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中國崛起？--高朗Update:2018/05/02

如何理解中國崛起？

高

朗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摘

要

近二十餘年，中國大陸經濟快速增長，已成為東亞經濟發展的引 擎，然而發展帶來的衝擊與中國未來可能的意圖，卻讓以美國為主的 國際社會充滿焦慮。有的從現實主義觀點，認為中國無可避免將成為 東亞新霸權，遲早會與美國發生衝突。亦有從自由主義角度，認為北 京當前專注經濟發展，積極融入國際政經社會，儼然成為經貿大國， 未必會走傳統軍事崛起的道路。 這篇論文試圖從理念的途徑，說明北京領導人對經濟發展及對外 關係，其實已先有一套邏輯論述。如欲了解中國對外行為，必須掌握 其思維方式。相對地，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只是西方學界觀察國家 行為的分析架構，如果北京領導人不是如此看待世界，也就很難以這 些理論來詮釋中國的外交行為。 1978 年以來，中國以經濟發展為核心，強調外交須為經濟服務， 因而如何爭取一個和平與穩定的國際環境，乃成了北京當局的首要任 務。鄧小平提出和平與發展的對外政策，不僅是中共統治菁英的共 識，且成為指導、評估對外政策的準繩與誘因制度，從而降低了以非 和平手段處理對外關係的可能。 本文認為國際環境的演變與國家力量的變化，對於中國外交行為 的影響，不能僅從西方的思維來理解，而應從中國國家發展的指導思 想來推測可能的變化。本文也指出，北京當局的思維與界定國家利益 的方式，可能隨領導階層危機、臺灣問題，以及能源匱乏，出現新的

變化，進而衝擊和平與發展的對外政策。 關鍵詞：中國崛起、和平與發展、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臺灣

壹、前言

近年中國崛起成為熱門議題，美國與歐洲國家討論不斷，背後隱 含對中國大陸未來動向的焦慮。中國官方深恐「中國崛起」變成「中 國威脅」的代名詞，不得不作出回應，2002 年博鰲亞洲論壇首次提出 「和平崛起」概念，近來中共智囊更於美國《外交季刊》發表專文， 詮釋和平崛起的涵意。1 探討中國崛起的熱潮，臺灣並未壁上觀。面對與中國大陸長期緊 張、不確定的關係，臺灣對北京動向抱持高度警覺，除了學界與智庫 的討論外，外交部近來更公開招標，舉辦大型國際研討會，探討中國 崛起問題。 但是，討論中國崛起始終存在個別國家利益與意識形態的糾葛， 對中國崛起後的效應，充滿空泛的期待或莫名的恐慌。這篇論文試圖 從不同角度，說明西方與中國大陸對理解中國崛起，存在著分歧，這 可能導致西方誤判中國興起後的動向。 論文分成四個主要部分： 第一，分析中國崛起的涵意，究竟是經濟崛起？還是軍事崛起？ 第二，美國如何看待中國崛起？分別從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認 知圖像，解析美國的雙重認知。 第三，北京如何看待自身崛起？其國家發展戰略為何？ 第四，分析理解北京思維的重要性，並探討其對外關係變化的可 能。

Zheng Bijian, “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Power Status,” Foreign

貳、中國崛起的涵意

探討中國崛起，隱含許多含混與想像的空間，容易聯想到的是霸 權興衰的過程，也就是國力(National Power)對比出現急遽的變化。對 獨霸世界的美國而言，不啻是重大警訊。然而，中國國力真的直追美 國嗎？ 國力的概念，經由許多指標綜合而成。據蘭德(Rand)公司新發展的 國力評估指標，共分三類：國家資源、國家表現與軍事能力。2_一般探 討中國崛起的論據偏重於國家資源類，特別是以經濟發展的指標為 主。 從前評估國力，多比較國家資源如領土、人口、國內生產毛額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國防預算等數字，惟忽略這些資源 能否轉換為對外控制環境與遂行政策的能力。傳統評估國力也忽略技 術創新，而技術創新是反映國家引導生產力晉升的能力，不僅激勵經 濟發展，更可增進軍事能力。 所以，評估中國崛起，應從各種角度，思考中國綜合國力與主要 強國間，是否出現改變？有沒有嚴重到出現霸權替代的徵候？ 蘭德研究顯示，美國是全球擁有資源力量最多的國家，約占了世 界的 20%，歐盟（如視為單一行為者）與中國大陸分別占了 14%，印 度 9%，巴西、俄羅斯與南韓各占了 2%。2015 年時，美國仍將占 20%，而中國大陸與印度的力量將會上升，除美國之外，其他工業國的 國力將相對下降。3_{擁有資源力量並不一定代表有能力將之變為遂行國} 家政策與控制外在環境的能力。中國顯然在後者，面臨許多限制，影

Ashley J. Tellis, et al., Measuring National Power in the Postindustrial

Age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00), Chapter 4.

Gregory F. Treverton & Seth G. Jones, Measuring National Power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05), p. 9.

響其綜合國力。 就國家資源力量而言，中國擁有一些先天優勢。譬如其領土居世 界第三，僅次於俄羅斯和加拿大。人口達 13 億，高居世界第一，惟近 百年的貧窮、落後，1949 年後未因共黨執政有所改善，直到 1978 年， 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禁錮已久的生產力，得到解放，中國大陸經濟 才出現巨大變化。 一些經濟數字，可以幫助了解中國大陸經濟力量的提升。1978 年 後，在改革開放政策下，中國大陸平均經濟成長率達 9.4%。2004 年其 GDP 產值雖為美國的十分之一，日本的三分之一，但按照中國大陸目 前經濟成長速度，20 年內將取代日本成為第二大經濟體，2020-2030 年間則很有可能追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4 就國民所得而言，過去 20 年，中國大陸人民平均所得成長近八 倍。以購買力平價法(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計算，1984 年

中國大陸平均國民所得僅 711 美元，2004 年達 5,495 美元。5_若與其他

國家比較，2004 年在 250 個國家及地區中，中國大陸平均國民所得排 名 130 名。按世界銀行分類，目前中國大陸屬於「較低中等所得國家」 (Lower Middle Income Country)。

改革過程中，中國大陸產業結構也出現變化。1984 年中國大陸農 業產值為 GDP 之 32%、工業為 43.3%、服務業為 24.7%。2004 年時， 農業產值占 GDP 比重減至 15.2%，工業增至 52.9%，服務業增至 31.9%。6_{另從進出口產品項目觀察出產業轉型的趨勢，2004 年中國大} 陸出口與進口值最高的二類，同為電子機具與電力設備。成衣、鞋類 與礦產品在出口值的比重業已下降，中國大陸進出口正走向高附加價

“China Trade,” Cato Institute Center for Trade Policy Studies, <http:/ /www.freetrade.org/ssues/china.html>.

The World Bank Group, World Develop Indicators Database, <http:// devdata.worldbank.org/dataonline/SMResult.asp>.

值產品。7_{不僅如此，依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分析，目前私營企業已

成為中國大陸經濟的主體，產值占 GDP 一半以上。8 中國大陸經濟的成長，大部分建立在對外貿易。中國大陸近年出 超日益擴大，引起與美國、歐洲摩擦。2005 年 7 月北京放寬人民幣匯 率浮動區間，人民幣對美元升值 2%。縱使如此，預估 2006 年中國大 陸出超將超過 900 億到 1,000 億美元，比 2004 年 320 億美元，成長近 三倍，9_{勢必再引起中國大陸與其他貿易國之緊張，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不會趨緩。 貿易持續出超的另一效應是，中國大陸累積的外匯存底持續攀 升，2005 年 8 月中國大陸加上香港的外匯存底已達 8,379 億美元，首 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一。10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簡稱世 貿）後，中國大陸對海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不斷擴增。1970 年代後期，中國大陸企業開始進行海外投資，入世貿 後，規模擴大。2001 年中國大陸對外直接投資金額約 7 億 7 百萬美元， 2004 年直接投資躍升為 36 億 2 千萬美元，2005 年 1-5 月海外直接投

“China at a Glance,” World Bank Group, Spetember 8, 2005, <http:// devdata.worldbank.org/AAG/chn_aag.pdf>.

