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言杜赫德的《中國紀錄》，以利氏、湯若望和南懷仁三者排列的肖 像，作為基督宗教在中國建立的成就說明。湯若望和南懷仁兩位，都以在 中國宮廷貢獻西方科學成就，為其傳教中國的特色。這三者並排的圖像序 列，是把利氏的歷史定位，放在宮廷和西方科學的強調，由此形成了另一 支明顯的以利氏為首的耶穌會傳教中國的系譜，其特色就是西方科學。利 氏被定位為第一位有開創貢獻的傳教士，杜赫德對他的描述是相當正面 的，並且將他的數學成就與中文優秀能力相提並論。56
不過，在利氏時代，屬於自然或宇宙的物質研究，如天文學，或作為 自然哲學基礎的數學，本是當時天主教神學體系下的重要學術領域，它們 與神學的關係，更在那個脈絡下被瞭解。傳教士並非有意地以所謂西方科 學的引進作為目的，雖然在某些時候，這層在學術或文化優勢上的吸引，
亦為一種傳教的方法。把利氏書寫在西方科學引進中國的這一線上，由來 已久。若要脫離僅從傳教的宗教立場來看會士們的貢獻，那利氏在與中國
55 Liam M. Brockey, Journey to the East: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1579-1724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03, 228.
56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Vol. 3, pp. 70-71.
「交往」的約三十年中，的確是在歐洲科學與中國文化的交流，留下最令 人興奮的異文化互動紀錄。強調利氏的科學成就，在二十世紀以來的歷史 書寫作品中，不勝枚舉。在臺灣學界，對耶穌會在中國的研究，很大程度 也是由此面向切入，與論及中國思想轉變的明清研究作適切並富有啟發性 的聯結。在此本人簡介兩本分別在二○○五年和二○○七年出版的義大利 文利氏專著，它們都是由科學成就一系來寫作歷史。這兩本書除了對中文 學界略顯陌生外，它們也部分地反映義大利學術或出版如何在這近十年形 塑利氏的歷史價值──強化其無與倫比的地位。其實，某種層面上，與中 文學術圈及讀者建構利氏為一個英雄式的象徵人物有點類似。
義大利學術界在八十年代以來，相對於數十多年的沉寂，開始關注利 氏的史料。不過，二○○○年以來這份對利氏的興趣才真正有普遍重燃的 情勢。在過去十年，以義大利文出版品來說，光以利氏為名的專書、書名 標題出現利氏之名、和利氏中文著作的義文翻譯再印，就不下十多件，更 遑論論文集或論及中國傳教史或東西文化交流的多樣著作。米蓋拉‧馮她 娜（Michela Fontana），是一位媒體文字工作者，多次在科普寫作獲獎。
擁有數學學位的她，從科學的角度寫作利氏，其書標題為《利瑪竇：一位 在明宮廷的耶穌會士》，副標題即明示其以中國宮廷為定義利氏的重點。
此書其實類似夏伯嘉先生《利瑪竇》一書的全方位生平撰述，從利氏的出 生及在羅馬的養成教育為始。馮她娜原著於二○○五年出版於米蘭，二○
一一年出版英文版。57二○一○年該書亦出版了法文版，並獲頒法國一項傳 記寫作獎（2010 Grand Prix de la Biographie Politique）。全書就如夏伯嘉之
《利瑪竇》，沒有著意只談北京時期的利氏，但對他科學成就的重視，並 將之視為有影響力的一條主線，在於最後一章結束於利氏之後所留下的科 學遺產（scientific legacy），亦即續談接手宮廷科學工作的傳教士們，暗示 著科學一項是利氏之於這段歷史最重要的貢獻。在本章中，當提及湯若望 被任命為欽天監正時，作者說這是利氏過世後三十年其開創性的努力所獲
57 Michela Fontana, Matteo Ricci: Un gesuita alla corte dei Ming (Milano: Mondadori, 2005);
Matteo Ricci: A Jesuit in the Ming Court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11).
致認同的最高峰。58毫無疑問地，作者認為利氏開創了西方科學在中國宮
58 Michela Fontana, Matteo Ricci: Un gesuita alla corte dei Ming, pp. 277-290，特別是頁286。
59 "Her biography is the first to highlight Ricci's immensely important scientific work […]."
