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述、權力與報業攝影記者職業性別隔離的維繫
1孫志硯
*投稿日期：2006 年 8 月 21 日；通過日期：2007 年 2 月 15 日。 * 作者孫志硯為美國 Brandeis University 社會學系博士班學生，
《摘要》
本文分析報紙攝影記者職業性別隔離背後的論述邏輯與性 別意涵。首先，本文將說明攝影記者工作中的體能負荷與疲累 實際上是社會組織下的結果。再者，本文將呈現對照攝影記者 的理想勞動者形象，如何顯現出極其陽剛的面貌與氣質。藉 此，本文將論證，與其說攝影記者的工作要求與組織規範從不 考慮性別，不如說理想攝影記者的標準預設了男性的身體為標 準。 關鍵詞：性別與工作、職業性別隔離、攝影記者壹、研究緣起與問題意識的建構
攝影記者是新聞工作中的重要一環，而台灣報業的攝影記者則一向 以男性為主。陳嘉樺（1996）與謝維哲（1995）的研究發現，男性佔了 其研究全部回收問卷的 93.9%。此外，在訪談過程中，幾名資深攝影記 者也都告訴我，台灣報社攝影記者男女比例懸殊的情況，近二十年來都 是如此。即便近年來報社女性新聞工作者逐年增加（林芳玫，1996；賴 維真，2003），但台灣女性攝影記者的人數卻仍屈指可數。2 國內報社攝影記者相關研究針對攝影記者男多女少的現象大多以 「能力差異」的觀點解釋，但如進一步深究到底是什麼樣的「能力」限 制了女性從事攝影記者工作，則「體力」與「工作疲累」是最常提及的 說辭。 對 攝 影 記 者 而 言 ， 相 關 器 材 的 負 擔 一 向 重 量 不 輕 （ 許 靜 怡 ， 2003），加上攝影記者又常須在工作現場「衝鋒陷陣」，體力負擔往往 成為女性進入此一行業的最大困難。總之，因為女性欠缺了「體力」此 一重要條件，使得她們操控器材、捕捉現場的「能力」不如男性，常被 視為不適任攝影記者的工作（謝維哲，1995；陳嘉樺，1996）。 類似說法其實是對攝影記者職業性別隔離的典型評論。抱持此種觀 點的論者主張，攝影記者長期以來的職業性別隔離現況乃是因為女性無 法勝任相關工作要求所致，而與性別歧視無涉。以體力、能力與個人選 擇來解釋職業性別隔離現象乃常見說法，而「個人能力」與「理性選 擇」也正是新古典經濟學家與人力資本論者用以說明職業性別隔離產生 的論點。他們主張，或因囿於天生能力限制或由於家務勞動的牽絆，女 人常欠缺進入許多領域所需的專業能力與文憑，導致職業性別隔離現象的延續（Becker, 1985）。 然而若如先前研究者所言，能力是決定誰足以擔任攝影記者的主 因，那麼具備相關能力的女性是否就能安然成為好的攝影記者？2002 年夏天，幾名女性友人選擇了攝影記者為暑期實習地點，卻感受到對女 性不友善的職場氛圍： 我已經不是第一天覺得，攝影記者不是一個對女性友善的工作 了。很多攝影大哥人都很好……，但是整體而言，用刻板印象來認 定女性行為。這一點是永遠不會變的，而且那個職場絕大多數是男 人。我常常聽到很多讓我非常非常不舒服的話也常常就當玩笑話大 家笑笑就好了。因為如果我因此抗議，結果也是可以想像的。「女 學生就是這樣，動不動就受到傷害，抗壓性太低了」。（文茜，訪 談記錄，2003 年 9 月） 類似的感受與故事讓我開始反省，在攝影記者的勞動力市場中， 「個人能力」的解釋究竟是不是故事全貌？而作為一個女性主義研究 者，又可以對此類能力說法提出何種更具批判力的反思觀點？ 事實上，新古典經濟學家強調個人能力與理性選擇的觀點不僅在實 証研究上遭到眾多質疑，也曾被許多論者批評為忽略了許多影響職業性 別隔離的結構力量（England & Farkas, 1986）。女性主義者的研究則指 出，女人不是不想進入男性為主的工作職場，而是常受限於雇主的性別 偏見、男性同儕的排擠與缺乏人際網路等就業機會結構（opportunity structure）以致不得其門而入（Roos & Reskin, 1984; Reskin & Padavic, 2002）。
女性主義者更進一步主張應從勞動組織的結構化過程分析女人如何 在 男 性 為 主 的 工 作 場域中被標籤為偏差、不合格的勞動者（Schur,
1983），以理解性別分工的社會建構過程。由此觀之，勞動者的適任與 否不應僅被視作是一組靜態的個人特質，反應動態地辨証檢視整體社會 與個別的工作場域如何建構出勞動範本以認定女性適任與否。換言之， 需要被檢證的不僅是女性勞動者的自身條件，更是社會與勞動組織如何 定義理想勞工的論述與實踐過程。 從這個角度檢視台灣攝影記者職業性別隔離的現狀顯示不能以上述 「能力」與「選擇」的說辭簡單帶過，反更應回頭解構適任與否判準的 性別化建構過程。也唯有深入釐清攝影記者的職業特性與工作要求後， 我們才能進一步分析女性被推定為較不適合擔任攝影記者背後的深層性 別意涵。 為了深化對攝影記者勞動現況的解釋，本文將論證台灣報紙攝影記 者的職業性別隔離現象，必須放在本地報業勞動力市場的結構變化與攝 影記者勞動的具體現況下理解。因此，透過回顧女性主義學者對性別化 勞動體制如何延續的辯論，本文將指出職業性別隔離實際上仰賴象徵權 力的運作而延續。 在扼要說明研究方法後，本文將回顧報業史上影響攝影記者工作的 結構性趨力，以脈絡化攝影記者目前在報社內外處境的成因，藉此說 明「疲累」有其結構成因，而非是攝影記者工作的職業本質。再者，針 對攝影記者對疲累的自我敘說，本文將說明劣勢的階級位置如何作為孕 育攝影記者工作男性認同的土壤，而攝影記者埋怨工作疲累的自我敘說 又如何投射出以男性身體做為範本的理想攝影記者樣貌。 本文強調，唯有透過了解男性特質與認同如何建構出標準攝影記者 的原型，我們才能夠理解「女人不適任攝影記者」的論述是立基於何種 基礎。透過剖析性別化象徵權力運作的物質基礎與邏輯論述，本文將論 證看似彼此無關的攝影記者階級處境與性別分工其實有著緊密的互賴共
生關係。
貳、性別化勞動體制如何延續的辯論與分析層次
有關攝影記者職業性別隔離的相關討論，常未能區辨男女如何面對 不同結構限制，導致其分析多有偏誤（見下討論）。不同於人力資本論 者單純地將性別分工歸因於女人人力資本的不足，女性主義社會學者偏 重 反 思 職 業 的 社 會 建 構 與 性 別 體 制 相 互 模 塑 的 過 程 （ Milkman & Townsley, 1994: 607-612）。相較於新古典經濟學人力資本論者所一味 強調的個人理性選擇，女性主義學者往往更偏重討論個人選擇如何受到 各種結構性力量的制約，其論點正可作為分析攝影記者陽盛陰衰現況的 借鏡。一、男人掌控的制度設計如何限制女人在職場中的發展
女性主義者發現，女性無法進入許多傳統上以男性為主的工作，其 因在於職業機會結構的限制。社會學家 Reksin（1998）進一步延伸推 論，導致職業性別隔離等歧視性的制度設計只是維持男性優勢權力位置 的手段而非原因。她認為，這些導致女人工作選擇受限的制度設計成因 是任何職場中的優勢團體均會為自己量身打造遊戲規則，以鞏固其既得 利益與權力位置。而男性作為一個掌握資源的優勢團體，可以制定有利 己身的各種規則以鞏固自身權力基礎（Reskin, 1998）。例如，工會便 常代表集體男性勞工，成為與資方協商抗拒女性進入相關行業的重要力 量（Cockburn, 1981, 1985）。根據 Reskin 的分析，女性在職場上遭遇 到的各種性別歧視背後原因，多來自於掌握權力的男人試圖排拒女人於權力核心之外。由此觀之，只看見女人自己最終的工作選擇卻看不見女 人職業生涯規劃中面臨的重重障礙，無疑是過於狹隘的分析。 早在 1970 年代，Kanter（1977）便已將許多女性企業員工缺乏權 力的弱勢處境類比成傳統家庭內部性別權力不平等的延伸，如將辦公室 的秘書類比成傳統家庭中為先生處理一切瑣事的妻子。Kanter 認為，女 性在企業組織內部位居弱勢乃因她們所擔任的工作往往缺乏升遷機會， 也少有實際決策權力，使其常只能屈就較為底層的工作。即使有些女性 能有出任高階職位的機會，也仍常受到各種性別刻板形象的限制與歧 視。