“U.S.-China Trade Statistics and China’s World Trade Statistics,” 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http://www.uschina.org/statistics/trade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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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存底，大陸加香港，世界第一〉，《聯合新聞網》，2005 年 10 月 8 日，<http://udn.com/NASApp/rightprt/prtnews? newsid=2941788/>。

資更達 25 億美元。海外直接投資除反映中國大陸經濟力的延伸，更有 策略性的意義。目前北京以國營企業為先鋒，在海外併購策略性產 業，重點集中在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油田、礦產，

並購買品牌(Brand)。11 同一時間，外國在中國大陸的直接投資也直線上升。據《經濟學 人雜誌》報導，2005 年中國大陸已超越美國，成為吸收直接投資最多 的國家。 中國大陸經濟快速成長，主依賴對外開放，逐漸建立與世界生產 銷售、分配的網絡，強化中國大陸與全球經濟的依存關係。如今中國 大陸與世界經濟間，出現高度敏感性(Sensitivity)，華盛頓的經濟決策 會衝擊北京，而北京的經濟決策同樣也衝擊華盛頓與世界各國。 值得注意地是，現階段中國大陸經濟巨大優勢主賴廉價勞動力， 全世界製造業欲維持競爭力，大多改在中國大陸生產。也因勞動力低 廉，中國大陸壓低製造業成品在全球市場的價格，導致主要工業國出 現通貨緊縮的現象，使美國長年維持低利率政策。但與中國大陸經濟 發展攸關的礦業、金屬與石油，因經濟發展所需，近年來價格走揚， 形成中國大陸在世界各地爭食資源局面。12 前述變化看出，過去二十多年，中國大陸經歷一場生產力的革 命，所走的路線不是傳統擴張領土或爭取殖民地，而很像自由主義派 學者羅斯克蘭斯(Richard Rosecrance)分析之貿易國(the Trading State) 興起過程。二次大戰後，日本、西德復興，是藉由貿易，而非軍事手

Cui Jun, “Overseas Merger and Acquisition: an Inevitable Trend,” China

Economic Net, October 13, 2005, <http://en.ce.cn/Insight/200505/30/

t20050530-3933383.shtml>.

“China and the World Economy,” The Economist, July 28, 2005, <http:/ /www.economist.com/displaystory_id=4221685>; “The Halo Effect,” The

Economist, September 30, 2004, <http://www.economist.com/PrinterFriendly.

段，得到發展所需的原料與技術，繁榮了經濟，增進人民的生活水 平。按羅斯克蘭斯分析，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透過經貿比軍事手段更 易得到發展所需之資源。13_{事實上，1970 年代後的中國也走戰後日本} 與西德的路線，同世界接軌，參與全球資本主義市場，從貿易獲取資 源與技術，如今變成全球製造業的工廠。 儘管中國大陸經濟掌握了後發優勢，發展速度驚人，惟中國大陸 內部發展卻嚴重失衡，沿海與內地、農村與城市落差很大，貧富鴻溝 也不斷擴展，生態環境日益惡化。同時，與主要強國相比，中國大陸 人力素質偏低、資本市場不成熟、金融體系保守落伍、法治建設不 足，凡此影響中國大陸經濟競爭力的進一步提升。舉例而言，2005 年 瑞士世界競爭力中心以四類指標（經濟表現、政府效率、商業效率與 基礎設施）評鑑各國競爭力，結果美國名列第一，中國大陸排名第 31 名，比亞洲四小龍、泰國、馬來西亞落後。14_{不僅如此，中國大陸看似} 穩定的威權體制，始終隱藏權力繼承的危機，增加預測中國大陸的困 難性。因此，儘管中國大陸經濟蒸蒸日上，背後的政治風險卻不能輕 忽。 以經濟規模而論，中國大陸經濟體持續擴張，15 年內將追上日 本，30 年內可能追上美國，經濟吞吐能力的增加，是最常援引為中國 崛起的例證。不過，在技術創新層面，美國、日本與西歐仍是領航 者，不僅開創新市場，且制定市場規則。可見之將來，在技術創新領 域，中國大陸似無法與美國等先進國家一較高下。在欠缺前沿生產力 的主控權下，中國大陸發展仍是尾隨西方腳步，全球財富的分配仍有 利於美國與西歐國家。

Richard Rosecrance,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86), pp. 138-139.

“The World Competitiveness Scoreboard 2005,” 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隨著經濟成長，中國軍事能力同時獲得了改善，逐漸從陸權國 家，走向海洋國家。建軍思想從小米加步槍走向科技戰爭。太空科技 方面的成就也引人注目，不僅發射載人的太空船，且預備設立太空 站。 美國常批評中國國防預算不斷增長，不夠透明。按照美國說法， 中國官方公布國防預算約三百億美元，大概只有實際金額的三分之 一。15_{1992 年以來，中國國防預算平均支出，每年增長 10%以上，譬} 如 2004 年增長 11.65%，2005 年將增長 12%。16_{目前中國國防支出約} 為美國的九分之一，卻居世界第二。17_{北京否認公布之國防預算不實，} 惟西方關注地是，中國經濟實力擴大，將有餘力投入更多軍事經費， 因而改變區域軍事平衡。

歷史學者甘迺迪(Paul Kennedy)探討《強權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書中指出，強國力量對比，並非固定不變，

隨經濟與科技的進步，承平時期，一些國家興起為強國，另些強國則

因過度延伸，經濟力日漸式微，而轉趨衰落。18_{此項分析，可為中國崛}

起留下註腳，將其視為全球生產力變動的結果。現階段北京掌握了生 產要素的某些優勢，配合良好的政策，創造出今天的榮景。不過，如

“How Large Is China’s Defense Budget?” Mail & Guardian, October 21, 2005, <http://www.mg.co.za/printPage.aspx? area=/breaking_news/ breaking_news_international_n…2005/11/18>.

“China’s Defense Budget,” Global Security, November 18, 2005, <http:/ /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chna/budget.htm>.

“Last of the Big Time Spenders,” Center for Arms Control and

Non-Proliferation, November 18, 2005, <http://64.177.207.201/static/budget/

annual/fy05/world.htm>.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前所述，有關中國崛起的論據，多半跳脫不出傳統的思維，從國家資 源項目分析，進而推估或想像發展後的軍事潛力，但忽略 21 世紀技術 創新究竟掌握在哪些國家手裡？中國累積的國家資源如果不能有效轉 化為競爭力，不能提升政府效能與企業的效率，中國縱使是貿易大 國，但絕不是傳統觀念裡新興霸權，美國也不會因中國興起，導致其 霸權衰落。 1980 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經濟的起飛，並未透過戰爭手段，更未 過度投資軍備發展。儘管美國對北京公布的國防預算，多有存疑，甚 而懷疑其實際支出超過公布數字數倍之多。19_{可是，至今中國大陸沒有} 一艘航空母艦，以現代科技水準而言，中國軍備仍遠落後於主要強 國，遑論挑戰美國在東亞地位。因此，中國崛起的經濟意義大於軍事 意義，中國比較像快速興起的貿易大國，但以 13 億人口平均之後，仍 僅以小康作為奮鬥目標。

參、美國為何憂慮中國崛起？

當中國大陸變成貿易大國，顛覆了傳統國際政治的思維。早先以 為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像油與水不能混合，如今西方卻面對紅色資本 主義的興起。 1978 年後，中國大陸參與全球經濟體系，生產力快速增長，成為 新興貿易國，藉由低廉的土地與人力，以及深具潛力的市場，改變了 全球產業的分工與市場運作方向。不論對北京是否有好感，各國都感 受到來自中國大陸競爭的壓力，也關心其對全球政治、軍事的影響。 二次大戰後，經濟崛起的國家不只中國，日本與西德已是先例。 預估未來 30 年，除中國大陸之外，還有巴西、俄羅斯與印度，將成為 新興的重要經濟體，形成所謂「金磚四國」(BRICs)。據估計，2040 年

Richard Bernstein &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2, March/April 1997, p. 18-33.

