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會近代心智的變遷 (1940年代-1960年代)：以近代性在私領域的呈現為中心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台灣社會近代心智的變遷 (1940 年代-1960 年代)：以近代

性在私領域的呈現為中心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 畫 類 別 ： 個別型

計 畫 編 號 ： NSC 100-2410-H-004-120-

執 行 期 間 ： 100 年 08 月 01 日至 101 年 07 月 31 日

執 行 單 位 ：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計 畫 主 持 人 ： 曾士榮

公 開 資 訊 ： 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1 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10 月 26 日

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計畫主旨在於討論日本時期（特別是 1920 年代與

1930 年代）以來，台灣社會逐漸形塑而成的殖民地近代心

智，經歷過二次大戰時期的戰爭動員以及戰後初期二二八事

件等因素的重塑之後，如何在戰後前期(1950 年代-1960 年

代)的特殊歷史情境中經歷的另一次的重塑。筆者擬採用私人

的史料為主要的討論依據，並以此一近代心智在私領域

(private sphere) 的呈現及樣態為討論的焦點；更確切的

說，筆者在此一研究計畫中將透過私人史料的援用，具體討

論以下相互關聯的子題：首先，二次大戰時期台灣社會所經

歷的戰爭動員經驗，對於承自戰爭爆發之前的此一近代心

智，特別是構成近代性在私領域呈現的兩個核心主題– 「自

我」與「隱私觀念」-- 造成何種影響與重構？重構之後此一

私領域的樣態為何？其次，二二八事件前後的戰後初期歷史

情境下，台灣社會在私領域的近代性的呈現上又產生了何種

變遷？ 再者，在國共內戰與國際冷戰體制的的雙重形塑之

下，國民政府在 1950 年代初期的台灣建構出所謂的「黨國

體制」，並因積極的「肅匪掃紅」等政策而使台灣社會籠罩

在白色恐怖的氛圍之中，究竟處於此一黨國體制前期之下的

台灣社會 1，其所承自日治時期的此一經過戰爭與動亂等因

素重塑過的近代心智在私領域的呈現上，特別是關於個體在

「自我」與「隱私觀念」應如何被理解？

中文關鍵詞： 近代性、私領域 、公領域、隱私觀念、主體性、戰爭動員、

黨國體制

英 文 摘 要 ： The main concern of the research proposal is to

examine how the modernity of Taiwan societycreat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Japanese colonial rule in

particular in the 1920s and 1930s was reshaped by

wartime mobilization and the 2.28 Incident, and

further by the newly re-constructed party-state of

the Nationalist Chinese in the 1950s and 1960s

Taiwan. The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project will focus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modernity

in private sphere, in particular the issues of

subjectivity and privacy, through examining on

private sources such as diary and autobiography.

英文關鍵詞： modernity, private sphere, privacy, party-state,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期末報告

台灣社會近代心智的變遷 (1940 年代-1960 年代)：以近代性在私領域

的呈現為中心

The Change of Modern Mind in Taiwan Society from 1940s to 1960s: an

Examination of Modernity in Private Sphere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

NSC 100-2410-H-004-120-

執行期間：

2011/08/01-2012/07/31

執行機構及系所：政大台文所

計畫主持人：曾士榮

共同主持人：無

計畫參與人員：陳允元、蘇雅楨

一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10 月 20 日

目錄

一、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1）中文摘要 ………頁 3

（2）英文摘要...頁 3

（3） 關鍵詞……… 頁 3

二、報告內容

(1)、前言………頁4

(2)、研究目的………頁4

(3)、文獻探討………頁8

(4)、 研究方法………頁12

(5)、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頁18

三、計畫成果自評與可供推廣之研發成果

………

頁 19

附錄一：完成書寫章節初稿 (第三章與第四章) ………頁20

附錄二：助理工作內容: 整理1960年度《黃繼圖日記》原稿……頁70

一、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1）中文摘要

本研究計畫主旨在於討論日本時期（特別是 1920 年代與1930 年代）以來，台 灣社會逐漸形塑而成的殖民地近代心智，經歷過二次大戰時期的戰爭動員以及戰 後初期二二八事件等因素的重塑之後，如何在戰後前期(1950 年代-1960 年代) 的特殊歷史情境中經歷的另一次的重塑。筆者擬採用私人的史料為主要的討論依 據，並以此一近代心智在私領域 (private sphere) 的呈現及樣態為討論的焦點； 更確切的說，筆者在此一研究計畫中將透過私人史料的援用，具體討論以下相互 關聯的子題：首先，二次大戰時期台灣社會所經歷的戰爭動員經驗，對於承自戰 爭爆發之前的此一近代心智，特別是構成近代性在私領域呈現的兩個核心主題– 「自我」與「隱私觀念」-- 造成何種影響與重構？重構之後此一私領域的樣態 為何？其次，二二八事件前後的戰後初期歷史情境下，台灣社會在私領域的近代 性的呈現上又產生了何種變遷？ 再者，在國共內戰與國際冷戰體制的的雙重形 塑之下，國民政府在1950 年代初期的台灣建構出所謂的「黨國體制」，並因積 極的「肅匪掃紅」等政策而使台灣社會籠罩在白色恐怖的氛圍之中，究竟處於此 一黨國體制前期之下的台灣社會1，其所承自日治時期的此一經過戰爭與動亂等 因素重塑過的近代心智在私領域的呈現上，特別是關於個體在「自我」與「隱私 觀念」應如何被理解？

（2）英文摘要

The main concern of the research proposal is to examine how the modernity of Taiwan societycreat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Japanese colonial rule in particular in the 1920s and 1930s wasreshaped by wartime mobilization and the 2.28 Incident, and further by the newlyre-constructed party-state of the Nationalist Chinese in the 1950s and 1960s Taiwan. The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project will focus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modernity in private sphere, in particular the issues of

subjectivity and privacy, through examining on private sources such as diary and autobiography.

（3）關鍵詞

近代性、私領域 、公領域、隱私觀念、主體性、戰爭動員、黨 體制、殖民公共性

二、

報告內容：

(1)、前言

本一年期國科會計劃名稱為:「台灣社會近代心智的變遷 (1940 年代-1960 年 代)：以近代性在私領域的呈現為中心」(2011/08/01-2012/07/31)，筆者在進行 此一計劃期間，獲得國科會 2012-2013 年度專書寫作計劃，筆者因此將此一國科 會計劃調整為可以與上述專書寫作計劃可以相容並銜接的架構，並在過去一年的 執行期間，完成兩章的初稿寫作，參見「附錄一」。 在未來一年間，筆者將繼續完成上述專書寫作計劃的其餘章節，經進一步修改 之後，應可在 2013 年 7 月底上述專書寫作計劃截止前，正式將之出版。

(2)、研究目的

（a）本計畫原初的研究目的： 本研究計畫的問題意識，源自於一個尋求關於「殖民近代性」與「近代性」 等相關論述取徑的進一步可能性的嘗試。

Tani E. Barlow 在 1997 年所編的Formation of Colonial Modernity in East Asia 此一 論文集中提出「殖民近代性」(colonial modernity)一概念之後，相當程度引起從事 近代東亞研究的學者關於日本殖民時期的研究的回應與討論，特別是對於那些深 陷於「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對立論述框架的學者，提供一個新的可能 論述取徑。1 日本學者並木真人在考察東亞殖民地政治史、社會史研究時，以殖 民地朝鮮為中心，從方法論的反省出發，介紹此一殖民近代性概念在不同研究取 徑與主題上更為細緻運用的可能性；此外，他也討論Michael Foucault 「作為規 訓權力之近代」的概念在相關主題的研究的運用，最後提出「殖民地公共性」的 概念以檢視殖民地朝鮮的相關研究。2 對應於上述「殖民近代性」、「作為規訓權力之近代」以及「殖民地公共性」等 概念上的啟發，筆者在本研究計畫中，擬以日記與自傳等私人史料文本為出發 點，嘗試提出一個具有區別意義的的殖民地研究取徑，也就是關於(殖民)近代在 台灣社會的私領域的呈現的研究與討論。 筆者初步的構想源自於以下的思考：首先，從歷史學的角度出發，日記作為一 種研究史料，它經常被視為最貼近日記作者本人內心世界的記錄，也是瞭解日記 作者及其所涉相關事件內在動機的最直接方式；雖然有些日記作者在書寫當時已 經存在潛在讀者的預設心理而在日記內容上進行選擇性的記錄，有些日記作者也 因有意或已成功出版其日記而使得日記的私密性受到質疑，但日記本身具有豐富 1

Tani E. Barlow ed., Formation of Colonial Modernity in East Asia (Duke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

