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戰爭時期中國在馬來亞的情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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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太平洋戰爭時期中國在馬來亞的情報工作. 指導教授：陳惠芬研究生：陳穎賢 108 年 8 月. 博士.

(2) 摘要. 19 世紀中葉，英屬新馬即為中國閩、粵沿海居民的移入地，但新馬華僑與中國之間始終維繫著親疏程度有別的情感紐帶。20 世紀初英屬新馬殖民政府對中國政府，特別是中國國民黨動員新馬華僑參與中國的政治活動有所顧忌，在「王藍協定」（1931）簽署後，國民黨在新馬的黨務活動甚至一度遭受當地殖民政府禁止，但直到 1937 年 7 月中日戰爭爆發，新馬華僑仍很大程度響應中國政府號召，以捐款、購買國債、投軍等方式援助中國的抗日戰爭。1938 年 10 月 10 日，閩籍僑領陳嘉庚主持的「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在新加坡成立，該會統合了南洋華僑的抗日救亡運動，以致日本的情報機關將英屬新加坡視爲抗日、反日之中心。然而隨著國民黨對南僑總會的過度干預，造成以陳嘉庚為首的僑領起而反制，逐步分化了新馬僑領階層，且弱化了南洋華僑對中國抗戰的援助。儘管國民黨對南洋華僑抗日運動的干預成效甚微，亦無法讓新加坡殖民政府合法化國民黨在新馬之地位，但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戰前中國與國民黨籍新馬僑領的聯繫，轉而成爲「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局）將調查工作從國内推及海外，重振國民黨在南洋黨務工作，及開啓中英兩國在馬來亞情報合作之契機。太平洋戰爭期間，英屬印度成爲盟軍對日作戰的前線及大後方，亦是中、美、英盟國之間從事外交活動、情報工作的場域。其中，中英兩國在馬來亞的情報合作，即是由國民黨籍新加坡僑領林謀盛促成。1942 年初，日軍相繼佔領南洋各地，爲了策動南洋淪陷區秘密工作及配合盟軍反攻，中統局、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國民黨中央海外部長、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侍從室六組擬訂〈南洋淪陷區工作綱領〉，以「實際情形，便利工作為標準」，對中統局、軍統局在南洋的情報工作「分區分工」。然而，在協商過程期間，中統局、軍統局卻因事權歸屬問題引發紛爭，致使中統局執行打通自石碼、東興潛入馬來亞渠道的計劃，以失敗告終。 1942 年 10 月，中英兩國簽署馬來亞特工合作辦法，林謀盛即以馬來亞支部聯絡官及馬來亞區華人正區長身份，前往中國招募敵後工作人員，此即「龍組」。「龍組」學員以中國國民黨海外部、中統局代爲招募的人員最眾。此外，「龍組」學員之間，有僑生、中國籍與英國籍之別，而基於工作需要，學員多為閩、粵籍貫，具有相近的社會、學經歷背景。「龍組」學員在印度完成訓練後，依據英籍教官評語，及學員試驗成績分爲情報員或電務員，敵後工作課程内容大抵依據馬來亞的工作需求而調整。1943 年 5 月至 1945 年 8 月，馬來亞支部以潛水艇及空投兩種方式，將敵後工作人員派入馬來亞霹靂、雪蘭莪、森美蘭、柔佛、吉礁、彭亨等地，以學員的同鄉關係作掩護，潛伏在各地蒐集情報，並聯繫馬來亞共產黨的華僑抗日游擊隊協助盟軍反攻。 i.

(3) 1943 年 5 月，「突擊行動」成功登陸馬來亞霹靂州海岸。由於電台搬運困難，此時情報均以人力方式傳遞。惟在中英共享馬來亞情報外，林謀盛、吳鐵城及中統局之間，另有中方秘密互通消息之渠道，此即「錫字報告」。該報告體例由馬來亞敵後工作報告及情報組成，起獲之情報多為華僑在新馬淪陷區之近情。 1944 年 3 月盟軍在馬區的外圍工作遭到日軍破獲，馬來亞與印度的消息斷絕。與此同時，中方派赴印度受訓之學員因與英籍教官發生意見，拒絕出發任務，經莊惠泉與陶林烈接洽，始得化解。1944 年 9 月，「木匠行動」潛入馬來亞東海岸，建立無限電台，盟軍再次掌握馬來亞之情報。中方所獲情報由國民黨中央秘書處機要處處長張壽賢抄送南洋華僑協會、國民黨中央海外部、軍委會等各黨政機構參考，成爲重慶新馬華僑獲知僑居地之消息來源，可說是中國與在渝新馬華僑維繫情誼之憑藉。大體而言，儘管中方將中英馬來亞的情報合作視爲中國擔負同盟國義務，為馬來亞華僑追求戰後平等之表現，但戰後如何重振國民黨在馬來亞之黨務及牽制馬來亞共產黨對華僑之影響亦是當時國民黨的重大考量。. 關鍵字：太平洋戰爭、馬來亞、華僑、國民黨、情報. ii.

(4) 目次. 第一章緒論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研究回顧第三節史料與研究方法. 1 5 14 19. 第四節撰寫架構説明第二章新馬淪陷與中英情報合作契機第一節抗戰時期國民黨對新馬華僑的動員第二節新馬陷落與國民黨在南洋的黨務重振. 22 32. 第三章中英南洋情報合作的籌劃第一節中英馬來亞情報合作計畫的促成第二節〈南洋淪陷區工作綱領〉的制定. 46 55. 第三節中統局與石碼、東興情報渠道的布局第四章「龍組」與中英合作的馬來亞敵後行動第一節中英馬來亞特工合作中的「龍組」學員第二節情報員與電務員的印度秘訓課程第三節馬來亞敵後行動的開展. 59. 65 74 83. 第五章「錫字報告」中的情報内容分析 97 106 118. 第一節新馬淪陷區消息之傳遞第二節敵後工作人事糾紛之説明第三節國民黨對「情報」之因應. 133. 第六章結論. iii.

(5) 謝辭留學臺灣將近八年，身爲馬來西亞華人投身到中國現代史研究，並完成《太平洋戰爭時期中國在馬來亞的情報工作》學位論文，得由衷感謝在這漫長學習過程中教誨我的每位教授，特別是王克文老師授予我中國國民黨的知識及熟悉該領域的研究議題，並鼓勵我以「海外華人的視角」研究國民黨的歷史；也感謝林滿紅老師給予我在論文寫作上的啓發、建議及對我在臺生活的關心；也感謝藍適齊老師、林桶法老師及劉維開老師擔任本論文的審查及口試委員，對於本論文提供了許多寶貴意見。當然也特別感謝陳惠芬老師在大學期間奠定我中國現代史的知識基礎，並願意擔任我在研究所期間的學位論文指導教授，同我一起討論了本論文的章節架構，對各章内容提出建議，並逐字潤飾本論文字句，同時也給了我最大程度的自由撰寫本論文，包容我在時間上的難處及我在待人處事上的疏失。本論文的完成也特別感謝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舘、臺灣國史館、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給予我在查閲檔案的協助。此外，也感謝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及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集賢圖書館給與我在書籍借閲、查閲、調閲上的協助。此外，也得感謝馬來西亞柔佛潮州八邑會館、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中華民國教育部給予我在學習期間的獎學金支助。同時，我也特別感謝在我學習過程中協助我的每位同學，海外華人研究讀書會及論文寫作工作坊給予我在論文寫作上的建議及鼓勵。最後，感謝父母支持我追逐自己的興趣，同意我前來臺灣修讀一科在馬來西亞幾乎沒有「錢途」的歷史學專業，鼓勵我選擇走上自己的道路。當然，也特別感謝她願意支持我完成學位，和我一起面對這過程中的每一道難題。. 陳穎賢 2019/7/28 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iv.

