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及共產黨領導，存有矛盾，並引發巨大 政治風波，惟改革開放帶來的巨大好處，使鄧小平帶領的共產黨贏得 多數人心，亦使中國大陸社會主義的面貌日漸模糊，資本主義浪潮逐 漸席捲中國大陸。
陸、和平發展與改革開放的關係
嚴格地說，鄧小平並未提出和平與發展的理論，他提及和平與發 展的時間點，已是改革開放後的第六年了。鄧在摸索改革的方向，和 平與發展是他對世界局勢的綜合判斷，與改革開放的政策互為表裡。
1978 年鄧小平第三次上臺，談及改革開放，主要著眼於國內發展 問題，也就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問題。關於戰爭與和平的看法，鄧小平 最初與毛相距不遠，以為世界大戰有可能發生，應積極備戰。中共戰 爭的思維與建政以來遭西方圍堵有關，其後與蘇聯決裂，莫斯科在中 俄邊界陳兵百萬，加劇北京對戰爭的迫切感。毛澤東認為世界大戰終 將爆發，短期內難有持久的和平，故不斷從事戰爭的準備。鄧小平掌 權後，1979 年曾訪問美國，仍強調世界大戰的危險性，基本上承襲毛 澤東的戰爭觀。
可是，對鄧小平而言，改革開放與準備戰爭，存在內部矛盾。當 在資源也限的條件下，不可能一面準備戰爭，一面全力投入建設。宣 示改革開放不久，1980 年代初期，鄧小平對避免戰爭之可能性，越趨
樂觀，改變了軍事優先的態度。
1984 年鄧小平在中央軍委座談會，預估十年內打不起仗來，繼而 說「講戰爭危險，從毛主席那個時期講起，講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 幫後，我們又講了好久。現在我們應該真正冷靜地做出新的判斷。這 個判斷，對我們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我們能夠安安心心地搞建 設，把我們的重點轉移到建設上來。沒有這個判斷，一天誠惶誠恐 的，怎麼還能夠安心地搞建設？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能確定我 們建軍的正確原則和方向。我們既然看準了這一點，就犯不著花更多 的錢用於國防開支。要騰出更多的錢來搞建設。」34此項談話不久，中 國即裁軍百萬。
1985 年，鄧小平的態度更為樂觀，接見奧地利總統時表示，「如 果我們搞得好，戰爭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本世紀戰爭打不起來，下個 世紀和平就更有希望。」35換句話說，掌握有利的和平環境，積極投入 建設，乃是鄧小平對國際局勢的判斷，據此將國家資源重作調整。
和平與發展雖是鄧小平對時局的判斷，但他也認為是國家應追求 的方向。他說：「中國要集中力量搞經濟建設，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 主義現代化強國。我們需要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也正在努力創造 和維護這個和平環境。經濟建設是我們的大局，一切都要服從這個大 局。」36
從鄧小平的講話看出，和平與發展相互有手段與目的的關係。維 繫和平之目的在追求國內建設與發展，繼而演繹出北京不同於過去的 對外政策，衍生出包括改善與周邊國家關係，不同大國結盟與發展戰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北 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頁 302。
同註 33，頁 334。
鄧小平，〈擁護世界和平的實際行動（一九八五年六月四日）〉，《建設有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 112。
略關係、不以意識形態或社會制度異同分親疏、絕不當頭稱霸，並以 一國兩制解決港澳問題等。37
換句話說，鄧小平的戰略布局著眼於經濟現代化，外交須服從經 濟的大局，但經濟發展亟需和平與穩定的國際環境，故維繫穩定的周 邊環境，成為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中國對外政策的主軸，對外關係以 協商代替對抗，從零和走向雙贏。
鄧小平認為，中國大陸在很長一段時間依舊落後，為抓緊機遇，
發展自己，在積極改善與強國關係之餘，應避免介入超強的矛盾。鄧 小平第三次上臺後，1978 年中國與日本簽署《中日和平友好條約》，
與美國於 1979 年建交。同年則終止《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但未 與華盛頓發展密切戰略關係，中共反於十二大強調走獨立自主的道 路。從 1980 年代到現在，中國始終避免與任何強國建立結盟關係。
北京與鄰國關係，向來緊張，曾與蘇聯、印度與越南發生邊境衝 突。從 1980 年代起，中國有意識地透過談判，試圖緩和緊張，解決邊 界糾紛，得到相當的效果。蘇聯、印度與越南領導人先後造訪。譬如 長達四千公里中俄邊界，在長達近二十年談判後，雙方於 2001 年簽署
《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大致解決中俄邊界與領土的問題。
值得注意地是，1980 年代末期，東歐變天、蘇聯解體，社會主義 大退潮，鄧小平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外交上卻彈性因應原社會主義 國家的轉型，不加評論，尊重個別國家的制度選擇，藉此很快與這些 國家建立新外交關係。該項立場的另一層意義是，既然我尊重你，你 也要尊重我。中國選擇社會主義的道路，其他國家也應不加干涉。
從 1949 年以來，臺灣問題始終是北京對外衝突主要導火線。1979 年與美國建交，中國改弦更張，對臺灣問題改採和平手段。1982 年處 理香港問題時更發展「一國兩制」模式。換句話，在經濟發展過程，
田增佩主編，《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 年），頁 1-10。
北京不僅希望周邊形勢穩固，並可預期。包括臺灣在內，北京運用不 同形式的對話或協定，避免軍事對峙，以免損害經濟發展。
鄧小平對改革開放的堅持，反映於晚年處理六四事件的國際影響 與蘇聯解體帶來的衝擊。當時面對大國敵視與全球權力結構迅速地改 變，鄧小平在堅持獨立自主之餘，繼續改革開放，並立下「冷靜觀 察、沈著應付、穩住陣腳、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方針，強調「不管 國際形勢如何變化，我們要在和平共處五原則的基礎上從容發展所有 國家的友好關係。我們要保持警惕、誰也不怕、誰也不得罪，朋友要 交、心中有數。要韜光養晦，埋頭苦幹，不扛大旗不當頭，過頭的話 不說，過頭的事不做。要真正扎扎實實地搞好經濟建設，不要耽擱。
中國在國際舞臺不是無足輕重，是能夠並且應該有所作為。」38 從鄧小平的講話，再次印證即使步入後冷戰時期，中國處理對外 關係，仍然屬於內視型的、被動的，搞好國內經濟列為優先考量，一 切作為須配合經濟大局。在這樣的思維下，自然不會與強國爭鋒，也 不願成為第三世界的領導者，深恐「扛大旗當頭」付出代價與介入的 紛爭，反而推遲中國大陸現代化的腳步。
由前述分析，在改革開放政策下，中國對外政策與現實主義同樣 關注國家利益，不同點在於中國實踐國家利益的方式，不是投入國際 權力遊戲，不是投入更多軍備或合縱連橫，而是將國家利益界定在從 事經濟建設。中國對外政策與自由主義相同之處，在於重視低階政 治，不同之處在於不是以個人主義出發，而是以國家主義為起點，利 用市場經濟與外國資金技術，發達落後的中國大陸。
為維繫穩定的外在環境，北京不願國際現狀激烈變動，故接受並 支持維護既有的國際秩序。所以，對中國而言，與大國交好，遠比爭 霸更符合中國利益。
錢其琛，〈深入學習鄧小平外交思想，進一步做好新時期外交工作－－在外 交部鄧小平外交思想研討會開幕式上的講話〉，《南方網》，1995 年 12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