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年四月，本人於臺北參加了一場盛會──「紀念利瑪竇逝世 四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東西方對話的初啟與開展」，由臺北輔仁大學 主辦。同時，臺灣的國家圖書館正式啟用了以利氏命名的單位──「利瑪 竇與太平洋研究室」，臺北利氏學社專門以耶穌會及傳教士著作為主的藏 書，首次得以開放供廣大讀者使用。並在此新開幕的研究室，舉辦了同樣 紀念四百週年的展覽，名為「耶穌會士與儒士的相逢‧西方與東方的交 會」。這個展覽，無疑地以利氏及其相關士人著作為主，耶穌會羅馬檔案 館及梵諦岡圖書館（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均提供相關史料之電子 檔，而臺北輔仁大學神學院所藏之塔基范圖利利氏手稿首編印之兩冊，和 德禮賢《利氏史料集》三大冊亦展示在櫃。塔基范圖利之本，是臺灣僅見
63 Nicolas Standaert, "Inculturation and Chinese-Christian Contacts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Ching Feng: A Jouranl on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Religion and Culture, 34, 4 (Dec., 1991), pp. 209-227; Erik Zürcher,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Imperative," in D. E. Mungello (ed.),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Its History and Meaning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1994), pp. 31-64.
64 Margherita Redaelli, Il mappamondo con la Cina al centro: Fonti antiche e mediazione culturale nell'opera di Matteo Ricci S.J., pp. 80-127, 159-168.
65 《交友論》：Matteo Ricci, Dell'Amiciza, intro. by F. Mignini (Macerata, 2005)；《天主實 義》：Alessandra Chiricosta (ed.), Il vero significato del "Signore del Cielo" (Città del Vaticano: Urban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6)。晚近《交友論》另有英文譯本出版：Timothy Billings, On Friendship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的該作之本。66 這可能是在臺灣，首次將利氏之義文原著與關於他大量的 中文史料並列的專展。期待透過這些紀念活動，國圖之研究室能代表利瑪 竇研究新的發展，並能預視著未來中歐史料兩者更為緊密、也更精緻的之 比較與研究。
另於二○○九年底跨越至二○一○年的一月，羅馬教廷已經盛大開幕 了一場利氏的特展，名為「攀登歷史巔峰：從羅馬到北京的利瑪竇神父」
（Al Crinali della Storia: Fr. Matteo Ricci [1552-1610], fra Roma e Pechino），
將近幾個世紀只能在書上看到的傳為游文輝的利氏油畫肖像，首度展示在 梵諦岡。在過去，中日混血的游文輝，在耶穌會組織中又是最新入會的新 手，這件亦非歐洲美術油畫技巧專精呈現的普通作品，也許只能一直沉寂 在 耶 穌 會 的 檔 案 館 中 。 同 樣 地 ， 美 國 華 盛 頓 國 會 圖 書 館 （Library of Congress），亦在二○一○年一至四月約三個月的展期，展出詹姆士福特貝 爾企業（The James Ford Bell Trust）近來購置的一件利氏的《坤輿萬國全 圖》（1602），預定的收藏單位是明尼蘇達大學詹姆士福特貝爾圖書館
（James Ford Bell Library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在還未進入圖書 館的永久收藏前，詹姆士福特貝爾企業選擇以國會圖書館作為首次在北美 地區展示利氏此圖的地點。對國會圖書館和北美地區的觀者而言，這個
「首次」亦富含另一個「首次」的深意：《坤輿萬國全圖》被視為是首件 標示出美洲的中文世界地圖。國會圖書館在文宣上特別強調，把《坤輿萬 國全圖》與第一個命名新世界為「美洲」、並描繪獨立西半球、一五○七 年由馬丁‧瓦辛穆勒（Martin Waldseemüller, 1470-1520）所繪之世界地圖 並列，將特別顯示東西雙方交流的寓意和期許。利氏的中文著作，與歐洲 海外擴張時代的史料並陳，就如游文輝的油畫般，藉由新近研究視野的轉 移暨擴充，過去也許邊緣的資料，被重塑成關注的中心。顯然在這類的新 定位中，利氏的研究也才剛要起步。
在過往利氏寫作脫離不開以其為中心的圓形擴散，我們有否把傳記寫 作與其背景寫作間的問題作過嚴肅的思考？這幾年西方在歷史學研究上，
66 德禮賢《利氏史料集》有另一套藏於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這件與輔大之本，應是 臺灣地區僅見的兩套。
對敘述（narrative）和傳記（biography）寫作的思考，也許可供參考。美國 史家亞倫‧瑪基而（Allan Megill）曾指出，敘述寫作體從沒有因為解釋或 詮釋的史學研究抬頭，而全軍覆沒。從實證主義的尋求法則及理論，因而 排斥敘述，到後現代思潮下，解構主義等方式質疑時間序列的敘述連貫 性，及它與寫作者間隱然預設的自然關係，編年式並連續性的敘述寫作從 基礎上因此被解體。但在這些新思潮下，編年式敘述還是作為一種被喜愛 的模式，在歷史的書寫及閱讀中，持續穩固地存在著。瑪基而說的貼切，
因為歷史人物就是因時間序列的連接，使其整體產生意義。67換言之，當用 另一種思維或方法要去打擊序列編年寫作的無效性，在某種程度上是毫無 道理的。夏伯嘉的書能在全新角度上挑起大眾最愉悅的閱讀興趣，其實是 一件極具挑戰的困難工作。
傳記與敘述寫作類似，傳記永遠是大眾瞭解歷史最喜愛的一種文體。
在歷史人物是否該有一畢生全體性的方法論思維下，人物寫作與歷史背景 應該如何在其交錯的圖像下被呈現，本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我們是否常 把利氏視為一位有完整清晰自我定義人格的人物（unified individual）？我 們是否把此指標性人物作為如實反襯歷史背景這件事視為理所當然？68義大 利學者也許從利氏的研究和其形象的推廣，滿足一部分對義大利文化與世 界文化交往的正面認同。當中文學界能從舊時的殖民侵略或西方文化擴張 的假設性角度走出，利氏這樣一位外國人士，對於中文學界或讀者而言，
是希望透過他去瞭解中國，還是瞭解明末清初的一個小片段？如果中文學 者寫作利氏，跟寫作者的某種意向或目的有關，那中文學者對利氏不輟的 寫作及回應，到底是反應了如何的內涵？還是只因他已是一個被神聖化的 代表人物，大部分的我們都忘了反省寫作者的可能心理？
67 Allan Megill, Historical Knowledge, Historical Error: A Contemporary Guide to Practi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pp. 63-71.
68 傳記與歷史的關係，美國歷史學會在2009年的學會期刊上，有一論壇專事討論。就回應 過去對傳記非歷史的批評，大部分學者提供更精細深入的想法，思考個人性與生命寫作 等議題的重要，肯定傳記的學術性及對廣大讀者的意義。這些議題部分地隨著約1960年 代後，歷史走向解釋及著重事件的分析傾向，漸被遺忘，見"AHR Roundtable: Historians and Biograph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4, 3 (June, 2009), pp. 573-661。
在歷史研究已經走向多元發展的時代，在中文學界方面，一個外國的 歷史人物絕不僅是在希求多元的研究氛圍中，變成一個可以反應多元的裝 飾。如何以基督宗教在中國的研究，刺激中文學界檢討如何寫作一位對此 地學術具有意義的外國人士，如何面對一段過去主流寫作下的邊緣歷史，
如何不以異國風的角度去處理一個外國屬性的議題，都還很值得華文學界 再嚴肅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