時，金磚四國加起來的 GDP 總值將超過 G6。20_{換句話說，在全球生產} 力不斷地變化與重組過程中，中國大陸只是眾多突出國家之一，惟其 所受到的關注與敵意，卻不成比例。 歷史學者甘迺迪分析五百年來強國興衰發現，強國興起之前，已 經累積相當的經濟優勢，繼以軍事手段，挑戰霸權，因為有經濟的優 勢，最後得到成功，再持續運用軍事力量維繫自身地位，直到擴張過 度，被新興力量擊敗，因而殞落。所以，經濟崛起是成為強國或霸權 的先決條件，中國大陸經濟實力不斷增長，必然威脅到現有的霸權。 蘇聯瓦解後，許多學者認為國際體系從二極走向單極。單極體系 並不如預期的穩定，歷史上法國與英國都曾一度是歐洲的單一霸主， 沒有聯盟足以抗衡，可是兩者獨霸時間，皆未超過 50 年。促成單極體 系轉變成多極體系的主因是，差別成長(Differential Growth)。新興強 權的經濟成長率快過既有的霸權，假以時日，彼此距離拉近。此外， 霸權賴以強大的政策容易複製，造成霸權的許多優勢，隨著時間，無 法繼續保持。21 現在的國際體系是否為單極，學界也有爭論。杭廷頓(Samuel P. Hungtington)認為目前是單多極體系(Uni-multipolar System)，即體系 內有一超強，同時伴隨許多強國。22_{在此體系下，美國無法像單極下的} 霸權，獨斷獨行，處理國際事務須協調其他強國。從 1990 年代波斯灣

G6 指七大工業國扣除加拿大的六國；有關 BRICs 預估，請見 Roopa Puru-shothaman & Goldman Sachs, “The Brics’Path to 2050: A Dramatically Different Global Economy,” 2005, “Cours en ligne” de Sciences Po < http://coursenligne.sciences-po.fr/2005_2006/gouvernance/braga/cours_1_ brics.pdf>。

Christopher Layne, “The Unipolar Illusion: Why New Great Power Will Ri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4, Spring 1993, pp. 5-51.

Samuel P. Hung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2, March/April 1999, p. 35.

危機到朝鮮半島核武危機，看出國際體系並不是純然的單極體系。 如果國際體系介於單極與多極之間，超強的美國可敏感地感受， 多極力量如歐盟、中國的興起。從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角度，當弱國與強國實力懸殊，通常不會發生衝突；強國與強國實 力相當，也不易衝突。容易衝突的是當新興強國與霸權力量拉近時， 彼此對實力估算存在差距，可能因錯誤認知而發生衝突。23 美國作為超強，可以感受後冷戰時期，國際體系並未穩定，多極 化發展在經濟面已成事實。目前沒有任何國家的軍力足以抗衡美國， 但如果其他國家軍力伴隨經濟逐漸成長，與美國力量相接近時，不論 是否衝突，權力平衡就會出現變化。 美國作為現狀獲益者，不希望世界走向多極體系。但美國無法掌 握地是，國際現狀受到全球生產力變化的影響，不斷在改變。中國崛 起的涵意，不論是否誇大，惟對美國而言，代表國際現狀的改變，隱 含美國單一超強的地位，正在減弱。縱使現階段中國僅是崛起的貿易 大國，但經濟力量的改善，遲早延伸至軍事領域，進而威脅美國在東 亞的霸權地位。 中國崛起與日本、西德不同之處，在於日、德是美國盟友，兩國 在政治、軍事、經濟，同美國利益結合。更明確地說，戰後日本與西 德經濟復興，是美國一手主導。相對地，中共統治中國大陸以來，華 盛頓與北京長期對立，意識形態與戰略利益都不相同。即使冷戰結 束，中國取代蘇聯成為美國的假想敵，變成最有潛力威脅美國東亞霸 權的國家。 過去十餘年，中國威脅論或中國崛起議題，背後有美國的影子。 美國對國家安全與利益的界定，決定了它的敵人與朋友。回顧歷史，

Steve Chan, “Is There a Power Transi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he Different Faces of National Power,” Asian Survey, Vol. 45,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5, pp. 687-701.

美國對共黨統治的中國大陸，是否形成威脅？態度隨著時間與環境不 斷改變。當中國牴觸美國戰略利益時，北京是華盛頓的敵人；反之， 則成朋友。冷戰初期，北京倒向莫斯科，東西對抗，美國圍堵中國， 將之視為威脅。1960 年代後期，美國的戰略環境改變，中蘇交惡，並 且蘇聯國力日盛，華盛頓乃調整策略，聯合北京，箝制莫斯科，中國 變成美國的友人。1976 年發生四五天安門事件時，美國正積極拉攏中 國，對該流血事件，噤不吭聲。但 1980 年代後期，美蘇和解，接著東 歐變天，蘇聯解體，中國在美國的戰略天平，失去作用，瞬間成為孤 獨的共黨大國，華盛頓再將威脅指向北京，直到 911 後，始將恐怖主 義列為最大威脅。 1980 年代後期，美國預見中國是繼蘇聯之後，最可能挑戰美國利 益的國家。美國應採圍堵或交往的政策？從決策圈到智庫，爭辯多 年。事實上，美國採取既圍堵又交往的兩手策略。從老布希(George Bush)、柯林頓(William J. Clinton)至小布希(George W. Bush)總統， 一脈相承，核心目標是爭取與中國交往的好處，同時防止中國損害美 國的戰略利益。華盛頓一方面促進兩國在經貿與其他重大國際議題的 合作，另一方面試圖與日本、臺灣等國，建立潛在的聯合陣線，防範 中國軍力擴張。 奈伊(Joseph S. Nye Jr.)曾說，後冷戰時期，國際社會在軍事屬 於單極體系，經濟則是多極體系。24_{面對中國經濟力量持續增長，美國} 受自由主義觀的影響，一向予以支持，希望雙邊建立開放、公平與自 由之貿易關係，使兩國與世界同蒙其利。但軍事霸權方面，美國則視 為禁臠，不希望出現新的挑戰者。現階段中國軍力雖落後美國，未來 卻有潛力促使東亞權力移轉。後冷戰時期，北京不斷強調國際體系正

Joseph S. Nye Jr.,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朝多極化發展，此無意中透露中國的矛盾，為了經濟發展，北京希望 國際體系穩定，不得不接受美國霸權的事實，可是也樂見國際體系逐 步改變，消蝕美國單一超強的地位。 作為世界超強，美國是現狀(Status Quo)的獲益者，中國的興起促 使現狀出現變化，美國的矛盾是不知如何因應中國的崛起。從自由主 義的角度，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積極參與國際建制，符合美國利 益；但從現實主義角度，中國經濟力量發展至一定程度，軍事力量必 然提升，可能威脅美國霸權。所以，對於中國經濟崛起，美國五味雜 陳，難以預期中國成為貿易大國後，接下來的目標為何？

肆、交錯運用的兩種思維

中國崛起後，是否會挑戰美國建立的東亞與世界秩序？美國至為 關切。估算北京未來動向，分析框架發揮絕對的影響。分析框架的取 捨卻受世界觀的左右。後冷戰時期，美國決策者處理中國大陸問題， 往往交錯運用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觀點，而這兩種觀點，則植基於 美國決策菁英的世界觀。 從現實主義角度，如何防範中國軍力對美國的挑戰，乃問題的核 心。從國防部到學界，很多論述不斷強調共軍的改革、訓練與新武器 的購置，並指出共軍積極現代化，已顯著提升對周邊投射能力，將可 用來因應臺海與南中國海的危機。25 不過，近年小布希政府對外關係傾向單邊主義，引起盟國和其他 國家的不滿。相對地，中國對外關係十分低調，未因經濟能力大幅提 升，顯得積極主動，且不斷宣揚「和平與發展」，儼然成為國際秩序

Secretary of Defense, 2006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Washington DC: Secretary of Defense, 2006), pp. 28-29; Nicholas D. Kristof, “The Rise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5, November/ December 1993, pp. 59-75.