並木真人，〈朝鮮的「殖民地近代性」、「殖民地公共性」和對日協力：殖民地政治史、社會史 研究之前置考察〉，《跨界的台灣史研究》，播種者，2004.。頁 81-90, 頁 91-100。

的資料性，加上日記因以每日為基礎的內容呈現方式，而更易於重現歷史人物或 事件所置身的具有連續性的時空脈絡，這些日記作為歷史研究史料的特性，使得 近年來國際歷史研究學界產生更為重視日記史料的趨勢；3 再者，從文學史的角 度出發，日記作為一種文類，在 1980 年代以來西方文學史研究學界也獲得較多 的重視，日記與自傳作為一種自傳式的書寫文類部分因為「文學系統的變遷」而 逐漸脫離過去的邊緣性格，但主要是關於「自我」的課題在此一自傳式書寫文類 中受到重視以後，此一文類漸漸成為了文學研究的重心。4 日記文類中對「自我 (self)」以及「私密性(privacy)」的強調被學者如Margo Cully視為近代西方日記的 主要特質；5 而日記文類的此二特質也因此開啟連結「近代性」或「殖民近代性」 相關論述的諸多研究可能性，特別是與認同相關的主題，以及關於「私領域」中 近代性的探討。 以上結合歷史學與文學史關於日記等私人史料所蘊含的研究可能性的啟發，特 別是關於台灣社會的「私領域」中所呈現的近代性的探討。 因此，本研究計畫主旨在於討論日本時期（特別是 1920 年代與 1930 年代）以 來，台灣社會逐漸形塑而成的殖民地近代心智，經歷過二次大戰時期的戰爭動員 以及戰後初期二二八事件等因素的重塑之後，如何在戰後前期(1950 年代-1960 年代)的特殊歷史情境中經歷的另一次的重塑。筆者擬採用私人的史料為主要的 討論依據，並以此一近代心智在私領域 (private sphere) 的呈現及樣態為討論的 焦點；更確切的說，筆者在此一研究計畫中將透過私人史料的援用，具體討論以 下相互關聯的子題：首先，二次大戰時期台灣社會所經歷的戰爭動員經驗，對於 承自戰爭爆發之前的此一近代心智，特別是構成近代性在私領域呈現的兩個核心 主題 – 「自我」與「隱私觀念」-- 造成何種影響與重構？重構之後此一私領 域的樣態為何？其次，二二八事件前後的戰後初期歷史情境下，台灣社會在私領 域的近代性的呈現上又產生了何種變遷？ 再者，在國共內戰與國際冷戰體制的 的雙重形塑之下，國民政府在 1950 年代初期的台灣建構出所謂的「黨國體制」， 並因積極的「肅匪掃紅」等政策而使台灣社會籠罩在白色恐怖的氛圍之中，究竟 處於此一黨國體制前期之下的台灣社會 6 ，其所承自日治時期的此一經過戰爭與 動亂等因素重塑過的近代心智在私領域的呈現上，特別是關於個體在「自我」與 「隱私觀念」應如何被理解？ 3 例如在台灣，近年中研院台史所至少辦了三次以「日記與台灣研究」為主題的研討會；近年環 繞在《蔣介石日記》的出土與相關研究也在美國、日本、台灣與中國學界引起相當的關注。 4

Nussbaum, Felicity A., “Toward Conceptualizing Diary,” In: Olney, James. Studies

in Autobiography, 1988, p.128；李有成，〈論自傳〉，《當代: 自傳與傳記專輯》，第 55 期，1990 年，頁 23-24。

5

Culley, Margo, “Introduction,” In: Culley, Margo, ed., A Day at a Time: the Diary Literature of

American Women from 1764 to the Present, pp..3-4.

6

社會科學學界採用黨國體制以界定 1950 年代初期以來的國民政府者，如若林正丈、王振寰、 李酉潭等等學者。

（b）本計劃目前的研究目的： 經過本計劃的執行後，筆者修改上述原來的研究大綱，並因執行此一計劃期間 獲得國科會 2012-1013 年度專書寫作計劃，於是筆者將本計劃的研究目的作了調 整，並以撰寫專書的形式呈現，此一專書的大綱調整如下。 必須說明的是，上述專書寫作計劃大綱中，「導論」、「第一章」、「第二章」 等章節已經在先前的計劃中完成寫作，並列為結案之計劃成果。至於，「第三章」 與「第四章」則已經完成初稿但尚未發表，故列為本研究計劃結案的成果 (參見 「附錄一」)，待整本專書完成並修改之後，再正式合併各章，以專書的形式出 版。 書名: 近代心智與台灣社會: 以《黃繼圖律師日記》為中心 導論： A. 問題意識：殖民近代性論述與新的取徑的探索 B. 先行研究的回顧 (A) 關於公與私的概念變遷 (B) 台灣社會的現代性研究 (C) 西方與台灣學界關於私領域現代性的研究 C. 研究方法論 (A) 精神史（心態史）核心概念的啟發 (B) 日記研究取徑 (C) 日常生活研究取徑 D. 相關概念的釐清 E. 黃繼圖及其日記的簡介 F. 章節架構 第一章：近代心智的蘊釀：規訓性、自我主體意識與隱私意識 (一)、導向「心的日記」書寫風格的歷史情境：黃繼圖早期教育與「近代自我」 探索的開端 (1912-1930) (二)、近代心智的蘊釀:一個台北高等學校台灣學生的精神世界 (1930-1933) A. 台北高校罷課事件中的「反體制」抗議意識：自由自治校風與近代自我 主體意識的鮮明化 B. 從「反體制」青年學生到台灣人國族意識的蘊生 C. 社會主義思維的初步探索 D.「私領域」中的近代性: 私密性與父子關係 第二章：日本都會經驗與近代性的多元面向呈現 (1933-1936)

A. 近代心智的政治與思想面向：add city council election in 1935/ Japan MP election

a. 黃繼圖經歷的「京大瀧川事件」 b. 日本都會情境中對軍國主義的體察 B. 焦慮感、神經衰弱與近代性：近代心智的心理/身體面向 C. 撕裂的自我：介於普羅與中產小市民之間的思想與身份認同糾葛：多重 焦慮的另一根源 D. 異鄉之「私」： 內在性、自我、性與隱私：私與近代性 第三章：朝向「公領域」移行的心態轉換：1937-1945 A. 朝向「公領域」移行的心態轉換: 黃繼圖為中心 a. 法律心智的開始：成為法科學生 b. 邁向殖民地公共部門的準備：心態史的意義 c. 戰爭動員初期殖民地「公」部門的「私」體驗：1937.07-1938 「向公移行」的社會心態轉換所遭遇的逆流 「公」部門的「私」體驗 奉公意識在日常生活上的鍛造與呈現 B. 專業律師的實習訓練課程與活動: 東京時期 (1939.01-1940.6) (a) 馬場法律事務所 (b) 實習期間的參訪活動 (c) 司法省的檢定考試 (d) 日常生活層次的法律與社會︰東京時期的黃繼圖對於「新竹事 件」的觀察 第四章：戰爭動員體制與近代性的重構：1939-1945 公私領域間的檢視 (a) 黃繼圖與「奉公」意識 (b) 戰爭動員體制與法律近代性的重構 (c) 美軍轟炸下的法院運作: 台灣社會法治精神與奉公心態的檢驗 (d) 總力戰動員體制下的法律與社會: 以「離婚」案件與「統制經濟 違反」案件為中心 (e)戰爭動員體制與台灣社會私領域近代性的重構:以黃繼圖夫妻關 係為主軸 日記隱私的侵入方式: 私窺與寫入 「奉公滅私」氛圍中的日記書寫 夫妻關係史︰黃繼圖與阮木筆 第五章：黨國體制與近代性的重構: 1945-1955 A. 法律近代性的挫折 B. 政治的近代性: 黃繼圖的政治參與和新竹的「黨外」勢力

