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檢閱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擬以機率抽樣方式抽出國內大學學生進行為期四年的長期觀察。在第 一年的計畫中，我們預計在 2012 年 4 月初進行全省性的訪問，此後，每隔 4~5 個月，我們運用網路民調的方式，詢問大學生對重要政治議題的態度以及他們的 社團參與或是政治參與的情況。由於陳義彥教授在 1975 年即做過一次《台灣地 區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此後，他與研究團隊陸續在 1991 年與 2001 年執 行過以台灣地區大學生為對象的政治社會化研究。申請人並與陳義彥教授在 2005 年起，透過國科會連續四年的資助，連續觀察政治大學學生四年期間政治 態度的變化。本研究即依循其過去的研究傳統，預計在 2011 年通過後，可以觀 察 1975 年以來，36 年來台灣大學生政治態度的重要改變。此外，運用定期追蹤 的研究方法，也可以觀察大學生重要政治態度的持續與變遷。因此，本研究的目 的主要有五：

1、 了解 21 世紀初（2010 年）我國大學新生的政治定向與行為模式。

2、 觀察大學教育對大學生政治價值以及態度的影響。

3、 長期觀察大學生政治社會化過程，追蹤其特定政治態度的取得、形成以及 發展。

4、 藉由長期觀察國內大學生四年的政治社會化過程，得以與國內外政治社會 化的相關理論與研究，進行對話以及比較，尋求政治社會化在研究方法以 及理論上的突破。

5、 比較近四十來（1975～2011 年）我國大學生政治價值、態度與行為模式的 差異及其變遷。

因此，不論就研究對象的選取以及方法的創新，本研究均不同於國內外其 他相關的研究，加上過去選舉研究中心既有的研究成果，讓本研究未來預期的 研究成果，值得期待。

第二節、文獻檢閱

就有關政治社會的相關研究以及文獻檢閱而言，本研究將針對國內外有關政 治社會化的研究作初步的整理。並特別針對影響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諸多媒介

（agents）的相關研究，做進一步的整理分析。

8

一、國外有關政治社會化的相關研究整理

在 1959 年，社會心理學家 Herbert H. Hyman 及政治學者 Lucian W. Pye 首 先提出政治社會化的概念，但此二人強調的重點不同。Hyman 運用政治社會化 的概念，研究個人政治態度與行為的根源與發展，Pye 則是運用此一概念來解釋 政治系統穩定之要素與變遷的動態過程。因此，從切入的角度觀之，Hyman 強 調的是個體層次，Pye 強調的是總體層次。自此之後，研究政治社會化的學者就 從個體層次與總體層次兩個角度來思考研究政治社會化的問題。

1968 年，Jack Dennis 在一篇名為「政治社會化研究的主要問題」的文章中，

提到政治社會化的 10 項主要研究問題，包括：與系統有關的政治社會化、政治 社會化內容的差異、整個生命週期的政治社會化、代間的政治社會化、政治社會 化的泛文化研究、次級團體與次級文化的差異、政治學習過程、政治社會化的媒 體與機構、對不同人政治社會化的程度與相關效果、特殊的政治社會化，尤指秀 異份子的政治社會化。這 10 個主題掌握了政治社會化研究的核心，不過，對於 政治態度的持續與變遷部分的掌握不足，也讓本計畫的特色更為凸顯。

1960 年代美國學者對政治社會化的研究到達高峰，著作及論文相當多，但 其中最具規模且有相當影響力的是 Easton 與 Dennis 所撰的 Children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一書。在書中，他們提出政治社會化的系統持續理論，其要義為：

政治社會化可以用來解釋政治系統的持續與變遷，而學童的政治學習有四個基本 的過程，即：（1）政治化（politicization）、（2）個人化（personalization）、（3）

理想化（idealization）、及（4）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所以，學童的政治 觀是隨著年齡的增長，由近及遠、從對個人化權威形象的情感移轉到非個人化政 治權威當局的情感，並進而認識政治典則（political regime）、認同政治社群

（political community），最後養成對政治系統的普遍支持（diffuse support），而使 政治系統獲得穩定與發展。雖然，上述 Easton 與 Dennis 的研究是以小學生為主，

與本研究針對的大學生將有所不同，不過，他們的研究成果對於本研究還是具有 相當的啟發性。

與本研究較為相關的研究，其實是以青少年乃至成人階段的相關研究為主。

在個人青少年到成年階段，乃至成人以後階段的政治價值與政治態度，影響最大 的相關的社會化媒介，一般都集中在家庭、學校、同儕團體、大眾傳播媒介、選

9

舉以及重大事件等，以下，將分別加以描述。

1.家庭

家庭不但是一個人出生與成長的場所，一個人的家庭，同時也提供個人政治 認同並代表了他所處的社會階層以及所在的社會經濟地位，也是一個人在成人之 前，居住與生活時間最長的處所。其對於個人政治態度影響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子女透過平常對父母的觀察與互動，而認知到父母對政治事務的態度與看 法，也因為家人通常是個人最親密的對象，基於親近與信任，個人的政治態度也 最容易受到家人影響 (Beck and Jennings 1975,1991;Crystal and DeBell 2002;

