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
中華徵信所，2005，《台灣地區集團企業研究(2004 年版)》，台北：中華徵信所。頁 49-50。
76
林文斌，2007，頁 294。
表3-10：1991~2000 年台灣直接金融與間接金融之存量
單位：百分比
直接金融 間接金融
年底
證券發行 證券發行減 金融機構投資
金融機構放款 金融機構放款 加投資
1991 19.68 10.81 80.32 89.19
1992 19.61 10.41 80.39 89.59
1993 21.15 9.92 78.85 90.08
1994 21.12 11.01 78.88 88.09
1995 23.53 12.73 76.47 87.27
1996 28.22 14.53 71.78 85.47
1997 29.83 17.25 70.17 82.75
1998 33.71 20.00 66.29 80.00
1999 34.65 21.32 65.35 78.68
2000 35.98 22.93 64.02 77.07
說明：證券發行+金融機構放款=100%；證券發行減金融機構投資+金融機構放款加投資=100%。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網站(http://www.cbc.gov.tw)金融統計資料。
第五節 小結
一、國家與金融利益的關係
從上述對於國民黨執政時期金融自由化的探討，我們可以發現，由於國際與 國內的經濟壓力、民間資本家勢力的茁壯，加以國民黨內部的權力鬥爭的刻意援 引，金融體制的開放已是不得不然之勢。1990 年代中央民代的全面改選及國民 黨內部鬥爭，使得地方派系和民間財團的力量開始有機會涉入國民黨的黨國體 制。為了在民主化後多次舉行的選戰中贏得選戰、維持政權，在黨國有求於他們 的情況下，財團也愈來愈被引入黨國的決策機制。但執政的國民黨在開放金融體 系後仍然透過非正式的管道(地方派系與政商關係)持續抓住金融部門的主導 權。台灣的金融體制表面上雖是從過去國民政府全面掌控下的管制高地轉變為自 由化的民營競爭，但實際上執政的國民黨對於金融體系仍有相當程度的掌握能 力；自由化僅限於開放民間資本家進入金融部門，但實際上如何在自由化後持續 能夠對新設的金融機構(證券商、銀行)擁有掌控能力才是國民黨政府允准設立的 考量。不僅過去的國有行庫仍然是穩操在政府的手中，且基層金融體系的信用合 作社與農、漁會信用部仍然是處在國民黨政府的掌控之中的。
二、國家與企業的關係
在台灣間接金融比重高的情況下，金融機構對企業的融資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力，只要仍然存在政府直接掌握的公營銀行與國民黨政府可對其施加影響的民營 銀行，政府即可將其作為信貸工具，特別在企業出現財務危機時，更顯得政府相 對強大的金融實力。在1996-1998 年間，台灣不少企業出現財務危機時，政府往 往大舉利用金融機構紓困，這也使得有資本需求的企業更需與國民黨政府的親 附。然而，基於過去台灣「大企業主內、中小企業主外」的特殊產業結構，經濟 自由化反而增加了以大企業為主的財團在國內的競租，而國民黨在民主化之下為 了政權的持續鞏固，也趁此時更強化與財團的結合。
三、企業與金融利益的關係
在開放銀行民營的自由化改革之下，資本較為雄厚的大企業集團藉著成立新 銀行而獲得了進入金融市場的權力，這是過去國民政府四十年來的統治下前所未 有的機會讓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開始結合。雖然法律限制大股東的持股比例使新 銀行股權分散，除了少數銀行如中興銀行、泛亞銀行之外，多數銀行不致成為企 業的私人金庫，也不給予出資的集團企業太大的優惠。不過，當企業發生財務危 機時，相關銀行仍會施以援手而放鬆監督77，造成新的風險。
四、90 年代末期的政經情勢
90 年代的自由化打開了以往被國家壟斷的金融部門，而改變了國家與資本 家的權力平衡。不過，當政府在國際自由化的壓力下將以往牢牢控制的龐大金融 資源逐步釋出時，國民黨卻得以透過再管制的過程，分配恩惠給其政治支持具有 重要意義的團體。畢竟，即使原來被壟斷的金融產業開放，仍然是僧多粥少，只 有少數企業可以拿到新開放出來的龐大利益，而企業的政商實力往往是新的獲勝 者身上最明顯的標記。
台灣在 1990 年代開放新銀行及證商的設立，造成金融市場的激烈競爭。然 而，由於此時公有銀行尚未民營化，即使在1990 年代末期的民營化，也仍然是 公股佔多數。公有銀行佔據大部分市場的非自由化現象，在金融當局以金融穩定 為首要目標的傳統下，反而成為一股防止金融危機的力量。1990 年代台灣發生 金融危機的部分是基層金融和部分的新銀行，發生的原因和開放新銀行的動力一 樣，都是政權繼承過程中黨國內部分裂，主流派以經濟自由化為由援引外力，而 放鬆監管的結果，而這也是黨國長期以來和地方派系結盟的延續78。在金融自由 化市場激烈競爭下，基層金融機構和部分新銀行給予和派系交好的企業不當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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