(3)、文獻探討

西方社會科學學界關於公與私之間的區分及其在西方歷史脈絡中的變遷的討 論，已經累積相當的成果。Bailey 指出，公的歷史也同時是私的歷史；兩者之 間的區分是社會生活中最根本的且最不穩定的原則。7 _{Hannah Arendt (1958)指} 出，古希臘是公私之間區分的最重要根源，它的區分是界於私領域的家戶與公領 域的城邦之間；至於羅馬帝國與共和的公、私概念，則是將前者（公領域）從「共 同商議的領域」( a sphere of shared deliberation) 轉移到「絕對主權的領域」( a sphere of absolute sovereignty)，而私領域則成為「關係到單一個體的利益」 (that which pertains to the interests of single individuals) 的領域8 ；此一羅馬的公領域概 念(及其殘存附屬的私領域概念)，主導了全歐洲那些中央化的絕對王朝與中央化 的主權國家，直到19世紀及其後時期。至於，中世紀封建時期因強調對領主效忠 的親族或類親族(kin-like)關係（本質上為個人依賴關係網絡），公私領域之區分 基本上消失；直到近代性、公民社會以及主權、公民權與公民政治社會復甦以後， 這些早期的公私概念才再現；在近代性之中，西方的公私概念在意義上與結果上 發生重要的變化，這是因應中產階級公民社會的興起、以市場為基礎的社會關 係、立基於法律理性的資本主義，以及政治上代議政治與民主等現象在西方出現 所造成。Habermas (1989)看到在18世紀中西歐，當一個社會統合的進步領域產生 並脫離了國家權力與市場經濟的時候，一個新的公共領域從咖啡店、沙龍、與公 共讀物之中出現；這是一個脫離金權與政治權力的新的近代公共領域，而對 Habermas而言，當時的私領域是非常幽暗的，且基本上是指為公領域培養理性自 主個體處所的家庭。9 _{然而，Bailey認為，20世紀西方對私領域的關注持續增加，} 而處於所謂 “Late Modernity” 的當代則是此一對私領域的關注的最高點，這是 因為nation-state, civil society 與community 這三個當代公共領域的主要據點都呈 現衰退的現象；相對的，三個「內轉」(inward turns)的出現意謂著私領域在當代 的興起，這三個「內轉」的發展包括佛洛依德心理分析的引介所導致對政社事務 的關心轉移到自我與精神生活，轉向漸增的自戀與個人依賴感(此與漸增的福利 國家甚有關聯)的發展，以及因日常生活脫離自生產領域而導致明顯轉向家庭、 友情以及私密的/內部的/個人的認同事務。10 相應於當代西方社會對私領域的明顯轉向，以及西方社會科學學者漸增的關 7

Bailey, Joe. “From public to priv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private’”.Social Research, 2002 (spring)

8

Weintraub, J.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the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 Weintraub and Kumar (1997) pp.11-12.

9

Habermas, J.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IT Press, 1989 (1962).

10

注，西方文學史研究對於日記與自傳作為一種自傳式的書寫文類的關注也自 1980 年代以來明顯增強。日記與自傳部分因為「文學系統的變遷」而逐漸脫離 過去的邊緣性格，但主要是關於「自我」的課題在此一自傳式書寫文類中受到重 視以後，此一文類漸漸成為了文學研究的重心。11 日記文類中對「自我(self)」以 及「私密性(privacy)」的強調被學者如Margo Cully視為近代西方日記的主要特質； 12 而日記文類的此二特質也因此開啟連結「近代性」或「殖民近代性」相關論述 的諸多研究可能性，特別是關於「私領域」中近代性的相關主題的探討。 本研究計畫擬以近代性在私領域的呈現為中心討論從 1940 年代到 1960 年代台 灣社會的近代心智的變遷，基於台灣社會此一歷史階段跨越日本與國民政府的兩 個政權統治，筆者的研究史回顧有須要討論私領域課題在近代日本與近代中國兩 個歷史脈絡的發展。 首先，「公共哲學京都論壇」學者金昌泰論及近現代日本社會對「私」的概念 的理解與實踐可分為前期與後期，從明治維新到太平洋戰爭結束為前期，整個社 會崇尚「滅私奉公」的理想；而二次大戰之後的日本社會則崇尚「滅公奉私」傾 向的特殊狀態，「私」作為一個社會思想的概念在極端肯定與極端否定之間擺盪， 找不到應有的位置，也給社會帶來一定的混亂；前後兩期的「私」的概念皆片面 地向極端傾斜的現象，使日本知識人失去依靠自己力量咀嚼消化西方文化的能 力。13 日本學者水林彪在〈日本的「公私」觀念の原型と展開〉一文中，談及 近代國家體制下的公與私時指出，日本自從 8 世紀起直到近世幕藩體制結束為止 所獨特存在以「公﹦私」的重層構造存在的國家體制傳統，與近代的國家體制有 所差別；近代國家體制下的國家公權力包括官僚體系與議會，而近代國家體制下 的社會則由公共社會與私人所組成。14 _{筆者認為，金昌泰與水林彪兩位學者對} 於 20 世紀上半期的日本近代時期 (特別是從 1920 年代到 1940 年代前期)關於公 私領域概念的解釋仍顯得不夠精細，我們仍無法瞭解 1920 年代/1930 年代/1940 年代各自期間在公私領域概念的區別，特別是這涉及日本從大正民主到軍國主義 與戰爭動員的巨大歷史變革。因此，筆者想追問：在台灣的脈絡中，日本統治下 台灣社會在二次大戰時期所經歷的戰爭動員經驗，對於承自戰爭爆發之前的近代 心智，特別是構成近代性在私領域呈現的兩個核心主題 –「隱私觀念」與「自 我」-- 造成何種影響與重構？重構之後此一私領域的樣態為何？其次，二二八 事件前後的戰後初期歷史情境下，台灣社會在私領域的近代性的呈現上又產生了 11

Nussbaum, Felicity A., “Toward Conceptualizing Diary,” In: Olney, James.

Studies in Autobiography, 1988, p.128；李有成，〈論自傳〉，《當代: 自傳與傳記專輯》， 第 55 期，1990 年，頁 23-24。

12

Culley, Margo, “Introduction,” In: Culley, Margo, ed., A Day at a Time: the Diary Literature of

American Women from 1764 to the Present, pp.3-4.

13 金泰昌，〈以「活私開公」的公共哲學構築「世界-國家-地域」之共働型社會結構〉，收入黃俊 傑, 江宜樺編，《公私領域新探 : 東亞與西方觀點之比較》，頁 5-6。 14 水林彪，〈日本的「公私」觀念の原型と展開〉， 《公共哲學》，no.3 〈日本中的公與 私〉，頁 16-18。

何種變遷？ 再者，關於近代中國公私領域觀念發展的討論，學者王汎森與黃克武的相關文 章的問題意識同時指向 1949 年以後中國的「思想改造」及「批評與自我批評」 運動中所顯露「反隱私」的想法與作法所造成「近代中國倫理觀念與人際關係的 一大變革」的問題點之上；王汎森在〈近代中國私領域的政治化〉一文中追問中 共此一「將私人領域政治化」的作法除了受到蘇聯「自我轉化」意識型態影響之 外，是否也存有源自中國傳統的根源？他指出，在近世中國出現三種類似中共所 提倡透過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式將個人私領域全部透明化，並透過他人的幫助以 進行道德轉化或「治病救人」的傳統形式，它們包括「鄉約」中的張善糾過，書 院等場所中檢閱私人日記以行道德轉化的現象，以及明代理學家所發展出的省過 團體；此一透過反隱私以近行道德轉化的明清傳統在五四之後與蘇聯傳入的「自 我轉化」相涵化，在中共黨員之間開始有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現象；然而，從延安 時期 （特別是 1949 以後），前述那個以公開私人領域求得道德轉化的傳統產生 重大轉折，也就是私人領域政治化現象開始出現，其結果造成「人被重新定義」， 舊有的主體徹底被否定，而中國傳統士人尋求道德轉化的渴求也完全變質了。15 至於，黃克武在〈近代中國私領域觀念的崛起與限制〉一文中指出，嚴復在中西 交會之際因本身思想與語彙的限制，未能將以密爾為代表的西方個人主義及其對 私領域與隱私權的保障引介到中國，對照於 1949 年標榜公有財產與大公無私的 中國共產革命的成功，他質疑這是否意味著嚴復乃至近代中國自由主義者的失敗 呢？黃克武在另一文〈從追求正道到認同國族：明末至清末中國公私觀念的重整〉 中，更為貼近中國近代私領域觀念本身進行討論，他指出，中國知識人在明末到 清末期間開始肯定個人之「私」的意義，認為「合私可以為公」，但明末清初的 思想家反對個人的自私自利及專制君主以天下為私產的作法；在清末西方觀念影 響下，在一些作品中將「私」轉為國民所具的自由與權力，而公除了社會正義意 涵外，也具有現代國民對國家認同之意涵，但因私的正當性來自「合私可以為公」 的邏輯因未具獨立性而異於西方個人主義之自我概念；16 以上學者關於明清時期「私」概念的討論有助於筆者思考清代台灣社會的相關 議題，以及其在日治以後的發展；但1950年代初期由來自中國的國民政府所進行 的改造並建構而成「疑似列寧式」的黨國體制，開始在台灣社會中產生明顯影響， 究竟在由黨國體制所營造的白色恐怖下，台灣社會中的私領域如何呈現？私領域 中的「自我」「隱私」課題應如何被理解？是否當時也產生某種程度的「私領域 的政治化」等問題呢？這些問題似乎在王汎森與黃克武的討論中並未受到處理 的。 15_{王汎森，〈近代中國私領域的政治化〉，收入《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頁161-162，175-180。} 16_{黃克武，〈引言〉，收入黃克武與張哲嘉編《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的} 重建》，頁iii-iv。