的維護者。一些現實主義論者以為，這是中國政府的包裝，當其國力 增強至一定程度，態度可能改變，將投入更多資源，從事軍備競賽， 挑戰美國在東亞的地位。亦有學者從歷史角度，認為中國以往國力昌 盛，往往將周邊國家納入勢力範圍，迫其稱臣納貢。美國如不願坐視 東亞出現新的霸權，即應防範中國軍力擴張。 現實主義論者也從結構面，悲觀認為中美衝突乃遲早之事，中國 經濟強大後，一定步上強權後塵，積極發展軍備，以維護、拓展其經 濟利益。所以，中國崛起勢必改變既有的權力結構，造成不平衡。26 現實主義者對中國興起後的意圖，充滿焦慮與不信任。甚至從中 國舊有軍事思想來分析，認為中國處理對外危機，並非採行儒家王道 或孫子不戰屈人之兵的思想。從古至今，中國傾向透過武力解決外在 危機。例如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研究明朝處理蒙古問題，得 出這樣的結論。其他美國學者如威爾肯菲德(Jonathan Wikenfield)等 研究顯示，中共建政後以武力處理對外危機的頻率，遠高過其他強 國。27 在現實主義的世界裡，中國是危險的對手，傾向以武力解決對外 危機，須儘可能侷限其野心，並阻止軍事能力的提升。所以，積極反 對歐盟解除對中國武器禁運，支持設立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heater

Mis-Zbigniew Brzezinksi & John J. Mearsheimer, “Clash of the Titans,”

Foreign Policy, No. 146, January/February 2005, pp. 46-50; Bill Gertz, The China Threat: How the People’s Republic Targets America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Inc., 2000).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Chapter 5; Jonathan Wilkenfeld, Michael Brecher & Sheila Moser, “Cris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Jonathan Wilkenfeld, Michael Brecher & Sheila Moser, eds., Handbook of Foreign Policy Crises, Vol. 2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8), pp. 161-162.

sile Defense, TMD)，並主張增強與日本的軍事結盟，以防中國力量 的擴展。 現實主義認知世界的圖像，將中國崛起視為對既有霸權與秩序的 挑戰。此固有其歷史傳統，受到以美國為主的權力菁英青睞。但背後 卻隱含了知識選取的利害動機。不過，現實主義對國際事件的分析， 有時未能有效與全面地解釋，譬如為何蘇聯坐視東歐解體、為何建立 歐盟等，凡此說明現實主義以自己的價值觀，概括猜測別人的行為模 式，有時會失焦。 美國分析中國崛起的另一思維是自由主義。近代自由主義的國際 觀，溯自美國威爾遜總統十四點和平計畫，近代政治學者從杜意奇 (Karl Deutsch)、基歐漢(Robert Keohane)、奈伊等，不斷探討國際體 系裡，國家整合、相互依存的現象、隨後更探討以軍事手段處理國際 問題的侷限性，以及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對國際合作的助 益。自由主義者認為國際和平的維繫，有可能透過國際合作，不一定 須靠權力平衡。 自由主義理解國際關係的途徑，傾向以個人或群體作為思考的起 點，認為國家是可以穿透的，譬如美國跨國企業在中國大陸投資，美 國若對中國實施貿易報復，這些跨國企業也連帶遭殃，因而它們會向 國會遊說。換句話說，自由主義思考中國崛起的角度，比較不從國家 或國家主義來探討。反認為包括美國在內的各種多元力量在面對中國 崛起議題時，未必感受來自中國的壓力，這些跨越國家行為者，在國 家之間建立了利害與共的網絡，因而，中國崛起不見得是損失，反可 能是美國與全世界的機會。 自由主義論者並非不重視國家角色，而是認為國家應認清，在相 互依存的世界，傳統權力使用的侷限性，國家應調適自己，適應新的 全球環境。再者，當依存現象升高之後，亦產生系統效果(System Ef-fect)，形成全球化。28_{國家間的連動性不斷增強，因為人、物及資本往} 來遽增，摩擦也隨之增加，所以需要更多的中介機制，減少衝突，增

進合作。換句話說，自由主義者認為國際社會即使處於無政府狀態， 但國際關係的特質正在改變，低階政治(Low Politics)地位上升，國家 必須適應這樣的趨勢。 此種思維下，1978 年後中國大陸實施改革開放，參與國際經貿體 系，自由主義者從正面解讀，惟其所關心的是市場開放的程度、公平 機制是否建立，期待中國成為符合國際規範的貿易國家。他們認為當 中國大陸與世界經濟體系的利害一致，就沒有誘因破壞既有的國際秩 序。當中國與美國在貿易間存在巨大利益，兩國間在其他領域的衝突 也易得到管制。依照此一邏輯，西方社會應說服與協助北京參與各種 國際建制，讓中國對外行為更可預期與規範。是以，自由主義眼中的 中國崛起，不是零和競賽，如果中國與世界經由多邊協商，促成共同 關切議題的解決，全球將同蒙其利。29 自由主義思想另一範疇是民主、人權。基於對個人自由選擇與互 動的信念，自由主義者將之延伸至國際關係，視民主人權為普世價 值，各國皆該遵從。同時，不少自由主義者認為民主與和平有連帶之 關係。依據研究，民主國家不會與民主國家發生戰爭，30_{因此，獨裁國} 家越少，民主國家越多，世界也就越和平。此種論述，雖有爭議，但 民主和平論(Democratic Peace Theory)原本是規範與經驗的混合體， 為美國向第三世界推銷民主，提供道德性的基礎。同樣地，人權也是 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認為應普世奉行，故試圖打破舊有國際法不得

同註 24。

Ernesto Zedillo, “On China’s Rise,” Forbes, Vol. 173, No. 11, May 24, 2004, p. 43; Charles Horner, “China on the Rise,” Commentary, Vol. 94. No. 6, December 1992, pp. 33-36.

民主和平論可溯自康德、威爾遜總統，近代主要研究學者是 Rudolph J. Rum-mel，請見 Rudolph J. Rummel, “Democracies Don’t Fight Democracies,”

Peace Magazine, May/June 1999, <http://www. mtholyoke.edu/acad/intrel/

干預他國內政的禁忌，認為人權超越主權，應為國際法與國際公約所 規範。 作為共黨國家，中國長期飽受不民主與迫害人權的批評，此也導 致中國與西方激烈的摩擦，1989 年六四事件，七國經濟高峰會曾對北 京實施經濟制裁。柯林頓總統在第一任期時，也嚴厲批評中國大陸人 權，一度將中國大陸人權與最惠國待遇掛鉤，只是後來並未成功。 換句話說，自由主義的世界圖像，重視全球化趨勢、重視市場機 能、重視國際建制及民主人權。中國崛起對自由主義論者而言，並非 壞事，只是崛起後的中國大陸市場應該更開放，人權更得到尊重。 美國主政者習慣以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揉雜而成的框架分析世 界。不同的領導人偏重或有不同，不同情境可能個別突出現實主義或 自由主義的價值，可是兩種思維的共通點是，美國希望以其價值觀主 導世界，希望世界按照美國人心理的圖像運行。因此，美國對中國崛 起的態度，根本反映前述心理。

伍、北京對經濟發展的覺醒

探討中國對外政策，不能不了解 1978 年以來，中國大陸變化背後 的指導思想與基本理念。歷史上「觀念」(Ideas)深切影響人類的行為， 更是決策者在政策選擇的路徑圖。新觀念的興起，有時足以改變人類 歷史行進的方向，譬如自決(Self-Determination)在 20 世紀成為普世價 值，殖民主義即失去了道德正當性。再如過去一百年民主觀念逐漸播 散，推倒了不知多少專制政權。如今再怎樣專制的政府，亦不得不擺 出民主模樣，以強化統治正當性。換句話說，一個重要觀念的提出， 進而廣為人們接受，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力，不容低估。

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中國大陸經歷前所未有的經濟變革，每年平 均以超過 9%經濟成長率，快速變成世界主要經濟體。31_{雖然中國大陸} 人多、貧窮，惟中國政經發展的潛力、速度與規模，正成為新興強 國。 中國大陸的變化無疑受鄧小平改革觀念之影響，他奠定中國大陸 對外政策基調，是由內而外，依據國內發展需要決定對外關係，此與 西方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有所區別。 1978 年鄧小平領導改革開放，逐漸形成和平與發展的戰略布局。 往後二十餘年，中共領導人在鄧小平的引導下，不斷將改革開放觀 念，轉變為制度與政策，據此拔擢幹部，徹底改變中國大陸政治菁英 與人民的認識，終而構成新的利益結構，不僅鞏固改革開放的成果， 同時改變了中國發展方向。 從字面而言，和平與發展並無新奇之處，包括聯合國在內許多國 家，都有和平與發展的機構或基金會。唯從中國大陸當時的社會處 境，文革背景之下，和平與發展代表的意義卻是革命性的。鄧小平推 動改革開放，以發展生產力為重心，階級鬥爭擱置一旁，明目張膽走 資，背離了毛澤東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對長期 沈浸於毛澤東思想的中國大陸，是霹靂舉動。沒有鄧小平，中國大陸 將繼續籠罩在毛澤東思想下，不可能有今天昌盛的局面。因此，改革 開放與和平發展的思維，從崛起到普及過程，很像孔恩(Thomas Kuhn) 所言的典範轉變(Paradigm Shift)，大幅改變中國大陸領導階層與人民 的世界觀與追求目標。 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當時中國共產黨正面臨空前危機，毛澤 東、周恩來去世，四人幫倒臺，文革十年動盪，經濟重創，人心動

Zuliu Hu & Mohsin S. Khan, “Why Is China Growing So Fast?”

