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文所述，能力與選擇一向是用來合理化攝影記者分工現況的常 見說法，強調攝影記者的職業性別隔離無涉於性別，只與勞動者本身的 條件有關，而本研究所面臨的核心問題也正是如何在理論與經驗層次上 超越「性別」與「勞動者條件」間的二元對立模式。更清楚地說，如果 勞動組織的規定要求與運作模式符合男性的利益與需求，則研究者實有 必要辨明性別究竟「如何」深植於職場，使得男性先行且佔有優勢位 置。
本研究檢視攝影記者的勞動現況後發現，在市場壓力、報社組織、
數位化科技三股結構趨力的交互作用下，工作造成的體能負荷與身體疲 累早已是攝影記者的職業特性，然而在同樣疲累勞動過程中，男女攝影 記者的身體形象卻有著極其不同的文化意涵。
對男性攝影記者而言，高度體能要求導致的疲累，往往是他們克服 自身階級弱勢展現自身專業形象與工作認同的論述策略，他們對工作疲 累的自我敘說也點明了值得褒獎的理想攝影記者形象，並進而影響了男 女被聘僱成為攝影記者的機會結構。
相較於這些男攝影記者呈現的英雄形象，女性攝影記者的身體勞動 則常遭貶抑及污名，而對於女性身體的不信任多來自於將女性視為需要 保護的弱者，或是視其終究要因家務責任而離開崗位的暫時性參與者；
這兩種看待方式共同作用之下的結果，便是導致報社主管傾向盡量少錄 用女攝影記者的選擇。
換言之，本研究發現，「理想攝影記者」的原型乃是高度陽剛的男 性樣貌。與其說是攝影記者的工作要求與組織規範從不考慮性別，倒不
如說理想攝影記者的標準預設了一個男性勞動身體的標準範本；相較之 下，女性的身體與勞動貢獻則高度受到貶抑。
再者，本文的研究也發現，也呼應了許多女性主義研究者所言，性 別化勞動與男性主控權力的延續不僅僅只是仰賴男性在數量與權力上的 優勢，更仰賴一套文化論述來正當化其作為，並贏得多數人的同意與順 服（Acker, 1990; Bourdieu, 2001; Krais, 1993）。同樣的，單看結構、文 化或是個人的面向，也都不足以捕捉攝影記者職業性別隔離的全貌。本 文主張，在理解職業性別隔離背後的象徵權力運作與其具體脈絡之後，
我們才能更清楚地檢視現況下性別化的職業機會結構如何能夠長期延 續。
最後，本文希望指出，在實務上要改善攝影記者在報社內的弱勢處 境，研究者與改革者應該同時看見性別與階級如何交互作用，作為影響 攝影記者工作的兩股重要力量。如前所述，報社組織攝影記者勞動的方 式，不僅僅導致了攝影記者邊緣化的專業位階，也提供了其職業性別隔 離延續的制度環境。從這個角度來看，攝影記者工作（與其他新聞工 作）中的階級與性別壓迫，非但不是兩個各自獨立的現象，反而常有其 共同的結構成因。
本研究主要是試圖透過深度訪談與二手文獻回顧彰顯：論述、男性 優勢權力的與職業性別隔離延續間的關連。然而，每個研究都有其發問 脈絡與研究設計，本文也不可能以單一研究與有限篇幅回答所有關於攝 影記者性別與工作的所有問題。例如，以生命史研究法訪談女攝影記 者，或許能更清楚呈現女性攝影記者通過重重考驗，以及其性別意識與 專業認同如何在不同的社會場域中持續重構的過程。
此外，受限於研究發問與設計，本文無法也未曾試圖回答究竟男女 攝影記者產出照片有何異同。儘管這個問題反映出許多女性主義者面對
男性主導影像文化的焦慮，然而若要回答以上研究問題，仍須有待後續 研究者以另個獨立研究設計來討論產製者性別、產出文本與社會間的關 係。上述本文未能涵蓋討論的問題，都有待後續研究者根據其問題意識 與研究旨趣，選擇恰當的研究方法另行深入探究。
