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文獻探討
年)〉14的博士論文，該文針對清代懲治邪教犯罪法律規範的 內容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大幅度填補了〈禁止師巫邪術〉律 例變遷的空白。但該文屬法學界之研究論著，以侵犯人身權 利、侵犯財產、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等名詞來歸類邪教的犯罪 行為，是否符合歷史事實，仍有爭議；且較偏重法制面的考 察，忽略法律的目的和理想是否在審判中落實。幾乎每一個 封建王朝都將王朝統治秩序和社會穩定作為最主要的社會 控制目標，甚至是唯一目標，法律從來都是以皇權為中心的 社會控制手段。15清朝也不例外，若能以成案、專條及善後 章程進行佐證，將更有助於掌握清代懲治民間秘密宗教法律 變化的原因、發展過程及具體實踐情形。
第二節 文獻探討
民間宗教結社研究，歷來是史學領域的一類難題。它的 困難，首先在於它所依據的史料存在比較明顯的不確定性。
這一點與秘密會黨研究完全相同。兩項研究的基本史料，都 是自身文獻(會黨會簿、民間宗教經卷)和官方檔案，其他記 載很少。但是，民間宗教和會黨自身的文獻充滿神秘色彩，
藏頭露尾，隱語暗謎，真假摻雜，錯別字代用字和文理不通 現象較多，理順很難；檔案則頗多虛捏，官員的冒濫，罪犯 的規避，是這類文書的常態。16
至於官方檔案，其最大特點，是歷史事件正在進行過程
14 周向陽，〈清代治理邪教犯罪研究(1644-1840 年)〉，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 研究院博士論文(2008)。
15 沈大明，《《大清律例》與清代的社會控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頁 1-2。
16 宋軍，《清代弘陽教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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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形成的文件，是當時社會實踐活動中直接形成，用以反映 和解決實際問題的最原始紀錄，而非事後的回憶和聽來的傳 聞，更不是事後為某種目的而撰寫的著作或編制的材料。因 此，它能夠比較客觀地反映當時的真實情況，是研究歷史比 較可靠的證據之一。17由於兩岸大量整理出版檔案，可供研 究的史料相當豐富，其中藏於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宮中 檔》、《上諭檔》、《外紀檔》、《軍機處檔》、《奏摺檔》、《剿捕 檔》等官方檔案，即含有大量清朝官員查辦民間秘密宗教的 案件，其中不論是取締的過程、官方的態度，抑或所錄罪犯 的供詞，皆是珍貴的參考資料。
此外，黎青主編的《清代秘密結社檔案輯印》18及劉子 揚、張莉等人編輯的《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19等有關清朝 民間秘密宗教檔案的出版，不僅文獻資料集中，且提供為數 眾多的案例，對研究裨益頗大。發掘歷史檔案，掌握直接史 料，就是探討清代民間秘密宗教史的重要途徑。20
官書典籍亦相當重要，無論是《實錄》或《會典》，皆 能與檔案互為補充，建立較客觀、具體的論述。清朝法律以 律、例、會典、則例、章程等為主要立法形式。較之歷代各 朝，清朝的法律編纂經驗更加成熟，內容更為豐富，最重要 的進展是：
其一，在仿效明制、律例合編的基礎上，重視例的修訂。
1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撰，〈清代檔案與清史修撰〉，《清史研究》，第 3 期 (2002.8)，頁 4。
18 黎青等編，《清代秘密結社檔案輯印》(北京：言實出版社，1999)。共計 10 冊。
19 劉子揚、張莉、任夢強、李莉等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北京：線裝書 局，2006)。共計 40 冊。
20 莊吉發，《真空家鄉：清代民間秘密宗教史研究》，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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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乾隆五年(1740)大清律例作為一代大法頒行後，各朝 堅持律文恆存，而多次修例以補律之未備，故大清律後所附 例條數之多，變異之繁，遠遠超過了明代。
其二，為提高國家統治效能，使各級機關和官吏職責有 章可循，自康熙朝始，先後五次編纂大清會典。乾隆時，又 將典、例分立，編成乾隆會典和乾隆會典則例，此體例後為 嘉慶、光緒兩朝所沿襲。清會典詳列清代歷朝的「大經大 法」、典章制度、官司職守、官制官規及其沿革流變，堪稱 中國古代最宏大、完善的行政法典。
其三，為強化對國家政治、經濟、行政、軍事、治安、
科舉、學校、外交事務和各類刑事、民事的全面管理，頒行 了大量的則例、章程等單行法規。21
其中，嘉慶會典及其事例，規模之所以比乾隆會典及其 則例要超出許多，大體主要有二個原因。一是乾隆一朝是清 代各項法律、制度完型的時期，由於乾隆會典所載截止於乾 隆二十三年(1758)，此後高宗仍在位四十年。這就使得乾隆 中期、後期的大量法律、制度的創設、完善只能載入嘉慶會 典及其事例中。二是大量成案載入事例中。乾隆會典則例中 已有一些成案吸收進来，但所占分量不大。到了修纂嘉慶會 典時，大量成案凡適宜載入的多載入，這就使得大量成案進 入事例中。22
道光皇帝即位後，清朝走向衰敗之路，由於經年戰爭，
統治者無暇顧及編纂會典。另一方面，進入鴉片戰爭以後，
21《大清律例》前言，收於劉海年、楊一凡主編，《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丙編，第一冊(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頁 1-2。
