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情緒問題的負擔之一(Chen et al. 2009)；早戀也與性行為有關 (Soller 2014)，進而 帶來憂鬱。雖然特殊生命事件有助於研究者了解早戀青少年的憂鬱，然而其他較為 一般（Commonplace）的壓力源和社會心理資源的耗費也能夠達到此目的。首先，
生命事件之所以會帶來壓力（Distressing），有很大部分是由於該生命事件，即初 級 壓 力 源 （ Primary stressor ） 造 成 個 人 無 法 順 暢 地 履 行 其 原 本 的 社 會 角 色 (Aneshensel and Gore 1991)，因此憂鬱。另外，Pearlin 主張，生命事件的初級壓力 源可能會在其他領域引起二級壓力源（Secondary stressor），此過程稱為壓力增生
（Stress proliferation）(Pearlin 1999)，舉例，青少女談戀愛後，親子衝突的二級壓 力源明顯增加，因此憂鬱。生命事件的初級壓力源除了直接帶來憂鬱和二級壓力源 之外，生命事件也能夠降低社會心理資源，進而提高憂鬱(Ensel and Lin 1991)。換 言之，研究者必須試著了解青少年談戀愛的初級壓力源如何直接帶來憂鬱，如何直 接帶來角色方面的二級壓力源，和如何直接帶來社會心理資源降低之問題，才能夠 更全面地瞭解青少年談戀愛後的憂鬱。
過去研究以角色重組（Role restructuring）觀點解釋青少年談戀愛的初級壓力源、
親子衝突的二級壓力源和憂鬱之間關聯的社會機制(Aneshensel and Gore 1991)。首 先，角色重組觀點認為，當青少年獲得新角色，比如，開始談戀愛、開始工作的發 展轉變的時候，他們除了需要扮演新角色之外，青少年仍需要持續履行舊角色的義 務和期待；然而，如上一段 Pearlin (1999)所主張的，談戀愛帶給青少年無法順暢地 履行其原本社會角色的問題；為了能夠達成新角色和舊角色的義務和期待，青少年 需要經歷一段與舊有的關係調整他們之間關係的義務、期待和規範的過程；此發展 轉變對談戀愛的青少年而言是初級壓力源，因此筆者認為談戀愛可能會與憂鬱有直 接（Direct）的正向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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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的難題；青少年會因此而感到比較憂鬱。Aneshensel and Gore (1991)提到，角色 重組帶來的二級壓力源可能能夠在青少年發展轉變和身心健康之間扮演間接作用的 角色。然而，Aneshensel and Gore (1991)並沒有以實證研究佐證其觀點。Dowdy and Kliewer (1998) 以 495 位（正在談戀愛的青少年有 325 位）10 年級和
另外，Joyner and Udry (2000) 以在 1994-1995 年期間所蒐集的，具有全美國高級 中學 （High schools）代表性的 Add Health 追蹤資料，以 8,181 位青少年為實際分 析樣本，發現親子衝突能夠解釋談戀愛和憂鬱症狀之間的關係，而以上關聯在年紀 較輕的青少年女性尤其明顯。雖然 Joyner and Udry (2000)以追蹤性資料使所獲得的 研究結果有條件去克服 Dowdy and Kliewer (1998)研究中，所面對的橫斷面資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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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的支持(Helsen, Vollebergh and Meeus 2000)。再者，Pearlin et al. (1981)提到社會 網絡和社會支持並非共同存在的：若個體擁有家庭，朋友和不同圈子的同事，個體 未必能夠從以上網絡得到社會支持。換言之，個體可以動用網絡中的若干社會支持，不只是取決於互動的次數和關係的廣泛性，更重要的是，互動關係（強/弱連帶）
(Pearlin et al. 1981)。Lin, Ye and Ensel (1999)依關係連帶的強弱把社會關係區分成三 類：連帶最弱的社會關係為參加社會組織（Belongingness），接著是與社會網絡中 的他人有連結（Bonding），而連帶最強的是，與他人建立親密關係（Binding）。
因此，鑲嵌在網絡中是使用社會支持的第一步，最後一步則與關係連帶的強弱有關 (Pearlin et al. 1981)。基於以上的推論，筆者認為，知覺家庭支持較不充裕的孩子，
可能更傾向於和他人有親密關係，比如：選擇談戀愛，以尋求對方的支持，彌補從 家庭中無法得到的支持。
此外，探究青少年早戀和家庭結構之間關係的研究發現，相對生活在完整家庭 的青少年，生活在非完整家庭的青少年傾向於提早談戀愛(Cavanagh, Crissey and Raley 2008, Ivanova, Mills and Veenstra 2011)。學者推論，家庭結構和青少年談戀愛 之間的連結可能透過欠缺家庭支持的社會機制形成：生活在非完整家庭的青少年，
由於家庭支持相對較缺乏，青少年比較會從朋友、伴侶身上尋求情感依賴來彌補家 庭所無法給予的支持(Cavanagh, Crissey and Raley 2008)。雖然是探究早戀和家庭結 構的研究，但是從以上研究可知，知覺家庭支持的缺乏可能與青少年早戀有關。另 外，Valle and Tillman (2014) 以在 1994-1995 年期間所蒐集的，具有全美國高級中 學 （High schools）代表性的 Add Health 追蹤資料，以 8,629 位異性戀青少年為研 究對象，發現非傳統家庭（繼父／母、單親家庭、非父母家庭－祖父母、親戚）和 青少年談戀愛（Time2）之間的關聯具有「家庭社會支持（Family social support）」
（Time1）的中間作用（Mediate），換言之，青少年在第二個時間點談戀愛與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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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個時間點的家庭社會支持有直接的負向關聯。和前一段所述的社會機制相似，