二、理想勞工論述背後的性別政治
上述女性主義學者的分析提醒了研究者應從「誰是握有權力的優勢 團體」角度省思制度如何可能再製工作中的各種性別不平等關係。然 而，以上這些學者的分析卻只從看見男性如何透過數量與權力上的優勢 排除女性的參與，卻未能進而深化性別如何形構組織面貌的分析，進而 導致其論證上的盲點。首先，Kanter 等學者的論證係以組織制度為分 析組織內部性別不平等的主軸（Kanter, 1977; Reskin, 1998），卻忽略了 性別關係所涉及的種種權力不平等將使職場男女即使同為少數但其處境 卻仍大不相同。 例如，Williams（1998）針對男性從事傳統以女性為主的工作研究 便發現，男性雖然也會遭到外界質疑與嘲笑（如認為其缺乏男子氣 概），但在組織內部，男性的身分與特質則更常為他們帶來加分效果及 更多升遷機會。例如，在女性為主職場中的男性常被認為更為果斷、理 性而較女人更適合擔任管理者角色。相較於女性之職場升遷常受到「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的無形限制，Williams 則以「玻璃電扶梯」 （glass escalator）概念生動地描繪了男性特質對男性在女性為主工作的 隱形加分效果（Williams, 1998）。 而更重要的是，只從多數者操控制度的角度出發，實不足以解釋職 場中性別權力運作的複雜面貌。而若只聚焦於「男性壓迫者」與「女性 被 害 者 」 的 勞 動 體 制 分 析 ， 往 往 既 低 估 了 勞 動 者 本 身 的 能 動 性 （ agency），也未能精確捕捉性別權力的運作方式（Salzinger, 2000）。 因此，許多研究者開始重新反思，職場各種性別不平等之延續不僅 來自制度性的規範，也須仰賴勞動者的甘願與順從（Krais, 1993）。舉 例而言，社會學家 Bourdieu（2001）即曾以「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概念說明各種社會不平等的延續都須仰賴一套社會分類（ taxonomy）體系的象徵權力（symbolic power）運作，以自然化與正當 化各種差別待遇的存在並獲取同意。Foucault 則是以 「自我看管技 術」（technologies of self）說明現代社會的權力行使除了高壓管控手段 外，更需假手知識論述的中介生產。對 Foucault 而言，知識論述常以真 理之名行監控規訓的社會控制之實（Foucault, 1988, 1990）。簡言之， 以上這些理論概念都指向了既有權力秩序的維持常須憑藉著人們心中象 徵秩序的建立。 對此，女性主義社會學家 Acker（1990, 1992）以「身體化」（ embodied）與「去身體化」（disembodied）的兩面手法形容勞動場域中 理想勞工論述邏輯背後的象徵權力運作。Acker 申論，儘管組織中各種 評量工作的標準看似公正理性且不因人設事，但是這些考核標準的設計 卻常投射出男性勞工的偏好。 例如，勞工為了完成工作往往被期許盡可能減低一切影響工作進行 的活動。然而，月經、母職與家務勞動等被歸類於私領域的個人事務卻
限制女性，使其無法符合公領域中的理想勞工形象。相反的，正因有了 女人在私領域的奧援，男性反而更可無後顧之憂地在工作上全力以赴， 成為符合工作要求的標準員工。 所以，在現實生活中男性往往較女性更易符合理想勞工的標準。換 言之，儘管抽象的工作要求可以標準化與理性化，但實際生活中的勞工 卻仍有性別、有身體。與其說這些組織規範所預設的理想工人形象從不 考慮性別，倒不如說組織的標準與要求常預設了一個不會生殖、表現出 恰當性別氣質、且在不必負擔家務勞動的男性作為標準範本（張晉芬， 2002；Acker, 1990）。 換言之，此種「去身體化的」理想工人形象，其實對照的往往正是 一個男人的身體樣貌與性別認同。相對於男性身體的標準範本，女性身 體在許多以男性為主的勞動場域中則常遭受貶抑與污名，易被懷疑無法 達到「男性理想工人」的標準，更因此常被排拒於某些男性為主的工作 之外（Acker, 1992）。 整體而言，以上關於勞動場域性別政治的分析已經說明了理想勞工 的性別化預設正是導致職業性別隔離等許多職場性別不平等現象的關鍵 原因。綜上所述，本研究主張找回維繫男性優勢背後的性別論述，將有 助於理解攝影記者的職業性別隔離如何延續。 而本研究試圖回答的問題主要可分為三個層次。首先，本研究旨在 了解目前報業攝影記者的勞動條件與組織規範，以利本文把其性別分工 的現況放在具體的物質基礎下進行分析。其次，透過訪談，本文試圖呈 現攝影記者職業性別隔離的現象被理解與詮釋的邏輯。以及性別差異的 論述，又如何被挪用來作為女性不適合擔任攝影記者的理由。最後，透 過比較不同受訪者的勞動經驗，我也將檢驗此種女人不適任攝影記者的 論述邏輯背後，存有何種的盲點與謬誤。3
參、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了解「女人不適任攝影記者」說辭背後的論述 邏輯與象徵權力運作。本研究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乃是質性研究的深度 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乃因其長處在於釐清事情動態的過程， 且多把焦點放在「事情如何（how）發生」，而非只留意結果為何，藉 此研究者得以將每個訪談對象口述的事件放在具體情境及互動中理解， 使得資料意義不致被「去脈絡化」的解釋（劉仲冬，1996）。 本研究一共訪談了 34 位男女攝影記者，包括 16 位曾在各大報社任 職的女性攝影記者，4 以及目前仍在報社任職的男性攝影記者 12 位，另 有 6 位受訪者為業已轉任報社攝影部門主管的資深攝影記者（5 位男 性、1 位女性，見表一）。訪談進行期間為 2003 年 9 月至 2004 年 3 月。為了確保受訪者的匿名性，本文所有引述的受訪者均以假名呈現。 表一 受訪者的基本資料 性別 年資 工作現況* 訪談時間 1.柏霖 男 5 年 攝影記者 2003.09 2.如中 男 15 年 攝影記者兼攝影組組長 2004.03 3.昌鈺 男 1 年 攝影記者 2003.10 4.芳誠 男 7 年 攝影記者 2004.03 5.曉明 男 18 年 影像部門主管 2003.10 6.錫安 男 22 年 影像部門主管 2003.12 7.國慶 男 17 年 影像部門主管 2003.10 8.東昇 男 16 年 影像部門主管 2004.02 9.書偉 男 16 年 攝影記者 2003.10 10.阿仁 男 17 年 攝影記者兼攝影組組長 2003.11性別 年資 工作現況* 訪談時間 11.翰林 男 20 年 影像部門主管 2004.03 12.昱煒 男 14 年 攝影記者 2003.12 13.宏斌 男 3 年 攝影記者 2003.12 14.