(6) 第一章緒論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長期以來情報史在西方學界一直是「消失的維度」(missing dimension)，但隨著 20 世紀末西方各國政府情報檔案的解密，相關研究逐步受到重視。1在西方情報史領域中，情報與戰爭的關係一直是歷久不衰的研究議題。例如二戰期間同盟國對情報的截獲與決策即經常被認爲攸關戰局之成敗。其中，1941 年 12 月 8 日美國在珍珠港事件遭遇的挫敗更成為戰爭與情報關係研究的代表。2此外，情報在為國家利益服務的基礎上，除了作為戰時軍事戰略部署的參考，對政府外交決策亦起著關鍵影響。3太平洋戰爭期間英美盟國在英屬印度、東南亞等地的情報合作除了得面對共同敵人日本，對當地長程情報的蒐集，作為戰後英美在遠東的政略佈局亦是至要考量，對戰時外交亦有著深刻的作用。4 儘管，情報、特務、秘密工作等詞彙經常出現於民國時期的輿論之中，但相關論述卻經常與蔣介石的「個人獨裁」或「法西斯政權」論述相聯。5因此，民國時期中國的情報工作往往被理解為蔣介石打壓政治異己，鞏固個人政權的手段，低估了情報對中國內戰及抗日戰爭時期的影響。蔣介石在角逐政治權力過程中確實極其倚重情報的取得與運用，6但 1930 年日本對中國侵略加劇，亦促使蔣介石改組及擴增中國情報機關，加強情報的統合與運用，以肆應戰時中國在軍事及政治決策的需求。7直到臺灣國史館館藏情報檔案陸續開放，抗戰時期中國的情報組織及情報工作才漸受學界重視，尤其是「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與美國在抗戰時期的情報合作儼然已成為民國時期情報史的研究熱點。8然而，抗戰時期中國情報史現有研究多聚焦於中國境內，海外情報工作僅有鮮少研究成果，以致學界無法理解中國在海外情報工作的發展脈絡及. 1. Christopher Andrew & David Dilks, The Missing Dimension: Governments and Intelligence Communit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MacMillan, 1984, pp. 1-16. 2 Erik J. Dahl, Intelligence and Surprise Attack: Failure and Success from pearl Harbor to 9/11 and Beyond,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3. 3 Christopher Andrew & David Dilks, The Missing Dimension: Governments and Intelligence Communit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 33-53. 4 Richard J. Aldrich, 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Britain, America and the Politics of Secret Servic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9-15. 5 沈醉，《軍統內幕》（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5）。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中統內幕》（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 6 蕭李居，〈戴笠與特務處情報工作組織的開展〉文收吳淑鳳、張世瑛、蕭李居編輯，《不可忽視的戰場：抗戰時期的軍統局》（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 年），頁 1-34。 7 岩谷將，〈蔣介石、共產黨、日本軍——二十世紀前半業中國國民黨情報組織的成立與展開〉文收黃自進、潘光哲主編《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形塑第二冊：變局與肆應》（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頁 4-24。 8 張霈芝，《戴笠與抗戰》（臺北：國史館，1999）。吳淑鳳、張世瑛、蕭李居編輯，《不可忽視的戰場：抗戰時期的軍統局》（臺北：國史館，2012）。 1.

(7) 具體內容，即也無法説明中國海外情報工作與抗戰的關係，繼而也就無法充分理解抗戰時期中國海外情報工作所顯示之國際性意義。長期以來西方對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扮演的角色極其陌生。在英美「歐洲第一」的戰略下，中國人民憑藉不屈不撓的意志，將大量日本精銳部隊牽制在「中國泥淖」，以致日軍無法在太平洋戰爭投入更多軍隊，終究使中國這「被遺忘的盟友」逐漸為世人所憶起。9近年來西方已重新檢視第二次世界大戰對中國造成的影響，學界尤其關注戰時中國的國際地位及中國對亞洲的影響。 10 在中日戰爭結束七十週年之際，中國大陸及臺灣學界分別在昔日強調民族存亡及「革命史觀」的抗戰史研究基礎上，以全球史視角重新檢視中國在二戰時期的國際角色。伴隨中國戰時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及中國官員檔案及個人史料相繼出版，在中、外文資料交叉印證對照的條件下，學界得以對抗戰時期中國參與國際事務的運作及演變進行剖析。11因此，中國抗日戰爭與太平洋戰爭的關係，成為抗戰時期中國對外關係史值得進一步深究的議題。然而，相較於學界對抗戰時期中美外交關係的熱絡討論，同一時期中國的對英關係卻一直未得到相應的重視，以致學界迄今仍無法充分理解抗戰時期的中英外交關係。12 自 1928 年中國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以來，中英關係一直是影響中國國際外交的關鍵要素。13一直到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由於中國在戰場上屢屢失利，乃試圖以外交手段抵制日本，其最初努力仍是訴求於國際聯盟，並以英國、法國、與蘇聯為主要的聯繫對象。然而，迫於歐洲的緊張時局，英國政府在遠東為了不開罪日本，故面對中日戰爭採取「中立政策」之餘，不得不對日本一再妥協，於 1940 年 7 月關閉中國的國際往來渠道滇緬公路，為期 3 個月。14儘管中國對此表達了强烈抗議，但仍持續爭取英國擴大在南洋區域的軍事合作，以牽制日本軍部的南進意圖，其中英屬新加坡、馬來亞（俗稱：「英屬新馬」）乃逐漸成為中國在戰略上的重要考量。. 9. 芮納·米德(Rana Mitter)著，林添貴譯，《被遺忘的盟友》（臺北：遠見天下文化，2014），頁 24-43、594-595。 10 Hans van de Ven, Diana Lary, and Stephen R. Mackinnon edited, Negotiating China’s destiny in War World II,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11 王建朗，〈大國意識與大國作為——抗戰後期的中國國際角色定位與外交努力〉，《歷史研究》，2008 年第 6 期，頁 124-137。齊錫生，〈總論：抗戰時期的外交困境和機會〉文收《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伍對外關係》（台北：國史館，2015），頁 3-17。 12 抗戰時期中美外交關係的代表著作可參閱：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台北：中研院，聯經，2012 年）。齊錫生，《從舞台邊緣走向中央：美國在中國抗戰初期外交視野中的轉變 1937-1941》（台北：聯經出版社，2017）。 13 李恩涵，《北伐前後的「革命外交」，1925-193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頁 66、243、252。李仕德，《英國與中國的外交關係（一九二九~一九三七）》（台北：國史館， 1999），頁 98、115、152-53。 14 齊錫生，《從舞台邊緣走向中央：美國在中國抗戰初期外交視野中的轉變 1937-1941》，頁 15、 37-45、85、276-281。李仕德，《英國與中國的外交關係（一九二九~一九三七）》，頁 351-52、 358-361、370-373、374-388。 2.

(8) 中國閩、粵沿海居民向海外移民已有久遠的歷史，英屬新馬更是中國僑民在南洋集聚人數最多的地區之一。15自民國建立以來，新馬華僑對中國原鄉事務一直維繫著高度的參與。英屬新馬殖民政府雖一再設法減低華僑對中國國民黨及中國駐新馬使領館的依賴，16但 1937 年 7 月中日戰爭爆發，英屬新加坡仍成為南洋華僑抗日的總策源地，新馬華僑的捐款總額更趨於南洋地區之首。17此外，新加坡興建的軍港為英國海軍在遠東最大的根據地，當地亦有英國皇家空軍及英印聯合組成的陸軍進駐。18因此，英屬新馬不僅是抗戰時期中國政府獲取華僑捐款的重要來源地，英國政府在當地部署的陸、海、空三軍對中國牽制日軍亦極具戰略價值。 1941 年 1 月，中國政府接獲日本將於 3 月前後發起南進的情報，遂向英國駐中國大使卡爾(Sir Archibald Clark Kerr，1938-1942)轉達中、英、蘇三國聯合牽制日本的構想。由於日軍佔領法屬安南海防後，中國西南區有遭受日軍侵犯之虞，中國雲南與印度往來的國際通道或就此隔絕。爲此，蔣介石召集商震、林蔚、賀耀祖等軍事要員商組織南洋考察團之餘，更是積極與英國商議在南洋區域的軍事合作辦法。蔣介石向英國承諾，一旦英日開戰，中國同意給予英國將軍用物資運赴中國存放之便利；若新加坡發生戰事，中國可派遣 15 萬至 30 萬人赴新加坡助戰；英國則需在雲南遭受日軍進攻時，派遣新加坡自願空軍協助中國作戰。然而，蔣介石欲以日本進攻昆明或新加坡作為中英兩國軍事合作起點的構想，遭到英國以遠東兵力過少為由拒絕。19林蔚等軍事要員出訪英屬緬甸、馬來亞及新加坡進行軍事考察後，獲得了南洋區域的可貴情報，從而擬定應對日軍南進的戰略計劃。20但中國外交部轉告英國政府，若昆明或新加坡任一據點陷落，中英即無從展開軍事合作的構想，卻始終未得到英國的明確答覆。21 1941 年 12 月 8 日美國珍珠港遭受日本襲擊，太平洋戰爭爆發重燃了中國與美國、英國、荷蘭在南洋建立盟聯以牽制日本的構想。蔣介石主動將日本進攻香港、菲律賓、馬來亞、泰國、安南等地的所得情報抄送英美政府，並提出派遣中國軍隊到南洋與英軍並肩作戰的建議。但中國此一調派軍隊到南洋的計劃， 22. 卻始終遭到英國拒絕。嗣後，英國在面對日軍在南洋勢如破竹的攻勢，為應對英屬緬甸岌岌可危的局勢，仰光英國官員竟擅自沒收一艘滿載美國援華物資的 15. 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臺北：五南，2003），頁 202-209。近史所檔案館，「我派員赴馬來亞（馬來西亞）指導黨務」，館藏號：11-29-06-99-003，1940 年 5 月-1942 年 1 月。 17 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頁 489-490。 18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會，「馬來亞與華僑」，《一般檔案》，館藏號：一般 536/54， 1942 年 12 月。Karl Hack and Kevin Blackburn, Did Singapore have to Fall? Churchill and the impregnable fortres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4, pp.38-51. 19 蔡盛琦編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45》（臺北：國史館，2010），頁 189-202、442、 465-467、485-495、580-581、741-757、790-792。 20 國史館，「軍令部次長林蔚三十五年五月一日至三十一日日記節錄」，《陳誠副總統文物》，數位典藏號：008-0010701-00001-005。 21 葉惠芬編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46》（臺北：國史館，2010），頁 64-65。 22 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頁 15-17。 3 16.