Hellbeck 是研究史達林時期蘇聯公民如何構想他們自我以及自我在社會中的 角色的學者，他透過像日記與自傳等新史料的挖掘與援用，指出這些蘇聯的日記 作者所建構的自我並非是「自由的個人主義（liberal individualism）」，而是將他們 自身與社會整體（特別是革命的歷史過程）相連結的「社會主義主體性」，在此 一自我轉化的建構過程中，公私領域的區分被排除；他同時指出，史達林時期蘇 聯公民「書寫或談論自我」這件事變成相當政治化的活動，日記或自傳也因此具 有相當的政治意涵。17 _{Hellbeck 的研究激發我們對於處於所謂「疑似列寧式」} 的黨國體制下的台灣社會及其公民關於「自我」與「隱私」等在概念上與實踐上， 是否與史達林時期蘇聯公民之間具有比較研究上的意義，以及兩者之間在差異性 的意涵。再者，除了蘇聯的脈絡外，如王汎森與黃克武所指出中國明清以來「反 隱私」傳統在五四以後與蘇聯「自我轉化」傳統合流之後，逐漸轉趨「私領域的 政治化」的發展（在延安時期以後），此一合流之後在中國社會的發展，是否隨 著國民政府遷台與「疑似列寧式」的黨國體制的改造，而某種程度影響到1950 年代初期以來的台灣社會？筆者此一研究計畫也擬針對此一議題加以討論分析。 17

Hellbeck, Jochen , Revolution on My Mind: Writing a Diary Under Stalin, pp. 4-5, 7; 又參閱 Ronald Grigor Suny’s review article in Slavic Review, 66:1 (Spring, 2007) pp. 106-108.

(4)、研究方法

(A) 精神史（心態史）研究關鍵概念的啟發

年鑑學派的精神史（心態史）研究，自費弗爾（Lucien Febvre）、孟圖(Robert Mandrou)與杜比 (Georges Duby)的開啟以後，勒高夫（Le Goff）等學者在 1950-1960 年代大力提倡「心態」概念，開展出「心態史」的研究視野，此舉具有雙重的目 的：首先，透過「心態史」的提倡，以挑戰當時以科學與理性主義面貌出現的馬 克斯主義唯物史觀的決定論或進步論觀點，並用它作為矯正過度強調「下層結構」 決定「上層結構」的唯物史觀的「解毒劑」；18 其次，勒高夫等學者藉著「心態史」 的研究取徑的提倡以對抗哲學式的思想史研究；他們認為思想史家將思想孤立於 思想產生的條件之外，將思考的形式與社會生活分離開來，而落入抽象化的危 險；他們同時認為思想史研究者偏好選擇那些處於社會上層並相信思想可以統一 且亙古不變的知識菁英作為研究對象。19 因此，為了避免這些偏見，當勒高夫等 心態史家進行思想人物的研究時，通常會「忽略所有邏輯連結，忽略所有論證推 理的巧妙」，而注重那些思想人物習以為常而不自覺的「無意識的」言語文字， 並主張「從日常生活的深層面向之中，才能捕捉到一個時代的風格」；換言之， 勒高夫等心態史家所謂的「心態（mentalities）」，指的是比較偏向日常生活層面 的、非理性層面的、未經邏輯建構的、不經意流露的、未必連貫一致的、模糊且 不精確的「想法」。此外，對勒高夫等心態史家而言，「心態」此類在日常生活中 不自覺流露的想法並非單一個人所獨有的，而是某一時期的社會中某一群人所集 體共有的某些想法，「心態史」研究強調此一集體共享性與多樣性，正意味著它 對思想史家偏重上層少數知識菁英的修正。20 歷史學者Robert Darnton進一步指出，年鑑學派的心態史家在關注人類群眾情 感、日常生活態度與價值觀等精神面的主題之外，「他們也企圖借助社會學與人 類學的研究方法，以及關於人類現象的詮釋觀點，以掌握人類在社會活動背後的 複雜的心理結構，並進一步從人類心態的描述中探討社群、社會結構、社會變遷 之間的關係。」由此觀之，心態史家表現出從跨學科的整合研究中追尋社會整體 歷史的努力。具體而言，年鑑學派的精神史（心態史）的研究包含社會文化的一 系列基本層次與課題：「人們對生活、死亡、愛情與性、家庭、宗教、政權等基 本觀念、態度與行為方式」，以及「口頭傳說、神話傳奇、民俗民風、日常規範」， 都可視為精神史研究的主要課題與對象；正是在這些層次與課題上，歷史學與人 18_{鄭志鴻 ，《雅克勒高夫的法式新史學》。頁 72-88。} 19_{鄭志鴻 ，《雅克勒高夫的法式新史學》。頁 89-91。} 20_{鄭志鴻 ，《雅克勒高夫的法式新史學》} 。頁 92-96。 Peter Burke 也指出精神史研究的三個特點： 首先，它強調集體的而非個人的態度；其次，它強調無法言說的或無意識的假設、觀感、「實際 的原因的作用或是日常生活的想法，以及有意識的思維或複雜的理論」；最後，它關心信仰的結 構及其內涵、範疇、隱喻與象徵，以及人們如何思想與他們想些什麼；參見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 History of Mentalities,”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7/5, pp.439-451。

類學得以找到共同的語言，歷史人類學研究取徑的確立，又使心態史研究領域得 以不斷的深入開展。21 簡言之，精神史（心態史）研究所包含社會文化的許多基本層次與課題，相當 程度與本文討論的「私領域」範疇相互重疊；將精神史研究的諸多核心概念與現 代性課題，置於台灣社會的歷史脈絡中進行整合研究，正是筆者在本文中的主要 嘗試。 (B) 日記研究取徑 精神史（心態史）研究取徑固然開展出寬廣的研究領域，但在研究實踐的過程 中經常遭遇到一些困境與限制：首先，「模糊性」作為「心態」概念本身的特點， 卻經常被批評者質疑它在概念上缺少一致性，缺少科學內涵，並且在認識論上有 其難以操作的弊端；其次，心態史研究在實踐的過程中很少產出具有說服力的研 究範例；最後，心態史研究所設定的主題的相關史料有其邊緣性格，這些史料不 僅留下甚少，而那些留下來的現存史料則大多由上層知識菁英自覺的、在嚴格的 思想框架中產出的，這導致心態史研究在其所依賴的史料上的侷限性。22 然而，日記作為本文依賴的主要研究史料，適足以彌補上述心態史研究在資 料上匱乏的限制。Rachael Langford 與Russell West 在兩人合編的論文集Marginal

Voices, Marginal Forms Diaries in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History的〈導論〉中，

提到研究私人日記的四種主要取徑，除了將日記設想成「一種主體性的形式」，「一 種在日常生活中的實踐」以及「一種小說的形式」之外，日記也被視為「一種歷 史的資料」；23 換言之，日記是一種以日記作者自我為中心，對於以每日為基礎的 日常生活中的活動與想法的內在資料的立即性（而非回顧性的）記錄，特別它大 量地紀錄並保存日常生活中不經意的、流動且模糊的、無意識的、傾向私領域的 許多想法與感覺這一點上，它在這方面相關史料的豐富性，確實可以是心態史研 究主題所重視的那些邊緣史料的主要來源之一。然而，日記作為歷史研究史料， 仍有幾個應該面對的問題有待回答：在歷史中，日記如何標示它的位置？日記所 援用的參考性模式(modes of referentiality)是什麼？日記論述與其他歷史論述如何 不同？在日記文本中，公領域與私領域之之間如何互動？24 以上這些問題會因日 記的功能、作者意圖、風格、出版與否，乃至其所置身的書寫文化傳統等因素， 而產生差別的回應，在本文的討論中也會試圖針對這些問題進行回應。 必須說明的是，多數的精神史（心態史）研究者（例如勒高夫與 Peter Burke） 傾向認為精神史研究的主要特點之一在於強調「集體的」而非「個人的」態度的 研究，但筆者本書所依賴的日記資料卻是以日記作者為中心的「個人的」論述， 21 _{姚蒙，《法國當代史學主流 : 從年鑑派到新史學》，頁 192。} 22 鄭志鴻 ，《雅克勒高夫的法式新史學》。頁 109-112。 23

Langford, Rachael, and Russell West, eds. Marginal Voices, Marginal Forms Diaries in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6.

