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第一部份探討權利理論，此部份將針對西方四個權利理論做出討 論，從古典理論、權利與關係模型、權利批判理論到新權利理論。第二部份 探討自我，針對西方自我與華人自我做文獻整理，以了解西方自我與華人自 我不同之處。第三部份從臺灣聲請保護令現況回應西方的權利理論，並讓東 西方的自我與權利對話，看到東西方自我與權利間的差異。
壹、權利理論
一、古典權利理論
根據 David M. Engel & Frank W. Munger20的整理，古典權利理論構成並保 護美國人作為公民的身份，這樣的概念深深根植於美國人的民主歷史和傳統。
在美國，「獨立宣言」和「權利法案」將公民的權利放在美國民主的中心。
每個人都可以要求政府尊重某些基本權利，如自由和獨立；相反的，使用這 些基本權利能力能確定其公民的身份，與那些不被認為是公民身份的人，如：
奴隸、婦女、兒童、囚犯形成一個對比。
在整個美國歷史上，重大社會問題的焦點一直是在權利。立法者和法官 認為權利確保人權可以深刻改變，如：非洲裔美國人、婦女、工人、宗教信 徒、兒童、男同性戀者和其他人的生活和社會地位。這個假設解釋了內戰後 人權立法本身所預期的身份轉變，如：1964 年和 1968 年的「人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s）、未成功的平等權利修正案(unsuccessful Equal Rights Amendment ) 以及 ADA 法案。這些立法的起草者未明確顯示出自我意識轉換的目標，但 可以看得出來，他們假設權利能有影響。
在古典權利理論概念中，權利不僅僅授權個人做某件事，如：投票、上
20 David M. Engel& Frank W. Munger（2003）Rights of Inclusion: Law and Identity in the Life Stories of American with Disability.at 81-83
13
在社會關係中是「分散的」（distributed），所以權利與關係模型認為，法規所
21參見 Black 1973; Silberman1985; Burstein,Monaghan 1986; Milner 1986。轉引自 David M.
Engel & Frank W. Munger ( 2003）Rights of Inclusion: Law and Identity in the Life Stories of American with Disability.at 83
22參見 Mayhew 1968; Rosenberg 1991。轉引自 David M. Engel & Frank W. Munger（2003）
Rights of Inclusion: Law and Identity in the Life Stories of American with Disability.at 83
23同前註.at 83-86。
14 規範的機制24。光譜（continuum）正式結束是官方法律制度，他依附於法院、
律師、法規和法庭。非正式的結束是「附加」（appended）法律和法律結構
24 參見 Macaulay 1963; Pospisil 1971; Abel 1973; Galanter 1974，轉引自 David M. Engel& Frank W. Munger（2003）Rights of Inclusion: Law and Identity in the Life Stories of American with Disability.at 84
25 參見 Galanter 1974，轉引自 David M. Engel& Frank W. Munger（2003）Rights of Inclusion:
Law and Identity in the Life Stories of American with Disability.at 84
26 參見 Moore 1978，轉引自 David M. Engel& Frank W. Munger（2003）Rights of Inclusion: Law and Identity in the Life Stories of American with Disability.at 84
27參見 Gluckman 1955，轉引自 David M. Engel& Frank W. Munger（2003）Rights of Inclusion:
Law and Identity in the Life Stories of American with Disability.at 84
28 參見 Black1976：41，轉引自 David M. Engel& Frank W. Munger（2003）Rights of Inclusion:
Law and Identity in the Life Stories of American with Disability.at 84
15
的倡導者認為，正式的權利在對抗性設施中（adversarial setting）會破壞重 要的關係，並切斷未來互惠互動的可能性。政治保守派認為權利是自私的，
會破壞社會共識和公民責任。社會主義者認為權利的影響在於它們有破壞合 作社會關係的傾向，並產生對立和敵意，而不是對社區義務。
權利與關係模型導致關於權利對自我認同的影響結論是消極的。一些 學者建議，這些悲觀的結論與日常生活中法律的調查研究是不符的。例如，
White＆McCann29證明，權利有時對關係和參與者的自我認同具有非常有利 的影響。David M. Engel & Frank W. Munger 同意30，在不同背景下權利對關係 的積極和消極影響是不同的，他們也認為，假定權利透過破壞社會關係來破 壞自我認同，這樣的假設是過於簡單。
三、批判權利理論(critical rights theory)
根據 David M. Engel & Frank W. Munger31認為，批判權利法律理論家提 出另一個廣泛引用來挑戰古典權利理論的理論。批判性法律研究（Critical
29 參見 White（2002）&McCann（1994），轉引自 David M. Engel& Frank W. Munger
（2003）Rights of Inclusion: Law and Identity in the Life Stories of American with Disability.at 86
30同註 20,at 86.
31同註 20，at 86-90.
16
Legal Studies ,CLS）學者在 20 世紀 70 年代和 80 年代對權利的批判，權利的 不確定性及其對合法壓迫的矛盾傾向，造成了一種虛假的正式中立和平等的 感覺。這些學者認為古典權利理論認為的「權利神話」基本上是一個偽裝，
為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根深蒂固的力量提供保護。自由法律主義制度中，權 利的後果是重現不平等，壓迫那些據稱從中受益的人。因此，Freemen32認為，
聯邦最高法院的反歧視法「將現有的不平等和階級型式正常化」。
雖然原本 CLS 批判，沒有驗證權利對自我認同本質的影響，但法律對意 識和行動有很大的影響。根據 CLS 學者的看法，古典權利理論是自由法律主 義的基石，它告訴個人，作為現代公民，他們有權力(power)和自主權，但實 際上剝奪了他們對其他擁有更強大權力(power)者運用控制的能力。然而從 David M. Engel & Frank W. Munger33的角度來看，如果未聲明涉入自我認同，
CLS 對權利的批判是重要的。CLS 學者認為自由法律主義使用權利創造一種 鍵前提。女性主義者和批判種族學者（critical race scholars）傾向於更明確地 處理權利對自我認同的影響，並且不太抗拒權利；相反，當權利擁有者，了 解社會和弱勢、少數民族的需要，參與創造和使用權利，權利可以發揮有益 的作用。根據這些評論者的觀點，權利構成影響，很大程度取決於它們如何 發展以及社會和政治脈絡中使用。例如，民權運動對非洲裔美國人自我認同
32 參見 Freemen（1998：26），轉引自 David M. Engel& Frank W. Munger（2003）Rights of Inclusion: Law and Identity in the Life Stories of American with Disability.at 86
33同註 20,at 27.