Economic Issues, No. 8, 1997, p. 1,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

搖。毛澤東晚年，被奉若神明，從幹部到人民活於毛的神話下。文革 結束，中國何去何從？共產黨何去何從？這些不確定因素，加上文革 不得人心，為鄧小平的改革主張，創造有利條件。藉由否定文革，剷 除其勢力，新的改革思想不單是建設藍圖，亦代表新的利益，成為領 導幹部估算個人利害與前途，必須的考量。 鄧小平的改革思想，大致分為三層。第一層是馬列主義與毛澤東 思想的世界觀(Worldview)，他堅持中國大陸繼續走社會主義的道路； 第二層是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延伸的原則與信念，鄧小平選擇了馬 克斯的生產力學說及毛澤東實事求是思想，作為是非對錯評量的標 準；第三層，為了發展中國大陸生產力，實踐社會主義現代化，鄧小 平主張改革開放，藉由和平與發展途徑，達成前述目標。 鄧小平的三個思想層次，相互關連，孕育過程直到 1980 年代中 期，始臻完善。值得注意地是，鄧小平的改革並不是世界觀的改變， 他終身信奉馬列，即使文革期間下放江西，他研讀最多的是馬列著 作。所不同的是他思想的第二層，選擇了馬克斯的生產力學說，而非 階級鬥爭理論；他選擇了毛澤東早年實事求是的思想，而非晚年激進 的左傾思想。也就是說，鄧小平在馬列與毛澤東思想中，尋求有用的 觀念，以合理化改革路線的選擇，進而作為評斷對錯的標準。在此思 維框架下，第三層的改革開放主張也就順理成章，成為正確的路線。 對於觀念與利益間的關係，西方學界曾有許多辯論。究竟利益決 定觀念的取捨？還是觀念界定了利益的內涵？對於決策者來講，動機 可能是混合的(Mixed Motive)，利益與觀念夾雜一塊。32_{現在很難追} 問鄧小平連結改革開放與馬列和毛思想的動機，或許有利害考量，也

Judith Goldstein & Robert O. Keohane,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in Judith Goldstein & Robert O. Keohane, eds.,

Ideas & Foreign Policy: Beliefs, and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可能有理念因素。 就現實利害來說，鄧小平不可能在意識形態上自我否定，當中國 大陸需要休養生息時，更不能對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全面否定，以免掀 起更大混亂。所以，對毛澤東的功過，是三七開。從改革伊始，鄧小 平扛著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的旗幟，藉以顯示繼承共產黨的正統， 卻導出不同的途徑，重建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統治的正當性。 鄧小平代表的改革派，不斷從馬列與毛思想尋求改革開放的論述 基礎。例如他強調馬克斯有關發展生產力的觀點，佐證貧窮不是社會 主義。另外，為抵擋凡是派的教條思想，突出毛澤東講過，「實踐是 檢驗真理唯一標準」，藉以破除改革的思想障礙。 中國共產黨屬於意識形態的政黨，向來重視思想領導，鄧小平代 表的改革派，藉由掌握黨政大權，操縱傳播機器，將改革開放政策， 宣揚為撥亂反正，文革則描繪成錯誤的路線。為了掃除文革的影響， 鄧代表的改革勢力，重新詮釋共產黨的路線問題，以總結歷史教訓， 彰顯改革開放的正確性。1981 年中共作出〈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 題的決議〉，徹底否定文革及其代表的左傾思想，文革勢力不單在政 治上被打倒，所代表的激進思想也遭全面否定。33_{另一方面，則穩固毛} 澤東的歷史地位。按陳雲的講法，毛澤東的功績是第一位，錯誤是第 二位的。 1980 年代，中共領導階層雖建立改革開放的共識，卻常為具體改 革的方案爭議不休，主因是全世界沒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有類似的轉 型經驗，稱之「摸著石頭過河」，並不為過。另一方面，改革開放的 過程，鄧小平堅持以社會主義與共產黨領導，導致改革開放的措施， 是否牴觸社會主義？是否損及共產黨領導？永遠存在不同程度的矛 盾。幹部邁出改革步伐，存有疑慮。再者，鄧小平堅持經濟開放，政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共 中央文件選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 年），頁 145-203。

治堅持共產黨領導。故對經改革引進的西方自由思潮，中共採取防堵 措施。1987 年中共發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目的是打擊滋 長的民主自由思想。 1980 年代改革開放的矛盾不斷，鄧小平培植的兩位總書記先後遭 撤換。1989 年天安門事件以鎮壓收場，許多改革派領導人下臺，中國 對外關係陷於谷底。往後三年，很多領導幹部擔心改革開放的政策生 變，心存觀望，直到 1992 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改革開放政策再獲確 認。 雖然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及共產黨領導，存有矛盾，並引發巨大 政治風波，惟改革開放帶來的巨大好處，使鄧小平帶領的共產黨贏得 多數人心，亦使中國大陸社會主義的面貌日漸模糊，資本主義浪潮逐 漸席捲中國大陸。

陸、和平發展與改革開放的關係

嚴格地說，鄧小平並未提出和平與發展的理論，他提及和平與發 展的時間點，已是改革開放後的第六年了。鄧在摸索改革的方向，和 平與發展是他對世界局勢的綜合判斷，與改革開放的政策互為表裡。 1978 年鄧小平第三次上臺，談及改革開放，主要著眼於國內發展 問題，也就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問題。關於戰爭與和平的看法，鄧小平 最初與毛相距不遠，以為世界大戰有可能發生，應積極備戰。中共戰 爭的思維與建政以來遭西方圍堵有關，其後與蘇聯決裂，莫斯科在中 俄邊界陳兵百萬，加劇北京對戰爭的迫切感。毛澤東認為世界大戰終 將爆發，短期內難有持久的和平，故不斷從事戰爭的準備。鄧小平掌 權後，1979 年曾訪問美國，仍強調世界大戰的危險性，基本上承襲毛 澤東的戰爭觀。 可是，對鄧小平而言，改革開放與準備戰爭，存在內部矛盾。當 在資源也限的條件下，不可能一面準備戰爭，一面全力投入建設。宣 示改革開放不久，1980 年代初期，鄧小平對避免戰爭之可能性，越趨

樂觀，改變了軍事優先的態度。 1984 年鄧小平在中央軍委座談會，預估十年內打不起仗來，繼而 說「講戰爭危險，從毛主席那個時期講起，講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 幫後，我們又講了好久。現在我們應該真正冷靜地做出新的判斷。這 個判斷，對我們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我們能夠安安心心地搞建 設，把我們的重點轉移到建設上來。沒有這個判斷，一天誠惶誠恐 的，怎麼還能夠安心地搞建設？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能確定我 們建軍的正確原則和方向。我們既然看準了這一點，就犯不著花更多 的錢用於國防開支。要騰出更多的錢來搞建設。」34_{此項談話不久，中} 國即裁軍百萬。 1985 年，鄧小平的態度更為樂觀，接見奧地利總統時表示，「如 果我們搞得好，戰爭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本世紀戰爭打不起來，下個 世紀和平就更有希望。」35_{換句話說，掌握有利的和平環境，積極投入} 建設，乃是鄧小平對國際局勢的判斷，據此將國家資源重作調整。 和平與發展雖是鄧小平對時局的判斷，但他也認為是國家應追求 的方向。他說：「中國要集中力量搞經濟建設，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 主義現代化強國。我們需要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也正在努力創造 和維護這個和平環境。經濟建設是我們的大局，一切都要服從這個大 局。」36 從鄧小平的講話看出，和平與發展相互有手段與目的的關係。維 繫和平之目的在追求國內建設與發展，繼而演繹出北京不同於過去的 對外政策，衍生出包括改善與周邊國家關係，不同大國結盟與發展戰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北 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頁 302。 同註 33，頁 334。 鄧小平，〈擁護世界和平的實際行動（一九八五年六月四日）〉，《建設有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 112。

