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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本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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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本文架構

本文的架構共分為三個章節,第一章為緒論,用以介紹研究動機以及 相關的文獻回顧。第二章則是用以建構一小型開放經濟的內生成長模型,

並引入不完全競爭與政府支出具生產性的設定,探討在長期均衡下,進口 型關稅、投資型關稅、固定成本與政府政策對總體經濟成長率的影響;除 此之外,我們亦關心在此經濟體系下,影響經常帳 與產出比例的效果變動 程度。最後,在租稅中立下,我們討論進口型關稅與投資型關稅的關係以 及在進口型關稅提高下,對長期經濟成長率的影響。第三章為總合上述章 節結果,做出本研究之重要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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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二章 理論模型

本論文之經濟模型為一個由廠商、民眾與政府等三部門所組成的分權 經濟體系。在此體系下,本文參考了 Benhabib and Farmer (1994)、Devereux et al. (1996、2000)以及 Bénassy (1996)等學者的相關文獻,並延用 他們的 設定,建立了一個同時存在中間財與最終財的商品市場。其中,我們設定 中間財廠商具有獨占力,且其生產除了透過租賃本國實質資本以及雇用本 國勞工之外,亦受到政府基礎建設支出的外溢效果以及總體技術水準的影 響。而在最終財廠商方面,依舊保留了完全競爭的特性,並假設廠商需透 過組合中間財產品來完成其最終財並販售之。由於,上述文獻之模型皆為 封閉體系,而在本論文中,為了將其改為開放體系,故我們延用 Osang and Turnovsky (2000)文 章中的設 定,建構 了 一個小型 開放體系 的 內生成長 模 型。在此模型中,民眾效用的衡量主要來自於 享受消費所帶來的滿足感 以 及勞動帶來的負效用。此外,在家計單位的預算方面,民眾可以透過投資、

提供勞動與持有負債來維持消費上的支出,以達到個人預算均衡的目標。

在 政 府 部 門 方 面 , 政 府 得 以 課 徵 進 口 型 關 稅 (Tariff on the imported consumption goods)與投資型關稅(Tariff on the investment goods)來融通各 項基礎建設的支出與定額移轉補貼,以達到政府預算之平衡。

接下來,我們將整合上述三部門的模型設定,並融入各部門的行為決 策,探討在不同關稅 與政府支出的影響下,將會為此總體模型帶來什麼樣 的變動,並利用上述結果,深入分析討論其對總體社會所帶來之經濟意涵。

在以下章節中,我們將依序討論廠商、 家計單位與政府三部門的經濟 模型與行為決策。

  時,則會使式(2.1)回歸於 Devereux(1996、2000)的

相關產出設定。

故利用上式(2.1),我們便可以知道最終財廠商在執行利潤極大化的決 策目標如下:

此外,本文同時也引入了 Barro (1990)、Futagami et al. (1993)、Turnovsky (1997)等文 獻中 所關 注之論 點:認 為政府 的基礎 建設支 出將有 利於輔 助私 部門廠商生產之功能,其意為:只要政府的生產性支出持續的增加,便能 給予整體社會的經濟成長一個持續性的動能,讓總體經濟能不斷的成長。

綜合上述所有的概念,我們設計出下列第i家中間財廠商的生產函數:

imported consumption goods)與投資型關稅(Tariff on the investment goods),

為政府稅賦融通的重要工具 ,T則為政府的定額移轉。在式(2.19)中,由 於我們所面對的是一小型開放下的經濟體系,故我們將國內財 消費與進口 財消費的相對價格單位化為一。

最後,關於式(2.18)中 ( )Z

K 的設定,來自於 Osang and Turnovsky (2000)的 文章,我們依循此篇文獻中的設定,假設我國為一個小國,面對一個世界

2 投資的裝置成本依循 Hayashi(1982)文中的設定。

時,能進行瞬間調整,為跳躍變數(Jump variable); s 則是會進行緩慢且持 續性的調整,為前定變數(Predetermined variable)。綜合前述各點,我們發 現跳躍變數與正根數目相等,且前定變數與負根 的數目也相同,滿足馬鞍 安定(Saddle-point stability)的條件。故在此情形下,本研究之線性化動態 體系存在一長期穩定均衡,以維持整個體系之安定。

最 後 , 當 整 個 經 濟 體 系 是 處 於 長 期 均 衡 的 狀 態 時 , 故 我 們 可 以 利 用

8 式(2.38)的推導,請參閱附錄三。

得長期的經濟成長率下降。此一結果,與 Osang and Turnovsky(2000)文中

9 有關於勞動外生下的所有比較靜態分析,請參閱附錄七。

10 式(2.42)-(2.45)的推導,請參閱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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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出的結果一致,並與 Harrison(1996)的實證結果相吻合。此時,如果我 們將本研究中 內生化 勞動的設定拿掉,將會使 進口型關 稅(CM )的影響路 徑消失,使其影響具 中立性;但由於投資型關稅(I)的增加能直接影響體 系模型,故對於長期經濟成長率依舊有著負向的影響,此結果與 Osang and Pereira(1996)提出的文獻結果一樣。因此,我們可以推論出若要滿足實證上 進口型關稅對長期經濟成長率有反向的效果,就必須透過內生化勞動的設 定才能達成。

