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 19 世紀中葉開放口岸對外通商以來，英屬馬來亞即爲閩、粵沿海居 民主要的移入地。然而，1930 年代隨著日軍侵華加劇，新馬華僑對中國事務的 關注亦日趨緊密。1937 年 7 月中日戰爭爆發，新馬華僑更是積極響應中國政府 對華僑的政治動員，新加坡遂成爲南洋華僑抗日運動的中心。然而，隨著中國 國民黨對南洋華僑抗日運動領導權的加强控制，卻逐步分化了新馬僑領階層。
本章著重分析國民黨如何干預南洋華僑救亡運動，以及對新馬華僑造成的影響；
其次説明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英屬新馬淪陷，國民黨如何在南洋的 黨務重振，以及開啓中英兩國在馬來亞情報合作之契機。
第一節 抗戰時期國民黨對新馬華僑的動員
自 19 世紀中葉中國開放對外通商口岸，南洋即成為閩、粵沿海居民主要的 移入地，作為英國遠東貿易據點的新加坡及馬來亞錫礦產區，尤其成為華僑移 居人數最多的地區之一。1隨著歐洲帝國主義在全球擴張，英國為了防範德、法 兩國在暹羅及印支半島的活動會趁勢侵入馬來半島，決定將殖民勢力從「海峽 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延伸至馬來半島，將「馬來聯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及「馬來屬邦」(Unfederated Malay States)納爲其殖民領地，成為後世熟 知的「英屬馬來亞」(British Malaya)，抑或中文記載的英屬新馬（星馬）。2
在英屬馬來亞殖民經濟政策鼓勵下，中國移民憑藉其商業才能、勤奮及從 原鄉引進的管理生產技術，逐步在經濟作物種植、礦業開採及其他工商行業建 立起優勢地位。3英屬新馬華僑人口的急遽增長，當地促使殖民政府設立「華民 政務司署」(Secretariat for Chinese Affairs)及「華人參事局」(Chinese Advisory Boards) 專司華人事務，且對中國政府對華僑社群施加的影響也日益關注。4然而，
英屬新馬閩、粵移民對廣東、福建原鄉的關懷，加之中國政府推動的僑民教育，
及在地中文報刊對中國國內訊息的傳播，5終究使與英屬新馬經濟關係日趨緊密 的華僑，同時與中國保持強勁的政治、文化、教育及情感紐帶。6一名旅居上海
1 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臺北：五南，2003 年），頁 202-209。
2 海峽殖民地包括：檳城、馬六甲、新加坡，華人俗稱：三州府。馬來聯邦為：雪蘭莪、霹靂、
森美蘭、彭亨，俗稱：四州府。馬來屬邦為：玻璃市、吉打、吉蘭丹、登嘉樓及柔佛，俗稱：
五州府。Barbara Watson Andaya, Leonard Y. Andaya, A History of Malaysia,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Education, 2017, pp.173, 190-192, 199-213；陳鴻瑜，《馬來西亞史》(臺北：蘭臺，
