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黃繼圖與「奉公」意識
(b) 戰爭動員體制與法律近代性的重構
(c) 美軍轟炸下的法院運作: 台灣社會法治精神與奉公心態的檢驗
(d) 總力戰動員體制下的法律與社會: 以「離婚」案件與「統制經濟違反」案件 為中心
(e)戰爭動員體制與台灣社會私領域近代性的重構:以黃繼圖夫妻關係為主軸 a. 日記隱私的侵入方式: 私窺與寫入
b.「奉公滅私」氛圍中的日記書寫 c. 夫妻關係史︰黃繼圖與阮木筆
筆者在本章第一節，針對戰爭初期的動員體制(1930 年代中期)如何影響近代性 在台灣社會的重構進行討論；筆者在本節中的討論，主要仍接續上述的問題意 識，探討戰爭中後期的動員體制如何對於台灣社會的近代性如何產生重構或再塑 的作用；此一討論仍將以黃繼圖日記為中心，從日常生活的層次出發，並側重公 私領域互動關係中的私領域面向，以檢視戰爭中後期的動員體制對台灣社會的近 代性的影響。
由於本節的討論史料主要以戰爭中後期(1940-1945)的黃繼圖日記為中心，筆者 首先簡要說明黃繼圖在此一期間日記史料本身的概況。黃繼圖在 1940 年夏天開 始在新竹開設辯護士事務所，正式開始長達 30 年的辯護士專業的執業生涯；其 中屬於日治時期的二次大戰期間則長達 6 年之久(1940-1945)，在這段初期執業期 間，他的專業活動主要在新竹與台北。黃繼圖在 1940 年開業後的幾個月期間(8-11 月)的日記記錄，明顯與此前的詳盡書寫有所不同，經常每月僅記錄少於 10 日的 份量；此一情形直到同年 12 月才恢復正常規律的書寫(日文)，他並在同一年度日 記冊附有詳細的「金錢出納錄」。然而，黃繼圖隔年(1941)的日記則完全付之闕如，
筆者僅見一冊以印刷字體題為《合理日記》(1941 度)的日記本，被編入黃繼圖近 四十冊的日記冊之中(採用博文館出版的《當用日記》版本)，該日記冊的記錄僅 及於 1941 年 1 月份前半月，以及 1942 年上半年期間，以較為不流利的日文書寫，
後來證明是黃繼圖妻子阮木筆僅存的日記本。119黃繼圖在 1942 年度恢復規律詳 細的日記書寫，該年份日記冊並附有詳細的「金錢出納錄」。然而，黃繼圖 1943 年度的日記再度殘缺不全，整年僅留下不到一個月的記錄，但該年度日記冊仍附 有當年詳細的「金錢出納錄」。至於 1944 年與 1945 年兩個年份，黃繼圖改採題 為《東亞日記》並附有日本紀元的日記冊版本，恢復規律且詳細的日記書寫，但 因該版本格式每日篇幅減半，他每日的日記記錄也因此縮減為原來的一半篇幅；
119 曾士榮，〈戰爭動員、日常生活與台灣女性：以《阮木筆日記》為中心〉，頁 3。
必須說明的是，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之後，黃繼圖雖仍採用日文書寫，但該年 9-12 月的日記記錄幾乎付之闕如，唯該年與前一年的「金錢出納錄」仍詳細記錄。
黃繼圖從 1946 年開始改用題為《自由日記》的版本，並開始以不太流利的中文 進行日記書寫。
此外，由於黃繼圖 1941 年份的日記付之闕如，僅能間接透過妻子阮木筆同年 僅約半個月份的日記加以補充，因此本節的討論重心將置於太平洋戰爭期間，以 檢視戰爭中後期的動員體制對台灣社會的近代性的影響。
首先，本節的討論將從辯護士本身作為「中介者」的角色出發，以討論動員體 制對台灣社會的近代性的影響。辯護士身份本身具有介於法院(殖民政府)與民間 (台灣社會)之間的中介或溝通角色，同時也具有遊走於「公領域」與「私領域」
之間的流動性格；辯護士身份此一「中介」性質提供筆者檢視跨領域主題的適當 切入點，特別是介於殖民政府與台灣社會之間，以及介於公與私之間的相關主 題；因此，筆者本節的討論首先將聚焦在「法院-辯護士-民眾」此一主軸，檢視 法律的近代性(近代西方法律)在殖民地台灣社會中，特別是在戰爭動員體制之 下，受到什麼樣的重塑並以何種的面貌呈現，從而體現出何種的法律文化或法律 理解。再者，就史料而言，日記本身是關於自我的「私」的文本史料，但辯護士 的身份有其公共的面向；辯護士日記因此成為研究者探討介於公與私之間相關現 象與主題的理想素材。
(a) 黃繼圖與「奉公」意識
筆者在本章第一節指出，台灣社會心態自 1930 年代中期即發展出「向公移行」
的趨勢，此一心態趨勢經過中日戰爭期間的強化，特別是 1941 年皇民奉公會成 立之後，到了太平洋戰爭期間更趨於明顯且穩定，並以「奉公」的型態存在。對 同一期間的黃繼圖而言，上述「奉公」心態的發展也體現在他個人身上。
