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年代後，鄧小平逐漸淡出政治舞臺。江澤民承繼鄧的路線，
國家發展戰略以經濟建設為核心。改革開放與和平發展作為一種理念 與制度，在中國大陸進一步深化與普及，北京領導階層處理對外事務 的政策，沒有踰越鄧小平定下的基調。不過，國際環境與中國大陸的 角色，江澤民時代與鄧小平時代，顯然有別。
1990 年代初，在天安門事件與東歐巨變陰影下，北京成功地改善 並恢復與大國關係，與世界主要強國簽署不同名稱的夥伴關係。透過 雙邊關係確立，讓中國大陸感覺外在環境比較穩定及可預期，而將注 意力放在國內建設。
後冷戰時期，美國成為單一超強國，對中國國力竄升，視為潛在 威脅，此從美國國防部年度報告可以看出。從推動國家飛彈防禦體系 到加強與日本軍事結盟，以及強化對臺灣軍售，背後皆隱藏制衡中國 的動機。而臺灣民主化後，人民自主意識提升，尋求獨立呼聲上漲，
從李登輝訪美到兩國論，兩岸呈現軍事緊張，北京的和平對臺政策面 臨考驗。
縱然如此，中國深知軍力不是美國的對手，更不願意改變以經濟 為核心的發展策略。從 1996 年臺海危機、1999 年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 館被炸，顯示不論北京口氣多麼強硬，多麼反對美國「霸權主義」與
「強權政治」。但實際上，北京始終避免兩國關係弄僵，走向軍事對 峙，進而延誤發展的機遇期。
所以，後冷戰時期，江澤民承襲鄧小平的理念，經濟建設擺第 一，不願挑戰美國的霸權，多極化發展只是口頭講講，只要美國不在 根本利益上挑戰中國，北京在國際議題多配合美國，接受美國建構的
12 日，<http://61.144.25.119/gate/big5/www.southcn.com/nflr/llzhuanti/
jndxp/zyyl/200408100652.htm>。
世界秩序，從中獲取經濟發展所需的資金與技術。39
惟與鄧小平時期不同地是，1990 年代的中國跨越參與國際的初期 階段，成為重要成員。中國進入國際體制後，面對的不只是高階政 治，許多低階政治衍生的議題接踵而至。如何以圓熟的策略，促進合 作，化解衝突，使中國大陸經濟「隔幾年上一個臺階」，成為北京重 要課題。
國際體系大變動，也突出中國大陸舉足輕重的地位。蘇聯解體 後，中國成為非西方的主要大國。在單多極體系下，美國處理國際與 區域問題，往往須諮詢、顧慮北京態度。從過去十餘年事例看出，沒 有中國的配合，美國處理國際問題，很難得心應手。1990 年中國大陸 因天安門事件受國際經濟制裁，華盛頓為爭取北京支持聯合國出兵波 斯灣，被迫與北京恢復高層對話與互訪，首次凸顯後冷戰時期中國在 處理國際爭端不可或缺的角色。
北京另一籌碼是國內巨大有待開發的市場，讓各國不願得罪中 國。美國各大公司為了中國大陸市場，不斷在華盛頓遊說，以免因中 國大陸受到制裁，而導致自身利益受損。江澤民善於運用經貿籌碼，
有效管控與華盛頓的摩擦，擴大共同利益，使中國大陸快速成長過 程，不致陷入與美國的對立。
1970 年代西方接納中國，源於牽制蘇聯的戰略考量，對中國大陸 採行的共產制度，絕無好感。邁入 1990 年代，蘇聯因素消失後，如何 突破西方成見，讓國際社會接納而不排擠中國，關鍵在中國必須證明 自己是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因此，江澤民時代的外交，不論在口頭上或實際行動上，和平與 發展成為對外關係的主軸，試圖讓國際社會相信，中國是負責任、遵
後冷戰時期，有關北京對華盛頓的政策，特別是不挑戰美國的霸權，請見 Qingguo Jia, “Learning to Live with the Hegemon: Evolution of China’s Policy toward the US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4, No. 44, August 2005, pp. 395-407。
