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的資料運用有其獨特之處，而在其〈後記〉，利氏回憶錄 手稿的歷史也有所說明，這確實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議題，因為過去利氏 的形象建構及因此產生的研究眾多，但特別在中文學術界，對如此有名的 人物，利氏回憶錄和相關史料的問題卻鮮少有討論。如今在華文學界重新 思考利氏研究及其展望，最首要的工作脫離不開此問題。本節將對此點提 出討論。這裡所指的史料，不包括利氏的中文著作。
一五九七年利氏接任中國傳教區監督長起，雖然也依慣例編寫有年度 報告書，但《傳入中國史》則更是利氏以本身為作者，並以他到中國以來 近三十年為時間向度所執筆的單一作品。在為羅馬總部留下報告的原初想 法下，它其實類似年度報告書的呈現方式，並有相同的預設對象。因為不 同的對象，《金本》所作的刪節翻譯，其實有其目的──也許跟他同時需 在教會及天主教國家間為中國傳教區尋求支援有關，亦即宣傳中國。金尼 閣有意為出版而編譯的拉丁文本，是接近耶穌會書信集的出版類別，其性 質已不同。33上述已討論過的《金本》封面頁上，作者實明指就是金本人，
而非利氏。不過因為《金本》的暢銷，反倒慢慢形成此本就是利氏的中國 行紀之印象，要瞭解利氏，也多從閱讀此本起。當然，瞭解利氏也似乎只 能閱讀《金本》，因為金尼閣所帶回的利氏手稿，一直存在耶穌會羅馬檔 案館中。在高知名度《金本》的出版及流傳下，原件銷聲匿跡了約三百 年。
一九○九年義大利耶穌會學者皮爾托‧塔基范圖利（Pietro Tacchi-Venturi, 1861-1956）重新發現此原件，並在一九一一年將之印刷出版，名 為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S.I.之第一冊。塔基范圖利亦收輯了利氏 本人五十四封信，和其時代相關耶穌會士書信三十封，一九一三年出版為
33 耶穌會書信集出版性質與耶穌會內部報告（如年度報告書）之不同，在M. Howard Rienstra對一本1586年出版的書信集之翻譯出版品裡，就討論了在1580年代和更早的書信 集編輯背景，以及與其原信之差異比較，見M. Howard Rienstra (ed. and trans.), Jesuit Letters From China, 1583-84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pp. 4-7.
第二冊。34一九三四年，根據德禮賢自述，他由上海被耶穌會召回羅馬，配 合義大利政府願意以國家名義，增補修訂利氏手稿的再出版，德禮賢就正 式投入了此項工作。德禮賢其實從三十年代就著意利氏的史料，也認為缺 乏中文資料佐證的塔基范圖利版，勢必得再增補。以德禮賢為作者的《利 氏 史 料 集 》 （Fonti Ricciane ） 三 大 冊 ， 是 義 大 利 皇 家 學 院 （ Reale Accademia d'Italia）贊助，於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九年間，由羅馬的國家書局
（La Libreria dello Stato）出版，主要特色即就利氏原文作大量的中文人 名、地名和資料的考證和增補，為閱讀利氏手稿提供了絕大的便利，並增 加了此史料的研究價值。35德禮賢還有進一步增補修訂塔基范圖利第二冊書 信之舉，但未竟此功。德禮賢利氏手稿文字共分為三百五十五條主題項，
並加上兩段摘錄自一六一○和一六一一年之年度報告書，分別為關於利氏 之過世和墳地籌建的故事，剛好增補為1000條。利氏原稿其實組織清晰，
分為五大書，其下各有章節，書節及章節並各有標題，按照編年編月詳實 區分。西方學界已慣用德禮賢之編號來當作指稱，亦方便讀者查詢。36而德 禮賢已列出進一步增補修訂塔基范圖利第二冊書信的所有條項，從編號第 1001條起，直到編號5460為止。另外，前面1000條的全部正文，即《利氏 史料集》的第一及第二冊，《利氏史料集》之第三冊則是部分補充史料、
利氏年表和索引等。
雖然《金本》與利氏手稿間的差距，西方學者早已指出，德禮賢在
《利氏史料集》的第一冊，特別談論這段作為《利氏史料集》之前的出版 故事，其中詳細的分析，應是二十世紀上半葉關於此議題的最深入討論。37 不過在《利氏史料集》出版的四十年代，《金本》的出版還在進行中。耶 穌會士路易斯‧蓋蘭格爾（Louis J. Gallagher, 1885-1972）將其譯為英文，
隨著英文的普及化，此版廣為目前西方讀者所知。38一九七八年，《金本》
34 Pietro Tacchi-Venturi, 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S.I., 2 vol.s (Macerata, 1911-1913).
35 《利氏史料集》編註的背景，以及德禮賢解釋利氏手稿的狀況（現存於耶穌會羅馬檔案 館，編號JapSin 106a），和他註解文本的工作內容等，見D'Elia, Fonti Ricciane, 1, pp.
cxxxvi-cxlv, clxxiii-clxxxvii.