Jennings and N iemi 1974,1981;Wesrholm 1999) 。因此，父母在家庭社會化中所扮 演的角色，主要是將相關的政治價值，透過日常生活的機會，傳遞給其子女。透 過父母的媒體使用、對政治興趣以及實際政治參與的情況，甫以父母在家中對於 政治事務討論的頻率，不但提供子女對於政治事務認知的機會，更藉由父母對政 治相關事務的討論過程，認知並進一步學習父母的政治態度。因此，如果一個經 常討論政治事務的家庭，親子間政治定向的傳遞會較為成功。反之，如果父母平 時討論政治並不頻繁，或是父母兩人對政治事務相左，對於子女政治態度的影響 程度，自然不大。

除此之外，在子女政治社會化的過程，如果政治標的物，例如，政黨體系或 是重要的政治事件，若持續不變的話，政治社會化的效果自然較佳。在美國長期 以來的兩黨政治或是歐洲以意識型態光譜定位的多黨政治體系，使得父母的政黨 認同或是意識型態的傳遞上，出現不同的效果 (Westholm and Niemi 1992) 。當 然，父母的政治傾向是否一致以及親子之間的關係是否密切，對於親子之間政治 態度的傳遞，也有不同的影響效果。

除了親子之間的政治價值傳遞之外，夫妻婚後也會對彼此的政治態度產生影 響 (Stoker and Jennings 1995) 。一般而言，夫妻之間的影響大致有以下兩個方 式，首先，是在雙方婚姻的初期，彼此互相學習以及適應，以減輕彼此之間的歧 見。此外，由於婚後必須面對共同的問題並尋求解決之道，因此，兩個人就必須 對於針對不同的意見進行協調，以達成相同的決議。這些互動都對夫妻間的政治 態度產生影響。

10

在美國的相關研究中，1960 年代至 1980 年代，Jennings、Niemi及其同僚（Beck and Jennings 1975,1991; Jennings 1987; Jennings and Markus 1984; Jennings and Niemi 1974, 1975, 1981; N iemi and Jennings 1991; Stoker and Jennings 1995）針對 年輕人及其父母所做的三波定群追蹤研究，探討「代間」政治態度的傳遞、個人 政治態度的持續與變遷，最具有突破性。其中，家庭在個人政治社會化過程當中 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他們討論的重點。

以家庭在個人政黨 認同的形成 、持續與變遷 的相關研究 為例， Beck 與 Jennings(1975) 指 出 ， 父 母 是 祖 孫 三 代 中 ， 政 黨 認 同 傳 遞 的 中 間 角 色

（middlepersons）。不過，研究也發現，在程度上，不同世代的政黨認同「強度」

似乎並不同。如 Niemi 與 Markus (1984)即指出：高中生對政黨的認同程度，不 及其父母親，而且，經過了將近二十年，這種情況仍然持續。除了父母的政黨認 同傾向之外，青年的成長過程中的其他因素對於其政黨認同，也具有重要影響。

Niemi 與 Jennings（1991）即指出：受訪者在高中時代，他們雙親的政黨認同對 他們有重要的影響。但是，這群高中生進入 20 多歲時，他們父母的政黨認同的 影響程度雖仍然顯著，不過，影響力已經下降了。等到這群高中生進入 30 多歲 的年紀時，父母親的政黨認同的影響力仍然持續著，不過，受訪者本身對議題的 偏好，相對之下，對他們的政黨認同的影響力有更重要的影響力。

不過，Jennings 與 Niemi 的研究，因為橫跨二、三十年，時間實在太長，在 國內作起來，難度太高。因此，本研究擬針對 2011 年的大學生做四年期的長期 追蹤，在實際的執行上以及研究設計的效果觀察上，較為可行。本研究將討論大 學生家庭的政治性程度、親子關係、家庭政治討論以及父母的政治態度為主，並 瞭解大學生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當然，台灣選舉研究的重要變數—省籍，也將 納入分析。

2.學校

除了上述跨年度的定群追蹤研究所蒐集的資料以及相關的研究成果之外，本 研究對於學校這個環境以及同儕團體其他相關的政治社會化媒介，進行討論。

學校除了可以透過正式的以及有計畫的課程設計之外，學校也透過學校的政 治氣氛、課外活動、師生互動以及學生之互動，提供學生政治學習的環境，並將 政治信念與價值傳遞給學生。

11

學校在政治社會化中所扮演的角色，一向為學者社會所重視，而一個人教育 程度的高低，更對公民的政治參與，有重要的影響。教育一方面增加個人認知技 巧，使其可以瞭解以及生活在更複雜、抽象以及難以捉摸的政治世界。教育程度 較高的公民，也因為跟整個政治體系的關係更為密切，而受到社會期待的壓力去 參與政治以及有較強的公民責任感。教育的學習過程，更讓一個人學會了如何跟

學校在政治社會化中所扮演的角色，一向為學者社會所重視，而一個人教育 程度的高低，更對公民的政治參與，有重要的影響。教育一方面增加個人認知技 巧，使其可以瞭解以及生活在更複雜、抽象以及難以捉摸的政治世界。教育程度 較高的公民，也因為跟整個政治體系的關係更為密切，而受到社會期待的壓力去 參與政治以及有較強的公民責任感。教育的學習過程，更讓一個人學會了如何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