24 _{Langford, Rachael, and Russell West, eds. Marginal Voices, Marginal Forms Diaries in European}

這兩者之間的落差與矛盾應如何面對？筆者認為，強調集體性的精神史研究取徑 可以與以「個人的」自我論述為主的日記史料文本進行方法論上的整合，換言之， 筆者在本書中討論的私領域現代性主題，將試圖整合個人層次（日記作者個人） 的心態與集體層次（以日記作者為中心的脈絡範疇包括家庭/團體/社會/時代的放 射擴散）的心態兩者，而展開整合性的精神史研究。簡言之，此一以個人層次的 日常生活為中心所展開的精神史研究，正呼應年鑑精神史家勒高夫所謂「從日常 生活的深層面向之中，才能捕捉到一個時代的風格」的核心觀點，也呼應「微觀 史學」所強調的「由小見大」的研究取徑。 再者，筆者本文採取日記研究取徑以進行私領域現代性課題的研究，另一個 主要的理由在於日記文類的興起與現代性之間密切的關連性的考慮。前述 Peter Gay 關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產階級的現代性研究(也就是西方三種現代性原型中居 於主流的「布爾喬亞現代性」)，採用史尼茲勒（Schnitzler）的私人日記遭到父 親偷窺而暴露出隱私權受到侵犯的此一家庭衝突事件，作為他探討十九世紀西方 中產階級在私領域現代性面向上多元並呈的心靈圖像的切入點；Peter Gay 此一獨 特的研究手法具體凸顯私人日記所強調的隱私權觀念與十九世紀布爾喬亞的現 代性之間密切關連性。更且，此一關連性在 Lawrence Stone 上述「情感個人主義」 作為英國現代家庭型態主要特徵的論述中也獲得印證；Lawrence Stone 認為：在 英國中上階級領先出現的「現代」家庭型態中，其四大關鍵特徵包括對「隱私權」 的需求意識增強以及「個人自我意識增強」兩者；美國日記研究學者 Margo Cully 更進一步指出，「現代」西方日記的主要特質，即體現在日記文類對「隱私權」 （privacy）與「自我」（self）的強調。 然而，必須說明的是，上面討論的現代性是指從英國與美國等清教徒傳統中 發展而出的「布爾喬亞現代性」而論。相對而言，在社會主義傳統的國家，亦即 如蘇聯等強調「馬克斯主義現代性」的地區，日記（或自傳）等關於自我的書寫 紀錄(ego documents)，其功能、特質、風格乃至在公私領域的界線等方面，應如 何被看待呢？這些書寫紀錄與現代性的關係為何？再者，對台灣社會與歷史而 言，特別在私領域面向，此一社會主義國家的日記（或自傳）書寫傳統具有何種 意義呢？ Jochen Hellbeck以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史達林時期的日記(與自傳)資料為主要 材料，透過這些關於自我的紀錄，探討蘇聯公民在史達林時期如何構想他們自我 以及自我在社會中的角色等問題。Hellbeck指出，這些蘇聯的日記作者所建構的 自我並非是「自由的個人主義（liberal individualism）」，而是將他們自身與社會整 體（特別是革命的歷史過程）相連結的「社會主義主體性」，在此一自我轉化的 建構過程中，公私領域的區分被排除；他同時指出，史達林時期蘇聯公民「書寫 或談論自我」這件事變成相當政治化的活動，日記或自傳也因此具有相當的政治 意涵。25 早在 1920 年代，日記書寫在蘇維埃學校中被用以作為教育工具 – 訓練 語言表達，同時也作為一種自我發展的媒介；同時，日記書寫的重要性也被以創

25 _{Hellbeck, Jochen, Revolution on My Mind: Writing a Diary Under Stalin, p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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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普羅文化為職志的「左翼藝術」(Left Front in Art, LEF)團體所強調，其特別目 標在於提倡一種稱為「事實文學 (literature of the fact)」的新文學樣式，並宣稱以 布爾喬亞小說為縮影的傳統文學形式已經過時。此一「事實文學」的新文學樣式 是記錄性的，包括傳記、自傳、日記與回憶錄等形式，用以作為蘇維埃革命的日 程。共產主義者最鮮明的日記概念，出現在莫斯科地鐵建設基地中的「生產日 記」；此類日記作者被鼓勵將個人的生活連結到工地，並理解到個體的生活是包 含在社會主義建構的整體框架之中。26 再者，日記書寫也帶有公共目的，日記與 回憶錄在工人之間被公開討論，或被印成大字報去教育或動員其他人，因此日記 並非純粹私密的文件；因此，「它是一種自我形塑的媒介與工具，並在個體與群 體之間、主體與客體之間的融合之中受到定義」。相對於朝向「來世」的清教徒 著重信仰與心靈之間的內在性，由於共產革命傾向改變現世，在蘇維埃領域中意 識與行動成為衡量個人價值的依據，同時也是評斷日記書寫價值的關鍵準則，因 此，如果日記作者透過日記書寫來強化他在蘇維埃集體中對工作精神的信奉，那 麼寫日記是一種合法且有價值的追求。27 台灣的日記書寫，在繼受的淵承關係與影響脈絡上，因受到政權變動與文教 政策更迭影響而顯得較為複雜，而難以置入特定的文化傳統中加以理解；可以說 台灣史上的日記書寫，因不同時期的不同案例的差異，分別受到近代西方日記書 寫傳統、傳統與近代中國日記書寫、近代日本日記書寫的影響。據筆者初步的觀 察，荷蘭時期的台灣，一方面經殖民政府引入的荷蘭傳教士，開始在原住民部落 中導入以羅馬拼音的原住民文字(「新港文字」)，亦即台灣最早出現的文字；另 方面也留下《熱蘭遮城日誌》（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等以古荷蘭文書寫的工作記錄，該日誌採每日書寫的方式留下當時荷蘭的臺灣長 官在熱蘭遮商館的工作狀況，成為台灣史上首部日記，屬於「公日記」的性質， 因此較接近 17-18 世紀歐洲少數經過出版的「航海日記或戰爭日記」。28 到了清 代台灣，與台灣相關的少數日記多由來台的大陸官員或文人寫成，例如郁永河的 《採琉日記》，在性質上仍然屬於記錄「公領域」事物的日記；此外，加拿大長

老教會傳教士偕叡理（Rev.George Leslie MacKay）在清末著有《馬偕日記

(1871-1901)》，該書以英文撰寫，記錄當時在北台灣進行宣教、醫療與教育事業 的狀況，也提供讀者理解 19 世紀台灣社會、自然、風土、族群與交通等面貌的 個人記錄。29 至於，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台灣日記書寫，見證日記書寫內容朝向「近代性」 變遷過程的發展，其主要的發展在於﹕日記記錄從公領域活動為主的內容，逐漸 26 Hellbeck, Jochen, pp.41-43. 27 _{Hellbeck, Jochen, pp.44-45, pp.50-51.} 28

Nussbaum, Felicity A. “Toward Conceptualizing Diary.” 1988, p.129-131. 林偉盛，〈荷蘭東印度公

司檔案有關台灣史料介紹〉，《漢學研究通訊》75 期，台北，漢學研究中心，頁 1-2。

29 _{郁永河，《採琉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採琉日記》又名《裨海記遊》。《馬偕日記}

(1871-1901)》於2012 年由玉山社出版中譯本三冊，由王榮昌等翻譯；此外，另一中譯本《馬偕 博士日記》於 1996 年由陳宏文翻譯，台南人光出版社出版。