(9) 船隻（Tulsa，托爾賽號輪船），從而引發了中英外交危機。23蔣介石對英國私自扣留中國在緬物資的行徑極為震怒，向美國控訴之餘，甚至不惜對英國「以牙還牙」。24儘管如此，為了維持中國與盟國往來的滇緬公路，並顧及中、美、英盟國形象，在英國默許下，中國最終同意派遣最精銳的部隊（第 200 師）前往緬甸助戰。25豈料英國在中國軍隊前來助戰的途中暗自撤退，放棄原先固守仰光的承諾，並將儲藏緬甸的軍用物資付之一炬，致使中英同盟關係幾乎降至冰點。第一次緬甸戰爭失敗後，美國總統羅斯福甚至一度派派遣親信居里(Lauchlin Bernard Currie)前赴中國調解中英關係，但仍無法化解蔣介石對英國的疑懼。26 雖然，抗戰時期中英外交關係並不融洽，尤其英國盡失遠東殖民地後，在中國的聲望更是跌入谷底。27但「英國因素」卻自始至終對中國戰時決策發揮著深刻的影響。在太平洋戰爭時期紛擾的中英關係裏，中英兩國在馬來亞開展的情報合作卻深獲雙方高度肯定，英國政府甚至頒贈英皇獎章予參與馬來亞敵後工作表現優異的中國學員。28惟此一抗戰時期中英在遠東的情報合作鮮為人知。現有的研究在未能利用中文檔案的情況下，不僅無法說明中英情報合作的原委，更忽視了中國情報工作的自主性，將中國視為「被動」角色，作為同盟國在遠東開展情報工作的陪襯。29可以説，抗戰期間中國政府對英國經常背棄對盟國的承諾頗有怨言，但直至 1945 年 8 月 15 日本向盟國無條件投降，中英之間仍維繫著若即若離的盟國關係。然而，太平洋戰爭時期中英兩國為何選擇馬來亞進行情報合作？誰參與了中英在馬來亞的情報工作？中英在馬來亞的情報工作內容為何？中國又如何看待與英國在馬來亞的情報合作？中英在馬來亞的情報合作對中國的意義為何？凡此皆是有待釐清的問題。本研究旨在擬梳理中英在馬來亞進行情報合作的歷史脈絡，以理解太平洋戰爭時期中國情報事業於海外的運作。由於本文無法深入參考英國政府檔案，故未能對戰時的中英關係提出較全面的說明，僅能從中方檔案論述太平洋戰爭時期中國與盟國在馬來亞的情報合作，説明中國在南洋布建情報網的構想及其決策，期能為太平洋戰爭時期的中英關係提出另一種觀察視角。長期以來，在華僑史及海外華人研究領域中，南洋華僑參與抗日救亡運動的貢獻一直是學界的研究焦點，英屬新馬華僑對中國抗戰的援助更是為學界所津津樂道。但相關. Yu Mao Chun, The dragon’s war: allied operations and the fate of China, 1937-1947, U.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6, pp. 59-60, 165. 24 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頁 30-38, 25 林孝庭，〈對英關係〉文收國史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伍對外關係》，頁 82-89。 26 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頁 15-17，3038，88-89，101-102，196-197。 27 Yu Mao Chun, The dragon’s war: allied operations and the fate of China, 1937-1947, pp, 60-61. 28 Charles Cruickshank, SOE in the Far E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191-210. ;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馬來亞副區長莊惠泉報告在馬秘密抗敵工作案」，《特種檔案》，館藏號：特 30/355，1945 年 7 至 10 月??日。 29 Charles Cruickshank, SOE in the Far East ; Richard J. Aldrich, 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Britain, America and the Politics of Secret Service ; Yu Mao Chun, The dragon’s war: allied operations and the fate of China, 1937-1947. 4 23.

(10) 研究大部分聚焦於論述抗戰時期新馬華僑與中國的關係，且著重敘述當地華僑熱烈響應中國政府發起的政治動員。30儘管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英屬新馬後，華僑在淪陷區的抗日活動已取得相當的研究成果，馬來亞共產黨在戰時的崛起更成了學界的關懷所在。但新加坡、馬來亞淪陷時期華僑與中國的關係迄今仍未受到學界的關注。31從華僑史或海外華人研究的角度言， 1942 年 2 月英屬新馬相繼淪陷後，中英兩國在馬來亞的情報合作使中國與當地華僑維持著往來聯繫。但新馬華僑為何參與中英在馬來亞的情報合作？中英在馬來亞的情報合作對華僑又有何影響？太平洋戰爭時期中國與新馬華僑的互動關係為何？亦可從本研究中獲得理解。第二節研究回顧一、中英關係 1928 年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以來，英國既成爲中國在國際外交舞臺上主要的交涉對像。李恩涵《北伐前後的「革命外交」（1925-1931）》一書，剖析了武漢國民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兩種形態的「革命外交」，指出英國的外交意向也深刻影響著中國在收回租界、調整海關稅率及廢除不平等條約之成效。然而，1931 年驟起的「九·一八事件」卻延宕了中國與英美兩國逐步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談判，中國的革命外交亦在王正延辭去外交部長後告終。32爾後，李仕德《英國與中國的外交關係（1929-1937）》一書，在英國外交檔案基礎上，對 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前英國的遠東政策作出了深刻分析。該書指出在維護英國在華商業利益及不抵觸中國門戶開放政策前提下，英國外交部雖對中國追求外交平等保持同情態度，但卻也不願爲此開罪日本。因此，英國在面對「九·一八事件」及「一·二八事件」，乃至隨後的「盧溝橋事件」都秉持綏靖外交政策，對於中國遭受日本侵略雖表示同情，但卻不願提供中國實質性援助，亦避免與日本在外交及軍事 33. 上發生衝突。從以上二書可知，直到 1937 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英國外交部 30. Yoji Akashi, The Nanyang Chinese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1937-1941, New York: University of Kansas, 1970；張應龍，〈論新馬華僑抗日運動的歷史地位〉文收黃小堅，《海峽兩岸“華僑與抗日戰爭”學術研討會文集》（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0），頁 113-121；李盈慧，〈華僑抗戰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文收李盈慧，《抗日與附日：華僑、國民政府、汪政權》（台北：水牛，2003），頁 319-352。. 31 因此，我們難以理解何以新馬淪陷區民眾對蔣介石將派遣中國軍隊赴馬來亞進行戰後接收的謠言會造成不同的情緒反應。相關研究可參見：Cheah Boon Kheng, Red Star Over Malaya: resistance and social conflict during and aft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1941-1946, Singapore: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127-128. 32 「革命外交」一辭，是指以革命的方法或手段來解決中外不平等的外交關係，達到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目的。但革命外交又分爲激烈型與溫和型，前者往往是在群衆運動支持下，威迫外人承認造成的既定事實；後者則以革命精神樹立不退讓的外交准則，透過談判逐步將整體或部分不平等條約中的項目廢除。李恩涵，《北伐前後的「革命外交」（1925-1931）》，前言、第一、二、三章。 33 李仕德，《英國與中國的外交關係（1929-1937）》，第四、六章。 5.

(11) 的遠東政策時刻牽動著中國的國際外交，但突如其來的戰爭卻也使中英關係逐漸疏離，同時扭轉了英國長期以來在中國對外關係中的主導性地位。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中國在戰場的接連失利，如何爭取更多的國際援助顯然已成爲國民政府迫在眉前的難題。34齊錫生《從舞臺邊緣走向中央：美國在中國抗戰初期外交視野中的轉變 1937-1941》，論述了抗戰初期中國對美關係的轉變。齊氏表示，礙於 1938 年歐洲紊亂的政治時局，及英國所主導的國際聯盟無法對日本侵略中國實施相應的經濟制裁，迫使中國政府不得不重新認識美國對中國事務的重要性。直到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中國政府始終未放棄與英國、美國、荷蘭建立軍事同盟協防南洋。但英國在遠東的消極防務政策，尤其迫於日軍壓力關閉中外交通渠道滇緬公路，及對中國出兵協防南洋各英屬殖民地的不信任，終究使中美關係取代原先的中英關係，成爲抗戰時期中國在國際外交的重心。35雖然如此，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英國卻始終對中、美、英、蘇建立的戰時同盟起著深刻影響，尤其是盟國之間的内部矛盾已成爲二戰外交史學界興味盎然的研究議題。中國與英美盟國在太平洋戰爭中發起的兩次緬甸戰爭（1942 年 1-4 月；1943 年秋-1944 年冬）近年來則已成為學界探究戰時中國與盟國關係的觀察視角。 36 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時期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可為相關研究的代表。該書指出，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為重啟中國與盟國之間的往來渠道滇緬公路，中國始終都遠較以「重歐輕亞」為戰略的英美盟國更熱衷參與兩次緬甸戰爭的部署與執行。但中國在兩次緬甸戰爭中非但未能取得盟國充足的軍事援助，英美盟軍為緩解日軍對東南亞及太平洋戰場的壓力，甚至不惜強迫中國將其最精銳的部隊投入到緬甸戰爭，以致 1944 年日軍在中國發起「一號作戰」直接撼動了重慶國民政府。因此，太平洋戰爭時期中國與英美盟國之間的外交關係一直處於劍拔弩張之勢，而「史迪威事件」更是讓中美關係蒙上揮之不去的陰影，以致蔣介石日後對運用盟軍器材及對人事權的掌握極其重視。37 34. 太平洋戰爭前中國戰場的相關研究可參考，郭岱君編，《重探抗戰史（一）：從抗日大戰略的形成到武漢會戰（1931-1938）》（臺北：聯經出版社，2015），第七、八、九、十、十一章。 35 齊錫生，《從舞臺邊緣走向中央：美國在中國抗戰初期外交視野中的轉變 1937-1941》，頁 83、 88-100、106-109、109-123、207-211、276-281、301-330。 36 「太平洋戰爭」(Pacific War)一詞源於 1920-30 年，美國的軍事計劃與小說對美國與日本在太平洋發生潛在衝突的想像，但隨著日軍佔領英、美、荷三國在東南亞的殖民地及太平洋諸島嶼後，太平洋戰爭一詞即有了實質性意義。在美國的公開敘述中，太平洋戰爭被定調為日本與美、中、英三國、英自治領、及英殖民地印度、緬甸、馬來亞之間的衝突。儘管，太平洋戰爭為中國沿海、東南亞、印度洋及太平洋諸島，即今「亞太地區」(Asia-Pacific region)各別戰爭的總稱。對於戰爭的命名，日本更傾向將之稱為「大東亞戰爭」(Greater East Asia War)，中國與英國亦分別以「抗日戰爭」(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ggression) 及「對日戰爭」(War against Japan)為命名。但不論如何太平洋戰爭的共同處在於：盟國在亞太地區開展聯合行動，以面對共同的敵人日本。Christina Twomey and Ernest Koh, “Thinking about the Pacific War”, The Pacific War: aftermaths, remembrance and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5, pp.3-10. 37 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第三、四、 6.