略關係、不以意識形態或社會制度異同分親疏、絕不當頭稱霸，並以 一國兩制解決港澳問題等。37 換句話說，鄧小平的戰略布局著眼於經濟現代化，外交須服從經 濟的大局，但經濟發展亟需和平與穩定的國際環境，故維繫穩定的周 邊環境，成為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中國對外政策的主軸，對外關係以 協商代替對抗，從零和走向雙贏。 鄧小平認為，中國大陸在很長一段時間依舊落後，為抓緊機遇， 發展自己，在積極改善與強國關係之餘，應避免介入超強的矛盾。鄧 小平第三次上臺後，1978 年中國與日本簽署《中日和平友好條約》， 與美國於 1979 年建交。同年則終止《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但未 與華盛頓發展密切戰略關係，中共反於十二大強調走獨立自主的道 路。從 1980 年代到現在，中國始終避免與任何強國建立結盟關係。 北京與鄰國關係，向來緊張，曾與蘇聯、印度與越南發生邊境衝 突。從 1980 年代起，中國有意識地透過談判，試圖緩和緊張，解決邊 界糾紛，得到相當的效果。蘇聯、印度與越南領導人先後造訪。譬如 長達四千公里中俄邊界，在長達近二十年談判後，雙方於 2001 年簽署 《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大致解決中俄邊界與領土的問題。 值得注意地是，1980 年代末期，東歐變天、蘇聯解體，社會主義 大退潮，鄧小平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外交上卻彈性因應原社會主義 國家的轉型，不加評論，尊重個別國家的制度選擇，藉此很快與這些 國家建立新外交關係。該項立場的另一層意義是，既然我尊重你，你 也要尊重我。中國選擇社會主義的道路，其他國家也應不加干涉。 從 1949 年以來，臺灣問題始終是北京對外衝突主要導火線。1979 年與美國建交，中國改弦更張，對臺灣問題改採和平手段。1982 年處 理香港問題時更發展「一國兩制」模式。換句話，在經濟發展過程， 田增佩主編，《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 年），頁 1-10。

北京不僅希望周邊形勢穩固，並可預期。包括臺灣在內，北京運用不 同形式的對話或協定，避免軍事對峙，以免損害經濟發展。 鄧小平對改革開放的堅持，反映於晚年處理六四事件的國際影響 與蘇聯解體帶來的衝擊。當時面對大國敵視與全球權力結構迅速地改 變，鄧小平在堅持獨立自主之餘，繼續改革開放，並立下「冷靜觀 察、沈著應付、穩住陣腳、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方針，強調「不管 國際形勢如何變化，我們要在和平共處五原則的基礎上從容發展所有 國家的友好關係。我們要保持警惕、誰也不怕、誰也不得罪，朋友要 交、心中有數。要韜光養晦，埋頭苦幹，不扛大旗不當頭，過頭的話 不說，過頭的事不做。要真正扎扎實實地搞好經濟建設，不要耽擱。 中國在國際舞臺不是無足輕重，是能夠並且應該有所作為。」38 從鄧小平的講話，再次印證即使步入後冷戰時期，中國處理對外 關係，仍然屬於內視型的、被動的，搞好國內經濟列為優先考量，一 切作為須配合經濟大局。在這樣的思維下，自然不會與強國爭鋒，也 不願成為第三世界的領導者，深恐「扛大旗當頭」付出代價與介入的 紛爭，反而推遲中國大陸現代化的腳步。 由前述分析，在改革開放政策下，中國對外政策與現實主義同樣 關注國家利益，不同點在於中國實踐國家利益的方式，不是投入國際 權力遊戲，不是投入更多軍備或合縱連橫，而是將國家利益界定在從 事經濟建設。中國對外政策與自由主義相同之處，在於重視低階政 治，不同之處在於不是以個人主義出發，而是以國家主義為起點，利 用市場經濟與外國資金技術，發達落後的中國大陸。 為維繫穩定的外在環境，北京不願國際現狀激烈變動，故接受並 支持維護既有的國際秩序。所以，對中國而言，與大國交好，遠比爭 霸更符合中國利益。 錢其琛，〈深入學習鄧小平外交思想，進一步做好新時期外交工作－－在外 交部鄧小平外交思想研討會開幕式上的講話〉，《南方網》，1995 年 12 月

柒、後鄧時期對外關係之延續與變化

1990 年代後，鄧小平逐漸淡出政治舞臺。江澤民承繼鄧的路線， 國家發展戰略以經濟建設為核心。改革開放與和平發展作為一種理念 與制度，在中國大陸進一步深化與普及，北京領導階層處理對外事務 的政策，沒有踰越鄧小平定下的基調。不過，國際環境與中國大陸的 角色，江澤民時代與鄧小平時代，顯然有別。 1990 年代初，在天安門事件與東歐巨變陰影下，北京成功地改善 並恢復與大國關係，與世界主要強國簽署不同名稱的夥伴關係。透過 雙邊關係確立，讓中國大陸感覺外在環境比較穩定及可預期，而將注 意力放在國內建設。 後冷戰時期，美國成為單一超強國，對中國國力竄升，視為潛在 威脅，此從美國國防部年度報告可以看出。從推動國家飛彈防禦體系 到加強與日本軍事結盟，以及強化對臺灣軍售，背後皆隱藏制衡中國 的動機。而臺灣民主化後，人民自主意識提升，尋求獨立呼聲上漲， 從李登輝訪美到兩國論，兩岸呈現軍事緊張，北京的和平對臺政策面 臨考驗。 縱然如此，中國深知軍力不是美國的對手，更不願意改變以經濟 為核心的發展策略。從 1996 年臺海危機、1999 年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 館被炸，顯示不論北京口氣多麼強硬，多麼反對美國「霸權主義」與 「強權政治」。但實際上，北京始終避免兩國關係弄僵，走向軍事對 峙，進而延誤發展的機遇期。 所以，後冷戰時期，江澤民承襲鄧小平的理念，經濟建設擺第 一，不願挑戰美國的霸權，多極化發展只是口頭講講，只要美國不在 根本利益上挑戰中國，北京在國際議題多配合美國，接受美國建構的 12 日，<http://61.144.25.119/gate/big5/www.southcn.com/nflr/llzhuanti/ jndxp/zyyl/200408100652.htm>。