22 林乾，〈《清會典》的歷次纂修與清代行政法制〉，《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 社會科學版)》，31：2(2005.3)，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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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統治者為了應付內憂外患，難以按以往國家法律行事，
採取了諸多「權宜之計」，因此捨例求案的傾向更為明顯。
這使得會典及則例、事例的編纂没有現實的需要。這也是咸 同時期及以後章程、全案、條款、條例、新則、事宜等大量 出現，並有取則例、事例而代之的趨向。23
《通考》一書，為清代吳壇所著。吳壇，山東海豐人，
乾隆二十六年(1761)中進士，曾經刑部主事，郎中、侍郎等 職，又曾出任按察使、布政使，乾隆四十五年(1780)卒於江 蘇巡撫任上。其父吳紹詩，先後在刑部任職二十多年，曾任 侍郎、尚書等職。紹詩明習法律，乾隆元年(1736)重修律例，
任纂修官，手定《名例》二卷。吳壇繼承家學，精研法律，
又多次辦理秋審，具有豐富的司法實踐經驗，《大清律例通 考》是吳壇盡畢生精力寫成的一部力作。該書注重考釋清代 律文，特別是例文的增刪修改情況。24
《大清律例根原》係以中國政法大學圖書館藏同治十年 (1871)刑部外放官員裕祿主持修定、安徽省敷文書局刊印的 古籍善本《大清律例根原》為底本，同時參照此前分别於乾 隆五十八年(1793)、道光二十七年(1847)、咸豐二年(1852)刊 印的四個版本校訂而成。該書内容涵蓋清代刑部官員自順治 至同治年間修訂律文和例文的過程，並通過「臣等謹按」的 首創形式，客觀地反映了有清一代法律變化的原因和發展過 程，具有重要的學術研究價值。25但由於《大清律例根原》
並未完整轉錄御製序文、臣僚奏疏，也沒有附錄諸圖與服
23 林乾，〈《清會典》的歷次纂修與清代行政法制〉，頁 114。
24《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序言，收於馬建石、楊育棠主編，《大清律例通考校 注》(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頁 1。
25 清．吳坤修等編撰，郭成偉主編，《大清律例根原(肆)》(上海：上海辭書出 版社，2012)，頁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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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26故需以大清律例做比對，並以其他檔案資料作補充，
方為完整。
《讀例存疑》為清代薛允升所著，薛允升（1820-1901）
為清代之法學大家。他自成進士後即入刑部，由司曹以迄侍 郎、尚書，前後凡三十三年。此外，曾任道、府、藩、臬等 外官六年，及其告病退休的二年中。凡約四十年間，始終獻 身於傳統法制特別是刑名獄訟之研究。27薛允升著《讀例存 疑》的目的，係以例文隨時纂定，而例文浩繁又非出於一人 之手，時有互相牴牾及罪名前後歧異者，薛氏因乃「一一疏 證而明通之，抉其可否，溯厥源流，兼引前人成說，而參以 末議。」其目的在一方面供執法者之參考，「知某條之不可 輕用，某條之本有窒礙，熟識於心，臨事庶不致迷於嚮往。」
另一方面，則係供修例之準據。按清例五年小修一次，十年 及數十年大修一次，然自同治九年(1870)之後，即未舉行，
薛氏是編原「以備大修之用」。28
雖然，因為清代後來面臨全面性司法改革之要求，並接 受西洋法制之影響，故只是在編訂過渡性法典《大清現行刑 律》上，採用薛氏著作為其主要參考。但是他的法學著述，
却為有關我國舊律最有系統而完整的鉅著，不僅為研究清代 法制之寶藏，亦為探究漢唐以迄明清法制流變之津梁。29
26 清．吳坤修等編撰，郭成偉主編，《大清律例根原(肆)》，頁 2030。
27 黃靜嘉，〈薛著「讀例存疑」重刊本序──對清代法制中「例」的問題之一 些看法及重刊本規劃之說明〉，收於清．薛允升著，黃靜嘉編校，《讀例存疑》
重刊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第一冊，頁 3。
28 黃靜嘉，〈清季法學大家長安薛允升先生傳――一位傳統法學的殿後人 物〉，收於清．薛允升著，黃靜嘉編校，《讀例存疑》重刊本(臺北：成文出 版社，1970)，第一冊，頁 28。
29 黃靜嘉，〈清季法學大家長安薛允升先生傳――一位傳統法學的殿後人 物〉，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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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針對律例的變化，指出「蓋清代定例，一如 宋時之編敕，有例不用律，律既多成虛文，而例遂愈滋繁碎。
其間前後牴觸，或律外加重，或因例破律，或一事設一例，
或一省一地方專一例，甚且因此例而生彼例，不惟與他部則 例參差，即一例分載各門者，亦不無歧異。輾轉糾紛，易滋 高下。」30乾隆四十四年(1779)，部議明確規定：「既有定例，
則用例不用律。」例的數量也增加很快，康熙時修律，附例 290 條，雍正時修律，例已達 815 條。乾隆五年(1740)頒行《大 清律例》，附例 1049 條，乾隆二十六年(1761)增至 1456 條。
同治九年(1870)，附例多達 1892 條。清代法律的發展在例而 不在律，了解和研究例的發展變化，可以全面的了解清代法 律的發展和運用情況，就抓住了清代法律發展的關鍵。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