昌明 男 3 年 攝影記者 2003.12 15.仲廷 男 1 年 攝影記者 2003.10 16.崇涵 男 1 年 攝影記者 2004.02 17.國宏 男 2 年 攝影記者 2004.02 18.文茜 女 6 個月 已轉換跑道 2003.09 19.秀娟 女 17 年 攝影記者 2003.09 20.亮亮 女 10 年 攝影記者 2003.10 21.小慧 女 5 年 已轉換跑道 2003.11 22.慧寧 女 7 年 已轉換跑道 2003.11 23.庭芳 女 8 年 已轉換跑道 2003.11 24.曉萱 女 5 年 已轉換跑道 2003.11 25.君玫 女 2 年 已轉換跑道 2003.11 26.蘭馨 女 13 年 已轉換跑道 2003.10 27.美華 女 16 年 攝影記者 2003.12 28.美玲 女 18 年 攝影記者 2004.02 29.玉倫 女 1 年 已轉換跑道 2003.12 30.欣儀 女 1 年 攝影記者 2004.01 31.琪琪 女 5 個月 已轉換跑道 2004.02 32.曉莉 女 1 年 已轉換跑道 2003.09 33.敏君 女 16 年 影像部門主管 2004.03 34.馨香 女 15 年 已轉換跑道 2003.11 * 由於歷來女性攝影記者人數不多，為了避免受訪者的身分遭到辨識，對 於已離職的女攝影記者現職，本文將不在此多做詳述。僅以「已轉換跑 道」說明。
本研究訪談對象包括男女攝影記者之因，並非追求正反並陳或公正 客觀的研究設計，而是因為性別此一「二分體系」（binary system）本 就涉及了男女各自經驗；涵蓋男女攝影記者的研究設計正可幫助研究者 更精確地捕捉性別化勞動體制的社會建構過程。 此外，本研究訪談新進、資淺與資深等不同階級位置的攝影記者， 意圖理解不同主體面對性別化勞動體制時的感受想法與調適過程，藉此 深入分析「女人不適任攝影記者」的論述背後的性別意涵。 再者，由於本文重點在於探析攝影記者長期為男性主控的工作現況 如何延續，訪談資料的呈現也將相對側重於勞動場域中的資源掌控者（ 即男性主管與男攝影記者）如何正當化對職業性別隔離的論述邏輯，透 過女性攝影記者的勞動經驗呈現對照男性中心觀點，點出其邏輯背後的 斷裂與自相矛盾。 除了深度訪談之外，搜集二手文獻資料也是本研究用以補充訪談資 料不足的重要途徑。首先，攝影記者的專屬網站《攝論》，提供了許多 重要參考資料。藉由攝影記者自己對工作的看法與意見，本文得以深入 理解攝影記者勞動場域的許多細膩點滴。其次，黃義書（2004）、鍾宜 杰（2006）兩位既是研究者也是資深報社攝影記者，探討其工作現況與 歷史沿革的碩士論文，也提供本文從局內人（insider）觀點深入探究其 勞動體制的機會。 最後，依循著本文關切的理論問題與經驗現象，筆者反覆多次閱讀 逐字稿以及田野筆記，再歸納整理出相關理論主題（Reinharz, 1992） 並進行分類。
肆、台灣攝影記者的勞動現況
簡言之，台灣攝影記者工作型態的轉變始自 1988 年後的報禁解 除。由於報紙限張、限版政策解除，新興報社紛紛成立，許多報社積極 增張、増版並調整路線以因應更形激烈的市場競爭（蘇蘅、牛隆光、黃 美燕、趙曉南，2000），報紙版面刊登照片的數量與種類也隨之逐年攀 升（蔡佩蓉，1995；徐銀磯，2001）。 羅文輝、吳筱玫與 Paddon（1999）的實證研究顯示，在 1982 年至 1987 年間《中時》、《聯合》與《中央日報》頭版平均刊登的新聞照 片張數為 0.13 張，而報禁解除（1988 年）至 1996 年間，三報每天頭版 平均刊出照片張數則驟增至 1.44 張。對新聞照片的需求孔急、舊有報 社的擴充編制、新創報社的招納新血也都連帶使得攝影記者的就業機會 大幅增加（林少岩，1998；許靜怡，2003）。5 然而，報禁解除對攝影記者工作的重要性，更在於宣告台灣報業市 場正走向商業競爭的年代。在商業壓力下，報社組織配置與管控攝影記 者人力的方式，以及引進數位影像科技的報社組織變遷，則進一步左右 了攝影記者工作的變化。一、競爭壓力下的攝影記者人力資源配置方式
許多經歷過解嚴前後報業變遷的資深攝影記者指出，報禁解除前， 除非遇到重大節慶（如國慶日），攝影記者每天需要主跑的新聞路線約 莫一兩條而已。然而，各報目前實施的「攝影記者不分線原則」卻使得 攝影記者每天需要親臨的新聞現場大幅增加。「不分線原則」指如體育、影劇等少數獨立出來的路線外，6 大多數攝影記者沒有固定專屬新 聞路線，其所需負責的採訪任務是每天由各報攝影部門主管分配。 各報採取「不分線原則」分配攝影記者任務，則與追求精簡人事成 本的考量密切相關。由於報紙版面仍以文字為主，每天需要拍攝並捕捉 畫面的重要新聞並不固定。在人事成本考量下，各報社攝影記者人數遠 不及文字記者，採取「攝影記者」不分線的做法等於是彈性運用人力。 不同於文字記者能依路線培養專長並靠消息來源獲得重要新聞，攝影記 者往往必須背著沉重器材四處奔波，以符合報社對新聞照片的需求。 2003 年壹傳媒旗下的《蘋果日報》登台，原本由《自由》、《中 時》、《聯合》三分天下的報業市場再起波瀾。《蘋果日報》首創「突 發新聞中心」編制，要求所屬攝影記者具備「比警察更早達到現場，取 得同業採訪不到的最初訊息」的機動性，則更讓許多攝影記者感受到 「漏新聞」的壓力（陳延昇，2003）。 面對《蘋果》攝影記者的強勢競爭，三大報的攝影部門卻未能大幅 增加人力。 近年來媒體縮編、遇缺不補已使新聞工作者工作量增加， 成 為 台 灣 新 聞 工 作 者 勞 動 條 件 的 特 點 （ 林 敬 恆 ， 2004 ； 劉 昌 德 ， 2003）。同樣的，在經濟不景氣且媒體廣告大幅縮水的情況下，許多報 系反而希望藉由整併內部原屬不同報紙的攝影記者並設立單獨攝影中 心，以求精簡人事並減省成本，如自由報系與中時報系都已先後完成了 此一組織變革。而訪談期間，《聯合報》主管表示也正在進行整併的規 劃，不過中間仍有許多環節需要協調。 整併後的報社攝影部門往往代表著攝影記者工作量的加重以及工作 時間的延長。一方面，各報不再分別具有專屬攝影部門，個別攝影記者 因而常需同時供給報系內各個不同報紙的照片需求。在各報編輯部門仍 希望維持彼此版面差異的情況下，攝影記者自然需要更辛苦的取景以拍
攝不同照片。另一方面，各報攝影部門整併也意味著攝影記者必須同時 肩負早報與晚報的供稿，使得許多原本分屬早、晚報的攝影記者不但被 迫延長工作時間，更須面臨一天截稿兩次的壓力。 為了確保高度體能要求所造成的疲累不至於影響工作表現，各報以 「定期評比」手段管控攝影記者的照片水準，其目的是確保該部門的攝 影記者努力提升照片品質與見報率；未能符合評比標準的攝影記者就可 能遭到開除的命運。7 現在是以你的專業評鑑，來做考核啦……。那如果說你達不到 考績的標準就會剔除掉，然後隔年再找新的。我們現在是每天都會 登記考評，然後一個禮拜初評，然後一個月考評，然後一季再算一 次，到時候會特別通知還是怎樣，年終再看。然後隔年還會就是不 停的那個專業評鑑啦，就是剔除掉之後還會再補進來，等於說不停 的注入新血、不停的競爭。現在沒辦法，現在不景氣，然後，媒體 競爭環境又那麼激烈噢，你要留下來只能提供好的照片。（國慶， 訪談紀錄，2003 年 10 月） 此外，引進新人則與正式的評比相輔相成，迫使許多資深攝影記者 不得不更努力工作。像是資深攝影記者如中就於訪談中表示，任用新人 雖然要冒著經驗不足的風險，但是「資深的叫不動，為了要讓資深的比 較努力，用新的來逼老的做。新人的照片越來越多，然後老的【攝影記 者】就會是沒辦法，就會再去拍」（括弧內添加文字出自本文作者）。 從這個角度看來，定期評比與引進新人其實都是透過維持組織內部 勞動力市場競爭（internal labor market）以確保員工勞動成果與品質的 社會控制手段。正如女攝影記者馨香所言，「就算他一開始說，早上一 條，下午幾條……，只要有人沒有休息，只要有人在可以不拍照的日子