2012 年)，頁 191-196，196-218。
3 Barbara Watson Andaya, Leonard Y. Andaya, A History of Malaysia, pp. 144-152, 215-226.
4 1877 年，英殖民政府為處理海峽殖民地的華人會黨問題，在新加坡設立「華民護衛司署」
(Chinses Protectorate)，1931 年將之改為「華民政務司署」。陳鴻瑜，《馬來西亞史》，頁 170-172，235-236。
5 古鴻廷，《東南亞華僑的認同問題：馬來亞篇》（臺北市：聯經，1994 年），頁 55-85。
6 顏清湟，《海外華人的傳統與現代化》（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10 年），頁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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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德國人在其著述中寫道：「在上海看不見中國社會，反而在新加坡才認識中國 社會的真面目。」7對日益壯大的新馬華僑社群，中國政府自然不會視若無睹，
尤其是中國國民黨對海外華僑的重視，更甚於歷來的中國政府。
新馬華僑對中國政治的參與，雖可上溯到 1911 年中國辛亥革命前，保皇及 革命兩黨對華僑所進行得政治動員，8但自中華民國建立後，因日本侵略中國所 引發的反日情緒，卻逐漸成為新馬華僑參與中國政治的主要途徑。第一次世界 大戰至五四運動時期，為抵制日貨傾銷到英屬新馬市場，當地華僑即自發性地 發起抵制日貨及購買國貨運動，9並逐漸演變成攻擊日本僑民的暴力事件，致使 英國殖民政府分別於 1920 及 1921 年對當地華文學校採用的教材及教員施加審查 限制，試圖削弱中國政府對華僑的影響。10
1924 年中國國民黨確定實施「聯俄容共」政策，更引起新加坡殖民政府對 華僑持續升溫的民族主義抱持警惕。1927 年新加坡爆發在國民黨影響下導致的 警民衝突——「牛車水事件」，尤其加深了新加坡殖民政府與中國國民黨之間的 芥蒂。11因此，在新加坡總督金文泰 (Sir Cecil Clementi, 1930-1934)任內，國民黨 即被英殖民政府列為非法組織，該黨在英屬馬來亞的黨務活動亦遭到大肆取締。
時任中國外交部長王正廷與英國駐中國公使藍普森(Miles Wedderburn Lampason) 爲此於 1931 年簽署了「王藍協定」(Wang-Lam Agreement)，該協議規定新加坡 總督禁止國民黨在英屬新馬境内組織政黨及發起任何募款、宣傳活動；但英方 同時允諾不干預當地華僑以個人身份成為國民黨黨員。12
儘管國民黨在英屬新馬的黨部受新加坡殖民政府通過的「社團註冊法令」
(Societies Ordinances) 限制，不便公開公開從事黨務活動，但新馬國民黨籍華僑 黨員卻透過中文報刊、僑民教育及領導華僑社團，持續對華僑社群發揮影響，
華僑反日情緒亦逐日升高。尤可注意者，「王藍協定」簽訂，不僅未能使國民黨 在英屬馬來亞銷聲匿跡，新馬國民黨籍華僑黨員反而向中央黨部陳情，國民黨 中央組織部乃得以趁勢介入英屬新馬的黨務。131931 年 4 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常 務委員會議決派遣中央幹部到英屬馬來亞改組黨部，將新加坡、柔佛、馬六甲、
森美蘭、雪蘭莪、霹靂、檳城及吉礁的支、分部改組爲直屬支部。其後，中國
7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會，「馬來亞與華僑」，《一般檔案》，館藏號：一般 536/54，
1942 年 12 月。
8 顏清湟，《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臺北市：聯經，1982 年），第四章。
9 古鴻廷，《東南亞華僑的認同問題：馬來亞篇》，頁 148-152。
10 Barbara Watson Andaya, Leonard Y. Andaya, A History of Malaysia, pp. 234.
11 1927 年 3 月 12 日，新加坡華僑爲了追悼孫文逝世二周年，新加坡國民黨部遂向新加坡總督申 請悼念活動，並得到殖民政府批准。然而，此次紀念活動中，卻為加入新加坡國民黨部的共產 黨人所把持，故原來的和平追思會在共產黨人的領導下演變爲反帝國主義游行，經新加坡殖民 政府勸阻無效，乃引發成爲游行者與新加坡警察之間的警民衝突。Yong Ching Fatt, R.B.
McKenna, The Kuomintang 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 1912-1949,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pp. 83-105.
