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從動態的角度看待屈原的生平，認為屈原一生中經歷了仕進、隱 退、自殺的情感選擇與掙扎。指出距先秦未遠的漢人所說屈原水死應是事實；而 變古新說的宋人（尤其到了明人汪瑗）懷疑屈原並未水死，只是隱逸的說法，雖 非實情，卻對此一課題的深入研究，具有極大的啟發性。若扣緊文本敘述，從動 態的角度看待屈原的一生，就會發現，屈原生平纏繞在仕進、隱逸與水死的矛盾 情結之中，前期是在仕進與隱逸情結中掙扎，後期主要是仕進與水死情結的掙扎。
而戰國時期，士人能否得用仕宧，其取決權仍在君主一人身上，這就註定直道而 行、不求苟合的屈原一生的悲劇。
本文的研究主要從分析屈原作品中所運用的歷史與神話典範人物意象群這個 角度，來討論屈原作品創作時的心態；更重要的是，透過這種方法試圖闡釋，屈 原在不同時期創作的作品中，所顯現出的仕、隱、死三種情結的糾結與衝突。因 為一位創作者在作品中或褒或貶地引用前人的歷史故事，其目的乃是運用這些歷 史上正面或負面代表的典範人物群，合理化自己的動機，合法化自己的行為，或 者映現出自我的堅持與孤獨。
更進一步言之，本文的研究是從屈原作品中常提及的三個偶像人物入手，探 討屈原仕進、隱逸與水死的三重矛盾情結。這三個偶像人物是伯夷（皐陶）、彭咸、
伍子胥，歷來《楚辭》研究者弄不清楚此三人是誰，或其歷史事蹟對屈原所產生 的影響，更未能結合屈原的仕進、隱逸與水死的情結，綜括討論之，所以得到許 多錯誤的結論。
本文研究認為其一，《楚辭》中的伯夷即咎繇（皐陶），乃姜姓氏族重要一支 的族長，並為舜、禹時掌管禮法、造為憲令的官長，屈原自少年時起即崇拜伯夷
（咎繇、皐陶），乃因其有改革政治的變法決心，其後在屈原為美政理想的實施，
所列舉的「兩美必合」典範歷史人物譜系中，伯夷（咎繇、皐陶）又作為與君主 禹相合的一對人物出現。
其二，《楚辭》中的彭咸，乃是楚族繼先祖顓頊之後一位重要的祖先，其支裔 曾仼大巫，被稱作巫彭或巫咸，此一支系源遠流長，在神話中成為長壽之人。其 血脈約在商末時，為避紂王之禍，西涉昆侖流沙而隱遁。
其三，《楚辭》中的伍子胥，常與比干、申生、介子推、龍逄等對君主盡忠，
最後卻慘遭身體支解橫禍的忠臣相提並論，這也是先秦、兩漢諸子常引為昏君不 用忠諫之臣，以致亡國滅家的歷史例證故事。所以屈原讚揚伍子胥，乃是讚其為 復父兄之仇所表現出來的堅忍卓越之毅力，更藉子胥的遭遇批判了楚國、吳國一 班進讒陷害忠良的小人。本研究還從生存困境的哲學高度深入論述屈原自殺的動 機，並且指出其為何投汩羅江的原因。
可以說，凡是模擬就是對原作的一種致意與推崇，漢代的擬騷作者從騷體文 學的文體、風格與用典等的選擇模仿、程式規範、寓意型式中，似乎發現一個被 相同書寫傳統所定義的自己。漢代擬騷作家個別的生活遭遇透過對騷體文體、風 格與用典等的模塑，因此參與了一個累積的公共傳統；這個公共傳統既積澱著世 代知識份子相同的遭遇、情感與讀寫經驗，亦擴大、印證著個別作者的經驗範疇。
即如鄭毓瑜所指出的，一旦選擇了某種文體，就彷如進入了歷史文化的迴廊，在 一種熟悉的語句格式、典事氛圍中，完成發現當下自我，同時也是再現共享傳統 的書寫活動79。如果再向源頭追溯，作為騷體文學原創者的屈原，雖然在文體、風 格方面獨出樞機、自成宗師；但是他在選擇歷史人物群像及故事教訓方面，仍然 是運用了歷史文化所積澱的公共財產，這樣的敘事經驗與策略顯示出，傳統對於
79 鄭毓瑜，《文本與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台北：麥田出版社，2005 年），
頁 21。
屈原而言，既是一個不斷超越的對象，也是一個不斷取材的寶庫。
綜合而言，屈原所創制之騷體文學中，其仕進、隱逸與死亡的糾結、矛盾情 結，成為後世具同理心的騷人墨客永遠取用不竭的資源；其所散發出的歷史能量，
可謂衣被辭人非一代也。即使伯夷、彭咸、伍子胥的故事實情或者已為後代擬騷 作者所遺忘，或者被新的忠貞遭殃故事所取代；不變的是，屈原故事及其面臨深 淵的生存困境、絕望情感、荒謬情感等，將透過《楚辭》文本的傳播，永世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