36 這部分的說明，亦可見本人另文，見〈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時代的視覺物像〉，頁61-63。
37 D'Elia, Fonti Ricciane, 1, pp. clxxiii-clxxxi.
38 Nicolas Trigault,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 1583-1610,
的一法文譯本出版。施省三神父（Joseph Shih）在所撰的導論中，對《金 本》與利氏手稿間的差距，亦作了詳實的舉證討論，他基本上認為金尼閣 的 刪 節改 動， 某種 意 義上 亦改 進了 原手 稿的 「文 字 質量 」（la qualité littéraire），因此它仍是一部有價值的拉丁文作品。39到一九八三年，由中 國學者何高濟等譯出的《金本》中譯，《利瑪竇中國札記》出版，此本據
trans. by Louis J. Gallagher, S. J.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3).
39 Matteo Ricci and Nicolas Trigault, Histoire de l'expédition chrétienne au royaume de la Chine:
1582-1610, trans. by Georges Bessiere (Bruxelles: Desclée de Brouwer, 1978), pp. 23-24. 此法 譯本的導論由大陸學者耿昇譯出，作為何高濟等譯之《金本》，《利瑪竇中國札記》之
42 P. Matteo Ricci, 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ù e Christianità nella Cina (1609):
Antologia ricciana con la Riproduzione del Mappamondo Cinese (1602) (Milano: Libri Scheiwiller, 1983).
43 利瑪竇：《中國キリスト教布教史》，川名公平（譯），矢澤利彥（注），平川祐弘
《利氏史料集》和塔基范圖利的第二冊書信，這兩冊的出版，讓利氏的這 涯。45另外，美國史家拉許的系列鉅著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在論及 耶穌會書信等在歐洲的出 版歷史，亦評論 蓋蘭 格爾的英譯是來自《金 本》，而且包括了此本所有的「錯誤和修改」（"errors and emendations"）。46 其實，作為《利瑪竇中國札記》校訂者的何兆武先生，在他自己的著作中
（解說）（東京：岩波書店，1993年）；Matteo Ricci: 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e Giesù e Christianità nella Cina, edizione realizzata sotto la direzione di Pietro Corradini, prefazione di Filippo Mignini, a cura di Maddalena del Gatto (Macereta: Quodlibet, 2000);
Matteo Ricci: Lettere (1580-1609), edizione realizzata sotto la direzione di Pietro Corradini, a cura di Francesco D'Arelli (Macereta: Quodlibet, 2001).
44 魯保祿的說法，為1978年的金本之法譯本導論所引，見Ricci and Trigault, Histoire de l'expédition chrétienne, pp. 16-17。
45 史景遷對利氏史料的評論，見Jonathan D. Spence, 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 p.
271。
46 Lach and Van Kley,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 III, Bk. 1, p. 513.
47 何兆武：《中西文化交流史論》（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頁237-239。何兆 武和何高濟兩位先生在《利瑪竇中國札記》合著有〈中譯者序言〉，之中亦說：「作為 一個和利瑪竇同時代的來華傳教士，金尼閣的增修本身也是富有歷史價值的」，見利瑪 竇，《利瑪竇中國札記》，頁4。
48 譚世寶：〈《利瑪竇中國傳教史》譯本的若干問題〉，收於黃時鑒（編）《東西交流論
現，《傳入中國史》有像耶穌會年度報告書的語氣及行文，而《金本》的 增加甚至擴大一些面向的描述，在具體實例的比較下是很明顯的。
總之，從以上利氏史料的發展歷史看來，這位耶穌會在中國，或中西 文化交流的高知名度歷史人物，至少在中文學界，從其原作《傳入中國 史》或《金本》的發展來對其人及時代進行研究，還有相當多的工作可開 發，「利瑪竇」在此絕非一個已經被正確或仔細瞭解過的主題。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