守國際規則的國家，以洗刷冷戰留在身上的烙印。1998 年亞洲金融風 暴，北京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緩和風暴對其他國家的衝擊，對改善中 國在亞太地區形象，深有幫助。1990 年代除了短暫的臺海危機，引起 國際關注外，北京很少捲入國際爭端，反而不斷倡議以談判與非武力 方式解決問題。
江澤民主政時期中國大陸成為國際經濟體系的重要成員與獲益 者。北京不再將國際建制視為資本主義國家或美國的工具，反而日益 強調其重要性，並試圖運用國際建制的場域，發揮影響力，甚而牽制 美國。江澤民時代，北京在國際場合，不再被動、保守，多邊外交大 幅增加，從聯合國、亞太經合會、東盟區域論壇、亞歐會議、世貿組 織到東協，皆見到中國積極投入的身影。以聯合國為例，從裁軍、維 和行動到聯合國改革，北京無役不與，並對外簽署多項公約，包括
《核不擴散條約》、《全面禁止化學武器公約》與《全面禁止核試驗 條約》等。
鄧小平晚年，雖提到國際經濟新秩序，惟未深入闡釋，關懷仍集 於戰爭與和平問題。他選擇在超強間維持等距，與周邊國家和大國維 繫友好關係，不當頭、不稱霸。江澤民時代，中國面臨的不是如何維 持和平環境，而是如何經營和平環境，創造更多的利益，同時必須處 理和平時期衍生的經貿、環保與智慧財產權等議題。此外，中國還須 不斷向世界展示對既有國際秩序的認同與責任感，以減低西方疑慮。
中國前外長唐家璇曾在聯合國表示：「中國的發展目標是到本世紀中 葉，基本實現現代化，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為了達到這個目 標，我們要做的事情還很多，……我們的首要任務是一心一意發展經 濟，不斷改善人民生活。這是中國確定的國策，不會動搖，更不會改 變。」40
唐家璇，〈外交部部長唐家璇在第 56 屆聯大上的講話〉，《中國外交部》，
2001 年 11 月 12 日，<http://www.fmprc.gov.cn/chn/20701.html>。
過去鄧小平強調抓住國際和平時期，發展自己，不外露鋒芒。然 而經歷十餘年的改革，中國大陸經濟飛快成長，國力壯大的事實，鋒 芒已經盡露。為了消除中國威脅的疑慮，北京不斷對外消毒。例如江 澤民在中共十五大時強調：「中國的發展不會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
今後中國發達起來了，也永遠不稱霸。」
後鄧時期，北京秉持鄧小平的路線，不當頭，惟也開始學習扮演 區域經濟與安全的協調者與地主國角色。2001 年 6 月在北京主導下，
「上海合作組織」成立，成員包括中國、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 斯、塔吉克與烏茲別克等五國，合作方向是維護地區和平、加強地區 安全與信任、共同打擊恐怖主義、分離主義與各種犯罪活動，秘書處 設於北京。同年，北京在海南成立「博鰲亞洲論壇」，隔年邀請亞洲 各國產官學界舉行第一屆年會，宗旨為增進亞洲國家經濟合作，共創 雙贏。無論上海合作組織或博鰲亞洲論壇，北京皆為主要推手，更是 地主國，美國並未參與。
由此看出，當中國逐漸融入國際社會，經由密切互動與依存網 絡，讓中國大陸經濟得以快速發展，也促使其在國際經貿與政治的影 響力不斷擴大，進而造成與主要大國國力對比，出現變化。此種變化 是否代表強權興衰，前面提到證據並不充分，可是預期中國興起的心 理，足以影響中國的對外關係。
改革開放以來，北京重心一直擺在國內發展問題，其他國家則關 切中國大陸日漸壯碩帶來的效應。中國威脅論只涉及安全議題，但中 國大陸快速成長的衝擊將是全面的，從經濟、環保、移民到能源，不 一而足。最終迫使北京不能只談自身發展，論述擴至中國崛起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