17
34 參見 Crenshaw 1988：1382，轉引自 David M. Engel& Frank W. Munger（2003）Rights of Inclusion: Law and Identity in the Life Stories of American with Disability.at 87
35 Minow（1990），轉引自 David M. Engel& Frank W. Munger（2003）Rights of Inclusion: Law and Identity in the Life Stories of American with Disability.at 86
36 同註 35.
18
David M. Engel & Frank W. Munger 在 2003 提出有別於古典權利理論、權 利與關係模型和批判權利理論，形成一個新的權利理論37。David M. Engel &
19
的受訪者沒有什麼影響，因為身心障礙者沒有在正式的法律環境中經歷法律；
相反，身心障礙受訪者敘述說明，權利在非正式、非對抗的脈絡下，有時甚 至在身心障礙者沒有努力之下，權利更加活躍。身心障礙受訪者向 David M.
Engel & Frank W. Munger 提出了一個挑戰：也是這兩位學者的重要發現，即 60 名身心障礙者中經歷他們認為是不公平或非法的待遇，沒有一個參與正 式的權利主張，甚至也未諮詢 ADA 的律師。儘管在這些生活故事中明顯缺 乏正式的法律活動，但顯然權利明顯影響了身心障礙者的生活，甚至有時以 戲劇性的方式影響。
社會學家多年來一直注意到，儘管民眾的信念是相反的，但正式的法律 動員在美國是相對少見的現象。有些人可能會得出結論，例如對身心障礙而 言，ADA 權利擁有者不願提出正式賠償請求，只是證明批判權利理論對權利 的批評，認為權利是虛幻且無效，然而身心障礙者的生活經驗不支持這樣結 論。受訪者的生活故事，越來越多的法社會學者支持，他們認為法律在日常 生活中的作用及其對自我認同的影響，不能僅透過訴諸律師和官方法律機構 的頻率來衡量。近來，日常生活中法律的研究加深大家對法律對行為和意識 強有力影響的理解。一些最重要的研究發現，公民在探索法律組成敘述的價 值。
這些以敘說為基底的研究提供些許觀點，也讓 David M. Engel & Frank W.
Munger 發現大多數關於上述權利理論文獻上的缺失。在前面部分描述的三 個權利理論忽略細微的脈絡因素，這些因素在研究中更加清晰地表達出來，
這些研究細緻的傾聽一般人談論他們的社區、他們的同事、他們的家庭，以 及易變動的社交互動。在研究中發現，這些因素對於確定角色權利至關重要。
然而，David M. Engel & Frank W. Munger 的研究不同於這些基於日常生活敘 事的研究，因為他們專注於自我認同，因為它在長時間的過程中出現和改變。
David M. Engel & Frank W. Munger 的研究方法以生活故事敘事為主，提供了
20
一個不同於法律權利研究觀點～利用對特定衝突或遭遇的有限時間解釋，以 及旨在產生靜態的一組類別或理想類型的研究。由於 David M. Engel & Frank W. Munger 的身心障礙受訪者描述了從幼兒到成年的關係、願望和事件，能 夠更加清晰地看到不斷的變化和「交替」的自我認同，而不斷變化的狀態在 有限的時間框架中不太明顯。
因此，David M. Engel & Frank W. Munger 尋找權利對自我認同組成性影 響的另一種觀點，身心障礙受訪者的敘述表明重新確定三個主流理論的重要 性。David M. Engel & Frank W. Munger 收集的生活故事訪談提供了一個基礎，
更準確地了解權利如何在權利擁有者的生活中變得活躍。對這些豐富多樣的 受訪者分析得出四個結論，新的理論必須考慮至少四種權利影響自我認同的 面向：
1.正式法律訴訟（Formal legal proceedings）。正如已經觀察到的，在面對他 們認為不公平的行為時，完全沒有任何試圖透過提出正式的損害賠償請求或 甚至透過諮詢律師的行為。在 David M. Engel & Frank W. Munger 的受訪者中 沒有特別引人注目的正式權利主張，因為研究主題與一群男性和女性接觸，
這些男性和女性傾向於更多地參與和注意外部資源，而不是只是與同儕們接 觸。
2.自我覺知的轉變（Transformation of self-perceptions）。身心障礙受訪者的 故事中表現出，權利可以改變身心障礙者的自我形象，使他們能夠重新評估 他們的自我能力。建立自我認同的一個關鍵是自我敘事，人們在不同的情況 下不斷地構成、修改和重述。這些敘事不僅給過去的事件帶來了秩序和意義，
而且還通過他們的描述實現「新生活行動」。權利可以在沒有被正式使用的 情況，在這些建構中的敘事起關鍵作用。
3.文化和話語轉換 Cultural and discursive shifts。David M. Engel & Frank W.
Munger 收集的許多生活故事中，通過促進日常思想、言語和行動的典範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