去拍照回來，其他人就是太過偷懶！就是不夠認真！」
二、影像科技的數位化
第二股影響攝影記者工作變革的關鍵力量，在於報社影像處理設備 的變化，尤其是影像科技的數位化趨勢更徹底造成攝影記者拍攝與傳輸 器材的汰舊換新。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角度觀之，硬體設備 的更新確實使攝影記者的拍照品質大幅提升，並也節省了攝影記者沖洗 照片的麻煩。然而，攝影器材全面數位化卻反更加重他們的工作量。 如林少岩（1997）指出，解嚴之後拜報業競爭壓力之賜，報社願意 投注更多資金改善攝影記者的拍照設備，使得攝影記者不再受限於器材 而無法順利捕捉畫面。同時，影像傳輸技術的改善也使攝影記者不再需 要進暗房經歷繁複的沖洗照片手續，或是耗費時間在相館等照片沖洗完 畢才能送回報社交差。此外，數位化之前，出國除了必須隨身攜帶沉重 攝影器材外，還必須攜帶沖片罐、鋼圈、放大機、隔板、藥劑、藥水容 器、顯影盆、相紙等眾多設備，如同一個小型暗房。相較之下，攝影記 者出差如今則只需攜帶攝影器材以及一台筆記型電腦即可順利發送照片 （林少岩，1997）。 然而數位化固然省去了攝影記者工作中的某些流程，卻並不意味其 工作負擔減輕。第一，攝影記者目前使用的專業數位相機與鏡頭重量並 未較傳統機械相機為輕。而數位化之後的照片傳送，攝影記者還須隨身 多帶筆記型電腦，更加重了攝影記者體力上的負荷（鍾宜杰，2006）。 第二，科技數位化後，報紙對影像即時性的要求也大大提升，連帶 增加了攝影記者壓力，像是某大報的攝影主管兼資深攝影記者如中便曾 一再強調數位化之後隨採隨發的重要性：當然我們是希望隨採即發……，因為我們還有電子報……，因 為我們也不是供稿單位，我們要拚場要拚快，像這次的奧運也是重 點，世界級的重點。比快、比好，這裡面差距，時間是很重要 的……。那有數位相機當然更快，一拍就可以進入電腦，或者是電 腦就開了，如果有直接接 Cable 線，一直跑就在傳送的過程……。 （如中，訪談記錄，2004 年 3 月） 以上這段話除了明確指出數位化更能達成報社對即時性的追求外， 隱而未顯的卻是「即時性的達成必須更仰賴攝影記者的機動性」。意即 為了追求時效性，也為了避免珍貴畫面稍縱即逝，攝影記者須在最快時 間內趕往現場，其所承受的時間壓力也常較文字記者更為緊迫。 第三，幾位經歷過相機與傳輸技術變革的攝影記者也都指出，數位 化固然減少了沖洗照片的時間，但是這些多出來的時間仍會被指派執行 其他拍攝任務。攝影記者芳誠便覺得，數位化後變得像是「攝影室的發 稿機器，趕趕趕，不停的趕新聞，而原本的活動區域也從三十公里變成 數位化以後的一百公里」。換言之，影像技術之數位化固然減省了沖洗 照片時間，卻也迫使攝影記者在同樣時間內完成數量更多的工作。 第四，報社配給攝影記者每人一台筆記型電腦後，攝影記者所須負 擔的工作就不僅是挑選照片傳送回報社而已，往往還要學習新的影像處 理技術（如 Photoshop）編輯照片。本研究進行訪談時也都親眼目睹攝 影記者一邊接受訪談，一邊忙著整理、編輯馬上要傳送回報社的照片， 正可說明科技發展固然減少某些工作流程，卻也帶來了其他工作負擔。8
三、攝影記者工作中的衝突與對立
有時候，受訪者的抗拒則更加強了攝影記者的採訪難度與負擔。當 受攝者不願見報而攝影記者為了完成任務卻非得拍照不可時，其與採訪 對象間的關係便常處於對立衝突狀態。例如，攝影家林育德（2002）便 曾形容許多受攝者面對攝影記者拍照是一個「輕侮與欺凌的過程」，甚 至「充滿著嫌惡和隱忍難發的憤怒」，而這些受攝者的不滿情緒有時會 直接引爆成為攝影記者間的各種衝突。而克服這些影響拍照過程不時出 現的障礙，則是攝影記者必須學習克服的任務之一。 此外，在報業市場的競爭壓力下各報攝影記者間的競爭也隨之愈形 激烈。攝影記者黃子明（1993）也為文指出，一方面由於許多重要畫面 稍縱即逝的特性使然，另方面則由於各報競逐畫面的壓力使然，許多新 聞採訪現場極度缺乏紀律與規劃，導致攝影記者手持新型攝影器材彼此 衝撞，不但常加深採訪對象的抗拒與不合作，也更考驗著攝影記者所須 承擔的體能負荷。伍、不怕累的男人：工作疲累背後的階級與性別意義
在理解攝影記者勞動條件現狀後，我們其實可以發現伴隨體力負擔 而來的工作疲累作為攝影記者的重要職業特性其實乃是商業邏輯驅使、 組織人力縮編與數位化趨勢等結構趨力共同導致的結果。同時，高度耗 損體力的職業特質也是用來解釋女性難以勝任攝影記者的常見說法。然 而，這樣的分析卻往往簡化了性別、身體與分工三者間的關聯。透過強 調性別差異，許多工作才得以被區分為適合男女不同類別。此外，許多研究更顯示，工作上的體能要求也往往是藍領階級勞工在建構職場陽剛 文化與性別認同的重要元素，如藉由強調體能的優越，藍領階級男性往 往認為自己較白領階級的辦公室男性更具男子氣概（Connell, 1987: 180）。 先前的研究成果提醒了我們進一步釐清體力、認同與分工三者間的 關聯。事實上，在本研究訪談進行期間，攝影記者對自身工作沉重與疲 累的抱怨，正是一個不斷重複出現的談話主題。甚至在我邀訪過程中， 資深男攝影記者如中便直接告訴我，「你要問攝影記者的工作喔。簡單 一句話啦，攝影記者累得跟狗一樣啊」。 儘管表達語氣的婉轉程度有所差別，但是如中對攝影記者工作的抱 怨實是訪談重複出現的主題之一，而最常聽到的抱怨則是關於攝影記者 工作時間長且不固定，私人生活受到工作的嚴重擠壓。諸如「早出晚 歸」、「沒辦法好好睡覺，半夜還要監聽 119」、「有什麼突發狀況， 原定計畫就報銷」的抱怨，都說明了攝影記者的私領域如何受到工作的 嚴重擠壓。另外，許多攝影記者也以自身經驗為例指出，長時間背著沉 重器材趕場奔波的結果常使他們成為脊椎側彎、頸椎受傷、潛在椎間盤 凸起及車禍受傷的高危險族群（陳孔顧，1999；黃義書，2004）。 如從個人角度解讀攝影記者對工作的抱怨，易將其視為「工作倦 怠」（burnout）或是個人無法妥善因應職場工作壓力的表現。林信昌 與臧國仁（2000：106）曾定義其為「新聞工作者個人在與環境互動及 因應過程中，未能有效處理工作壓力，因過度負荷而顯現出情緒耗竭、 缺乏人性、低個人成就感的心理狀態」。然而，即便兩位作者認為工作 倦怠起因於個人、環境的交互作用，但其關注重點只停留在個人是否能 夠妥善處理工作壓力，忽略了個人與職場壓力間的辯證關係。 循此邏輯，攝影記者或其他新聞工作人員對工作倦怠的抱怨常不只