首先，作為具有文官身份的辯護士，黃繼圖自開業之後每日的專業活動，主要 往來辯護士事務所與法庭之間，處理民間委託人的法律委任案件，這種職務上的 本質使黃繼圖與殖民地公部門得接觸更為密切；即使與公部門在私人層次的接觸 關係上，黃繼圖與特別是司法部門成員的私人層次的接觸也變得相當頻繁。以 1942 年為例，黃繼圖因公務需要，數度與法院判官等司法人員以及相關辯護士 等前往苗栗、頭份與竹南等地進行「檢証」等公務﹔此外，黃繼圖也規律地參加 由近十位本島人與內地人會員組成的「新竹辯護士總會」，參與議案討論以及會 長改選等事宜，選出當年(1942)會長朱盛棋與副會長李子賢。或許源自於辯護士 的文官身份意識的自覺，以及上述公部門事務的參與經驗，黃繼圖偶爾會流露出 一種與「老百姓」有所區別的身份意識，他的這個身份意識即使置於 1942 年戰 時全民「奉公」的社會氛圍中，也透露出許多有別於殖民地台灣民間社會的意涵。
120 再者，黃繼圖在 1942 年間與公部門在私人層次的接觸也相當頻繁﹔黃繼圖幾
120 《黃繼圖律師日記》，1942/5/8， 1942/6/6，19426/30，1942/12/22﹔1942/4/18，1942/5/13﹔
1942/7/10。
乎絕少缺席與法院相關的各種「送別會」，諸如歡送法院院長或檢察官的轉任等 私人聚會，包括辯護士的大多數法院相關人士都會參加這類的活動；新竹地院的 判官與辯護士偶而也會在此類送別會活動以後，一起到酒店飲酒，甚至一同醉酒 而歸，相當程度反映法律人社群本身的認同感。此外，黃繼圖也積極參與法院的 社團活動，從 1942 年 3 月左右起，他相當熱衷且規律地參加以法院判官與辯護 士等為主體的網球俱樂部；透過頻繁的網球運動，黃繼圖不僅努力維繫一個以法 院為中心並且跨越台日種族界限的人際網絡，此舉在總力戰體制中也可視為直接 呼應當時國策所強調健身報國的基調，也因此新竹法院內部經常有網球比賽的舉 辦，該院並與台中法院等機構進行網球競賽，呼應總力戰期間尚武精神的強調。
121值得一提的是，黃繼圖與新竹法院判官子子私在東京已經熟識，筆者上一節也 提到判官子子私可能在「協助」黃繼圖營救身陷新竹事件的父親黃旺成的過程中 扮演一定的角色，此後直到了此一期間(1942)黃繼圖仍與他維繫親近的私人友 誼，並一度安排自己待嫁的親妹妹前往判官子子私家中「禮儀見習」，期能進一 步習得日本式的家庭禮儀。122
其次，另一個觀察黃繼圖自身的公共意識與「奉公」心態的發展，也可以從他 個人對於日本帝國發動的戰爭的態度變遷過程中加以考察。在太平洋戰爭期間，
黃繼圖在個人意向上已經較為明顯地表現出對戰爭的支持的立場，這迥異於他在 中日戰爭爆發前後期間所顯現對戰爭的反對或冷淡的因應；同時，此一政治態度 的轉變有助於黃繼圖更進一步發展與殖民地公部門的接觸關係，以及進一步與殖 民政府的合作關係。1942 年 2 月 27 日，也就是新加波剛陷落於日本軍隊的期間，
在京大學生時期曾經強烈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對外擴張的黃繼圖，經過新竹警察署 高等課的安排，前往苗栗參加由防諜協會主辦的「時局演講會」，並在該會中以
「決戰下國民的心構」為題目進行公開演說，演說中談及「一般性的論點」，可 以推測應是關於決戰階段下國民的覺悟與應有的心理準備之類的談話，也是呼應 帝國當局的論述。123此類透過公開演說以支持戰爭的作法，對黃繼圖而言是相當 少見的，但黃繼圖在戰爭立場上的轉向並非無跡可尋的；基本上我們可以將它放 在 1930 年代中期以來由黃繼圖自身以及台灣社會所體現的「向公移行」的集體 心態轉換的趨向過程中加以理解；換言之，主要是戰爭動員體制所衍生的「公共 意識」或「奉公」心態在台灣社會的推展，導致黃繼圖在戰爭立場上的轉向；對 黃繼圖個人而言，他自戰爭初期任職新竹州廳、再度參加文官考試、投入官方安 排的準辯護士實習訓練，乃至正式開業事務所等經驗過程，在無意識的過程中，
將他與總力戰體制中獨特的「公共意識」在心態上進行了緊密的連結。事實上，
黃繼圖於 1938 年再度參加文官考試時，首日第一科的憲法口試中再次被問到「臣 民輔翼」此一以天皇制國家為尊的特定取向的命題，但他已不再像 1936 年首次 參加文官考試面對同一考題時以激烈的棄考方式加以抵制，而選擇採取平靜的方
121《黃繼圖律師日記》，1940/12/14，1942/2/24-28，1942/7/28，1942/8/11；1940/3/22，1942/4/15，
1942/4/24-5/11，1942/8/11。
122《黃繼圖律師日記》，1942/3/14-15。
123《黃繼圖律師日記》，1942/2/27。
式回應考官關於「臣民輔翼」的提問；124在這兩次考試之間顯現的差異，說明了 黃繼圖於 1938 年再度面對文官考試(乃至日本帝國本身)時的心態變遷，同時也標 示出他對於「公共意識」在認知上與實踐上的變遷。至於，體現在黃繼圖本身的
式回應考官關於「臣民輔翼」的提問；124在這兩次考試之間顯現的差異，說明了 黃繼圖於 1938 年再度面對文官考試(乃至日本帝國本身)時的心態變遷，同時也標 示出他對於「公共意識」在認知上與實踐上的變遷。至於，體現在黃繼圖本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