(12) 相較學界對太平洋戰爭時期緬甸戰爭與中美關係的熱絡討論，同一時期的中英關係卻乏人問津。林孝廷，〈對英關係〉一文依據英國官方檔案對珍珠港戰爭前後的中英關係進行梳理，指出中英盟邦在地緣戰略與現實外交運作下，使 1941 年蔣介石出訪印度、中國遠征軍配合英美盟軍在第一次緬甸戰爭的挫敗，及英國在西藏頻繁的外交活動，逐漸將中英原本就薄弱的互信關係消耗殆盡。38 故此，誠如芮納·米德(Rana Mitter)在 British Diplomacy and Changing Views of Chinese Governmental Capability across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文中指出，1937 年的中日戰爭雖促使英國外交部轉變原先輕視中國的心態，但 1943 年中英新約簽署卻也造成英國在中國的領導地位為美國所取代，以致中英關係直至抗戰結束仍處於若即若離的勢態。39上述研究反映了抗戰時期中英關係已日漸式微，但直至 1945 年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中英之間始終維繫著盟國關係，在政治、經濟及軍事事務上仍有不同程度的合作。在此期間，中英兩國在馬來亞的情報合作在戰後雖深獲中英雙方政府的高度肯定，但相關研究卻乏人問津，以致其在中英關係中所代表的歷史意義迄今仍未被學界所認識。二、中英情報合作儘管民國時期情報史研究仍處於起步階段，40但學界已梳理了中國情報機關的組織發展脈絡。41近來，情報與抗日戰爭的關係已逐漸受到史學界矚目，但研究成果仍聚焦於中國戰場，尤其關注戴笠與梅樂斯(Milton E. Miles) 成立「中美合作所」(Sino-American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的組織發展及情報工作，42並已提及軍統局在越南從事情報工作對抗戰的重要性。43但中國與盟國在東南亞戰區的情報活動迄今仍未受到重視，中統局在南洋的情報工作更長期遭受誤解。此外，余茂春在 The dragon’s war: allied operations and the fate of China, 19371947 書中指出，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中英在香港已建立起軍事情報合作，但礙於英國與軍統局負責人戴笠的關係並不融洽，以致中英在香港的情報合成效不彰，五、七、九、十一章。 38 林孝庭，〈對英關係〉文收國史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伍-對外關係》，頁 71-98。 39 Rana Mitter, British Diplomacy and Changing Views of Chinese Governmental Capability across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文收 Hans van de Ven, Diana Lary, and Stephen R. Mackinnon edited, Negotiating China’s destiny in War World II, pp.35-51. 40 張瑞德，《無聲的要角：蔣介石的侍從事與戰時中國》（新北：臺灣商務，2017），頁 72。 41 岩谷將，〈蔣介石、共產黨、日本軍—二十世紀前半業中國國民黨情報組織的成立與展開〉文收黃自進，潘光哲主編，《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形塑》，頁 4-24。 42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著，梁禾譯，《特工教父：戴笠和他的秘勤組織（下冊）》（臺北：時英，2004），頁 611-631，633-666;吳淑鳳、張世瑛、蕭李居編輯，《不可忽視的戰場：抗戰時期的軍統局》（臺北：國史館，2012）;王立本，〈情報與後勤〉文收呂芳上主編，《中國抗戰史新編·貳軍事作戰》（臺北：國史館，2015），頁 99-157; Yu Mao Chun , OSS in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77-100. ; Yu Mao Chun, The dragon’s war: allied operations and the fate of China, 1937-1947, pp. 46-67, 107-114. 43 溫民焄，《抗戰期間中國在越南的情報組織與工作》（埔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7.

(13) 甚至使英國情報機構難以立足於中國戰場。44余茂春的研究以英美盟國在中國的軍事及情報活動為觀察中心，書中雖提及中美在法屬印度支那半島的情報活動受英國情報單位的牽制而受挫，但該研究未能就中國參與海外情報工作的考量提出説明，從而也無法説明中國在海外的情報工作所反應的歷史意義。 Douglas Ford 在 Britain’s Secret War Against Japan, 1937-1945 書中指出，在「歐洲第一」的戰略考量下，遠東戰場拮据的戰爭資源，使情報工作成為英國對日本作戰最主要的利器。45然而，太平洋戰爭時期中國與盟國之間既合作，又競爭的外交關係，也波及中英在馬來亞的情報合作，但既有的研究卻未能在戰時中英外交關係的脈絡下提出説明。太平洋戰爭期間中英在新馬淪陷區的情報合作及敵後活動並非乏人問津，但相關研究卻散見於各著述，缺乏系統的討論，以致學界長期對「136 部隊」(Force 136）的中英情報合作有所誤解。46概言之，中英在馬來亞的情報合作是由因戰爭流亡到印度的新加坡國民黨部華僑黨員爲連結，從而開啟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局）與英國經濟作戰部(Ministry of Economic Warfare)在馬來亞從事情報工作之契機。戰後東南亞華人研究專家維多·巴素(Victor Purcell)分別在《東南亞之華僑》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及《近代馬來亞華人》(The Chinese in modern Malaya)書中，敘述了 136 部隊在新馬淪陷區與馬共領導的馬來亞人民抗日同盟 (Malayan People’s Anti-Japanese Union)密切的同盟關係，從而肯定華僑對太平洋戰爭作出的貢獻，但巴素並未對該部隊的組織及其從事的情報活動提出說明。 47 Charles Cruickshank 在 SOE in the Far East 一書，概述了 136 部隊的發展脈絡，上篇敘述 136 部隊的起源、組織及工作性質；下篇敘述 136 部隊在越南、泰國、新馬、印度尼西亞、緬甸等淪陷區各別特遣隊的敵後活動。因此，136 部隊本是英國仿製歐洲戰區特遣隊(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SOE)，在遠東戰區新設的特遣隊，而中英在新馬的情報部隊——「龍組」(Dragon)僅是 136 部隊的支隊，故並非中英共同組織了 136 部隊（見附錄一）。48雖然，Charles Cruickshank 在 136 部隊的檔案及部隊成員的回憶錄、自傳材料基礎上，勾勒出 136 部隊的組織階層及敵後活動，認定在「軍事」與「非軍事」任務性質上的模糊是該部隊在敵後工作中成效不彰的主因。但由於著重對 136 部隊的軍事任務性質的説明，反 44. Yu Mao Chun, The dragon’s war: allied operations and the fate of China, 1937-1947, pp.46-67. Douglas Ford, Britain’s Secret War Against Japan, 1937-1945,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2006, pp. 3. 46 由於中英在馬來亞情報合作的區長林謀盛曾在「留印海員戰工隊」出任總務一職，以致學界經常將留印海員戰工隊與在馬來亞從事情報工作的 136 部隊相提並論。任貴祥，《海外華僑與祖國抗日戰爭》，頁 274；黃乾，〈新加坡華僑林謀盛與抗日戰爭〉，文收華僑協會總會主編，《華僑與抗日戰爭論文集（下冊）》，頁 706-720。但已有研究對此作出澄清，可參見：湯晨旭，〈從中國留印海員戰工隊到 136 部隊——林謀盛、莊惠泉在印工作史事考〉，《南洋學報》（新加坡：南洋學會）第 68 卷，2014 年 12 月，頁 183-200；湯晨旭，《中國留印海員戰時工作隊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4）。 47 維多·巴素著，郭湘章譯《東南亞之華僑（上冊）》（臺北：國立編譯館，1966），頁 527-543。維多·巴素著，張奕善譯註，《近代馬來亞華人》（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頁 80-82。 48 Charles Cruickshank, SOE in the Far East, pp.1-7,249-258. 8 45.