是個人痛苦經驗或是負面心理感受的陳述，更可從中窺見勞動者如何在 職場中形構自我形象，並定位自身與組織間的關係。Kunda（1992）曾 經分析高科技產業員之工作倦怠抱怨，發現其一方面代表著員工對組織 角色的排拒（role distancing），另方面卻也同時顯示了員工對組織角色 的擁抱（role embracement）。意即員工與組織角色的關係往往擺盪在 「接受」與「抗拒」的光譜兩端，具有模糊性（ambivalence）。如果只 是單純的接受組織對員工的期望，則員工易於陷入工時過長且私人生活 全面崩解的悲慘處境。然而，若是只從抗拒角度理解員工之工作埋怨， 卻又不免忽略其從工作中獲得的愉悅與成就感，更無法解釋為何員工願 意持續待在一個全然是負面經驗的工作環境中努力付出。 Kunda（1992）認為，抱怨過度工作作為一種論述策略既點出了工 作如何全面入侵員工生活並造成困擾，也顯示了員工對組織的付出與承 諾，代表著員工為工作做出的犧牲。而這種抱怨工作倦怠的自我敘說形 勢雖然具有自嘲且貶抑（degrade）自身處境的意味，卻也同時具有標 舉（elevate）自身付出的效果，說明自己如何在既有工作壓力與勞動條 件下倖存。換言之，工作倦怠的敘說作為勞動者間的談話常見主題，既 是抒發情緒的常見形式，也是警戒自身過度工作後果的提醒，更是員工 如何正當化自身辛苦工作的重要論述策略。 同樣的，抱怨工作疲累作為訪談中不斷出現的主題，也具有類似雙 重意涵。事實上，工時過長、截稿壓力本來就是台灣新聞工作環境的主 要勞動特性（劉昌德，2003），但攝影記者的牢騷滿腹卻更與他們在報 社內部不被重視的弱勢處境息息相關。在版面編排上，文字常是作訊息 主體而影像則淪為點綴。在組織分工上，由於報社缺乏讓資深攝影記者 轉任影像編輯的管道，使得文字編輯較攝影記者擁有更多決策主導權。 在升遷機會上，文字記者也比攝影記者擁有較多機會晉升成為主管（許
靜怡，2003；黃義書，2004；鍾宜杰，2006）。 另方面，在不同工作要求下，相較於報紙文字記者須在新聞稿中盡 可能呈現完整資訊，攝影記者則只需追求瞬間張力。長此以往，缺乏組 織分析完整訊息能力的攝影記者自然更不具備擔任主管的條件（許靜 怡，2003）。換言之，報社「重文字輕影像」的傾向其實正是一個惡性 循環，也是攝影記者位居弱勢的根本原因。 因此，前台灣日報副總編輯賴秀如（1999）便曾直陳，「在台灣， 記者圈裡有一個普遍的現象：文字記者愛批評、攝影記者牢騷多」，而 攝影記者牢騷滿腹的原因本在於「面對同樣的新聞壓力，攝影記者比起 文字記者無論在工作場域、工作條件甚至工作地位，都略遜一籌」。許 多攝影記者更以「黑手」自嘲自己雖也是記者卻更常被視為技術工人的 處境（楊映，2001），生動地描繪了其在組織內外的邊陲位置。 正是因為工作疲累與階級位置的雙重壓迫，攝影記者更需要正當化 自身工作的不可或缺與難以替代。事實上，攝影記者對工作疲累的抱怨 更像是在宣稱他們對自己工作的付出，「強調自己比別人更累」便常成 為攝影記者用以區別自己與他人對工作付出程度的常見論述。藉由區別 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工作的不同，攝影記者強調自己更需要奔波趕往第 一現場，背負沉重攝影器材紀錄真實。 攝影記者間也會以報社、報系、甚至自己較常主跑路線說明自己比 對方更為勞累。像是日報記者會強調自己的工作時間長因此比晚報來得 累，而晚報記者則認為自己必須隨採隨發因此壓力比日報來得大。或 是，《中國時報》記者強調自己「跑完早報跑晚報」因此比其他報系記 者來得更累，而《聯合報系》記者又會強調自己的同事表現優異、囊括 各項攝影大獎，因此「同事競爭的壓力」使得他們的工作疲累遠超過其 他報系。
但是，最為辛苦或最為疲累的工作經驗，卻也常是這些受訪者表示 最深刻也最難忘的採訪經驗。不論是跟著官員出訪國外的行程緊湊且舟 車勞頓，或是採訪奧運時工作時間過長導致吃不好也睡不好，甚至是採 訪 921 地震面對死亡的恐懼等等，都是訪談中常被提及的精采故事。當 各種充滿壓力且令人疲憊的採訪經驗不斷成為攝影記者敘說自身工作的 重要題材時，實也正說明了這些最疲憊不堪的工作經驗是他們在這份工 作中最值得驕傲也最值得展示於人的部分；幾位攝影記者就曾多次在訪 談中多次展示因為跑新聞而在頸部、關節、腰間、足踝所留下的各種傷 痕，明示了其對工作的付出。 雖然攝影記者屢屢抱怨自身疲累，然而也正是藉由工作體力的要求 才能顯示其專業頗具難度。反之，不勞累的工作或路線可能帶有貶意， 如數位相機問世之後，許多人更認為拍照不需艱難技術。這也將可能更 擠壓了攝影記者的未來生存空間，讓其難以發展成受人重視的專業。 訪談中，許多報社主管與攝影記者表示，已經提供並希望文字記者 盡量隨身攜帶數位相機。但到目前為止，這些數位相機的性能猶比不上 攝影記者使用的專業數位相機，而文字記者在影像處理能力上也可能不 如攝影記者。但有些文字記者的確已經開始認為，長期來看報社攝影記 者的工作將不再具有難度，甚至可以由文字記者取代（賴維真，2003: 14）。 這樣的說法當然遭到攝影記者的駁斥，他們認為在專業分工與新聞 壓力的驅使下，攝影記者絕不可能完全被手持輕便且非專業數位相機的 文字記者取代。但是這些攝影記者仍然憂慮，如果有朝一日專業數位化 相機變得比現在輕便並且價格驟降，從事攝影記者工作的難度也將隨之 降低，而攝影記者的可替代性必將大幅提高。9 進一步來看，短小輕薄的數位相機問世對攝影記者的勞動衝擊不僅
止於體力勞動面向，甚至也連帶影響到報社與外界對攝影記者專業影像 處理能力的質疑。在應然面上，攝影記者被期許以影像技術表現出新聞 事件的重點。如許多受訪攝影記者表示，一張好的新聞攝影照片理應既 包括對光線、取景、掌鏡等技術層面的掌控，也涵蓋構思與呈現新聞事 件的手法。然而在實然面上，一方面如上述因為報社編輯政策長期「以 文配圖」的作風使然，另方面由於攝影記者與編輯和讀者認定的好照片 常有差距，許多報社主管只求有照片可以當作補強版面的畫面證據，卻 吝於追求影像品質的提升。 當然，現況下文字記者使用傻瓜數位相機拍出的作品並不若攝影記 者穩定，但正如資深攝影記者黃義書（2004：116）所述，數位相機真 正值得攝影記者擔心的影響乃是，「當攝影記者失去捕捉動態畫面的觸 感、拍攝的技巧也下降」，而文字記者人手一台數位相機，攝影記者專 業的正當性如何能夠繼續維持？換言之，當攝影記者以專業來正當化自 身工作的重要性時，他們並非沒有意識到數位化趨勢一旦使得相機技術 普及且易於使用，終將使得外人更加質疑其工作難度與專業，進而威脅 到市場價值。像是攝影記者書偉便自嘲說，「攝影記者就犯賤，比較輕 鬆的就不想要。反正沒什麼表現空間」。 如前所述，Connell（1987: 180）歸結各國藍領階級勞工研究後發 現，許多技術工人往往藉由自己的傑出體力以區別出自身與白領階級員 工的不同，藉此定義自身的男性特質；相較於自己的較好體力，體力較 差的白領階級勞工常被認為是柔弱或較不具有男子氣概。男性的體力 優，既可作為他們鞏固自身專業認同與技術優勢的基礎，也常成為他們 論述自身重要性的關鍵所在。 僅管許多攝影記者與上述藍領階級勞工不同而仍傾向以專業影像工 作者深自期許，而許多年輕攝影記者的消費習慣也逐漸往白領中產階級
傾斜（鍾宜杰，2006），但是體力優勢的論述卻仍常被許多攝影記者挪 用以強調自身工作的的不可替代。 換言之，攝影記者攜帶沉重相機四處奔波，雖然構成工作負擔，但 此一體力上的沉重負擔卻也提高了攝影記者工作的難度與進入門檻，成 為攝影記者難以被替代的原因之一。反之，一旦數位相機變輕且操作難 度大幅降低，攝影記者也等於面臨了去技術化與自身工作替代性變高的 邊緣化處境，更難成為一門受重視的專業。於是攝影記者雖然抱怨背著 器材奔波的疲累，卻也不見得樂意自己的工作變得輕鬆。 因此，數位相機若往輕薄短小趨勢發展，當也意味著用體力說明職 業性別隔離的論點無法成立。由此觀之，受訪者對「攝影記者好像變成 一份誰都可以做的工作」的擔憂，反映了其對工作「去技術化」與「女 性化」的擔憂。 類似這種男性利用體力優勢進而取得技術優勢的過程並鞏固自身專 業的例子，在 Cockburn（1981）對英國植字工人的研究中清楚得見。 一方面，英國印刷業植字工人常透過男女先天體力差異以合理化其幾全 由男性擔任的情況。但另一方面，當企業主試圖引進某些更輕、更小的 機型時，男性主導的英國植字工會要不就是集體抗拒，要不便是透過工 會協商力量要求這些新引進技術仍須由男性植字工人主導。 Cockburn 指出，這些植字工人深知一旦機型變輕、變小後，隨著 男性技術工人之體力優勢喪失，進而將使他們失去技術獨占權。藉由獨 占技術，男性植字工人進一步享有了獨占工作機會的優勢。 雖然攝影記者並未如英國植字工人一樣試圖阻止報社要求文字記者 隨身攜帶相機的趨勢，但是他們卻可藉由自身體力優勢掌握較為專業也 較為沉重的攝影器材，藉此進一步處理難度更高、構圖更為精細、技巧 更為複雜的影像作品，持續成為報社圖像需求的主要供應者。換言之，