轉向公、私領域活動兼顧的日記內容。目前出土日治時期近 20-30 部日記中，日 記作者的背景更為多元，日記書寫語言包括日文、文言體與白話體中文、台語羅 馬字等多種文體，日記作者在性別上兼有男性與女性日記作者(但仍以男性為大 多數)。就日記書寫的風格與內容而言，若以近年出土的幾部具有代表性的大型 日記而論，包括《水竹居主人日記》(1907-1937)、《灌園先生日記》(1927-1955)、 《黃旺成日記》(1912-1973)與《吳新榮日記》(1933-1967)，這些日記書寫的期間 明顯較日治以前的日記為長，甚至跨越不同政權統治階段，屬於冊數較多的長篇 日記；再者，雖然這幾部大型日記的作者皆為男性，但日記書寫語言有逐漸採用 出現於近代階段的文體的趨勢，例如採用日文或白話體中文等；在日記書寫的風 格與內容上，這些日記顯示較為自由多元的書寫風格，特別逐漸脫離僅僅記載個 人公領域活動的傳統風格，而更為重視私領域活動乃至個人內在私密情感的揭 露，此一日記書寫內容逐漸驅向「個人自我」與「內在私密」的發展，標示著二 十世紀上半葉台灣日記書寫的發展過程中「近代性」的趨近。30 本書援用的主要史料《黃繼圖律師日記》(1929-1972)，也可以放在上述二十 世紀前半期台灣日記書寫的發展脈絡來觀察；這部由較之上述四部日記作者年輕 的世代所書寫的日記，其書寫內容更為貼近對於作者本身的「個人自我」與「內 在私密」的揭露。(參考下面小節：「黃繼圖及其日記的簡介」) (C) 日常生活研究取徑 以上的討論，不管是日記的研究取徑，或是精神史核心概念的啟發，兩者的交 錯重疊的部分，都與「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這個概念範疇與研究領域產生 密切關聯。最近二、三十年來，西方歷史學界開始出現「日常生活」史學，這是 自1970年代以來，西方史學界開始擺脫以尋求歷史發展規律與模式的社會科學影 響，而轉向從一般老百姓乃至「邊緣人物」的日常生活之中，以尋找歷史意義的 發展有關；歷史學者連玲玲認為，導致此一學術研究重心轉向的原因之一，即西 方學界開始對這類尋求歷史發展規律與模式的社會科學(例如現代化典範)產生 質疑而造成；其次，西方學界也受到以非西方社會為研究對象的文化人類學的影 響，而產生對「邊緣地區」如市井小民等日常生活相關主題的研究興趣；再者， 文化理論（例如日常生活美學理論）也啟發歷史學家從日常生活角度觀察、思考 並概念化相關研究議題；最後，從歷史學本身發展來說，透過日常生活史學的研 30 _{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編：《水竹居主人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縣文} 化局，2000-2004。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臺北市：中央 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 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輯，《吳新榮日記全集》， 台灣文學館。 格式化: 字型: (英文)新細 明體, (中文) 新細明體 格式化: 字型: (英文)新細 明體, (中文) 新細明體 格式化: 字型: (英文)新細 明體, (中文) 新細明體 格式化: 字型: (英文)新細 明體, (中文) 新細明體 格式化: 字型: (英文)新細 明體, (中文) 新細明體 格式化: 字型: (英文)新細 明體, (中文) 新細明體 格式化: 字型: (英文)新細 明體, (中文) 新細明體

究實踐，可以回應長久以來社會史研究無法解決的根本問題，也就是如何理解個 體經驗與總體結構之間關係這個問題。31 31 _連玲玲， 〈新典範或新危機？「日常生活」在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應用及其問題〉，頁 1-3。 格式化: 字型: (英文)新細 明體, (中文) 新細明體

(5)、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

首先，在過去一年的執行期間，完成兩章的初稿寫作，參見「附錄一: 第三章 與第四章」。第三章與第四章」的目次分別如下。 在未來一年間，筆者將繼續完成上述專書寫作計劃的其餘章節，經進一步修改 之後，應可在 2013 年 7 月底上述專書寫作計劃截止前，將各章合併，正式將之 出版。 其次，在過去一年的執行期間，本計劃的兩名兼任助理，也繼續整理 1960 年 度的《黃繼圖日記》原稿，其整理成果如「附錄二」所見。 第三章：朝向「公領域」移行的心態轉換：戰爭動員體制與近代性的重構： 1937-1945 1. 朝向「公領域」移行的心態轉換: 黃繼圖為中心 (a) 法律心智的開始：成為法科學生 (b) 邁向殖民地公共部門的準備：心態史的意義 (從「台灣人無出路」到「向公 移行」的心態轉換縮影) (c) 戰爭動員初期殖民地「公」部門的「私」體驗：1937.07-1938 「向公移行」的社會心態轉換所遭遇的逆流 「公」部門的「私」體驗 奉公意識在日常生活上的鍛造與呈現 2. 專業律師的實習訓練課程與活動: 東京時期 (1939.01-1940.6) (a) 馬場法律事務所 (b) 實習期間的參訪活動 (c) 司法省的檢定考試 (d). 日常生活層次的法律與社會︰東京時期的黃繼圖對於「新竹事件」的觀察

第四章︰戰爭中後期動員體制與近代性的重構

(a) 黃繼圖與「奉公」意識 (b) 戰爭動員體制與法律近代性的重構 (c) 美軍轟炸下的法院運作: 台灣社會法治精神與奉公心態的檢驗 (d) 總力戰動員體制下的法律與社會: 以「離婚」案件與「統制經濟違反」案件 為中心 (e)戰爭動員體制與台灣社會私領域近代性的重構:以黃繼圖夫妻關係為主軸 a. 日記隱私的侵入方式: 私窺與寫入 b.「奉公滅私」氛圍中的日記書寫 c. 夫妻關係史︰黃繼圖與阮木筆

三、計畫成果自評與可供推廣之研發成果

：

本計畫在執行過程中，獲得國科會專書寫作計劃的通過，使本計劃進一步得以與 專書寫作結合，因此進一步接近預期將以專書出版的目標。

日記研究與私領域現代性等主題的探討，在學界是個較為新潁且尚待開展的研 究領域，可以進一步與東亞與西方學界的相關領域進行對話與比較。

附錄一：完成書寫章節初稿 (第三章與第四章) (此二章因係尚未修改

發表的初稿，請勿引用)

附錄一: 第三章：朝向「公領域」移行的心態轉換：戰爭動員體制與近代性的重 構：1937-1945 2. 朝向「公領域」移行的心態轉換: 黃繼圖為中心 (a) 法律心智的開始：成為法科學生 (b) 邁向殖民地公共部門的準備：心態史的意義 (從「台灣人無出路」到「向 公移行」的心態轉換縮影) (c) 戰爭動員初期殖民地「公」部門的「私」體驗：1937.07-1938 「向公移行」的社會心態轉換所遭遇的逆流 「公」部門的「私」體驗 奉公意識在日常生活上的鍛造與呈現 2. 專業律師的實習訓練課程與活動: 東京時期 (1939.01-1940.6) (a) 馬場法律事務所 (b) 實習期間的參訪活動 (c) 司法省的檢定考試 (d). 日常生活層次的法律與社會︰東京時期的黃繼圖對於「新竹事件」的觀察 筆者本章想提出討論的主要問題是，醞釀於 1930 年代初期並形成於 1930 年代 中期台灣的戰爭動員體制，及其相應的日本帝國對外軍事擴張的發展脈絡，對於 當時台灣社會的影響為何？更具體的說，二戰戰爭動員體制對於台灣社會的殖民 現代性產生什麼樣的重塑作用？特別是，這種重塑與影響在台灣社會的在公私領 域方面如何呈現？ 延續上一章的討論，筆者本章繼續以黃繼圖及其日記為主要分析對象。首先， 筆者將討論黃繼圖如何走向近代式專業律師之路？在正式在台灣新竹開業律師 事務所之前，他的法學教育、司法官考試、律師實習訓練如何完成？黃繼圖處於 當時歷史脈絡中對於「法律」的理解為何？黃繼圖對於由日本引進的西方法律在 台灣社會所型塑的「法律文化」的觀察與理解為何？由於法律本身的具有「公」 的本質，加上律師本身與殖民地公共部門密切關連，黃繼圖因律師專業走向「公」 領域的發展，在當時戰爭體制下的台灣社會的心態史脈絡中可以如何解讀？

相對於上述「公領域」取徑，處於由「工業化」、「皇民化」與「南進基地化」 所構建的戰爭動員體制下的台灣社會，以黃繼圖及其日記為中心所呈現當時台灣 社會中私領域的樣態為何？在戰爭動員的重塑之下經歷什麼樣的變遷？為了回 答此一課題，筆者擬扣緊近代性的幾個主要面向，分別從「政治心態」、「家庭與 親密關係」與「日常生活」等側重私領域的主題進行討論，試圖釐清戰爭對私領 域的影響。 A. 朝向「公領域」移行的心態轉換: 黃繼圖為中心

學界具體討論「日本殖民統治遺緒」(legacy of Japanese colonialism)在戰後台灣 的變遷與影響的學者，例如Cumings從經濟面向切入，討論日本的殖民主義對於 戰後台灣與南韓的經濟崛起產生顯著的作用32 ；荊子馨(Leo Ching)側重文化面 向，討論日本的殖民主義在戰後台灣的文化遺緒，特別是與認同政治相關的議題 33 。至於台灣法律史學者王泰升則從法律史的面向著手，討論近代西方法律如何 通過日本殖民政府引進並施行於台灣，以及台灣社會此一近代西方法律經驗在戰 後階段經歷什麼樣的變遷等議題；王泰升較早期的研究傾向「從法律體系本身變 遷」的研究視角出發，在《台灣法律史槪論》(2004)一書中，他縱觀自前近代到 近現代的台灣法律體系的發展，而《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1999)一書聚焦 在日本殖民政府如何繼受近代西方法，以及其具體的運作與對戰後的影響的討 論，至於《台灣法的斷裂與連續》(2002)一書則側重不同時期之間法律體系的斷 裂性與連續性的探討；34 比較而言，王泰升新近的文章則明顯採取有別於「法律 體系本身變遷」的視角，採取「從法條例到法社會」的分析取徑，討論日治時期 表現在憲法觀、訴訟觀與民事正義觀的台灣人的法意識(legal consciousness)的轉 型，觸及法社會中的法意識變遷的討論。35 王泰升的上述研究啟發台灣研究相關 學者從「法律與社會」的研究取徑入手，重新思考「日本殖民統治遺緒」對於戰 32