世界秩序，從中獲取經濟發展所需的資金與技術。39 惟與鄧小平時期不同地是，1990 年代的中國跨越參與國際的初期 階段，成為重要成員。中國進入國際體制後，面對的不只是高階政 治，許多低階政治衍生的議題接踵而至。如何以圓熟的策略，促進合 作，化解衝突，使中國大陸經濟「隔幾年上一個臺階」，成為北京重 要課題。 國際體系大變動，也突出中國大陸舉足輕重的地位。蘇聯解體 後，中國成為非西方的主要大國。在單多極體系下，美國處理國際與 區域問題，往往須諮詢、顧慮北京態度。從過去十餘年事例看出，沒 有中國的配合，美國處理國際問題，很難得心應手。1990 年中國大陸 因天安門事件受國際經濟制裁，華盛頓為爭取北京支持聯合國出兵波 斯灣，被迫與北京恢復高層對話與互訪，首次凸顯後冷戰時期中國在 處理國際爭端不可或缺的角色。 北京另一籌碼是國內巨大有待開發的市場，讓各國不願得罪中 國。美國各大公司為了中國大陸市場，不斷在華盛頓遊說，以免因中 國大陸受到制裁，而導致自身利益受損。江澤民善於運用經貿籌碼， 有效管控與華盛頓的摩擦，擴大共同利益，使中國大陸快速成長過 程，不致陷入與美國的對立。 1970 年代西方接納中國，源於牽制蘇聯的戰略考量，對中國大陸 採行的共產制度，絕無好感。邁入 1990 年代，蘇聯因素消失後，如何 突破西方成見，讓國際社會接納而不排擠中國，關鍵在中國必須證明 自己是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因此，江澤民時代的外交，不論在口頭上或實際行動上，和平與 發展成為對外關係的主軸，試圖讓國際社會相信，中國是負責任、遵 後冷戰時期，有關北京對華盛頓的政策，特別是不挑戰美國的霸權，請見 Qingguo Jia, “Learning to Live with the Hegemon: Evolution of China’s Policy toward the US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守國際規則的國家，以洗刷冷戰留在身上的烙印。1998 年亞洲金融風 暴，北京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緩和風暴對其他國家的衝擊，對改善中 國在亞太地區形象，深有幫助。1990 年代除了短暫的臺海危機，引起 國際關注外，北京很少捲入國際爭端，反而不斷倡議以談判與非武力 方式解決問題。 江澤民主政時期中國大陸成為國際經濟體系的重要成員與獲益 者。北京不再將國際建制視為資本主義國家或美國的工具，反而日益 強調其重要性，並試圖運用國際建制的場域，發揮影響力，甚而牽制 美國。江澤民時代，北京在國際場合，不再被動、保守，多邊外交大 幅增加，從聯合國、亞太經合會、東盟區域論壇、亞歐會議、世貿組 織到東協，皆見到中國積極投入的身影。以聯合國為例，從裁軍、維 和行動到聯合國改革，北京無役不與，並對外簽署多項公約，包括 《核不擴散條約》、《全面禁止化學武器公約》與《全面禁止核試驗 條約》等。 鄧小平晚年，雖提到國際經濟新秩序，惟未深入闡釋，關懷仍集 於戰爭與和平問題。他選擇在超強間維持等距，與周邊國家和大國維 繫友好關係，不當頭、不稱霸。江澤民時代，中國面臨的不是如何維 持和平環境，而是如何經營和平環境，創造更多的利益，同時必須處 理和平時期衍生的經貿、環保與智慧財產權等議題。此外，中國還須 不斷向世界展示對既有國際秩序的認同與責任感，以減低西方疑慮。 中國前外長唐家璇曾在聯合國表示：「中國的發展目標是到本世紀中 葉，基本實現現代化，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為了達到這個目 標，我們要做的事情還很多，……我們的首要任務是一心一意發展經 濟，不斷改善人民生活。這是中國確定的國策，不會動搖，更不會改 變。」40 唐家璇，〈外交部部長唐家璇在第 56 屆聯大上的講話〉，《中國外交部》， 2001 年 11 月 12 日，<http://www.fmprc.gov.cn/chn/20701.html>。

過去鄧小平強調抓住國際和平時期，發展自己，不外露鋒芒。然 而經歷十餘年的改革，中國大陸經濟飛快成長，國力壯大的事實，鋒 芒已經盡露。為了消除中國威脅的疑慮，北京不斷對外消毒。例如江 澤民在中共十五大時強調：「中國的發展不會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 今後中國發達起來了，也永遠不稱霸。」 後鄧時期，北京秉持鄧小平的路線，不當頭，惟也開始學習扮演 區域經濟與安全的協調者與地主國角色。2001 年 6 月在北京主導下， 「上海合作組織」成立，成員包括中國、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 斯、塔吉克與烏茲別克等五國，合作方向是維護地區和平、加強地區 安全與信任、共同打擊恐怖主義、分離主義與各種犯罪活動，秘書處 設於北京。同年，北京在海南成立「博鰲亞洲論壇」，隔年邀請亞洲 各國產官學界舉行第一屆年會，宗旨為增進亞洲國家經濟合作，共創 雙贏。無論上海合作組織或博鰲亞洲論壇，北京皆為主要推手，更是 地主國，美國並未參與。 由此看出，當中國逐漸融入國際社會，經由密切互動與依存網 絡，讓中國大陸經濟得以快速發展，也促使其在國際經貿與政治的影 響力不斷擴大，進而造成與主要大國國力對比，出現變化。此種變化 是否代表強權興衰，前面提到證據並不充分，可是預期中國興起的心 理，足以影響中國的對外關係。 改革開放以來，北京重心一直擺在國內發展問題，其他國家則關 切中國大陸日漸壯碩帶來的效應。中國威脅論只涉及安全議題，但中 國大陸快速成長的衝擊將是全面的，從經濟、環保、移民到能源，不 一而足。最終迫使北京不能只談自身發展，論述擴至中國崛起議題。

捌、從和平發展到和平崛起

2002 年 11 月中共舉行十六大，再次完成世代交替，江澤民卸任前 工作報告，為中國大陸未來訂下發展方向，他講：「我們要在本世紀 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準的小康社

會，……也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擴大對外開放的關鍵階 段。經過這階段的建設，再繼續奮鬥幾十年，到本世紀中葉，基本實 現現代化，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41_{換言之，北} 京未來發展的重心，依然放在經濟建設，期望建立高水準的小康社 會。 胡錦濤掌政後，對外關係仍堅持「繼續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政策，努力爭取較長時期的良好國際環境和周邊環境。」42_{所以，1978} 年以來，以經濟為核心的基本政策，未因領導人更替，而產生變化。 胡錦濤時期，對外關係較為突出的是積極回應有關中國興起的國際效 應。 2002 年中共智囊鄭必堅在「博鰲亞洲論壇」發表〈中國和平崛起 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開啟和平崛起的論述。他的文中承認中國在 興起的過程，惟強調不會走從前大國崛起的老路，不會「走了一條依 據發動侵略戰爭打破原有國際體系，實行對外擴張以爭奪霸權的道 路。」43_{中國會下定決心，「奮力崛起，而且是和平的崛起。」} 鄭必堅的演講不是個人想法，他代表了北京對外關係想要突出的 部分。隨後總理溫家寶、國家主席胡錦濤相繼提及和平崛起觀念。 2003 年 12 月胡錦濤在紀念毛澤東誕辰時表示：「就要堅持走和平崛起 的發展道路」。44_{之前不久，溫加寶在哈佛大學演講說：「當今世界的} 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 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02 年 11 月 8 日，《中國科 學院等離子體物理研究所》，<http://www.ipp.ac.cn/admin/suoban/szjt/18. htm>。 同註 40。 鄭必堅，〈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2003 年博鰲亞洲論壇演 講〉，《學習時報》，2003 年 11 月 3 日，<http://gptaiwan.org.tw/ylin/ China/2003/2003_11_03.htm>。 胡錦濤，〈堅持中國特色主義道路就要堅持和平崛起─紀念毛澤東誕辰 110

潮流是要和平、要發展。中國的發展正面臨非常難得的戰略機遇期。 我們已下定決心，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和穩定的國內環境，集中精力 發展自己，又以自己的發展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45 2004 年 4 月在十屆人大二次會議記者會，溫家寶對和平崛起進一 步闡述：「中國和平崛起的要義是：第一，中國的崛起就是要充分利 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時機，努力發展和壯大自己。同時又以自己的發 展，維護世界和平。第二，中國的崛起應把基點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 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廣闊的國內市場、充足的勞動力資源 和雄厚的資金積累，以及改革帶來的機制創新。第三，中國的崛起離 不開世界。中國必須堅持對外開放的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同 世界一切友好國家發展經貿關係。第四，中國的崛起需要很長的時 間，恐怕要多少代人的努力奮鬥。第五，中國的崛起不會妨礙任何 人，也不會威脅任何人。中國現在不稱霸，將來即使強大了也永遠不 會稱霸。」46 從北京領導人講話看出，第一，不再迴避中國崛起的話題，「韜 光養晦」階段已經過去；第二，強調中國崛起與其他強權崛起不同， 手段與過程是和平的。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曹剛川曾表示：「中國是 以和平的手段完成崛起。中國不走西方大國國力上升後向外擴張的老 路，把發展的基本立足點放在國內，對外則以合作方式獲取共贏。」47 周年座談會的講話〉，《新華網》，2003 年 12 月 26 日，<http://www.china. org.cn/chinese/zhuanti/hp/531166.htm>。 溫家寶，〈把目光投向中國─哈佛大學演講〉，《新華網》，2003 年 12 月 11 日，<http://www.chinese/zhuanti/hp/531130.htm>。 溫家寶，〈溫家寶闡述中國和平崛起五要義，重申中國永遠不會稱霸─十屆 人大二次會議記者招待會〉，《新華網》，2004 年 3 月 15 日，<http://www. china.org.cn/chinese/2004/Mar/516570.htm>。 曹剛川，〈中國決心以和平手段完成崛起〉，《新華網》，2004 年 3 月 31 日，<htttp://www.china.org.cn/chinese/zhuanti/hp/531266.htm>。