(14) 而忽略了英國在戰時外交面臨的困境，尤其是同盟國在遠東戰區的政略分歧對 136 部隊所造成的衝擊。 Richard J. Aldrich 即在 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Britain, America and the politics of secret service 一書重新檢視了英國在遠東的情報工作。Aldrich 指出：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為了應對日本在遠東的侵略，英美開啟兩國在東南亞的情報合作，但也同時為了戰後在東南亞的國家利益而處於競爭關係，從而影響了英、美、中的戰時外交，以致盟國在東南亞戰區的勢力劃分亦直接形塑了戰後東南亞「反殖民」及「反共產」的政治格局。此外，太平洋戰爭對東南亞造成的衝擊，尤其反映在殖民宗主國重返殖民遭遇的困境。書中對 136 部隊的敘述側重描述特遣隊在東南亞各地住民或共產勢力的互動關係，並指出 136 部隊的任務是為英國蒐集長程情報作為重返殖民地的施政參考，而非爲盟軍提供反攻東南亞所需的軍事情報。49據此，若將 Aldrich 的研究與中英情報合作的中國決策者吳鐵城對赴馬來亞從事敵後工作人員的訓詞：中國配合盟軍反攻，「不僅是幫助英國收復失地，也是為華僑謀解放，為國家民族爭光」，提升戰後馬來亞華僑的地位；50同時參照中統局長徐恩曾對中英在馬來亞情報合作的見解，旨在戰後鞏固國民黨機關的海外基礎，51即可得知，中英在馬來亞的情報合作亦提供中國蒐集長程情報的機會。此外，由於既往的中英在馬來亞情報合作研究未能參照中文檔案資料，故中國經常以「被動」姿態參與盟國在東南亞主持的情報工作，以致忽視了華僑從事情報工作背後的因素，亦漠視了中國與同盟國在開展情報合作及敵後工作時中國的政略考量。此外， 136 部隊的論述亦散見於華僑抗戰史著述中，並經常將中英兩國在馬來亞的情報合作視為是華僑「在僑居地的反日行動」，與「反法西斯戰爭」、「配合祖國抗戰」及「協助盟軍對日作戰」並論。 52然而，相關研究並未提及 136 部隊在新馬淪陷區的組織發展及敵後活動，僅將華僑在馬來亞的抗日活動與中國相聯繫，以肯定華僑對抗戰的貢獻。惟張奕善，〈二次大戰期間中國特遣隊在馬來亞的敵後活動〉一文，利用馬來亞特遣隊華人副區長莊惠泉個人的檔案資料，系統性地概述了 136 部隊的組織，闡明了 136 部隊與龍組的隸屬關係，對龍組起源、人員招募、技術訓練及在新馬的敵後活動進行了深刻的描寫。53然而，受於撰寫當時的時空環境限制，該文未對國民黨與龍組的關係提出說明，亦未. 49. Richard J. Aldrich, 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Britain, America and the Politics of Secret Service, pp.1-15, 115-132, 301-318. 50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吳鐵城對派赴馬來亞工作人員訓話錄」，《特種檔案》，館藏號：特 12/3.1，1944 年 11 月 17 日。 51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徐恩曾致吳鐵城吳鐵城函」，《特種檔案》，館藏號：特 20/2.30，1943 年 5 月 27 日。 52 任貴祥，《華僑第二次愛國高潮》，頁 309-311；黃小堅、趙紅英、叢月芬，《海外僑胞與抗日戰爭》，頁 470，490；任貴祥，《海外華僑與祖國抗日戰爭》，頁 274；李盈慧，〈華僑與抗戰〉文收呂芳上主編，《中國抗戰史新編·叁全民抗戰》，頁 370-374。 53 張奕善，〈二次大戰期間中國特遣隊在馬來亞的敵後活動〉文收張奕善，《東南亞史研究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6），頁 371-460。 9.

(15) 進一步闡明中英在馬來亞的情報合作所反映的戰時盟國關係。此後，馬振犢、邱錦，〈抗戰時期國民黨中統特工的對英合作〉一文，概述了中統局與英國在東南亞開展的情報合作，例舉中英在馬來亞情報合作的敵後活動，提及國民黨黨員與馬共在行動中的緊張關係，並論及中英雙方對赴馬工作人員的薪資時起爭執，揭示了中英既合作又競爭的盟國關係，54但未提及中國在南洋布建情報的構想，亦無闡明中英在馬來亞的情報合作反映的國際性，尤其忽視了海外華僑參與中國情報工作的積極性。三、戰時的新馬華僑在華僑史及海外華人研究領域，「華僑與抗日戰爭」長期以來一直是備受矚目的議題。在「中國本位的思維模式」的基礎上，華僑與抗戰的關係經常被視爲是中國的「海外民族主義」。55唯今日，學界對「華僑」一詞所指意涵已有所警覺，56並指出華僑雖被歸納爲單一族群，但在同一時空脈絡中也因「在地化」程度有別而產生差異，57且在歷史上華僑的政治認同尤其「分歧」。58 而就抗戰與華僑的關係言。根據李盈慧對臺灣、中國及兩岸以外地區華僑抗戰史研究的歸納，指出臺灣學界延續了國民黨的「華僑革命之母論」，將華僑對抗戰的支持視為是華僑歷來對中國革命的支持。反之，中國學界則將華僑對抗戰的援助歸根於「華夏向心力」的內聚，八年抗戰過程中華僑終究迎來了「第二次的愛國高潮」，故中國的華僑抗戰史論述可稱作「華僑愛國論」。兩岸學界以外的華僑抗戰史研究，分別著重史料整理及回憶錄、傳記等材料出版。59 據此可説，既往華僑抗戰史，60不論是國民黨主張的「抗戰建國」，抑或是中共. 54. 馬振犢、邱錦，〈抗戰時期國民黨中統特工的對英合作〉，《抗日戰爭研究》，2006 第 3 期，頁 160-192。 55 黃小堅，〈關於華僑與抗日戰爭研究的若干問題〉文收：華僑協會總會主編，《華僑與抗日戰爭論文集（上冊）》（臺北：華僑協會總會，1999 年），頁 21-34。王賡武，〈南洋華人民族主義的限度 1912-1937〉文收王賡武著，姚楠編，《東南亞與華人》（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1987），頁 132-154；李盈慧，《華僑政策與海外民族主義》（臺北：國史館，1997 年），第一章。 56 王賡武，〈“華僑”一詞起源詮釋〉文收王賡武著，姚楠編，《東南亞與華人》，頁 120-131；李盈慧，《華僑政策與海外民族主義》，頁 1-19。 57 王賡武，〈同化、歸化與華僑史〉文收吳倫霓霞、鄭赤琰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亞洲之海外華人》（香港：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9），頁 12-23；曹雲華，《變異與保持：東南亞華人的文化適應》（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頁 6-22，26-34。 58 陳士源，《分歧的「愛國」華僑—民初華僑對祖國政治之態度》（埔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年）。 59 李盈慧，〈華僑抗戰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文收李盈慧，《抗日與附日：華僑、國民政府、汪政權》，頁 319-352。 60 黃福鑾，《華僑與中國革命》（香港：亞洲出版社，1954）；黃珍吾，《華僑與中國革命》（臺北：國防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1966）；華僑革命史編纂委員會編，《華僑革命史（上、下冊）》（台北：正中書局，1981）；曾瑞炎著，《華僑與抗日戰爭》（四川：四川大學出版社， 1988）；任貴祥，《華僑第二次愛國高潮》（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黃慰慈、許肖生著，《華僑對祖國抗戰的貢獻》（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任貴祥，《華夏向心力—華僑對祖國抗戰的支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黃小堅、趙紅英、叢月芬著，《海 10.