12 陳哲維，《殖民與移民：史密斯、金文泰總督與新加坡華人社團》（新加坡：南洋學會，2015 年），頁 197-205。
13 Yong Ching Fatt, R.B. McKenna, The Kuomintang 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 1912-1949, pp. 173-183. 陳哲維，《殖民與移民：史密斯、金文泰總督與新加坡華人社團》，頁 20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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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更多次派遣視察員(inspectors)及使節(emissaries)出訪英屬馬來亞考察僑務，
以致國民黨議題經常成為中英兩國的外交糾紛。14
在中國政府積極推動黨務與僑務政策之餘，新馬華僑領袖對中國日益危難 的國際處境亦表擔憂。1928 年 5 月 3 日，「五三慘案」發生英屬新馬由福幫、廣 幫、潮幫、客幫及瓊幫各方言群所構成的華僑社團，紛紛援助事件中的傷兵及 難民。15是年 5 月中旬，由新加坡閩僑陳嘉庚領導的「山東慘禍籌賑會」，不僅 為傷兵及難民籌獲 130 萬叻幣，更成功團結了星馬各幫僑領及華僑團體。16此次 籌賑難民傷兵運動，使陳嘉庚跨出企業經營及教育事業的成就，奠定往後其在 動員華僑參與中國救亡運動的政治領袖地位。17
1930 年代，日本對華侵略日亟，在新馬僑領策動下，英屬馬來亞各地華僑 也群起為支持抗日發起募捐。181936 年 8 月，日軍對華侵略情勢加劇，曾擔任蔣 介石行營秘書及上海電報局長的高凌百，在張羣及陳布雷推薦下被委任為中國 駐新加坡總領事，就近指導英屬新馬的僑務及黨務。19是年 10 月，新馬華社在 陳嘉庚倡導下，爲了增強中國的空軍力量，發起籌款購置飛機為蔣介石祝壽，
反映了新馬華僑對中國的向心力。20
1937 年 7 月中日戰爭爆發，英屬馬來亞華僑的抵制日貨及籌賑運動，仍在 各幫僑領主持下自行其事。上海「八一三戰事」後，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於 8 月 15 日召開僑民大會，決議成立「馬來亞新加坡華僑籌賑祖國傷兵難民大會委員 會」（簡稱：新加坡籌賑會），推選陳嘉庚為主席，以整合新馬的華僑救國團體，
協助中國抗戰。此後，在英屬馬來亞推行的「特別捐」與「常月捐」，及新加坡 籌賑會制訂的徵收常月捐簡則，成為中國僑務委員會通令海外各華僑救國團體
14 Yong Ching Fatt, R.B. McKenna, The Kuomintang 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 1912-1949, pp.172-185. 張貞，《南僑訪問記》（出版地：不詳，1934 年）。
15 英屬新馬的華僑社群原以閩、粵地緣為基礎，又以福幫、廣幫、潮幫、客幫及瓊幫各方言群 所構成的華僑社團為動員華僑的基本單位。此外，華僑又有自中國移民到英屬新馬的「新客」， 及在僑居地出生的「僑生」之別，而新客相較「僑生」與中國關係更為密切。因此，新馬華僑 社群本質上是以「幫」為認同基礎，而由各方言群主持的中華商會、宗親會及各業緣社團為領 導中心而構成華僑社會，故而在面對五三慘案事態上乃是在各幫僑領主導下援助中國。顏清湟 著，粟明鮮等 譯，《新馬華人社會史》（北京市：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91 年），頁 165-180。楊 進發，《新馬華族領導層的探索》（新加坡：新加坡青年書局，2007 年），頁 33-58。
16 顏清湟，〈新加坡和馬來亞華人對 1928 年濟南慘案的反響〉，文收吳倫霓霞、鄭赤琰編，《兩 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亞洲之海外華人》（香港：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9 年），
頁 263-281。楊進發，《新馬華族領導層的探索》，頁 33-58，129-130。
17 陳嘉庚(1874-1961)福建同安人，曾創設「陳嘉庚公司」，經營橡膠園、餅乾廠、黃梨廠，一度 擁資數千萬元。在新加坡創有《南洋商報》作為機關報，並集資在福建創辦廈門大學及集美學 校。雖於一戰期間取得英國國籍，但同時也是星馬閩籍僑領的代表。楊進發 著，李發沉 譯，
《陳嘉庚——華僑傳奇人物》（新加坡：八方文化企業公司，1990 年），頁 205-214。
18 黃小堅、趙紅英、叢月芬，《海外僑胞與抗日戰爭》（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 年），頁 70-72，88-89。任貴祥，《華夏向心力——華僑對祖國抗戰的支援》（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8 黃小堅、趙紅英、叢月芬，《海外僑胞與抗日戰爭》（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 年），頁 70-72，88-89。任貴祥，《華夏向心力——華僑對祖國抗戰的支援》（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