Valle and Tillman(2014)認為生活在非傳統家庭的青少年會從家庭成員之外的親密對 象（男朋友／女朋友）身上獲得社會支持的資源。雖然 Valle and Tillman (2014)依 照時序關係安排變項—第一波的家庭社會支持和第二波的青少年談戀愛—，然而 Valle 等人卻沒有控制可能會影響第二波談戀愛的第二波的家庭支持，這樣的分析 策略無法突顯由於在第一波缺乏知覺家庭支持，因此青少年選擇在第二波談戀愛的 改變或影響。換言之，在不控制第二波家庭支持之下，Valle and Tillman (2014)研 究僅能夠呈現第一、二波變項之間的相關，而不是第一波變項改變第二波變項。
在台灣，除了官方的統計調查之外，目前相當缺乏青少年早戀的實證研究。臺 北市政府衛生局在 102 年針對台北市 206 所學校（113 所國小、51 所國中和 42 所高 中職）的 59,370 名 10 歲到 18 歲的青少年進行調查，發現將近一半的學生有談戀愛 的經驗；其中 32%的青少年之前有過戀愛的經驗，17.2％的青少年目前有交往對象。
這些有談戀愛經驗的青少年中，有 43.5%的學生，其父母不知情他們有談戀愛的經 驗。女性較傾向不讓父母知道自己的戀愛關係。此外，在談戀愛若有遭遇困擾時，
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青少年會向父母或師長求助。官方資料顯示：「親子間是否具 有信任及穩定的親密關係」和「子女向父母分享與求助和戀愛有關的困擾之意願」
有關(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2013)。從這些資料能夠看到一種可能的趨勢，即：談戀愛 的青少年，尤其是女性，其知覺家庭支持可能較差，因此，她們才會在談戀愛遇到 困擾時不願向父母求助或分享。
總的來說，筆者認為過去研究僅從角色重組的觀點詮釋青少年談戀愛後的親子 關係（親子衝突）可能是不足的，我們還需要考量到青少年談戀愛前的親子關係：
青少年是否因為缺乏知覺家庭支持而選擇早戀，因此知覺家庭支持的缺乏才是青少 年憂鬱的根本原因。基於以上原因，本研究將結合角色重組和補償理論的觀點，以 追蹤性資料探討台灣青少年女性在早戀、親子關係（親子衝突和知覺家庭支持）和 憂鬱情緒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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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tress）的時期，青少年在這時期經歷兒童時期從未發生的難題；Erickson 把青 少年時期視為「認同危機」（Identity-crisis）的時期，兒童在這段時期建立穩定的 自我（sense of self）；在此同時，生理上的改變，性慾的增加皆挑戰著青少年對於 自己的看法。這些理論和觀點認為，青少年無論在身體形象或自我形象都發生改變 (Simmons, Rosenberg and Rosenberg 1973)。有關困惑的自我形象的測量方面，本文採納 Gardner Murphy 有關自我的觀點，
學 者 把自 我（Self） 看作「個體所知道的自己（ The individual as known to the individual）」。因此，自我形象可以被看作是對象的態度，而態度具有不同的面 向。自我形象的測量包含四個不同的面向：自我意識（Self-consciousness）2、自我 的穩定性（Stability of the self）3、自尊（Self-esteem）和知覺自我（Perceived self）
4。自尊是四個面向中最常被採用的向度。困惑的自我形象者有較低的自尊，即他 們對於自己有較為負向的自我評價(Simmons, Rosenberg and Rosenberg 1973)。
過去研究以困惑的自我形象解釋青少年早戀、自尊（社會心理資源）和憂鬱症 (Simmons, Rosenberg and Rosenberg 1973)，因此稱為困惑。
2 自我意識是個人把自我視為重要的程度之概念。米德（Mead）主張，一般人在與他人互動時，會 顧及他人對自己和其行為的反應。然而，每個人把自我視為被他人關注的對象在程度上是有差別的。
有些人是比較任務導向（Task-oriented），他們盡力地參與工作，卻很少關心他人如何看待自己 (Simmons, Rosenberg and Rosenberg 1973)。在研究中，Simmons et al. (1973) 以「如果老師邀請你站 在教室前與同學們分享暑假活動，你會很緊張嗎？還是有點緊張？一點都不緊張？」測量自我意識。 概念的重要性(Simmons, Rosenberg and Rosenberg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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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因此他們不確定自己在戀愛關係中的所作所為是否符合社會期望，困惑的自我 形象可能在此狀況下產生(Aneshensel and Gore 1991, Simmons et al. 1979)；加上，
在台灣，社會是否接受青少年在青少年期談戀愛是具有爭議性的議題，因此早戀者 會面對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否可被家人、學校老師所接受的人生難題。
另外，筆者認為，在經歷角色重組的過渡期間，早戀的青少年已經難以達成父 母所賦予的期望，由於這些期望對於談戀愛前的青少女是很輕易就可以達成的。這 時早戀的子女會與父母經歷角色重組的過渡期。在角色重組的過渡期間，談戀愛的 子女可能面臨以下難題：他們可能會覺得不扮演好父母認為「對」的子女之角色似 乎是不應該的；若選擇好好地扮演子女的角色，似乎也不那麼容易達成。這時，父 母期望已經是個不穩定、不明確、模糊的期望。這種不明確的父母期望會使子女產 生困惑的自我形象。另外，在角色重組期間，因為無法達成父母期望，有些父母可 能會把談戀愛的孩子標籤為問題青少年。
以上情況會使早戀的青少年有困惑的自我形象，自我評價較差，因此較為憂鬱
以上情況會使早戀的青少年有困惑的自我形象，自我評價較差，因此較為憂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