(16) 提倡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及「全球反法西斯同盟」論述，皆立基於「中國本位的思維模式」，強調海外華僑參與抗戰的同質性，強化華僑與中國的聯繫，深化華僑既定的愛國形象。但隨著「科際整合」與「比較研究」在華僑抗戰史的廣泛運用，尤其是「區域研究」對「華僑革命之母論」及「華僑愛國論」的衝擊，61使研究者重新檢視「華僑」在抗戰中作為個體的「人」的主體意義。 62 有鑑於此，本文期能揭示新馬華僑如何憑藉「中介者」身份，成為中英兩國在馬來亞開展情報合作的連接，提出不同於「華僑革命之母論」及「華僑愛國論」的論述，以「個體」的華僑作爲考察視角，探討新馬華僑參與中英兩國在馬來亞的情報合作，檢視太平洋戰爭時期華僑與中國的互動關係。有別於中文學界對華僑援助抗戰同質性的強調，在日本情報檔案基礎上，石明陽至(Akashi Yoji)在 The Nanyang Chinese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 19371941 書中指出：太平洋戰爭前，南洋各殖民政府的殖民政策對華僑的救亡運動產生了深刻影響，亦使南洋華僑的救亡方法及成效產生差異。陳嘉庚領導的「南洋各屬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在英殖民政府許可及中國政府指導下，成為南洋各華僑抗日團體的最高機關，並使南洋華僑的救國運動更趨組織化。但南僑總會始終無法擯除「幫派」之別在華僑社團之間產生的分歧，國民黨對南僑總會的過渡干涉更是激化陳嘉庚與國民政府之間的對立關係，削弱了南洋華僑救亡運動的成效。63至於，李盈慧在《抗日與附日：華僑、國民政府、汪政權》書中，以中方的檔案史料比較了重慶國民政府及汪精衛組織的南京政府兩者不同的華僑政策，剖析華僑抗日與附日的各種原因，繪製出華僑在抗日與附日之間產生的差異性及其光譜。64 石明陽至與李盈慧的研究並不否認華僑對抗戰作出的貢獻，但運用「比較研究」說明了華僑的救亡運動與東南亞各地政府的殖民政策、中國政府的華僑政策有著相互的因果關係，且政策的鬆弛也深刻影響了華僑援助抗戰的成效，使海外華僑在各項政策推行過程中產生分歧。然而，有別於石明陽至強調中國國民黨對南僑總會過度干預弱化了華僑救亡運動的成效，本研究將論證太平洋戰爭前國民黨對英屬新馬策動華僑的動員，奠定了戰時中英在馬來亞開展情報合作成的基礎，國民黨新加坡直屬支部中堅黨員林謀盛更成為促進中英關係的媒介。儘管國民黨對南僑總會的干預造成英屬新馬僑領階層的分歧，但分歧對歷史影響的多種可能性亦值得史學界注意。本文將檢視太平洋戰爭對英屬新馬華僑所帶來的影響，尤其側重論述國民黨與新馬華僑的關係，期能對抗戰時期外僑胞與抗日戰爭》（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任貴祥，《海外華僑與祖國抗日戰爭》（北京：團結出版社，2015）。 61 李盈慧，〈華僑抗戰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文收李盈慧，《抗日與附日：華僑、國民政府、汪政權》，頁 319-352；黃小堅，〈關於華僑與抗日戰爭研究的若干問題〉文收：華僑協會總會主編，《華僑與抗日戰爭論文集（上冊）》（臺北：華僑協會總會，1999），頁 21-34。 62 李盈慧，〈華僑與抗戰〉文收呂芳上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叁全民抗戰》，頁 313-380。 63 Yoji Akashi, The Nanyang Chinese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1937-1941, pp.15-33,63-84,111112,118-119,159-168. 64 李盈慧，《抗日與附日：華僑、國民政府、汪政權》，頁 219-268，269-288。 11.

(17) 釐清「中國因素」對新馬華僑所造成的影響有更深入的了解。事實上，英屬新馬華僑與中國的緊密聯繫，長期以來一直是華僑史及海外華人研究領域的重鎮。早在 19 世紀末期，保皇與革命兩黨對海外華僑爭相拉攏，使新馬華僑深深捲入中國的革命浪潮中，新馬華僑甚至一度成為「黃花崗之役」的主力軍，並持續為國民黨往後的革命事業提供資金。65辛亥革命後，中國民族主義在英屬新馬的持續升溫，尤其是中國國民黨 1924 年的改組，促使英屬新馬殖民政府對當地華僑參與中國政治活動更為警惕，並在新加坡「牛車水事件」後大肆取締國民黨在英屬新馬的黨務活動。66但國民黨在英屬新馬的黨務活動未就此停止，經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對新馬黨部的改組，伴隨著日本對中國侵略的加劇，終究促使英屬新馬成為太平洋戰爭前南洋華僑的抗日中心。67然而，新馬華僑對中國政治的關懷，並不能全然歸根於國民黨對華僑的策動或中國的海外民族主義，特別是「濟南慘案」後新馬華僑發起的抵制日貨運動，在反日意識背後實有著濃厚的「經濟自利」考量。68但不論新馬華僑是出於民族主義，抑或為了維護自身的經濟利益，英屬新馬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一直是反日情緒及抗日運動最灼熱的地區，69以致日軍在 1942 年佔領英屬新馬後即實行了「檢證」及「大肅清」，以根除當地的「敵性華僑」，迫使新馬華僑籌獻 5,000 萬馬來元的「奉納金」，作為懲戒華僑援助蔣介石抗戰的「贖命錢」。70儘管，上述研究勾勒出中國與英屬新馬華僑的互動關係，尤其對太平洋戰爭爆發前英屬新馬華僑參與中國政治動員也有著極為深刻的描寫，但相關研究卻鮮少觸及新馬淪陷時期華僑與中國的互動關係。雖然有部分研究探討了新馬淪陷時期華僑在當地抗日活動，但無法對太平洋戰爭時期新馬華僑與中國的關係提出說明，相關研究經常以「新馬華僑的抗日活動與全球反法西斯連接」的論述將之概括，卻始終未能論證新馬淪陷時期華僑的抗日活動與中國的關係。值得注意者，太平洋戰爭作為新馬華僑抗戰史的歷史分期，雖已成為學界的普遍共識，71但學界現有的新馬華僑抗戰史研究，仍集中於探討太平洋戰爭前華僑的籌賑運動及人力動員，72僅部分研究論及新馬淪陷時期華僑的抗日活動及 65. 顏清湟著，李恩涵譯，《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臺北：聯經，1982），頁 108。 Yong. C.F., RB. McKenna, The Kuomingtang 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 1912-1949,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83-105. ; 陳哲維，《殖民與移民：史密斯、金文泰總督與新加坡華人社團》（新加坡：南洋學會，2015），第四、五章。 67 Yong. C.F., RB. McKenna, The Kuomingtang 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 1912-1949, pp. 172-198. 68 顏清湟，〈新加坡和馬來亞華人對 1928 年濟南慘案的反響〉文收吳倫霓霞、鄭赤琰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亞洲之海外華人》，頁 203-218；古鴻廷，〈二次大戰期間星馬華僑反日意識成長之探討〉文收古鴻廷，《東南亞華僑的認同問題：馬來亞篇》（臺北：聯經，1994），頁 143167。 69 崔丕，姚玉民譯，《日本對南洋華僑調查資料選編（1925-1945）：第一輯》（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頁 3-4。 70 李恩涵，〈一九四二年初日軍對星洲華人的「檢證」屠殺之役考實〉文收李恩涵，《日本軍戰爭暴行之研究》（臺北：臺灣商務，1994），頁 171-208。 71 李盈慧，〈華僑與抗戰〉，文收呂芳上主編，《中國抗戰史新編·叁全民抗戰》，頁 313-380。 72 許秀聰，〈星馬華族對日本的經濟制裁〉文收柯木林、吳振強編，《新加坡華族史論集》（星洲：南洋大學畢業生協會，1972），頁 133-158；Leung Yuen Sang (梁元生), The Singapore 12 66.

(18) 日常生活。73有別於強調新馬華僑對抗戰的貢獻，石明陽至根據日本情報檔案，檢討日本佔領英屬新馬後實行的「華僑政策」，指出在日本「軍部」與「政部」的競爭下，華僑政策由原先的「懲罰性」政策，轉變為善加利用華僑經商長才以設法讓達到昭南（新加坡）與馬來在經濟上「自給自足」。 74此外，Paul H. Kratoska 在參照日本及英美情報檔案基礎上，重構了日本統治下馬來亞的社會情形，勾勒華僑在新馬淪陷時期的生活面貌。75 Cheah Boon Kheng 以「在地化」視角，對「馬來亞共產黨」在馬來亞淪陷後的抗日活動進行了深刻描述，書中尤其著重敘述日本在新馬的族群政策對馬共與馬來人之間造成的紛爭，以致在日軍撤退的「權力真空期」，馬共的迅速發展終究引發了華僑與馬來人之間大規模的種族衝突。76上述研究雖重構了戰爭時期新馬的社會情形，敘述了華僑在戰爭中的遭遇及抗日事蹟，但在未能參考中國檔案史料的情況下，相關研究不僅無法闡明中國政府對戰時新馬的政略構想，尤其難以說明中英在馬來亞開展情報合作及敵後活動的原委，以致低估國民黨華僑黨員在牽引中英在馬來亞的情報合作發揮的重要意義，及論述新馬華僑與中國之間的關係。綜上所述，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促使中國的抗日戰爭擴大為太平洋戰爭的一環，中、美、英三國在緬甸發起的對日戰爭尤其成為觀察中國參與國際事務及戰時盟國關係的研究視角。然而，相較於學界對抗戰時期中美關係的熱絡討論，戰時的中英關係一直未能得到相應的重視，為中英雙方政府高度肯定的馬來亞情報合作，始終未能被學界所認識。雖然，中英在馬來亞的情報合作散見於華僑抗戰史研究中，但不論是出於「華僑革命之母論」抑或「華僑愛國論」，均在「中國本位的思維模式」基礎上強調華僑對抗戰的貢獻，低估華僑在促進中國與盟國關係的作用。儘管英屬新馬作為南洋華僑的抗日中心，一直是華僑抗戰史的研究重鎮，對 136 部隊在新馬淪陷區的工作亦有提及，但相關研究在無法運用中國檔案資料的情況下，以致中國經常以「被動」姿態參與英國在馬來亞主持的敵後工作，忽視了新馬華僑參與情報工作及中國與盟國互動中發揮的效益。因此，本文將重新檢視太平洋戰爭時期中英在馬來亞的情報合作、新馬華僑與中國的互動關係，及其反映的歷史意義。 Hainanese and Their Political Orientation During the Inter-War Period；崔貴強，〈中國作家與新馬抗日救亡運動——胡愈之個案研究〉文收吳倫霓霞、鄭赤琰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亞洲之海外華人》，頁 203-218，283-302；張應龍，〈論新馬華僑抗日運動的歷史地位〉；李盈慧，〈抗戰時期華僑捐款辦法與捐款紛爭〉；甄炳華，〈南僑總會與華僑社會的分合隆替〉文收黃小堅，《海峽兩岸“華僑與抗日戰爭”學術研討會文集》，頁 113-121，127-137，202-212。 73 蘇雲峯，〈星馬華人在抗日戰爭中的犧牲與奉獻(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文收吳倫霓霞、鄭赤琰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亞洲之海外華人》，頁 303-323。 74 Akashi Yoji，〈1941 至 1945 年日本對馬來亞華僑的政策〉文收張清江，《新馬華人史譯叢》（新加坡：新加坡青年書局，2007），頁 153-206; Akashi Yoji, Yoshimura Mako,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1945,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Singapore Press, 2008. 75 Paul H.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1941-1945, Singapore: NUS Press, 2018. 76 Cheah Boon Kheng, Red Star Over Malaya: resistance and social conflict during and aft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1941-1946, pp.18-56, 170-193, 194-239. 13.

