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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教師工作的階級屬性
在當下的資本社會，教師主要是受雇於國家，而其與國家間也就形 成了上下垂直的階級關係。不過，一個極其重要的事實在於，社會大眾 均是根據正統的（orthodox）角度來描述教師階級的身份和利益；易言 之，在正統的標準視框下，一般不把現今的教師稱為勞工階級，教學
（teaching）大多被人看做一種專業而非行業（vocation），教師藉此強化 與勞工階級的區隔性，鞏固高於藍領的社會地位（Harris, 1982: 35-37）。
實際上，學校教師不同於受到高度經濟剝削的工廠勞工，甚至他們有時 候也拒絕承認自己的勞動者身份，而堅稱教職具有相當的專業性；教師 們往往靠攏於菁英的專業工作者，不會將自己貶黜於勞動階級的位階（張 盈堃，2004：66；Apple, 1983: 620）。因此，顯而易見的是，教師在心理 層面抱持著顯明的專業主義渴望，不願降格與其他勞工團體同盟（姜添 輝，2001：41），此一階級認同配合著特定的職業聲望、穩定的薪資待遇 及教學事務的複雜性，在臺灣交錯形成獨幟一格的教師定位與價值觀。
循此，筆者擬從教師勞動的角度著眼，說明教師工作的階級特徵及 普勞化的傾向，分析生產結構加諸己身的規訓和宰制，以洞悉在階級處 境下教師異化的現實面向。
壹、教師工作的階級特徵
近來國內有關教師專業的研究指出，教師在國家權力機制的運作之 下，逐漸成為觀念簡單性的忠誠執行者，甚至只從事「勞力」的技術性 活動，喪失了「勞心」的專業自主性，其生活寫照充斥著去技術化（de-
skilling）的事實（范信賢，2000；姜添輝，2003；張盈堃、陳慧璇，2004）。
尤其，從馬克思主義者的傳統來分析學校教師的日常生活，不可否認的 是，許多研究已經指出教師異化的情狀，而所謂的夫子僅是傳遞官方知 識、處於非人狀態的勞動者，像極了上緊發條的機器人（張盈堃，2004：
67-68；Lecompte & Dworkin, 1991; Scheff, 1994）。打從師資培訓過程開 始，師範生經過實務取向的課程啟蒙後，吸納主流文化的價值標準於自 我心靈，冠上聲望顯赫的專業頭銜，且依循窄化的工具性視野來遂行教 育任務，在在緊縮著教師落實真誠對話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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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教師外在的結 構性限制，比方，學校似工廠的科層體制、設計與執行分離的套裝課程、晉升管道的缺乏等，與教師內在的文化無意識性，諸如仰賴既有經驗的 保守性格、排拒精細詞彙的反智傾向等，使得教育場域突顯出病理化的 徵候（姜添輝，2002a，2002b，2003；Anderson, 1966; Apple, 1990; Becker, 1952; Connell, 1985; Lortie, 1975; Popkewitz, 1987）。上述要點指向專業頭 銜在教師的意識上建立起權威的知識傳遞者角色，並於潛意識上塑造出 相當程度的保守性，而兩者交相織會的結果，極可能在教師的內心世界 沈積頑固執拗、墨守成規的化石，進而抗拒教學事務的快速變革，導致 教學實踐的命定失敗（姜添輝，2000b：16-17；黃嘉莉，2003：101-104）。
換言之，教師專業的表面象徵無法遮掩住異化勞動的實質處境，而教師 即勞動者的常理，並不因專業主義的加持灌頂而有所移易。
馬克思所提出之「社會階級」分類模式 —「資本家」與「勞工」二 分法，已無法適用於現今的社會型態，特別是在社會的快速發展下，致 使勞動力結構產生巨幅的改變，形成中間職務數量的明顯擴張；此種情 境使一些學者提出進階論述，以修正馬克思關於社會階級的原型概念，
使社會階級架構的分類不再侷限於「資本家」與「勞工」的兩大陣營，
以避免過度化約主義（reductionism）的缺失（姜添輝，2001：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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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者往往視「專業」包含著社會控制或意識型態的意義，雇主（特別是政 府）運用「專業」與行為期望的直接連結，來規範甚至操縱被冠稱「專業」人員的 行為；此種觀點使得進行「教育」的專業議題研究時，應兼採馬克思主義所導引出 的左派激進取向論點，方不囿於「特質論」專業理論的本質性缺失（姜添輝，1999：251-266，2000b：1；Ozga & Lawn, 1981: 34）。
姜添輝，2002b：63）。其中，新馬克思主義者達倫道夫（Dahrendorf, Ralf）
及普倫薩斯（Poulantzas, Nicos）均由生產技術變革的角度出發，詮釋勞 動階級本身的異質化現象（姜添輝，2000a：134），分別提出服務階級（the service class）論與新興小資產階級（new petit bourgeoisie）論，從而闡 明教師在整個社會結構中的階級定位和立場，以識別教師在資本社會中 的經濟、政治及意識型態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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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即服務階級
達倫道夫論點下的服務階級，泛指受過長期教育訓練的心智型勞動 者。儘管這類服務階級也屬於受雇者，但是其工作屬性與薪資水平明顯 有別於一般勞動者，並且在總勞動力結構中處於支配的地位，與資方產 生較為密切的夥伴關係，進而強化蔑視基層勞工的階級認同（姜添輝，
2000a：127-129；姜添輝，2001：49；Mills, 1970: 73）。達倫道夫指出：
服務階級是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的橋樑，由此指引出一條筆直的道路。