換句話說，從和平發展到和平崛起不是北京國家戰略的改變，是為其 國力上升對世界造成的影響，作出政策宣示，提出有利於己的辯護。 提出和平崛起，據說中國大陸內有不同意見，反對者認為違反 「韜光養晦」、「不露鋒芒」政策，而且講崛起，易讓他國聯想到以 往德國與日本崛起。48_{另外，也擔心談崛起容易麻醉自己，以為中國已} 成一等強國，實際上中國大陸目前連高水準的小康都達不到。 反觀，支持和平崛起說法的，認為講和平崛起是實事求是，積極 處理國力上升帶來的國際效應。以往中國大陸經濟不振，渴望和平的 國際環境，如今其他國家則擔心中國大陸經濟改善，國力上升，是否 還會維護既有的秩序，不會走擴張的道路？如果沒有針對性的宣示， 中國威脅論將持續發酵，不利中國對外關係。 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將中國視為威脅的言論，早已陸續出現，鄧 小平時期從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角度回應，認為西方國家不希望中 國強大，資本國家想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可是，後鄧時期中國 成為國際社會主要成員，對國際了解更為深入，意識形態對立，只是 問題一環，更大的問題是綜合國力提升，中國大陸帶動區域與世界從 高階政治到低階政治的轉變，不同議題衝擊幅度不同，實質轉變與預 期轉變差距也大，沒有疑問地是中國大陸帶動的轉變創造了機會，也 帶來摩擦，創造了利益，也帶來損害。此一複雜轉變過程，橫跨時間 與空間，不論是現實主義或自由主義的思維，都意識到中國興起對世 界的不確定影響。 所以，胡錦濤時期，北京感受到大國與鄰國對中國大陸成長感受 到的壓力，在中國大陸加速與世界接軌過程，以意識形態的語言，詮 釋外國疑慮與猜忌，只能對內消費，卻無法取信國際社會。是以，提 出和平崛起概念，乃是以國際社會所能接受的語彙，減低大國與鄰國

“China: Peaceful Rise,” The Economist, June 24, 2004, <http://www. economist.com/displaystory.cfm? story_id=2792533>.

的不安，同時進一步連接鄧小平改革開放與和平發展的理念，繼續中 國大陸未來 20 年的經濟建設。 總括的說，從鄧小平到胡錦濤，中國大陸投入國內建設，採用的 方法是引進外資與技術，透過貿易，加速現代化。所以，在渴望和平 與穩定的國際環境下，北京縱使表面有微詞，實際上是接受既存的國 際政經秩序，接受美國的霸權。49_{從鄧小平到胡錦濤，中國大陸發展戰} 略首尾一貫，對外關係以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發展經濟，並無拓展 勢力範圍或與大國爭鋒的意圖。因此，以和平為基調的發展模式，過 去四分之一世紀，讓中國大陸嘗到改革的果實，很難想像中國會放棄 鄧小平留下的發展理念，而走向一條擴張的道路。更何況鄧小平的理 念並非教條，而代表著從中央到地方，從城市到鄉村，從黨到軍到政 的利益結構，更是北京目前領導層施政的共識。在此情況下，從和平 發展到和平崛起的理念，將會指導中國對外行為，而非如現實主義者 所預期，中國進一步壯大後，對其他國家構成威脅。

玖、結論：重視北京思維框架與可能的變化

從社會心理學角度，人類觀察外界係透過框架(Frame)，篩選資 訊。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只是觀察世界的框架而已，透過這類框架， 解析國家間的互動及行為。這些框架並非一成不變的真理，如果其他 國家理解世界不是採取同樣的思維，而採用了不同於現實主義的框 架，此時以現實主義的框框，探討非現實主義者的行為，可能失之毫 江澤民時期，北京仍舊談多極化，沒有公開提過不挑戰現存國際秩序。可 是，胡錦濤上臺後，對美態度改變，不僅談和平崛起，而且提出「中國共產 黨無意於挑戰現存國際秩序，更不主張用爆裂的手段去打破它、顛覆它」。 請見鄭必堅，〈中國共產黨在 21 世紀的走向〉，《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5 年 11 月 22 日，版 1，<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39/16225/ 1433134.html#>。

釐，謬以千里。 1978 年至今，中國大陸歷經文革到開放的轉折，背後變化源自鄧 小平對中國大陸發展的理念，這套理念建構的框架，指導中國對外關 係。按照鄧小平說法，至少適用至 21 世紀中葉，中國大陸發展到中等 水平的國家。因此，探討中國崛起的問題，須深入理解中國大陸領導 階層的思維，以及背後指引的思想，庶能準確掌握北京的意圖。 不過，北京領導階層雖將經濟置於第一位，並且沿此一路徑前進 了近三十年，惟幾項因素可能打亂北京的對外政策。 第一，鄧小平生前最擔心中共領導問題。他說過，「中國要出問 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50_{鄧小平在世時，天安門事件幾乎造成中} 共領導層分裂。如今中國大陸局面遠較 1989 年期間複雜，隨著內部自 由化與多元化，出現沿海與內陸發展失衡、人民權利意識提高與生態 環境急遽惡化等問題，很難預料如果發生嚴重經濟或政治危機，中共 領導核心能否團結一致？從威權政體轉型經驗看出，領導階層的分 裂，是啟動轉型的重要因素，蘇聯、東歐及臺灣都是先例。所以，中 共領導的團結與否，攸關鄧小平路線的持續。 第二是臺灣問題，目前北京維持不獨不武的政策，只要臺灣不走 法理臺獨，維持目前分離狀態，北京可以等待。相對於經濟建設，統 一臺灣並非急務。如果臺灣走向法理臺獨，宣示與中國大陸永久分 離，將挑動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的神經，北京領導層必顛倒發展順序， 以武力解決。屆時經濟建設與對外關係的布局，將全面調整。 第三是能源問題。19 世紀至今，經濟發展是建立在能源消耗上， 經濟成長與能源消耗，成正比關係。二十餘年來，中國大陸以每年 9% 經濟成長，經濟規模越大，能源消耗越多，早已呈現能源不足問題。 中國大陸開始向世界各地爭取石油資源，除非中國大陸有能力改變發 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 （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380。

展模式，不然能源如同緊箍咒，不僅限制中國大陸未來的經濟發展， 同時為了爭取有限的能源，可能與其他國家發生衝突。能源短缺固然 不是個別國家問題，而是世界性問題，但北京政權的合法性建立在高 速經濟成長，能源短缺導致的經濟危機，可能危及中共政權。所以， 北京能否以和平方式，獲取足夠能源，維繫經濟成長，攸關北京的和 平與發展政策。 綜合以上所述，理解中國崛起議題，應從多方面觀察。就國力而 言，中國再奮鬥 20 年，也只能達到高水準的小康水平。再者，中國大 陸經濟規模雖不斷擴大，惟將資源轉為政策及控制外在環境的能力， 仍遠落後先進國家，特別是美國。所以，中國崛起並不是霸權興衰的 過程。 面對中國國力上升，美國觀察的視角侷限於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 的框架，忽略中國在大規模與世界接軌前，已有一套觀念，並藉此指 導中國對外關係。如果不能掌握北京領導層的思維方式，也將無法真 正理解與掌握中國崛起對世界可能的影響。 （收件：2006 年 3 月 7 日，修正：2006 年 4 月 6 日，採用：2006 年 4 月10 日）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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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部分

專書

Gertz, Bill, 2000. The China Threat: How the People’s Republic Targe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