(19) 第三節史料與研究方法史料的零散及缺乏系統的整理，往往使人對華僑史研究望之卻步。77同樣地，情報研究雖令人著迷，但出於情報本身的秘密性及敏感性，史料搜尋更極不易。在兩岸學界早期出版的特務人員回憶錄及傳記中，往往僅提及當事人所屬特務組織的概況及聳人聽聞的任務細節，尤其著重評斷特勤任務的功過，以致學界對情報研究經常是霧裏看花。值得慶幸者，國民黨館藏的《特種檔案》保留了抗戰期間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與中統局在南洋從事情報活動的往來函電檔案，成為華僑抗戰史與情報研究不可多得的史料。本研究即在《特種檔案》基礎上，參照臺灣國史館出版的《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及中國、香港、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等地出版的史料集、回憶錄、傳記材料，重新檢視太平洋戰爭時期中英在馬來亞的情報合作。本研究亦嘗試採用「情報學」研究方法，梳理中英在新馬淪陷區的「情報過程」(Intelligence Process)，說明中英二國在情報交換與合作的過程，從而反映中國的情報決策與新馬華僑之間的依存關係。一、史料介紹（一）檔案史料 1.《特種檔案》：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典藏的《特種檔案》為抗日戰爭及戰後時期「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局）的調查資料。78檔案內容包括了國民黨中央秘書處、地方黨部、政府的黨務活動，及三民主義青年團、各種法令規章等各類檔案，其中亦收藏了許多國民黨海外黨務檔案，為華僑抗戰史及抗戰時期的中外關係史提供極珍貴的史料。與本文研究相關的檔案計有：海外黨務（11 宗，11 本）、馬來亞各種檔案（7 宗，7 本）、中印關係資料（24 宗，43 本）、琉球及新嘉坡資料（5 宗，6 本）及中央秘書處 79. 檔案（524 宗，526 本）。上述檔案分別對太平洋戰爭時期的馬來亞、新加坡、及印度等地區提供了詳實的記載，尤其馬來亞檔案收藏了馬來亞區區長林謀盛及副區長莊惠泉上呈中央秘書處秘書長吳鐵城有關新馬淪陷期間的情報檔案，成為研究中英在馬來亞情報合作的關鍵史料。此外，《特種檔案》雖具有中統局的特定觀點，但相關檔案揭示了太平洋戰爭時期中國在南洋布建情報之過程，中統局與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在南洋情報勢力範圍劃分過程中的紛爭，以及華僑與國民黨之關係，更對本文提供了詳細的史料依據。 77. 李盈慧，《官方公報中的華僑史料（一九一一—一九一六）》（埔里：國立國際暨南大學， 2002）。 78 高純淑，〈黨史會藏特種檔案的介紹與運用〉，文收東吳大學歷史系主編，《史學與文獻（二）》（臺北：學生書局，1998），頁 1-18。 79 劉維開，〈臺灣地區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典藏與研究〉文收國史館，《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臺北：國史館，1998），頁 1-22。 14.

(20) 2.《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臺灣國史館出版的《事略稿本》是研究中日戰爭期間中外關係不可或缺的史料，其中反映了中國的戰時外交、盟國關係、中國的戰爭戰略與政略，及中國戰時的實際作為。由於，中、美、英三國在二戰期間的外交關係已有許多出色的研究成果，本文僅在既有的研究基礎上以《事略稿本》補充太平洋戰爭期間中國對南洋、印度，及英屬新馬的戰爭政略構想，釐清中英在太平洋戰爭前夕外交的歷史脈絡。 3.《國民政府外交部》：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典藏的《國民政府外交部》檔案收藏了 1925 至 1948 年的國民政府時期檔案。其内容包含國民政府與駐海外使領館之往來檔案，為探討民國時期中國政府外交方針之重要史料。本文亦將在既有的研究基礎之上，以《國民政府外交部》檔案補充説明 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政府、中國國民黨與英屬新馬華僑之間的關係。在探討中國政府與南僑總會為領導南洋華僑抗日救亡運動發生糾紛之餘，該檔案更有助於説明時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海外部長吳鐵城的英屬新馬之行，及重啓新馬國民黨部合法化與英國交涉之過程。（二）史料集成新馬地區華僑抗日戰爭史料的出版，無疑是觀察華僑與中日戰爭、太平洋戰爭關係的重要基石。然而，迄今出版的史料集成，除了收集華僑在海外從事抗日活動的相關檔案、回憶錄、及傳記材料，其中反映了「在地化」與「中國本位」兩派不同的觀點。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編纂委員會於戰後出版的《大戰與南僑》， 80 及許雲樵原編，蔡史君修編的《新馬華人抗日史料 19371945》， 81兩部史料集成除了強調華僑對太平洋戰爭的貢獻，尤其肯定華僑對僑居地的犧牲，以此作為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建構民族國家歷史敘事的史料依據。另外，馮仲漢主編之《居安思危：大戰前後新馬史料彙編》 82及李業霖主編之《太平洋戰爭史料彙編》收錄了大量太平洋戰爭期間新馬淪陷區的華僑生活的回憶錄，成為觀察新馬淪陷時期華僑生活寫照的極佳素材。83上述的史料集成雖意在強調華人對僑居地的付出，但同時也反映了華僑對抗戰的貢獻，其中的矛盾雖是反映了太平洋戰爭期間華僑身份的認同問題，本研究則是將焦點集聚在華僑與中國的雙向關係，尤其關注當事人參與中英馬來亞情報合作的記述。反之，中國及香港出版的新馬華僑抗日史料，雖也提及華僑對「第二故鄉」的犧牲，但更著重華僑對中國「原鄉」的貢獻，尤其強調華僑愛國的必然性及 80. 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大戰與南僑」編纂委員會編，《大戰與南僑》（馬來西亞：隆雪中華大會堂（馬來西亞）紀年日據時殉難同胞工委會，2007）。 81 許雲樵原編，蔡史君修編，《新馬華人抗日史料 1937-1945》（新加坡：文史，1984）。 82 馮仲漢，《居安思危：大戰前後新馬史料彙編》（新加坡：亞太圖書有限公司，1999）。 83 李業霖主編，《太平洋戰爭史料彙編》（吉隆坡：雪隆海南會館青年團、華社資料研究中心、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協會、馬來西亞福建社團聯合會青年團，1996）。 15.