相較於其他的社會類別（social category），服務階級更加認同於統治者的 規範。…。比起其他階級的成員，他們更加傾向成為統治階級的順從者
（conformist）。…。服務階級的功能頗為重要，…，事實上，服務階級管 理並保護社會情境（social context）中的價值，此一現況讓服務階級成為 一股強大的保守力量，抗拒著科層化（bureaucratized）社會組織的任何改 革措施（Dahrendorf, 1969: 145-146）。
現今的教師角色是服務階級的成員之一，遵從學校或教育行政主管 機關的政策與程序，並在生產體系中比一般勞動者享有更多的權限與利 益，不應再被歸類於勞工階級的陣營中。換言之，教師是資本制度體系 的受益者，仰仗此一制度體系得以享有更多的資源，並佔據相當的特權 地位（姜添輝，2002b；羅薰芬，2000；Harris, 1982: 201-203），漸進地 成為統治階級主流文化的受命者與奉行者，接受既存規範的權威性，關 注於達成他人所交付（other-directed）的教學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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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的勞資二分法，是根據生產工具的有無，把生產的社會組織分為兩個階級，一個是資產階級，另一是普勞階級。但是這種定義難以解釋經理階級、基層主管及 小資產階級等三種階級立場，而這三者到底應放在資產階級或歸於普勞階級，很難 從馬克思的定義上來決定（馬信行，1986：203）。
二、教師即新興小資產階級
類似於達倫道夫從經濟角度重新澄清社會階級架構的取向，普倫薩 斯在《當代資本主義的階級架構》（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一書中，提出「新興小資產階級」的概念，他擺脫馬克思將社會階級的 區分點建立於生產工具的擁有與否之上，從而強調政治與意識型態的條 件才是區分社會階級地位的取決點；這其中牽涉到「新興小資產階級」
能採取與本身階級立場（class position）截然不同的結構性階級決定（str- uctural class determination），如此一來，新興小資產階級的某些成員在特 定場合下，可以採取勞工階級的立場，而不用顧慮本身是否為勞工階級 的組成份子之一（姜添輝，2002b：69-70；徐崇溫，1994：170；郭丁熒，
2003a：171；Poulantzas, 1979: 14-15）。運用「階級決定」的概念，普倫 薩斯將勞動者劃分為生產性勞動者（productive labor）與非生產性勞動 者（unproductive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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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是直接創造剩餘價值（surplus-value）的 團體，並直接被資本社會生產體系的剝削特性所支配；相對地，後者則 為不直接從事生產勞動的受薪人員，其主要是以交換價值的形式，來轉 換前者所創造出的剩餘價值，即對資本中各個分部所積累之大量剩餘價 值進行消費或再分配（姜添輝，2000a：129；Braverman, 1974: 411-412;Poulantzas, 1979: 212）。循此，不能控制生產手段，由剩餘價值供養，並 提供勞務形式服務，具有相當程度影響力的學校教師，應劃入「非生產 性勞動者」的陣營中。
此外，就政治方面而言，新興小資產階級的管理和監督職能代表者 資本家對勞工階級的政治支配，且在生產過程中直接再製資產階級與勞 工階級之間的政治關係（姜添輝，2002b：72；Poulantzas, 1979: 227-228）。 易言之，該階級的成員具有協助資本家淬取一般勞動者剩餘價值的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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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保羅․巴倫（Paul A. Baran）曾將非生產性勞動定義為，有助 於商品和服務輸出的必要勞動，是資本社會維持穩定發展不可或缺的前進動力；而 教師是由剩餘價值所供養的，但是他們所從事的勞動是一個理性的有序社會賴以為 立的，而且將以前所未有的態勢成倍增長、大大強化（Baran, 1957: 144-145）。化權威，成功扮演著警察和法官的角色，以加強資方對勞方的控制支配，
維繫穩定的社會秩序，建立起促進資本積累的最佳態勢。
除了上述政治關係之外，另一影響社會階級區分依據的重大因素是 資本賴以延續的「意識型態」。普倫薩斯指出，科學知識與生產過程的結 合將交織出支配性的意識型態關係，亦即，運用於生產過程中的科學知 識已不再是單純的技術運用，而是具有決定個體社會階級地位的功能，
進而使科學知識產生所謂知識專賣化（the monopolization of knowledge）
的現象（郭丁熒，2003a：171-172；Poulantzas, 1979: 236）。由此可見，
當勞動者擁有「知道如何」（know how）進行生產的知識時，他們會在 社會總體階級框架中處於支配及合法化的地位，而心智性勞動者將有別 於體能性勞動者，此種關聯性使得知識與技藝（skill）有所區隔，其差 別顯示在截然不等的物質報酬上（姜添輝，2000a：131-133）。對新興小 資產階級來說，通過他們的政治和意識型態統治關係，其享有特權的經 濟地位將伴隨著專賣性知識的掌握，而得到盡如人意的保障。
有鑑於此，儘管教師是受薪人員，但是其主要的工作職能，在於傳 遞資本體系的意識型態和價值觀，並且教學的過程充滿政治性的監督控 制，根據工作本身的法定權威（legitimized authority）來教導甚至支配學
有鑑於此，儘管教師是受薪人員，但是其主要的工作職能，在於傳 遞資本體系的意識型態和價值觀，並且教學的過程充滿政治性的監督控 制，根據工作本身的法定權威（legitimized authority）來教導甚至支配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