Cumings, Bruce. Parallax visions: making sense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Durham, NC :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33 荊子馨，《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台北：麥田，2006。 34_{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臺北：聯經，1999；《台灣法的斷裂與連續》，臺北：元} 照，2002。 35_{王泰升，〈 日治時期台灣人法意識的轉型：台灣法與日本法的相互融合〉，《 月旦法學雜誌》，} 第 165 期，頁 115-136。 王泰升此 一 結 合 「法律與社會」的研究取徑也反應在其他的台灣法律 史研究者的作品中，例如：劉姮玟與曾文亮關於戰後初期政權轉移過程中法律人的處境的研究， 具體的將法律人置於政權轉移的政治社會脈絡中以釐清其所發生的作用以及扮演的角色；參見劉 姮玟，〈 日 治 與 國 治 政 權 交 替 前 後 台 籍 法 律 人 之 研 究：以 取 得 終 戰 前 之 日 本 法 曹 資 格 者 為 中 心 〉， 收 入《 戰 鬥 的 法 律 人 》 元 照 ，2002；劉姮玟，〈 戰後台灣司法人之研究：以 司法官訓練文化為主的觀察〉，《 思與言》40 卷 1 期，2002；曾文亮、王泰升，〈 被併吞的滋 味：戰後初期台灣在地法律人材的處境與遭遇〉 ， 《 台 灣 史 研 究 》 14 卷 2 期，2007。

後台灣政治社會產生的影響等相關議題；對筆者而言，這些議題包括：究竟日治 時期引入並施行於台灣社會的近代西方法律，及其對台灣社會民眾所形塑的法律 經驗與文化，是否對 1970 年代開始蘊釀的台灣的民主化轉型提供某種源自台灣 社會的心態上的基礎？ 筆者本小節並不試圖全面探討上述的大問題，筆者僅擬以台灣新竹地區的近代 法律人黃繼圖為中心進行個案討論，透過他二戰結束以前的日記手稿作為本小節 的核心史料，討論在具體的日本殖民統治脈絡中，像黃繼圖這類近代式的台灣法 律人如何養成，以及他（們）對由日本引進的近代西方法律在台灣社會所型塑的 「法律文化」的觀察與理解等問題。有關黃繼圖的研究，曾文亮在一篇尚未出版 的文章中從台灣與日本的「辯護士」制度角度出發，參酌黃繼圖的日記，簡要談 及在京大法科的法學教育、高等文官考試準備以及辯護士試補實習等長達七年的 律師準備過程，大抵勾勒出他的律師養成過程的圖像；36 然而，這七年的律師養 成過程在黃繼圖日記中有鉅細靡遺的紀錄（除了 1937 年份缺漏），可以提供研究 者從不同的視角進行更為周延深入的問題提出與意義上的連結；筆者以下透過一 系列互為連結的問題的提問，擬呈現出在黃繼圖的思想與精神世界的形塑過程 中，「法律」究竟究竟具有什麼樣的角色與意義？ (a) 法律心智的開始：成為法科學生 首先，為什麼黃繼圖在台北高校期間選擇法律學科作為進入大學的主修？主要 在何種歷史情境與條件的影響之下，殖民地青年菁英選擇專攻法律？ 主要可能受到父親黃旺成的影響，就讀台北高校的黃繼圖選擇法律作為進入京 都帝大的主修科目，並效法那些極少數殖民地知識菁英，以將來通過司法科（與 行政科）文官考試進入帝國（高等）公共部門服務為主要目標。黃繼圖在台北高 校第三年最後學期(1933.02)得知京都帝大法科僅須申請而無須考試之後，當時成 績優異的他便決定進入京都帝大法科，並開始自修法律相關書籍；37 然而，在此 之前他似乎以東京帝大為目標，並且對於法律本身缺乏明顯興趣，例如他對高校 第二年必修的「法制」課程興趣缺缺，雖然該科得以取得高分，卻在上課時常常 「很想睡覺」。38 黃繼圖選擇法律主修似乎與父親有密切關係，也因此有必要討論 黃旺成如何看待法律這個學門，並瞭解他與律師這個專業的接觸經驗；黃旺成在 台中蔡蓮舫家工作期間(1920-25)正是他開始受到西方近代思想啟蒙的時期，當時 內地人自由派律師因替「治警事件」起訴的本島人菁英辯護，而在台灣社會中引 起相當大的支持與迴響，也形塑較為正面的律師形象；黃旺成當時對「治警事件」 相當關心，也因需要處理蔡家的業務關係，經常與其他內地人律師接觸，因此對 這個新興的專業有一定的認識；再者，蔡蓮舫兒子蔡伯汾於 1924 年自東京帝大 法學部畢業，並返回台中開設律師事務所，成為當時本島人律師專業的先驅，雖 36 曾文亮，〈戰火下的辯護士──「黃繼圖日記」中的台灣人法律社群經驗〉，發表於中央研究 院臺灣史研究所等主辦，「日記與台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2010。 37_{《黃繼圖律師日記》，1933/2/16，1933/2/25，1933/3/1-3。} 38_{《黃繼圖律師日記》} ，1931/4/24，1931/12/11，1931/12/31。

然黃旺成與蔡伯汾之間一度因言語上的衝突而導致兩者關係不佳，但他的日記中 多處記載蔡伯汾律師開業的經過以及開業披露宴的盛況，留下他對本島人律師的 原初印象。39_{因此，對黃旺成而言，上述不管是與內地人或本島人律師的親身接} 觸經驗，或是因工作關係而對法律事務的涉獵，都構成他對「近代法律」的初步 經驗。這些初步經驗直接或間接地成為黃旺成影響黃繼圖選擇法律專業的部分理 由，但主要可能考慮到殖民地知識人較為艱困的出路問題，成為父親影響下黃繼 圖選擇法律專業的主要理由，這可從黃繼圖新竹中學同班同學鄭翼宗的父親說服 他選擇醫科的一段話加以推測印證：40 鄭翼宗 其次，在京都帝大學習法律期間，黃繼圖以何種態度面對法律學科的學習呢？ 在黃繼圖當時的思想與精神世界的形塑過程中，「法律」究竟具有什麼樣的角色 與意義？黃繼圖進入京大法科後，因志在參加高等文官司法科考試，第一學年與 第二學年優先修習科目幾乎都以文官考試必考科目為主，包括「民法」、「商法」、 「刑法」、「民法總則」、「行政法」、「英國憲法」與「戰時國際公法」等等，整體 的上課出席狀況普通，某些科目經常性遲到或缺席，三年的學業成績平均在中上 水準；41 然而，為了準備文官考試，他經常到圖書館研讀考試科目，也向同學借 取缺課的上課講義研讀，一切都已通過文官考試為目標，也反映出他當時面對法 律學科的工具性學習心態。即然如此，筆者仍得以從他詳實的日記記錄中，部分 重建京大時期黃繼圖對法律的理解，以及此一理解對他的精神世界的型塑作用。 黃繼圖作為殖民地出身的知識青年，他對於西方化的日本帝國法律（包括其在 殖民地的延伸）的接觸、體驗與理解，從一開始就具有相當的複雜性。在 1933 年 5 月正式參與京大法學院法科生宣誓式之後，他積極涉入反對軍國政府鎮壓大 學自由自治的瀧川事件，當年暑假此一政治性鎮壓因發的學生運動趨緩之後，黃 繼圖返回台灣的暑假期間，他與數位台北高校的朋友到新竹南寮海邊玩，一起高 歌助興，卻當場招致執行法律的警員毆打，導致他自身「鼓膜破裂」，同時被關 入拘留所整個夜晚；為此黃繼圖等人感到極度憤怒，認為這是警員「蹂躪人權、 濫用職權」的暴行，並激發出強烈的對抗意志，將此一受辱的拘留經驗寫成一篇 長達十餘頁題為「豚箱遊記」的文章，並於往後數週間在新竹與台北等地尋求同 學與師長的支持，以共同對抗警員的暴行；這些抗議行動後來證明無效，卻在這 位自尊心受創的留日本島人學生菁英心中，對警員濫用殖民地法律的行徑留下相 當負面的刻板印象；作為法科新生的自身，對於「法律行使本質為何」的思考想 必更為迫切。42 黃繼圖對於法律的理解途徑，除了學校上課與文官考試相關的法學書籍的攝取 之外，法律機構的參訪、法律相關的電影與書籍的觀看，乃至與友人的討論，都 39_{《黃旺成日記》，1924/3/28，1924/4/12-14，1924/6/1-2，1924/6/9，1924/6/25，1924/6/29，1924/7/5-6。} 40 鄭翼宗，《歷劫歸來話半生:一個台灣人醫學教授的自傳》，台北：前衛，1992。 41_{曾文亮，〈戰火下的辯護士──「黃繼圖日記」中的台灣人法律社群經驗〉，頁 4-5。} 42_{《黃繼圖律師日記》} ，1933/8/7-18，1933/8/24。