(21) 對中共抗戰訴求的支持，屬於中國本位的史料集成。相關史料集有：蔡仁龍、郭樑主編之《華僑抗日救國史料選輯》、84新馬僑友會所編《馬來亞人民抗日鬥爭史料選輯》，85以及黎亞久、盧朝基所编辑《馬來亞華僑抗日史料選輯》。 86但不論是在地化或中國本位的史料集成，記載了太平洋戰爭期間新馬淪陷區華僑的生活面貌，若與《特種檔案》情報資料相比照，不僅可作為判別情報準確性的參照組，亦可對戰時的新馬社會提供更鮮明的敘述素材。（三）回憶錄及傳記材料目前在中國、香港、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出版的新馬華僑於太平洋戰爭期間的回憶錄與傳記材料，對新馬淪陷區情形與日軍暴行的記述雖有所共識，但對當地華僑參與抗日活動的描述卻不盡相同，其中馬來亞共產黨（簡稱：馬共）的「抗戰建國論」與 136 部隊龍組的「本位論述」即有著顯著區別。 1. 馬共與「抗戰建國論」太平洋戰爭是新馬英殖民政府與新馬國民黨部、馬共關係轉化的分水嶺，新加坡淪陷前英殖民政府同意釋放所有被收押的馬共成員，馬共成員也自此從原來的政治犯轉化為新加坡保衛戰中「星華義勇軍」的主要部隊。新加坡淪陷後，馬共成員大部分移入馬來半島從事游擊活動，並與 136 部隊龍組建立盟友關係，但馬共在戰後又再次從盟友成為新馬英殖民政府及國民黨的共同敵人。此一曲折歷史成為馬共成員回憶錄、傳記材料的敘述原型，相關材料著重敘述戰爭期間馬共與 136 部隊龍組的友好關係，強調馬共在戰時的「英勇功績」。 87 然而，馬共的「抗戰」除了反抗日本的侵略，同時也抵抗在戰後企圖重返新馬的英國帝國主義。因此，在馬共「抗戰建國論」脈絡下，馬共與 136 部隊龍組關係的友善，鋪陳了英帝國的可憎，正當化馬共為了獨立建國在太平洋戰爭後採取的武裝抗爭路線。相關代表著述包括：陳平等人合著的《我方的歷史》、 88 蘇麗雅尼的《第十支隊與獨立》、89彭國強主編的《激情歲月》、90林一葉編撰的 91. 《吉玻星火：馬來亞吉打地區人民抗日鬥爭史實》、以及陳劍主編之《與陳平對話——馬來亞共產黨新解（增訂版）》等。92 84. 蔡仁龍、郭樑主編，《華僑抗日救國史料選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新馬僑友會編，《馬來亞人民抗日鬥爭史料選輯》（香港：香港見證出版公司，1992）。 86 黎亞久、盧朝基編輯，《馬來亞華僑抗日史料選輯》（香港：生活文化基金會，2015）。 87 鐘怡雯，〈歷史的反面與斷裂——馬共書寫的問題研究〉文收鐘怡雯，《馬華文學史與浪漫傳統》（臺北：萬卷樓，2009），頁 3-58；魏月萍，〈馬來馬共的歷史論述與制約〉，《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第 14 期，2011 年，頁 1-23。 88 陳平、恩沃德(Ian Ward)、諾瑪米拉佛洛爾(Norma Miraflor)著,方山等譯，《我方的歷史》（新加坡：Media Master Pte Ltd，2004）。 89 蘇麗雅尼著，阿凡提譯，《第十支隊與獨立》（馬來西亞雪蘭莪：策略資訊研究中心，2005） 90 彭國強主編，《激情歲月》（香港：香港見證，2005）。 91 林一葉編撰，《吉玻星火：馬來亞吉打地區人民抗日鬥爭史實》（出版地：不詳），馬來西亞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館藏。 92 陳劍主編《與陳平對話——馬來亞共產黨新解（增訂版）》（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2012）。 16 85.

(22) 2. 136 部隊龍組的「本位論述」 136 部隊龍組成員及英方主事人的回憶錄、傳記材料看似較馬共的記述更為「真實」，如英方在馬來亞敵後工作負責人 Chapman 以「森林是中立的」(The jungle is neutral)隱喻森林艱困的生活條件，記錄了戰爭期間龍組與馬共既競爭又合作之互動關係，但該回憶錄內容仍有其「本位論述」。除了對龍組的組織、敵後活動、部隊的中英關係、及與馬共的往來關係進行描述，英方主事人側重對 136 部隊成效的檢討。至於龍組成員的回憶錄，除了龍組對抵抗日本作出的貢獻，也經常將戰時的抗日行動與戰後馬來亞、新加坡獨立建國的歷史敘述相連結，相關回憶錄及傳記有：陳崇智的《我與 136 部隊》、93馮仲漢的《和平的代價：馬來半島淪陷期間，136 部隊及其他反侵略勢力紀實》、94尤今，譚顯炎的《父親與我：馬來亞敵後工作回憶錄》、95 以及 F. Spencer Chapman 的 The Jungle is Neutral: A Soldier’s Three-Year Jungle Escape from the Japanese Army、96 Dobree, Peter George James, Hot Rain means danger: memoir of a Force 136 officer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97另有，梁元明在網絡撰寫的部落格集成《小兵自述》。98 此外，除了馬共與 136 部隊龍組成員留下的記錄外，還有許多新馬華僑對太平洋戰爭期間留下私人記錄，成為理解淪陷區大眾生活的珍貴史料，包括：陸培春《日本軍政下的馬來亞——3 年 8 個月的悲慘故事》、李永球《日本手：太平日據三年八個月》、99陸培春《馬來亞的日本時代——慘絕人寰的 3 年零 8 個月》、100及蕭依主編的《走過日據——121 倖存者的泣血記憶》等。101顯然，回憶錄及傳記材料往往因當事人的特殊考量，但將檔案史料、回憶錄及傳記相互參照，仍能在不偏離史實下書寫歷史。. 93. 陳崇智，《我與 136 部隊》（新加坡：海天發行與代理中心，1994）。馮仲漢，《和平的代價：馬來半島淪陷期間，136 部隊及其他反侵略勢力紀實》（新加坡：新加坡中華總商會，1996）。 95 尤今，譚顯炎，《父親與我：馬來亞敵後工作回憶錄》（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15）。 96 F. Spencer Chapman, The Jungle is Jeutral: A Soldier’s Three-yearJungle Escape from the Japanese Army,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Editions, 2009. 97 Dobree, Peter George James, Hot Rain means danger: memoir of a Force 136 officer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Selangor: Institut Alam dan Tamadun Melayu,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1994. 98 梁元明，《小兵自述》，https://blog.xuite.net/ymliang2923/twblog 。 99 李永球，《日本手：太平日據三年八個月》（馬來西亞：策略資訊研究中心，2006）。 100 陸培春編，《馬來亞的日本時代——慘絕人寰的 3 年零 8 個月》（吉隆坡：隆雪中華大會堂馬來亞二戰歷史研究會，2014）。 101 蕭依主編，《走過日據——121 倖存者的泣血記憶》（雪蘭莪：諾文文化事業私人有限公司， 2014）。 17 94.

(23) 二、研究方法（一）歷史學研究法儘管後現代主義對檔案史料提出各種質疑，但在任何史料皆不可避免有其既存觀點的基礎上，檔案史料仍是建構史實的基礎素材，尤其是對比回憶錄與傳記對於組織、制度建制上的建構，檔案史料仍有其獨樹一幟的地位。因此，本研究仍構築在傳統歷史學研究法基礎上，對國民黨館藏的《特種檔案》進行歸納及分析，釐清太平洋戰爭期間，中統局將其組織擴展到英屬新馬之經過，並論證新馬華僑作為「中介人」發揮之作用。另外，檔案史料基礎上重構中國對南洋情報劃分的構想，論證中國的情報決策過程，及太平洋戰爭時期中國與新馬華僑的依存關係。（二）情報學理論的運用及名詞定義 1931 年 4 月中國共產黨特務負責人顧順章在武漢遭到國民黨情報人員逮捕，隨即向之投誠，並於 1933 年 7 月編寫《特務工作之理論與實際》成爲中統局、軍統局特務工作的教科書。書中將「特務工作」定義爲：是一種以政治背景的秘密工作，旨在鞏固黨的基礎，及防衛敵人的襲擊，以秘密的非常的手段完成其政治上的任務工作，即所謂特務工作。顧氏認爲特務工作具有兩種相互關連的特性，即特務工作是以政治為其背景，以秘密的非常的手段為其神髓，所謂政治背景即以黨之主義爲其精神，並以偵察、暗殺、破壞、拘禁等秘密的非常手段（特務技術）探取敵方之「秘密」，以達到消滅反動集團之目的。102概言之，依據顧順章對特務工作之定義，即是以各種特務技術，偵破敵方之秘密，達成維護政治主義之目的。所謂「秘密」，即「情報」之意，亦即 1930 年代國民黨之特務工作，概括了當今意義上之情報工作。「情報」就其名詞上的定義，為「經過傳播的消息」(Communicated Information)。對從事情報活動的組織言，情報則是「經過判斷的消息」 (Evaluated Information)。情報雖屬於消息範疇的組成部分，並非所有消息皆是情報，兩者區別在於情報的「隱秘性」及「為決策者需求消息」服務的特性。因此，情報即是提供決策者需求的消息，而「情報過程」是情報活動的核心。在歷史中，情報活動歷經了「從無意識到有意識」及「無組織到有組織」的發展過程。二戰及戰後冷戰時期的全球對峙，促使情報活動代替軍事戰爭，從而豐富了人類社會的情報經驗。 103 其中，包括：「情報指引與規劃」(Setting of Requirements)、「情報蒐集」、「情報分析與產製」(Evaluation and Production)、「情報分送」(Dissements)及在上述過程中執行的「反情報」(Counter. 102. 顧順章，《特務工作之理論與實際》（南京，1933 年），頁 1-16。 2001 年美國 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情報更是擺脫了隸屬軍事體系的附庸地位，在科際整合基礎上逐漸形成獨樹一格的專門學問，亦即「情報學」。李修安、王思安，《情報學》（臺北：一品文化出版社，2014），頁 3-18。 18 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