攝影記者的體能優勢正是一條區隔專業技術與非專業技術的軸線，確保 了攝影記者專業分工之不可替代。 這些攝影記者的抱怨也同時彰顯了攝影記者對這份工作的認同與付 出，點明了所被期許的理想攝影記者形象。像是攝影主管錫安便清楚點 明了承受工作疲累並置工作於第一優先乃是理想上「好攝影記者」的基 本要求。 有人覺得說你幹嘛這麼賣命，我覺得很多東西是同甘共苦的問 題……。家裡的因素你必須要割捨，誰沒有家庭，但是很多東西你 不得不啊，怎麼辦呢，像你 921 地震一搖完以後，只把家裡安頓好 以後，大家都起床到客廳以後，該用的蠟燭什麼安全什麼樣的交代 以後東西一背就出門了，然後就幾天一個禮拜才回到家裡，換洗衣 褲也沒帶，什麼也沒帶，人一出來以後就開始往東興大樓來這邊 跑，開始往南投下去，然後幾天幾夜都餘震拚命搖，可你必須要把 家人丟在家裡，這個是你必須要去割捨的，你假如沒辦法割捨這個 東西的話，你就不適合待在這個圈子裡面。（錫安，訪談記錄， 2003 年 12 月） 以上這段話看起來像是主管錫安以自己的工作經驗陳述一個好攝影 記者所須具備的條件，然而正如 Acker（1990, 1992）的提問，儘管抽 象工作要求看似沒有性別，但現實生活中的每個勞工卻仍是有血有肉的 凡人之軀，不但各自有其生理性別，並且深受既有性別體制的影響。因 此，當攝影記者被要求配合工作型態、犧牲貢獻的同時，我們不禁要更 進一步地探究這些「足以承擔疲累」的理想攝影記者形象與「女人不適 合擔任攝影記者」的關聯。
陸、不能太累的女人：體力與疲累言說背後的性別意涵
對男性攝影記者而言，工作疲累的意義並非只是體力負擔而已，更 投射了攝影記者對工作的認同，建構出了理想攝影記者的形象。在這個 基礎上進一步檢視「體力」與「工作疲累」作為女人不適合擔任攝影記 者的說辭，實也展現了相較於男人，女人的身體勞動如何在男性主導的 職場不受信賴，而既有的性別意識形態又如何被動員作為維繫攝影記者 職業性別隔離的關鍵論述。一、生理上的體力難以負荷
女性與男性在生理上的體能差距常是解釋攝影記者職業性別隔離的 重要論據，體力上的沉重負荷與男女體力上的平均差異成為大多數受訪 者解釋女性為何較不適任此份工作的首要原因。例如，當我詢問報社攝 影主管國慶，「是否該報將來有可能任用女性擔任攝影記者」時，他便 直接表示，由於女性之先天生理侷限，因此「這幾年，我們是絕對不會 考慮用女生」。 儘管憂慮程度不同，但對女性體能狀態的擔心卻普遍存在於我對各 報社攝影部門主管的訪談中。十分為業界推崇的攝影部門主管錫安更直 接指出，「女生去拍其他的有些新聞，像是什麼社會新聞那些就會有問 題啊。只是說到那個場合裡面他畢竟體力就會受限，一定有很大的限 制」。 女攝影記者註定受限於體力無法與男攝影記者競爭，然而類似說法 犯了以男女平均身體表現論斷男女個別體力差異的謬誤。事實上，我訪談過的女攝影記者既不認為工作負擔無法負荷，也不認為需要男攝影記 者禮讓。像是女攝影記者君玫便指出，「真的在搶的時候，根本沒有人 管你是男是女，也沒有人會讓妳」。 儘管所有女攝影記者都在訪談中表示自己體力不成問題，但在許多 主管心中體力仍是他們對女攝影記者的最深疑慮。即使是在攝影記者圈 內頗受好評並曾榮獲專業新聞獎項褒揚的女攝影記者秀娟在轉換跑道過 程中，仍被某大報以體力理由拒於門外。換言之，當性別成為判斷能力 指標後，個人是否真有能力其實也就不再重要。 其次，以性別來判斷體力上的男女差異也常讓我們看不見體力依然 可以靠著後天各種努力補強。所有攝影記者都曾指出，剛開始背負攝影 相機時人人都覺得沉重，但是「習慣之後」便不成為問題，何況體力仍 有許多後天可以努力的空間。例如，男攝影記者芳誠便指出，由於自己 體力不好，2004 年預定將前往雅典採訪奧運前開始慢跑並加強重量訓 練，以適應到時長時間負擔沉重器材的工作份量。然而，在生理差異的 說辭下，女性既無習慣攝影器材重量的機會，也不被認為可以藉由鍛鍊 強化體力。 最後，許多資深攝影記者也並不認為體力的衝撞必能換來拍到好照 片的成就。像是現任中時影像中心主任的黃子明（1993）在文章中便指 出，推擠與武力並不見得必然拍得到好照片；相反的，構思與經驗才是 拍到品質更勝一籌照片的主因。但是在職業機會結構受限的前提下，女 性根本缺乏足夠實務經驗，難以培養構思圖像的能力與技術。
二、女人不適合危險環境的疑慮
對女性體力較差的考量往往與工作環境危險的論調相互呼應，強化女性不適合擔任攝影記者的論點，常以「保護女性不受傷害」的面貌出 現在訪談中，如「女攝影記者半夜出門很危險」、「某些新聞現場很危 險」等類似說法均是許多男性主管援引的論據，而這些說法其實正呈現 出男性攝影主管對女性人身安全的擔憂。例如，主管東昇便直接說明他 對女攝影記者的不放心。 像我當初去跑印尼暴動啊。因為我們是華人，它當初是因為排 華造成的，危險性更高，所以你不能講你是華人，所以基本上，如 果是女生的話更慘，因為那邊真的很亂。……對，問題就在這裡， 如果你是華人，所以更危險。男生都很危險，更何況是女生。（東 昇，訪談記錄，2004 年 2 月） 單就上述「印尼排華暴動」這個案例而言，男女面對危險的程度不 同，合理的解釋便在於男性攝影記者與主管清楚認知到「女性更容易成 為性犯罪攻擊的目標」；因此當女性需要受到更多保護的同時，自然也 就較不適合擔任攝影記者的工作。 第二，許多男性攝影記者更以自身與女攝影記者的共事經驗說明女 性不若男性膽大，無法承受某些過於血腥殘酷的畫面。 我舉個例，像以前我在 XX 日報的時候，有個女記者，就 call 她去跑車禍，她到現場後打電話回來說，太殘忍她看不下去……。 這是我們其中取笑的一件，對啊，因為攝影記者，無可避免有很多 突發狀況，上面要你去那裡你根本不知道，而且發生什麼事也不知 道，像華航空難，掉下來全部都是屍塊，一進現場你就踩到了，那 你遇到這個怎麼辦？我來考量的話，叫這個去她不行啊，叫那個去 也不行，那我要你這個攝影記者幹麼？對啊，而且很多體力上的考 量啊，所以能用男的就用男的。（書偉，訪談記錄，2003 年 10 月）
