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策略

在論文題目方面，本文曾考慮是否用「社會控制」四字 做為主標題，因為法律制度也是社會控制的方式之一，但一 來本系畢業、師出同門的董至善學長已經用過，而且許多文 章也以此作為標題，再用顯得了無新意。二來社會控制其實 比較強調統治者的主動性，但在本文研究過程中，更多時候 看到的是清朝官方被動的一面，被迫因應民間秘密宗教的變 化而進行修法。因此若以法律的變動為主軸，來看清朝如何 因應民間秘密宗教的發展，或許更為客觀、恰當，於是最後 決定採用「邦有常刑」四字。

30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臺北：國史館，1986)，第五冊，

卷一百四十九，志一百二十四，〈刑法一〉，頁 3971-3972。

31《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序言，收於馬建石、楊育棠主編，《大清律例通考校 注》，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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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有常刑」出自清聖祖《聖諭廣訓》黜異端以崇正學 一條。裡面指出「邦有常刑，朝廷立法之意，無非禁民為非，

導民為善，黜邪崇正，去危就安」，³²用「邦有常刑」四字不 僅可以成功將法律與宗教做連結，也點出論文的重點是在處 理宗教法制史，既有所本，又可收畫龍點睛之效。副標題「以 清朝懲治『邪教』」的司法案件為中心」是為了與主標題「邦 有常刑」做一個對照，因為立法與司法是兩回事，朝廷立法 有其預設目的，而司法審判現場往往會有其他考量，若從司 法案件，也就是判例進行檢視，更可以看出其相符或衝突矛 盾之處。

有關「邪教」一詞，本身爭議頗多，海峽兩岸看法與定 義亦分歧，本文所指「邪教」，是指明清白蓮教各教派，它 們的組織和勢力，分布全國各地，河北、山東、山西、陝西、

河南、江蘇、安徽、江西、湖北、四川、浙江、福建、臺灣 等省，是它們活動的主要地區。貧苦農民、手工業工人、礦 工、漕運水手、城市平民以及流民等，是它們的基本群眾。

由於它們的行為、組織、思想信仰和統治階級以及維護這一 階級統治的正統觀念有所牴觸，所以，它們被統治階級視為

「邪教」。³³這些長期被清朝政府、合法宗教和主流社會所排 斥的宗教教派，因頻繁見於官方檔案，且在官方檔案中皆以

「邪教」稱之，為忠於原始資料、符合歷史發展事實，在引 用檔案資料時會以「邪教」稱之。

但本文並不認同這樣的說法，不同的時代、宗教、政權 都有各自不同的「邪教」觀，因此本文將副標題的「邪教」

32 清聖祖頒諭，清世宗譯釋，《聖諭廣訓》，黜異端以崇正學條，頁十六～十 八，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17 冊，頁 717-599~717-600。

33 喻松青，〈明清白蓮教研究〉，《明清白蓮教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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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字加上引號，當行文無涉檔案資料時，採用較中性的「民 間秘密宗教」一詞，來指稱清朝所謂的「邪教」。「民間秘密 宗教」既可以和幾個大宗教中的秘密教派相區別(如佛教的密 宗)，又可縮小廣泛意義的民間宗教的研究範圍，比較確切地 反映民間秘密宗教所研究的對象和內容。雖然民間秘密宗教 各教派有時並非「秘密」，尤其在它們創教之初，大多公開 活動，有的還得到統治階級陣營中人的支持和護法。但後來 它們都逐漸地排入「邪教」之列，隨著朝廷的查禁，各教派 自公開潛入地下，於是進行秘密的串聯傳教活動，遂成為它 們的特點。所以稱其為民間秘密宗教，較之稱為民間宗教，

更為恰當。³⁴

既要研究法律的因革損益，又要與判例做比對，在寫作 時應該如何處理，才能使其更清楚明白？幾經考量，決定將 律文、條例、整理成表格，將影響律例變化的重大事件及案 件以文字進行說明，以方便兩相對照，並進行分析。但律例 如何列表處理也是一個難題，以往研究者多按照時間先後順 序，將同一年律例整理在一起，但有關民間秘密宗教的法律 散見各處，若將所有相關法律全納入處理，表格將變成龐雜 的流水帳，意義不大。就算只處理《禮律‧祭祀‧禁止師巫 邪術》部分，將律、例混同整理，還是存在同樣的問題，很 難清楚法律的增刪狀況。

律偏重的是立法精神，變化不大；而例則較為活潑，可 以反映時代社會的變化，故本文大膽率先嘗試，不僅將律和 例分開列表處理，也將懲治民間秘密宗教的法律分類，進行

34 喻松青，〈關於明清時期民間秘密宗教研究中的幾個問題〉，《明清白蓮教研 究》，頁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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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處理。列表處理看似容易，實則繁瑣，首先，需下苦功 蒐集散見各處的律例；其次，由於各版本詳略不同、編排各 異，且優劣互見，還存在同字異體的情形，因此需費心互相 比對，往往需對照上諭檔與宮中檔，才能將律例還原，輸入 表格。故此次列表處理時，特別註明各條律例出處，而非只 在表底註明資料來源，是希望有助於將來版本學的研究及方 便其他研究者使用。

