭的事實。這也間接否 定了強義的堅持董生整個學術思想，都受黃老觀點影響的推斷。
弱義說把黃老學說對董生思想的影響，視作他為學與為政歷程 中的一項過渡。這種把董仲舒與陰陽五行及黃老思想契合之處，一 概視作董氏的異端階段，指董氏對黃老思想選擇性地接受，頗為巧 妙地規避了在董生思想中，明顯屬於儒、道雷同的部分。此說尤其 高明之處，乃在它把《春秋繁露》一書在篇章真偽問題以外，額外 增加說明了篇章準確寫成時段的難度。使得從理論上，一切董氏思 想中近於儒而遠於道的篇幅，可以一概視作在新任丞相衛綰的建議 下，皇帝把精通申不害、韓非、蘇秦、張儀等學說的學者，自朝廷 清除出去以後，即公元前 141 年後的立論。133
問題是，在公元前 141 年以前，即景帝在位期間，董生的學 問取向有沒有受到黃老學說的影響呢？幸運地，歷史為我們保留了 充分的線索。董仲舒出任漢廷博士之時，約在景帝前元五年（公元 前 152 年），其時董生約為 38 歲。134 至於與黃生爭論於景帝前 的轅固生，亦於其時為博士官。他與黃生嘗討論湯武受命於景帝 前，此事發生極可能略早於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 147 年），因為 此年「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立」，135 而《漢書》又記「後上
133 上述弱義說的論點，見桂思卓：〈董仲舒和黃老思想〉，頁 287。
134 近賢研究董仲舒的生年問題方面，似乎仍未能推翻蘇輿的說法。蘇氏並不確定 董生的生年，但可以推論在文帝前元年間，年已及冠的董仲舒，其生年不應早於孝 惠元年（公元前 194 年）。蘇說可參氏著《春秋繁露義證》，附錄一〈董子年表〉，
頁 486。
135 〔漢〕班固：《漢書》，〈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頁 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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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固廉直，拜為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即位，復以賢良徵」，136 是以轅固之為清河太傅，不可能早於公元前 147 年，而他以疾免 職之時，亦必在景帝崩，武帝即位以前。
我們之前回顧了黃生和轅固生的爭論，當時景帝為解除窘局，
曾指示「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 愚」。137 景帝此言《史記》、《漢書》的記載幾乎完全相同，僅 有一項分別，余英時曾指出：
《漢書‧儒林傳》刪去末句「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 者」，遂使後人看不到儒家政治理論在漢初受迫害的實 況。這是很值得深思的。138
在這裡我們固然可以看到司馬遷和班固的敘述取向的巨大分野，但 更重要的是，湯武放殺的討論，已成為皇家的忌諱，更令「後學者 莫敢明受命放殺者」。最低限度，司馬遷所指的這項禁令，到了《史 記》寫成〈儒林列傳〉之日，尚為有效。是則，董生寫成〈堯舜不 擅移、湯武不專殺〉及〈重政〉兩篇的時間，很大可能是在黃、轅 兩人的當廷爭議之前，而非於其後，足證董生在景帝博士期間，仍 堅持儒者之道。
上述種種論證，足以說明，董生不論於漢景之時，還是漢武之 世，乃一路堅忍地秉持儒學立場，決不向黃老之學傾斜，實無愧班 固《漢書》「為群儒首」139 之贊論。當然，這並不代表董仲舒的
136 〔漢〕班固：《漢書》，〈儒林傳第五十八〉，頁 3612。
137 〔漢〕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第六十一〉，頁 3123。
138 余英時：〈反智論與中國傳統政治〉，載《歷史與思想》，頁 20。
139 〔漢〕班固：《漢書》，〈董仲舒傳第二十六〉，頁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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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完全雷同於先秦儒學，即就陰陽五行之說而論儒家的主要經
思想，完全雷同於先秦儒學，即就陰陽五行之說而論儒家的主要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