雖然有幾位攝影主管沒有直接表示「女性無法因應危險情景」，但 是他們也仍傾向在每日工作安排上盡量根據性別調整路線，如攝影主管 國慶便直接表示會讓女性擔任「市政」、「藝文」與「影劇」等這些危 險性與機動性較低的路線。幾位主管也表示，會安排女性在自己能夠發 揮所長的位置，像是負責主跑一些「關懷弱勢者」或是「關懷同性戀」 的新聞。 然而，這種體貼與照顧女攝影記者的做法卻有負面效果。一方面， 許多被稱為「軟性」且適合女性的新聞多是較不受重視的路線，所佔據 的報紙版面也常在較被忽視的角落（沈怡，1995）。而受到攝影記者青 睞並爭相希望主跑的路線，則大多是容易上報的大新聞（黃義書， 2000）。換言之，以性別差異的考量分配路線更易將女性攝影記者推往 權力的邊陲。 另一方面，這種為了照顧女性所做的路線分配也更加深女性無法因 應危險環境的刻板印象，侷限了女性在工作上的可能發展。例如，亮亮 便以自身經驗陳述，雖然她一點也不害怕主跑空難新聞，但是長官以性 別為任務分配的考量卻使她被排除於某些「被認為危險的新聞」之外， 長官的保護更讓亮亮覺得自己像是個不被長官重視且毫無能力的花瓶。 答： 比如說像那時候華航大園空難，然後全組的都被調去，只有 我沒調去。我沒被調去。然後那時候感覺就是，事後大家就 會說……，大家會跟你說，長官很疼你啊，都沒有叫你去。 我想說，天啊，這是哪方面啊？……在你來講，你會覺得 說，那種事情就是被保護，基本上我做這工作並不是要被保 護來做這份工作的。 問： 就是說要其他全部記者都去華航大園空難嗎？ 答： 其他人都去啦。
問： 這個新聞對你們很重要？ 答： 大園空難非常……那時候是超級大新聞，它是晚上的時間發 生的嘛。然後事後發生的新聞，只要跟現場有關係的，我 都……就是我沒有被派過。只有一次是我去……隔了三天 吧，那時候我本來是去板橋那邊探家屬，後來因為家屬要去 現場，我才跟過一次。然後那條相關新聞其實我都沒有被派 過，其實報社如果說你本身有分工的話，你要很清楚什麼地 方誰該去；但是那次的狀況是，所有報社幾乎所有人都調 去，因為那是很大的新聞……我覺得那種感覺是，你被當花 瓶看待。他不把你當作是有工作能力的人。（亮亮，訪談記 錄，2003 年 10 月） 以女性的平均表現篩檢個別勞動者以維持內部勞動力市場穩定的做 法，當然簡化且存有許多盲點。像是曾經跑過華航空難的女攝影記者萱 萱便指出，「那時候是滿地的屍塊嘛。那誰不覺得累，誰不恐怖啊。很 多男攝影記者，我看到他們很多男生也在我面前乾嘔或吐」。而主管國 慶則在訪談中打趣說，早期有些男性同業看到血會「昏倒」，甚至看到 血就「偷溜」，聞到屍臭就「狂吐」，畢竟「沒有聞過屍臭，誰聞受得 了啊」。 透過經驗的累積，許多老一輩的攝影記者則早已對這些場面「司空 見慣」。也就是說，這些簡化的性別刻板印象不只難以確切判斷個人的 能力差異，甚至忽略了攝影記者面對處境的艱難有其學習調適過程，不 能簡化為與生俱來的生理差異。 其次，「女人需要保護」的想法除了限制女攝影記者的發展外，也 更強化各報社不願雇用女攝影記者的傾向。例如，女攝影記者小慧便曾 提及自己報社長官的聘任原則是將女性視作男性的「補充性勞動力」，
以聘任「各路線都能負責」的男性攝影記者為原則，而「只能跑某些路 線」的女性攝影則為例外。 答： 他們不喜歡用女攝影，他們會用，但是可能就是一個 team 他 們大概只能一個。只會用一個到兩個，並不會用更多了。他 會用的理由就是說，我可能有一些題材需要女生，所以我這 個組內我需要一個到兩個女攝影，那我不要太多。 問： 那什麼樣的題材會需要女生呢？ 答： 什麼樣的題材會需要女生啊，……嗯……男生不方便的時候 啊（笑）。對，比如說、比如說有時候去拍溫泉啊，或者是 去拍一些比較尷尬的那個……或女同志啊，或是類似這樣子 的議題的時候，他們覺得男孩子比較不方便出現的時候。或 者是一些比較軟性的東西，比如說像小朋友、或者是老人 啦，我覺得他們會覺得說女孩子在這方面會比較細膩一點。 （小慧，訪談記錄，2003 年 11 月） 小慧的經驗說明了，當軟性新聞不是報社重視的新聞種類而女人又 被認定只能主跑軟性新聞時，報社將提供更少攝影記者職缺給女性。 再者，以保護女性為考量的路線配置方式也很可能導致某些男性攝 影記者不滿，使得女性更不容易進入報紙成為攝影記者。像是慧寧當初 進入某大報成為該報社有史以來第一位女攝影記者，當時某些男攝影記 者便曾經疑慮「會不會以後輕鬆的路線都留給她跑」，因而力阻主管聘 任慧寧。 在我進來之前，在他們的公司裡面、報社裡面，從來沒有女的 攝影記者，所以他們不曉得怎麼樣跟女的攝影記者相處。主管就有 跟我說過，他們是會擔心說我都會撿那個比較輕便的工作內容，就
是說比困難的、比較花力氣的、比較危險的可能就是會給他們，然 後就是把輕鬆的都給女性，所以這樣當然是對他們的勞動條件不利 呀，他們覺得說，……比較危險的不會讓我去，比較要跟人家衝撞 的，還是說比較，負擔很重的工作，他們就不會讓我去。他們認為 這樣啦，啊他們也不習慣，因為從來沒發生過，對他們這個圈子裡 面來說。（慧寧，訪談記錄，2003 年 11 月）10 男攝影記者抗拒慧寧加入該報之因表面上看來是對工作公平分配的 要求，畢竟大部分勞工都不希望自己跟別人領一樣多錢卻要負責更為辛 苦或沉重的工作。然而若沒有女性加入，男攝影記者間的工作分配就真 的符合公平原則了嗎？ 實際上，在各報攝影部門的現有人力配置下，許多值夜班工作都由 報社最資淺的男攝影記者負責。這些記者告訴我，他們的主要任務便是 一旦深夜有任何重大意外事故或社會案件發生，必須立刻趕往現場拍攝 新聞畫面。由於這些深夜突發新聞現場往往具有更高危險性與衝突性， 許多報社便以「資淺攝影記者需要磨練且體力較好」為理由，決定讓年 輕資淺男攝影記者擔任值夜任務。另外，也因為必須深夜出發執勤的工 作需求嚴重干擾了攝影記者的私人生活，讓尚未成家立業的年輕攝影記 者負責值夜更可減輕工作對已婚攝影記者生活的負面影響。 由此觀之，即使是全為男性擔任的攝影記者，其任務分配方式也未 必公平。但是類似這種「公平正義」的任務分配原則卻仍然可被當作否 定女性擔任攝影記者的重要論點。 進一步而論，男攝影記者對公平性的考量其實反映了其將女攝影記 者想像成無法吃苦的花瓶，認為一旦她們加入便會影響攝影部門的工作 分配，從而加重男攝影記者的負擔。換言之，雖然許多男攝影記者推定 女性需要保護，但當「保護女性」可能以加重自己工作份量為代價時，
他們卻並不真正想在工作中「保護」女性，最便宜行事的作法就是希望 報社儘量不要聘僱女攝影記者。 整體而言，雖然在「女人不適合危險環境」的討論裡受訪者似乎同 時呈現了兩種截然不同態度，一是主管堅持男女一視同仁，二是主管願 意根據男女調整新聞分配，但深究這兩種作法的內涵卻共同反映了「女 人需要保護」的性別意識形態。不論是主管堅持不分線原則、儘量不任 用攝影記者，或是體貼地讓女性多跑比較「安全」的路線，都再次確認 女性不適任攝影記者的原則，共同限制了女性成為攝影記者的可能。
三、婚姻、家庭與懷孕生子
至於對「女性終究要走入家庭」的預期，也讓許多報社主管與攝影 記者開始懷疑攝影記者是否真能成為女人安身立命所在。對許多報社主 管而言，女攝影記者一旦結婚，她們的生命似乎便進入了一個全然不同 的階段。首先，許多主管認為，女人懷孕過程將使得她們無法承擔攝影 記者的工作重擔。 【女攝影記者】一定會碰到她成家立業嘛，結婚生子嘛，對不 對？她一懷孕你就不可能讓他背相機跑來跑去的。像 xxx 就是實際 的例子嘛，後來他也轉文字【記者】了。那她挺著肚子懷孕總不能 叫她（停頓）。對不對？風險太高了，報社也禁不起這樣的風險， 比如說懷孕還背著相機，萬一流產？不管對她來講或是對報社來講 都是一個很大的損失嘛。你工作效率也一定會打折扣。（國慶，訪 談記錄，2003 年 10 月。括號內添加語句出自本文作者） 除了懷孕期間的影響外，許多攝影主管更認為懷孕隨之而來的家庭 與育兒責任將更形減少女攝影記者對工作的付出。像是主管阿仁便曾談及女人結婚後，「有了家庭，要照顧先生小孩」，自然無法如未婚時一 般如此專注於工作，這也導致了許多報社主管為了確保攝影記者勞動過 程的穩定性而更傾向不去聘任可能懷孕生子的女攝影記者。 換言之，組織工作效率的要求與規範看似不因人而異，但女人有子 宮的身體已經先為她們設下了一道入門障礙。