成為他的理解管道。黃繼圖在 1934 年在學校安排下與其他一百多名京大法科生 參訪奈良的刑務所，獲得導覽該所的沿革與現狀，為此他寫一篇「奈良旅行記」； 黃繼圖也有機會直接或間接旁聽法庭公開的審判，瞭解法庭的實際運作；在學校 的「公法演習」中他得以接受諸如「自由權的性質」、「公物的使用權」、「帝國議 會的性質」與「議會政治與獨裁政治」等問題的法律報告的相關寫作訓練；43 黃 繼圖經常與京大法科同學李子賢等討論一些難解的法律觀念，諸如「共有」、「優 先權」或「契約成立時期」等觀念；他也觀賞諸如題為〈地方檢事〉與〈惡夢〉 等法律相關的影片，以瞭解法庭內部實際運作以及律師事務所的實態，甚至專業 律師的生活型態等；黃繼圖從另一題為〈アリソニアン(The Arisonian)〉的影片中， 瞭解到美國西部拓荒時期的法律文化，在亞利桑納州當地，法律如何在惡人的利 用以及替支配階級服務的現狀中，因幾位法律人「英雄主義的犧牲精神」而得以 使當地的法律與秩序獲得維護。44 除了上述專業法律的接觸以外，黃繼圖的內地 人朋友以及本島人親友偶而也會向他詢問諸如「相續稅法」之類的法律問題，以 求現實生活上的解決，這些外部經驗無形中強化他自身對法律專業的認同。45 再者，京都帝大時期往返日本與台灣的黃繼圖，對於當時台灣社會中的法律文 化的觀察與理解為何？1935 年 8 月返回台灣過暑假期間，黃繼圖知悉桃園大溪 將演出台灣獨特的歌仔戲，他相當期待前去觀賞此一經過改良的新式歌仔戲，但 當他觀賞過當日演出的〈元順宗遊西湖〉之後，為它的守舊風格與「缺少時代特 色」的演出感到相當失望；特別對於學習法律的他而言，從該歌劇情節中「裁判 事件充滿憤歎之氣」的法庭現象，可以看出當時「彈劾威嚇主義」在法庭審判時 的盛行，他因此作出「裁判這件事根本就完全是無意義」的觀察與結論；接受近 代法學教育的黃繼圖，對於盛行於當時台灣社會的歌仔戲傳達前近代法律裁判文 化的尖銳批判，在某種程度上間接反映出當時台灣社會正暴露於近代與前近代法 律文化之間重層交疊的影響樣態與緊張關係之中。再者，黃繼圖在同一個暑假期 間，對於執行法律的警察有較為複雜的體驗，一位本島友人告訴他在新竹街道上 親身目睹一位警員蹂躪人權的事跡，再次勾起並印證一年前黃繼圖在新竹南寮遭 到警員濫權毆打的記憶，以及警員濫用法律的印象。然而，黃繼圖與上述個案有 所區別的個人經驗是，在同一期間桃園大溪有一位年輕警員親切地向黃繼圖詢問 並討論許多法律事務，黃繼圖為此深深感受到這位年輕警員「對憲法與刑法等方 面的學習顯現出相當的用心」。黃繼圖對上述執行法律的警察產生較為多樣的差 異觀感，多少提供我們觀察西方法律經過日本殖民體制引進台灣社會之後，在社 會基層的落實過程中可能產生何種作用的具體線索。 最後，黃繼圖在一次與一位新竹中學同窗舊友的聊天中，透露出彼此之間對於 1930 年代中期新竹地區「近代法治」落實與否的初步觀察；黃繼圖的友人在此 一對話過程中指出新竹有一家商店「盜用電力」的行徑是「明顯違法的」，這個 43_{《黃繼圖律師日記》} ，1934/5/19，1934/5/24，1934/10/11，1934/11/10，1934/11/24，1934/12/1， 1935/9/28。 44_{《黃繼圖律師日記》，1935/2/1，1935/2/7，1935/2/25，1934/12/16，1935/10/24，1936/3/1。} 45_{《黃繼圖律師日記》} ，1934/9/13，1935/8/14。

話題立刻引起雙方進一步討論台灣社會的法治現況，最後雙方的結論是：「台灣 並不是以法律得以解決[事情]的近代地域，這與蕃地並無太大的區別。」46 黃繼 圖與友人談話中對於「近代法治」在當時台灣社會的落實狀況顯然並不樂觀，甚 至帶有明顯批判的態度，但具有台灣知識人社群背景的談話雙方對於「近代法治」 的問題性理解的程度以及關切的態度，間接反映出談話雙方熟悉並理解到，由日 本引進台灣的此一近代西方法律對於有效治理台灣社會的重要性。 (b) 邁向殖民地公共部門的準備：心態史的意義 (從「台灣人無出路」到「向公 移行」的心態轉換縮影) 黃繼圖從 1936 年夏天自京都帝大畢業返回台灣，到 1938 年底因確定通過文官 考試而前往東京準備展開一年半的律師實習訓練，台灣在日本帝國中的地位在這 兩年半期間發生明顯的轉換，因「工業化、皇民化與南進基地化」的新殖民政策 施行，導致台灣在日本帝國中重新定位，台灣社會也因中日戰爭逐漸展開而被納 入全方位的戰爭動員體制之中；為了因應此一總力戰，由官方宣導的「公共精神」 或「奉公精神」逐漸在日本帝國及其殖民地社會中受到進一步的強調，不論就團 體或個人層面而言，「奉公滅私」的集體精神，逐漸在整個日本帝國內部發展成 為帶有強制性格的主流心態。 就黃繼圖個人生涯發展而言，在這兩年半期間，他一方面在新竹開始找尋工作 機會，並於 1937 年 7 月底正式就職新竹州農會；同時他也再一次尋求參與一年 一度的高等文官司法科考試。在本小節中，筆者主旨在於以黃繼圖個人及其相關 的思想與活動為中心，討論他此一期間的個人經驗是否可能在某種意義上，成為 中日戰爭爆發前後的轉換期間台灣社會心態樣貌的一個縮影。筆者因此想問以下 的問題：首先，當時殖民地台灣社會如何看待像黃繼圖這類取得京都帝大法學士 的留日台灣菁英？此一看待方式反映出什麼樣價值觀？再者，黃繼圖對於自身畢 業後的工作期待為何？在現實的社會情境中他又如何找到工作？以上這些互為 關連的問題的討論與解釋，在當時台灣社會脈絡中又具有何種心態史意義？由於 1937 年份的黃繼圖日記遺失，筆者主要側重其它年份的日記記錄，並參酌《黃 旺成日記》中相關年份記錄(包括 1937 年份)以進行討論。 即使黃繼圖擁有京都帝大學位，殖民地公職對本島人仍相當困難，主要透過當 時擔任市議員父親在内地人主導的公職部門的人脈關係，黃繼圖才得以在失業一 年後進入新竹州農會任職。1936 年夏天黃繼圖返回台灣之前，父親黃旺成便開 始設法幫他找工作；返台兩週後，黃旺成有感於黃繼圖太過於悲觀消極，「不修 邊幅未免有失青年氣概」，便向他談起「宇宙觀與人生觀」，以及「對台灣社會之 認識或對家庭之認識種種」，以鼓勵他正面樂觀的態度；經此一「處事術」的心 理建設後，黃旺成親自向當時擔任新竹市助役(副市長)的本島人劉萬請託，為黃 繼圖介紹工作以及婚姻對象，為此黃繼圖攜履歷書親自到市役所拜訪劉萬，但結 46_{《黃繼圖律師日記》} ，1935/8/14，1935/8/22，1935/9/4，1935/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