而在政府的擴張性支出(g)方面,由於我們在模型的建構上設定政府 支出是具有生產性的,故擴張性的政府政策 在內生定額移轉下,會帶動整 體生產動能的提升,進而使實質資本 未來收益之預期折現提高,促進民眾 的投資意願,使長期的經濟成長率有一正面的影響;此外,我們亦可發現 即便勞動的工時選擇外生,由於政府支出具生產性,所以擴張性政府政策 的影響路徑不是干擾,故對 長期均衡下的經濟成長率而言,依舊有著正向 的挹注。最後,在固定成本方面,我們發現當整體社會對固定成本的要求 增加時,代表中間財 廠商生產商品的成本提高,會使廠商的家數減少。對 最終財廠商而言,則會使他們對於投入要素的選擇下降,進而使整體社會 的總產出降低,對經濟成長率而言,有一負面的傷害。此外,我們亦發現 即便使勞動外生,固定成本的增加對於經濟成長率而言,依然有著相同方 向的影響。

討論完上述課徵關稅、政府支出以及固定成本的相關影響後,我們接 下來將探討在此經濟體系下,經常帳與產出比例的相關變動效果。首先,

在長期均衡下,我們透過式(2.29.6)以及式(2.35)的函數形態,我們可以推 出均衡下的經常帳與產出比例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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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被提升,對經常帳 與產出比而言,則有一正面的助力。故在此情形下,

我們對於政府支出提升的效果是無法加以判斷的。此外,由於政府支出在 本研究中是具有生產性的,即便我們將內生化勞動拿掉,政府支出(g)的 增加依舊有路徑能直接影響q、 s 與,所以,在勞動外生的情形下,政府 支出增加對經常帳與產出比例的效果仍為不確定。此外,當政府的支出不 具生產性,意即政府執行的是一浪費性支出時,我們可以發現即便可以增 加長期均衡的經濟成長,但對於經常帳與產出比而言,卻 有一負面的影響,

此一現象與 Fleming(1962)所提出的命題相符,故在政府支出具生產性之 下 , 我 們 即 可 打 破 Fleming 命 題 所 提 出 的 結 果 。 其 證 據 我 們 可 以 從 Ahmed(1986)所提出的實證文獻中知道 ,在他所收集的小國資料中,我們 發現在 1940 年代以前,政府支出與經常帳確實有著明顯的負向關係,但隨 著時間趨向現代,此 一關係逐漸不顯著,甚至有呈現正相關的趨勢,故從 實證資料中,我們可以得到政府支出與經常帳無明顯相關的結果。

除了上述命題一、二的影響外,我們接下來將探討在租稅中立(Revenue Neutral)下 , 關 稅 改 革 的 相 關 效 果 。 在 文 獻 上 , 主 要 的 探 討 有 Brock and Turnovsky(1993)以及 Osang and Pereira(1996)等的文章。在他們的研究中,

皆發現以進口型關稅 (CM)來替代投資型關稅(I),對整體社會福利而言都 有一正面的影響。但在他們的模型中,並未將不完全競爭以及內生化勞動 的特性考慮進去,故希望能以我們的模型來對關稅改革做一深入的探討。

首先,我們令進口型關稅(CM)會上升,在租稅中立的假設下,投資型關稅 (I)應會隨之下降,故我們可以發現在租稅中立的 設定下,投資型關稅會 是進口型關稅的函數。所以我們可以改寫政府的預算限制式,得到:

最後,利用式(2.37)、(2.41)以及(2.50.2),我們可以得到下列結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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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三:在租稅中立下,當進口型關稅稅率(CM )提高,投資型關稅(I)會 受其影響並隨之下降。 對政策制定者而言,可得:

( )如果不考慮勞動內生,會發現 進口型關稅(CM )的提高對長期均衡的經 濟成長率有一正向的效果。

( )在考慮勞動內生下, 進口型 關稅(CM)提高的效果是無法確定的。

關於命題三的解釋如下:利用式(2.50.2),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在租 稅中立下,投資型關稅(I)與進口型關稅(CM)會呈現反方向的關係。故在 租稅中立的效果方面,當進口型關稅(CM)提高時,在效果上將會產生兩股 互相衝突的力量:一為隨著進口型關稅(CM)的提高,將會造成實質資本的 邊際生產力下降,進而使實質資本未來效益的折現下降,造成民眾的投資 意願低落,最終使整體經濟之生產動能降低,對經濟成長率帶來負面的衝 擊。但在另一方面,由於我們做了租稅中立的假設,故投資型 關稅(I)會 隨之下降,表示民眾從國際資本市場引入實質資本的成本會降低, 會直接 地提高了人們的投資意願,為長期均衡下的經濟成長率注入一正面的力量 。 所以,在這兩股力量的相互拉鋸下,我們無法判斷租稅中立 下之效果方向。

此一結果不同於 Osang and Pereira(1996)所提出的觀點,其主要理由在於他 們 的 模型 中勞 動是 無法 由內生決定工時的,故 進 口型關稅(CM)的 提高對 於長期均衡的經濟成長率而言是具有中立性的,所以 在 Osang and Pereira 模型設定下,租稅中立效果僅剩下投資型 關稅(I)下降所帶來的正面力量,

因此可以得到,在租稅中立下,提高進口型關稅(CM )是可以改善長期經濟 成長率的,但如果將內生勞動考慮進模型中,此一結果就會改變,故對於 租稅中立下,關稅改革的效果,在我們的研究中是無法判定的, 此即為與 Osang and Pereira 模型結論的最大差異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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