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向「公領域」移行的心態轉換: 黃繼圖為中心

學界具體討論「日本殖民統治遺緒」(legacy of Japanese colonialism)在戰後台灣 的變遷與影響的學者，例如Cumings從經濟面向切入，討論日本的殖民主義對於 戰後台灣與南韓的經濟崛起產生顯著的作用³²；荊子馨(Leo Ching)側重文化面 向，討論日本的殖民主義在戰後台灣的文化遺緒，特別是與認同政治相關的議題

33。至於台灣法律史學者王泰升則從法律史的面向著手，討論近代西方法律如何 通過日本殖民政府引進並施行於台灣，以及台灣社會此一近代西方法律經驗在戰 後階段經歷什麼樣的變遷等議題；王泰升較早期的研究傾向「從法律體系本身變 遷」的研究視角出發，在《台灣法律史槪論》(2004)一書中，他縱觀自前近代到 近現代的台灣法律體系的發展，而《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1999)一書聚焦 在日本殖民政府如何繼受近代西方法，以及其具體的運作與對戰後的影響的討 論，至於《台灣法的斷裂與連續》(2002)一書則側重不同時期之間法律體系的斷 裂性與連續性的探討；³⁴ 比較而言，王泰升新近的文章則明顯採取有別於「法律 體系本身變遷」的視角，採取「從法條例到法社會」的分析取徑，討論日治時期 表現在憲法觀、訴訟觀與民事正義觀的台灣人的法意識(legal consciousness)的轉 型，觸及法社會中的法意識變遷的討論。³⁵王泰升的上述研究啟發台灣研究相關 學者從「法律與社會」的研究取徑入手，重新思考「日本殖民統治遺緒」對於戰

32Cumings, Bruce. Parallax visions: making sense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Durham, NC :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33 荊子馨，《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台北：麥田，2006。

34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臺北：聯經，1999；《台灣法的斷裂與連續》，臺北：元 照，2002。

35王泰升，〈 日治時期台灣人法意識的轉型：台灣法與日本法的相互融合〉，《 月旦法學雜誌》，

第 165 期，頁 115-136。 王泰升此 一 結 合 「法律與社會」的研究取徑也反應在其他的台灣法律 史研究者的作品中，例如：劉姮玟與曾文亮關於戰後初期政權轉移過程中法律人的處境的研究，

具體的將法律人置於政權轉移的政治社會脈絡中以釐清其所發生的作用以及扮演的角色；參見劉 姮玟，〈 日 治 與 國 治 政 權 交 替 前 後 台 籍 法 律 人 之 研 究：以 取 得 終 戰 前 之 日 本 法 曹 資 格 者 為 中 心 〉， 收 入《 戰 鬥 的 法 律 人 》 元 照 ，2002；劉姮玟，〈 戰後台灣司法人之研究：以 司法官訓練文化為主的觀察〉，《 思與言》40 卷 1 期，2002；曾文亮、王泰升，〈 被併吞的滋 味：戰後初期台灣在地法律人材的處境與遭遇〉 ， 《 台 灣 史 研 究 》 14 卷 2 期，2007。

後台灣政治社會產生的影響等相關議題；對筆者而言，這些議題包括：究竟日治 時期引入並施行於台灣社會的近代西方法律，及其對台灣社會民眾所形塑的法律 經驗與文化，是否對 1970 年代開始蘊釀的台灣的民主化轉型提供某種源自台灣 社會的心態上的基礎？

筆者本小節並不試圖全面探討上述的大問題，筆者僅擬以台灣新竹地區的近代 法律人黃繼圖為中心進行個案討論，透過他二戰結束以前的日記手稿作為本小節 的核心史料，討論在具體的日本殖民統治脈絡中，像黃繼圖這類近代式的台灣法 律人如何養成，以及他（們）對由日本引進的近代西方法律在台灣社會所型塑的

「法律文化」的觀察與理解等問題。有關黃繼圖的研究，曾文亮在一篇尚未出版 的文章中從台灣與日本的「辯護士」制度角度出發，參酌黃繼圖的日記，簡要談 及在京大法科的法學教育、高等文官考試準備以及辯護士試補實習等長達七年的 律師準備過程，大抵勾勒出他的律師養成過程的圖像；³⁶然而，這七年的律師養 成過程在黃繼圖日記中有鉅細靡遺的紀錄（除了 1937 年份缺漏），可以提供研究 者從不同的視角進行更為周延深入的問題提出與意義上的連結；筆者以下透過一 系列互為連結的問題的提問，擬呈現出在黃繼圖的思想與精神世界的形塑過程 中，「法律」究竟究竟具有什麼樣的角色與意義？

(a) 法律心智的開始：成為法科學生

首先，為什麼黃繼圖在台北高校期間選擇法律學科作為進入大學的主修？主要 在何種歷史情境與條件的影響之下，殖民地青年菁英選擇專攻法律？

主要可能受到父親黃旺成的影響，就讀台北高校的黃繼圖選擇法律作為進入京 都帝大的主修科目，並效法那些極少數殖民地知識菁英，以將來通過司法科（與 行政科）文官考試進入帝國（高等）公共部門服務為主要目標。黃繼圖在台北高 校第三年最後學期(1933.02)得知京都帝大法科僅須申請而無須考試之後，當時成 績優異的他便決定進入京都帝大法科，並開始自修法律相關書籍；³⁷然而，在此 之前他似乎以東京帝大為目標，並且對於法律本身缺乏明顯興趣，例如他對高校 第二年必修的「法制」課程興趣缺缺，雖然該科得以取得高分，卻在上課時常常

