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黃宗昊，2004，頁 49。
金融事業的基礎52。自1988 年 5 月 19 日證券商開放設立以來，到 1990 年底，
短短的一年半之間，共有約350 家新證券商投入證券市場，幾乎地方派系和民間 大大小小的財團人手一家。
在證券商的申設開放以後，更為關鍵的里程碑是新銀行的開放設立，掌握了 銀行就等於擁有了穩定的資金來源，這對財團的重要性不言可喻。在1989 年銀 行法修正通過開放新商銀的設立後，各大財團紛紛開始合縱連橫，準備分一杯 羹。從一開始約有30 家財團將加入開設銀行的行列，而向財政部提出申請的有 19 家新銀行，到 1991 年財政部核准的共有 15 家，在此波新銀行開放的風潮中，
幾乎台灣主要的財團都有參與其中53。
在經濟自由化的過程中，證券商和銀行相繼開放，使得財團擁有了間接自金 融市場和直接由金融機構汲取資金的來源，在資金不虞匱乏之下，民間的大型資 本才算獨立，且其規模不斷壯大。企業集團在總體經濟中的影響力，由其營收淨 額占國民生產毛額(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的比率就可觀察出來，且逐年增 加的趨勢非常清楚：1998 年已超過 5 兆元，營收淨額占GNP的比率為 59.02%，
逼近60%；其中，光是營收淨額前十名的集團就已接近 1.9 兆元，占GNP比率為 22.82%(見下表 3-8)54。這顯示在整個民間企業中，私人資本開始大型化，財團所 占的份額與經濟上的重要性也愈來愈大。
52
臧聲遠，1993，《從金錢遊戲與金融解嚴看台灣金權政治之形成》，台北：台灣大學社會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
53
陳尚懋，1998，《臺灣銀行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台北：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頁 88-95。
54
1998 年營收淨額前十大的企業集團包括：霖園、台塑、新光、裕隆、宏碁、統一、遠東、和
信、中鋼和純青等集團。
表3-8：歷年企業集團營收淨額與 GNP 比較表
單位：億元新台幣
年度\項目 集團總營收 政府收入總額 GNP
集團總營收 佔GNP 比例
(%)
政府收入總額 占GNP 比例
(%)
集團總數
（個）
1973 1346 872 4102 32.81 21.26 111
1975 1655 1433 5863 28.23 24.44 106
1977 2364 2072 8238 28.07 25.15 100
1979 3819 3215 11962 31.93 26.88 100
1981 5076 4624 7642 28.77 26.21 100
1983 6337 5027 21032 30.13 23.09 96
1986 8402 5841 29257 28.72 19.96 97
1988 12193 8298 36115 33.76 22.98 100
1990 16886 1973 44119 38.27 24.87 101
1992 18727 13481 54409 34.42 24.78 101 1994 27077 15599 64545 41.95 24.17 115 1996 33771 16240 75396 44.79 21.54 113 1997 45547 18447 81730 55.73 22.57 154 1998 51537 20337 87311 59.03 23.29 179
資料來源：中華徵信所，《台灣地區集團企業研究》，2000 年版，頁 116。
在財團壯大後，隨著另一波政治民主化的潮流，「選舉」成為政治場域中的 關鍵機制，也提供了財團介入政治進而運用政治力捍衛其利益的切入點。財團作 為行動者，其運作的基本考量是經濟利益，而在轉變中的制度環境運用政治力保 障其利益，有間接和直接兩種管道55：
第一，就間接管道而言，即是和從黨國體系中獨立出來的國民黨策略聯盟，
財團挾其龐大的人力、物力資源，可提供國民黨在選舉時的資金或配合有利選舉 的運作，以此可取得國民黨在政策上的協助；對財團而言，和國民黨結盟以運用 其政治資源，可能比財團直接投入政治更為有效。
隨著國民黨財團化的發展趨勢，國民黨和財團的同質性大幅提高，彼此的政 策立場和共同利益也越趨一致；另一方面則黨營經濟事業的投資與業務已和民間 的企業集團建立起繁複綿密的網絡，甚至國民黨內部投資事業管理委員會的運作 根本就有財團的代表參與其中，並協助規劃，可說國民黨和許多企業集團已建立 起共生共榮的關係，在在都使彼此的聯盟與合作成為可能56。
國民黨和財團間密切合作契機的開啟，關鍵因素在於政治領導人態度的轉 變。從李登輝就任總統以來，與企業界的接觸相當頻繁，此炯異於過去歷任總統 與企業界保持距離的作風。企業界人士不僅在台灣財經決策的過程中地位大幅提 昇，而在許多政治場合，企業家出現的頻率也越來越高57。
第二，就直接管道而言，由於政治民主化的衝擊，使得立法部門的重要性大 幅提昇，已不再如過去般只是行政部門的橡皮圖章，甚至有凌駕其上的態勢。因 此，財團得以透過「選舉」的機制，或和立法委員結盟，以設立利益代理人的方 式參與政治；甚至直接派出代表參選，進駐立法院，以就近掌握政策資訊，並直 接藉由其在立法部門的代表向政治領導和行政官僚施壓，要求國家在政策作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