本文研究重點以清朝懲治「邪教」的司法案件為中心，

除緒論和結論外，本文共分為四大章。以往研究者會在第二 章鋪陳宗教政策，作為背景介紹，雖然就整個論文架構來看 會更完整，但論者已多，本文若再依此模式，除增加論文字 數外，別無貢獻。幾經思考，決定捨棄此模式，在第二章〈政 策與法律：邪教與相關律例的修訂〉的寫作上，將與民間秘 密宗教相關的律例分成《都察院‧黜邪》例、《刑律‧賊盜‧

造妖書妖言》律例及《禮律‧祭祀‧禁止師巫邪術》三節，

進行討論。

首先，藉由《都察院‧黜邪》例的修訂，切入清朝的宗 教政策。都察院主要職責在整頓綱紀，特別是有關風俗教化 部分，從《都察院‧黜邪》例的修訂，點出官方的標準是唯 一衡量的尺，而律例是上面的刻度，合法與否決定其正統與 異端、正祀與淫祠之分；並以此帶出宗教政策與政府擔心的 聚眾問題，不僅切入視角較新穎，同時也為後兩節鋪路。

《都察院‧黜邪》例主要懲治的是有害風俗教化、聚眾 的宗教活動，而《刑律‧賊盜‧造妖書妖言》律例則側重處 分製造煽惑人心，可能引起叛亂行為的言語、書籍。「造妖 書妖言」與「師巫邪術」相似，但判刑卻輕重懸殊，輕則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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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動輒發遣邊疆，最重則比照大逆律問擬。加上官員在援 引律例判罪時，的確會出現將《刑律‧賊盜‧造妖書妖言》

與《禮律‧祭祀‧禁止師巫邪術》合併引用或混用的情況，

故將《刑律‧賊盜‧造妖書妖言》的纂修置於第二節，有承 上啟下作用。至於《禮律‧祭祀‧禁止師巫邪術》則是懲罰 因傳習宗教而引發的惑眾、聚眾行為，其中表 2-3-2「各朝《禮 律‧祭祀‧禁止師巫邪術》歷年條例」是所有表格中費時最 久，同時也是目前所見相關研究中最完整的。儘管《都察院‧

黜邪》例、《刑律‧賊盜‧造妖書妖言》與《禮律‧祭祀‧

禁止師巫邪術》三者看似內容接近，但因各有所重，故本文 特別將三者都納入討論。

第三章與第四章主要是做一個對比，比較旗人與漢人同 犯教案時，清朝官方在立法及用刑上，是否按照行為的嚴重 程度、社會危害性大小予以相應的懲罰。第三章〈旗人與教 案：從邪教案論大清律例「罰必當罪」的理念〉的寫作上，

以身份較具特殊性的旗人及其崇信的薩滿信仰，作為切入視 角，帶出各節。薩滿信仰看似與民間秘密宗教無關，實則有 關，薩滿信仰可說是旗人接受民間秘密宗教信仰的重要媒 介。

因民間秘密宗教教派多習巫術，對原本信仰薩滿的旗人 來說，不僅不陌生且容易接受，就旗人而言，宗教與巫術間 有其會通之處，至少就醫療功能而言，是相容且互不排斥 的。而以醫療方面見長的紅陽教、天主教，自然比其他教派 更能吸引旗人加入，此也成為清朝的隱憂。本章藉由清朝幾 起旗人教案，探討旗人如何從原本的薩滿信仰，轉向紅陽教 及天主教，並觀照清朝官方的態度，以及對涉案旗人的處置 方式。貢獻在發現屯居旗人及旗下家奴是比照民人一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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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並未享有特權，而宗室犯罪往往加重其刑，以示懲戒。

第四章〈漢人與教案：從邪教案論大清律例「罰必當罪」

的理念〉乃第三章的延伸，在眾多民間秘密宗教教派中，選 擇以紅陽教作為主要對比及切入點，主因在於紅陽教的信徒 中，有為數不少的旗人和婦女，適合進行族群、性別分析。

本章從清朝審理漢人的多起紅陽教案中，檢出三起特殊案 件，探討清朝官方對紅陽教的態度，藉此研究民間秘密宗教 案件的量罪標準，以及官員在權衡輕重之間，可能存在的規 避態度。

研究發現以時間發展而言，清朝官方對紅陽教的取締有 轉趨嚴格的態勢，甚至訂定各項細目作為量刑標準；不僅犯 案婦女無分老幼多不准收贖，犯案男子就算母老丁單或年逾 六十，因是習教人犯，亦不准其留養收贖。就此而言，判決 已較其他案件為重。若以援引的律例來說，絕大多數是符合 因時制宜標準，極少出現引據失當的情形。就地區來看，紅 陽教案雖多集中於直隸，但審判結果並未明顯出現因地而異 的差別。再就性別觀之，雖然紅陽教有許多婦女入教，但審 判重點是區分首從，而非男女，因此判刑時並不會因性別而 出現差異。

本章的主要貢獻在發現司法上影響判刑輕重的關鍵，往 往是皇帝的態度。皇帝在刑事司法中發揮的作用，集中體現 在特殊身份的案件。而在一般案件中，判刑輕重與否，則取 決於官員的態度，雖然皇帝將打擊民間秘密宗教犯罪列為要

本章的主要貢獻在發現司法上影響判刑輕重的關鍵，往 往是皇帝的態度。皇帝在刑事司法中發揮的作用，集中體現 在特殊身份的案件。而在一般案件中，判刑輕重與否，則取 決於官員的態度，雖然皇帝將打擊民間秘密宗教犯罪列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