「很想睡覺」。³⁸黃繼圖選擇法律主修似乎與父親有密切關係，也因此有必要討論 黃旺成如何看待法律這個學門，並瞭解他與律師這個專業的接觸經驗；黃旺成在 台中蔡蓮舫家工作期間(1920-25)正是他開始受到西方近代思想啟蒙的時期，當時 內地人自由派律師因替「治警事件」起訴的本島人菁英辯護，而在台灣社會中引 起相當大的支持與迴響，也形塑較為正面的律師形象；黃旺成當時對「治警事件」

相當關心，也因需要處理蔡家的業務關係，經常與其他內地人律師接觸，因此對 這個新興的專業有一定的認識；再者，蔡蓮舫兒子蔡伯汾於 1924 年自東京帝大 法學部畢業，並返回台中開設律師事務所，成為當時本島人律師專業的先驅，雖

36 曾文亮，〈戰火下的辯護士──「黃繼圖日記」中的台灣人法律社群經驗〉，發表於中央研究 院臺灣史研究所等主辦，「日記與台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2010。

37《黃繼圖律師日記》，1933/2/16，1933/2/25，1933/3/1-3。

38《黃繼圖律師日記》，1931/4/24，1931/12/11，1931/12/31。

然黃旺成與蔡伯汾之間一度因言語上的衝突而導致兩者關係不佳，但他的日記中 多處記載蔡伯汾律師開業的經過以及開業披露宴的盛況，留下他對本島人律師的 原初印象。³⁹因此，對黃旺成而言，上述不管是與內地人或本島人律師的親身接 觸經驗，或是因工作關係而對法律事務的涉獵，都構成他對「近代法律」的初步 經驗。這些初步經驗直接或間接地成為黃旺成影響黃繼圖選擇法律專業的部分理 由，但主要可能考慮到殖民地知識人較為艱困的出路問題，成為父親影響下黃繼 圖選擇法律專業的主要理由，這可從黃繼圖新竹中學同班同學鄭翼宗的父親說服 他選擇醫科的一段話加以推測印證：⁴⁰

鄭翼宗

其次，在京都帝大學習法律期間，黃繼圖以何種態度面對法律學科的學習呢？

在黃繼圖當時的思想與精神世界的形塑過程中，「法律」究竟具有什麼樣的角色 與意義？黃繼圖進入京大法科後，因志在參加高等文官司法科考試，第一學年與 第二學年優先修習科目幾乎都以文官考試必考科目為主，包括「民法」、「商法」、

「刑法」、「民法總則」、「行政法」、「英國憲法」與「戰時國際公法」等等，整體 的上課出席狀況普通，某些科目經常性遲到或缺席，三年的學業成績平均在中上 水準；⁴¹然而，為了準備文官考試，他經常到圖書館研讀考試科目，也向同學借 取缺課的上課講義研讀，一切都已通過文官考試為目標，也反映出他當時面對法 律學科的工具性學習心態。即然如此，筆者仍得以從他詳實的日記記錄中，部分 重建京大時期黃繼圖對法律的理解，以及此一理解對他的精神世界的型塑作用。

黃繼圖作為殖民地出身的知識青年，他對於西方化的日本帝國法律（包括其在 殖民地的延伸）的接觸、體驗與理解，從一開始就具有相當的複雜性。在 1933 年 5 月正式參與京大法學院法科生宣誓式之後，他積極涉入反對軍國政府鎮壓大 學自由自治的瀧川事件，當年暑假此一政治性鎮壓因發的學生運動趨緩之後，黃 繼圖返回台灣的暑假期間，他與數位台北高校的朋友到新竹南寮海邊玩，一起高 歌助興，卻當場招致執行法律的警員毆打，導致他自身「鼓膜破裂」，同時被關 入拘留所整個夜晚；為此黃繼圖等人感到極度憤怒，認為這是警員「蹂躪人權、

濫用職權」的暴行，並激發出強烈的對抗意志，將此一受辱的拘留經驗寫成一篇 長達十餘頁題為「豚箱遊記」的文章，並於往後數週間在新竹與台北等地尋求同 學與師長的支持，以共同對抗警員的暴行；這些抗議行動後來證明無效，卻在這 位自尊心受創的留日本島人學生菁英心中，對警員濫用殖民地法律的行徑留下相 當負面的刻板印象；作為法科新生的自身，對於「法律行使本質為何」的思考想 必更為迫切。⁴²

黃繼圖對於法律的理解途徑，除了學校上課與文官考試相關的法學書籍的攝取 之外，法律機構的參訪、法律相關的電影與書籍的觀看，乃至與友人的討論，都

39《黃旺成日記》，1924/3/28，1924/4/12-14，1924/6/1-2，1924/6/9，1924/6/25，1924/6/29，1924/7/5-6。

40 鄭翼宗，《歷劫歸來話半生:一個台灣人醫學教授的自傳》，台北：前衛，1992。

41曾文亮，〈戰火下的辯護士──「黃繼圖日記」中的台灣人法律社群經驗〉，頁 4-5。

42《黃繼圖律師日記》，1933/8/7-18，1933/8/24。

成為他的理解管道。黃繼圖在 1934 年在學校安排下與其他一百多名京大法科生

成為他的理解管道。黃繼圖在 1934 年在學校安排下與其他一百多名京大法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