註釋
1 本文改寫自筆者碩士論文中的其中部分。本文完成首先須感謝許多 攝影記者的慷慨分享生命經驗，並也感謝林鶴玲教授在研究進行期 間不厭其煩地討論，並詳盡閱讀初稿且給予犀利的批評指正。再 者，筆者也感謝吳嘉苓、藍佩嘉、曾嬿芬、張錦華諸教授與兩位匿 名評審先後給予的精闢評論，以及鄭芳芳、余貞誼、羅融、陳惠萍 與何青峰等友人的諸多協助。最後，本研究受惠於台大婦女研究室 的性別研究碩博士論文研究計畫獎助，在此一併致謝。
2 截至本研究訪談結束為止（2004 年 3 月），聯合報系沒有任何女 攝影記者，中時報系影像中心沒有女攝影記者，但《時報週刊》有 兩名女攝影記者。自由時報系共有兩名女攝影記者，《蘋果日報》
突發中心與影劇中心則各有一名女攝影記者。
3 受限於篇幅，田野進行過程中，筆者一路對研究問題與研究設計的 反思與辯證可參照孫志硯（2005）。
4 評論人之一指出，本文訪談的女攝影記者均已離職，而男記者均仍 在報社工作，因此提醒筆者進一步說明採訪對象的選取原則，並深 思性別與職業生涯規畫間的相關。感謝評論人在這點上的提醒，讓 我有再次思考並說明此一論點的機會。對此，筆者的想法是，部分 受訪女攝影記者已離職，但不代表整體女攝影記者較易離職。訪談
中，男女攝影記者離職的原因（包括職業傷害、出國進修、報社倒 閉、專業長期不受重視，考量長期升遷發展等諸多原因等）並無太 大差異，因此本文無法得出女性較為容易離開攝影記者職場的結 論。而筆者也傾向避免這樣的過度推論，以免更加誤導、複製了女 人終究不適合攝影記者工作的刻板印象。
5 以台北市攝影記者聯誼會的成員為例，1987 年以前成員僅有數十 人，到了 1997 年則有兩百多人登記為會員（許靜怡，2003），這 個數字還不包括那些認為攝影記者聯誼會功能不彰而拒絕加入的攝 影記者。
6 至於什麼新聞路線被獨立出來各報間仍存有差異，像是《蘋果》、
《中時》與《自由》的影劇攝影記者皆獨立於一般路線之外，但
《聯合》則否。不過一般而言，「體育」、「影劇」攝影記者大多 固定。
7 本研究進行訪談時，聯合報系某位攝影部門主管正為下屬打年終考 績，便曾不斷表示自己做的這件事「會讓人家飯碗不保」。而《蘋 果日報》某位攝影記者更直言，報社政策是「一發現你不能做，就 立刻請你收拾包袱走人」。
8 電腦化與數位化後未曾減輕個人工作負擔之例，也出現在公司引進 個人電腦後，雖然員工可以更快生產更多且更正確的草稿，但卻也 同時花費更多時間學習字型、圖畫、表格等電腦處理流程。也因圖 表及量化資料越來越易呈現，員工必須製作越來越多的量化圖表（
Attewell, 1996）。
9 當然這些攝影記者仍然覺得新聞攝影的表現手法才是這份工作的專 業性所在，但他們擔憂外界將視攝影記者為進入門檻低且沒有技術 難度的工作。
10 當然，慧寧所轉述的主管說法是否只純為該報社不聘用女性的傾向 找了藉口並將責任轉嫁給較為底層的攝影記者們，仍然有待查證。
但是不管這位主管說法的真實性究竟如何，我們仍然可以看出主管 對雇用女性引發的後遺症有所憂慮。換言之，限定女性主跑某些路 線的做法未能真正保護到女性，不僅限制了女性在這份工作中發揮 所長的可能，也更使女性進入攝影記者工作的可能性變得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