60 馮她娜對利氏英雄形象的描寫，試舉以下兩例。第一：「范禮安還並不知，此位來自馬 瑟拉他的年輕人［利氏］，將變成他在傳教中國工作中最重要的夥伴之一，也是他所提 議的傳教方法最明智的實踐者之一。」（頁4；"[…] he [Valignano] certainly had no way of knowing that the young man from Macerata would become one of his greatest allies in the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and one of the wisest practitioners of the method he himself devised of spreading the faith."）。作者不時有這類語氣的評判，通常也沒有再用其他資料多所論 證。第二：「這個隔離的地方［Zhala墓園］，激起對一段英雄主義和困難的緬懷，至今 仍被許多路經北京的人造訪，和對利氏──一位中國與西方對話的開創者──的記憶表 達致意。」（頁295；"This secluded spot evocative of a past of heroism and hardship is still visited by many figures passing through Beijing and wishing to pay homage to the memory of Matteo Ricci, the pioneer of dialogu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mappamondo con la Cina al centro: Fonti antiche e mediazione culturale nell'opera di Matteo Ricci S.J.）。此書著重利氏在義大利教育中的養成，及 因此成為他將來中文著作的資料來源。該書並以這些中文著作來分析文化 內化或調整（inculturation）的議題。瑞達也歷和馮她娜都強烈地特別化利 氏的過人之處，這多少可反映出義大利學術界在形塑利氏時所傾向的強化 手法，以此顯示出，這位義籍傳教士曾經以其在母國的教育培養，達成了 多少為人津津樂道的文化使命。對利氏的義大利教育作詳細的鋪陳或考 證，從史景遷《記憶宮殿》的敘述就可見，也讓這位歷史人物不是僅來自 於一種廣義但卻相當模糊的歐洲文化。這其實是更實證的細緻研究，也跟 近些年來我們對耶穌會教育的內涵有更深入的瞭解有關。瑞達也歷書的第 一部分，關於利氏的養成，就包括了一份附錄文件，是耶穌會羅馬學院
（Collegio Romano）人文教育的課程大綱（1573-1577），也就是利氏入會 後曾在羅馬參加的基礎課程。61
再者，瑞達也歷的書也顯示出近來頗為重視的天主教中文文獻的研究 趨向。特別是在西方學界，若說歐洲學者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所談 二○○○年以來的新研究視角，是轉向以中國為中心的典範轉移，則西方 學者還可能礙於中文語言的能力，發展有所限度。對這個新角度的呼應，
也許應期待更多與中文學界的合作。瑞達也歷的此研究因為注重文本的分 析，她用inculturation一詞來表示利氏如何在其原本的訓練上，吸收並轉化 中國文化的成分，使之成為他的一種內化式的方法來說明基督宗教。在頁 六十三作者引用了這個從教會立場定義的詞彙，在根本意義上強調基督宗 教的內容，與另一文化在語言及思想概念上有可以比附的同等重要性。因 為同等重要，換句話說，用那個文化的方式來說明基督宗教就是可行的。
這個概念也是羅馬教會在一九六○年代教皇保祿六世以來所確立下的方 法，特別針對基督宗教面對其他多種文化時可以採用的態度。62瑞達也歷並 不是第一位採用此詞來對利氏的相關領域作學術討論的學者。稍早鐘鳴旦 就已分析過此詞對傳教中國的重要性，漢學家許理和更直指出中國文化的
61 Margherita Redaelli, Il mappamondo con la Cina al centro: Fonti antiche e mediazione culturale nell'opera di Matteo Ricci S.J. (Firenze: Edizioni ETS, 2007), pp. 15-61.
62 Ibid., pp. 63-67.
決定及必然性（"imperative"），與這個概念正可呼應。63瑞達也歷就因為 運用了這個概念，因此利氏作品顯示出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圖像。此書提 供了利氏作品《二十五言》、《畸人十篇》、《西琴曲意》、和《四元行 論》的部分義文翻譯及資料來源考證。64在此之前，利氏的《交友論》及
《天主實義》，已分別在二○○五及二○○六年都出版了義文翻譯的專 書。65作為義籍學者，瑞達也歷和馮她娜都顯示出對義語資料及耶穌會檔案 的運用，其作品因語言及便利性所呈現的史料價值，常是中文著作較少能 達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