這樣的價值預設，也等於 認為女攝影記者的價值排序中必然將家庭（私領域）置諸工作（公領 域）之上，不僅加深了女人的刻板印象，也等於說明女攝影記者對工作 的承諾與投入必然不及男性。 然而，這樣的說辭顯然貶抑了女人對工作的投入以及工作對女人的 重要性。事實上，幾位受訪女攝影記者面臨結婚生子與工作的衝突時的 確選擇了工作而放棄了成家： 就像我以前交的男朋友也是攝影嘛……。那他就會說，我們兩 個人都是這樣子，然後就是說他就會問說為什麼妳不能怎樣怎樣？ 我就很想說，那你不是也一樣嗎？你也不行呀！那為什麼要要求 我？就是會發生這種衝突就對了，剛開始的時候可能不會……。反 正就熱戀，都 OK，可是到比較深入一點，然後你可能會考慮到成 家或結婚之類的問題，他就會覺得說，那妳為什麼不能做什麼做什 麼？可是我想說，我工作也跟你一樣呀！……那為什麼我要放棄工 作而你不用這樣做呢？（停頓）後來就只好分手。（庭芳，訪談記 錄，2003 年 11 月） 在此，雖然受訪的絕大多數女攝影記者都沒有打算因為結婚生子就 退出職場，但是我無意就因此過度推論所有的女攝影記者都會作出「放 棄家庭，成就工作」的最後選擇。在此，我想強調的是，儘管婚姻以及 隨之而來的懷孕生子及家務責任迫使了許多女攝影記者在工作與家庭之 間抉擇，但是女攝影記者卻不見得必然放棄工作選擇家庭。
相對於女攝影記者必須面對家庭與工作間的兩難，對許多男性攝影 記者而言，疲累與超時的工作雖然多少也對家庭生活造成影響，然而這 些負面影響顯然卻未成為限制男性成為攝影記者的理由。訪談中，一樣 有男攝影記者想要為了家庭放棄工作，也一樣有男攝影記者表示工作過 於干擾私人生活因此想要離職，但是婚姻與家庭的考量卻從來未曾成為 排拒男性於攝影記者工作之外的理由。 例如，陳嘉樺（1996：4-31）就曾指出，不固定的工作狀況雖然確 實影響攝影記者的成婚意願與家庭生活，但其訪問的男攝影記者均不認 為婚姻與其工作是互斥選項。相反的，對於許多已婚男攝影記者來說， 正因有了妻子幫忙處理私領域事務（像是照顧小孩與年長的雙親），他 們才更能無後顧之憂的在外衝刺，而主管國慶便以「攝影記者的老婆都 是很偉大的」這句話說明了他的家庭如何對他而言是加分而非負分。 總結以上各點，報社對於女性身體與生涯規畫的既定想像，配合上 各報攝影記者不分線的政策，常使得女性被預期為較不適任的次等勞動 者。因此，許多報社主管往往宣稱為了維持男女同工同酬的公平原則， 而傾向不聘用女攝影記者。即使某些攝影部門主管看似體貼的想要試圖 根據性別調整路線。然而，根據性別調整路線的做法，卻常更加深了女 人無法勝任攝影記者的刻板印象，進而常導致報社攝影組內部形成「女 人不要多」的共識。 反之，當男性被認為能勝任各種路線、且免於受到家庭牽絆，而較 女性更為適合攝影記者的工作時，其實也說明了勞動組織對於工作的要 求在實然面上絕非中性（Acker, 1990）。反之，當男性被預設為職場中 理想的勞動者時，被排除與邊緣化則正是身處該場域的女性常須面對的 工作處境。
柒、結論
如前文所述，能力與選擇一向是用來合理化攝影記者分工現況的常 見說法，強調攝影記者的職業性別隔離無涉於性別，只與勞動者本身的 條件有關，而本研究所面臨的核心問題也正是如何在理論與經驗層次上 超越「性別」與「勞動者條件」間的二元對立模式。更清楚地說，如果 勞動組織的規定要求與運作模式符合男性的利益與需求，則研究者實有 必要辨明性別究竟「如何」深植於職場，使得男性先行且佔有優勢位 置。 本研究檢視攝影記者的勞動現況後發現，在市場壓力、報社組織、 數位化科技三股結構趨力的交互作用下，工作造成的體能負荷與身體疲 累早已是攝影記者的職業特性，然而在同樣疲累勞動過程中，男女攝影 記者的身體形象卻有著極其不同的文化意涵。 對男性攝影記者而言，高度體能要求導致的疲累，往往是他們克服 自身階級弱勢展現自身專業形象與工作認同的論述策略，他們對工作疲 累的自我敘說也點明了值得褒獎的理想攝影記者形象，並進而影響了男 女被聘僱成為攝影記者的機會結構。 相較於這些男攝影記者呈現的英雄形象，女性攝影記者的身體勞動 則常遭貶抑及污名，而對於女性身體的不信任多來自於將女性視為需要 保護的弱者，或是視其終究要因家務責任而離開崗位的暫時性參與者； 這兩種看待方式共同作用之下的結果，便是導致報社主管傾向盡量少錄 用女攝影記者的選擇。 換言之，本研究發現，「理想攝影記者」的原型乃是高度陽剛的男 性樣貌。與其說是攝影記者的工作要求與組織規範從不考慮性別，倒不如說理想攝影記者的標準預設了一個男性勞動身體的標準範本；相較之 下，女性的身體與勞動貢獻則高度受到貶抑。
再者，本文的研究也發現，也呼應了許多女性主義研究者所言，性 別化勞動與男性主控權力的延續不僅僅只是仰賴男性在數量與權力上的 優勢，更仰賴一套文化論述來正當化其作為，並贏得多數人的同意與順 服（Acker, 1990; Bourdieu, 2001; Krais, 1993）。同樣的，單看結構、文 化或是個人的面向，也都不足以捕捉攝影記者職業性別隔離的全貌。本 文主張，在理解職業性別隔離背後的象徵權力運作與其具體脈絡之後， 我們才能更清楚地檢視現況下性別化的職業機會結構如何能夠長期延 續。 最後，本文希望指出，在實務上要改善攝影記者在報社內的弱勢處 境，研究者與改革者應該同時看見性別與階級如何交互作用，作為影響 攝影記者工作的兩股重要力量。如前所述，報社組織攝影記者勞動的方 式，不僅僅導致了攝影記者邊緣化的專業位階，也提供了其職業性別隔 離延續的制度環境。從這個角度來看，攝影記者工作（與其他新聞工 作）中的階級與性別壓迫，非但不是兩個各自獨立的現象，反而常有其 共同的結構成因。 本研究主要是試圖透過深度訪談與二手文獻回顧彰顯：論述、男性 優勢權力的與職業性別隔離延續間的關連。然而，每個研究都有其發問 脈絡與研究設計，本文也不可能以單一研究與有限篇幅回答所有關於攝 影記者性別與工作的所有問題。例如，以生命史研究法訪談女攝影記 者，或許能更清楚呈現女性攝影記者通過重重考驗，以及其性別意識與 專業認同如何在不同的社會場域中持續重構的過程。 此外，受限於研究發問與設計，本文無法也未曾試圖回答究竟男女 攝影記者產出照片有何異同。儘管這個問題反映出許多女性主義者面對
男性主導影像文化的焦慮，然而若要回答以上研究問題，仍須有待後續 研究者以另個獨立研究設計來討論產製者性別、產出文本與社會間的關 係。上述本文未能涵蓋討論的問題，都有待後續研究者根據其問題意識 與研究旨趣，選擇恰當的研究方法另行深入探究。
註釋
1 本文改寫自筆者碩士論文中的其中部分。本文完成首先須感謝許多 攝影記者的慷慨分享生命經驗，並也感謝林鶴玲教授在研究進行期 間不厭其煩地討論，並詳盡閱讀初稿且給予犀利的批評指正。再 者，筆者也感謝吳嘉苓、藍佩嘉、曾嬿芬、張錦華諸教授與兩位匿 名評審先後給予的精闢評論，以及鄭芳芳、余貞誼、羅融、陳惠萍 與何青峰等友人的諸多協助。最後，本研究受惠於台大婦女研究室 的性別研究碩博士論文研究計畫獎助，在此一併致謝。 2 截至本研究訪談結束為止（2004 年 3 月），聯合報系沒有任何女 攝影記者，中時報系影像中心沒有女攝影記者，但《時報週刊》有 兩名女攝影記者。自由時報系共有兩名女攝影記者，《蘋果日報》 突發中心與影劇中心則各有一名女攝影記者。 3 受限於篇幅，田野進行過程中，筆者一路對研究問題與研究設計的 反思與辯證可參照孫志硯（2005）。 4 評論人之一指出，本文訪談的女攝影記者均已離職，而男記者均仍 在報社工作，因此提醒筆者進一步說明採訪對象的選取原則，並深 思性別與職業生涯規畫間的相關。感謝評論人在這點上的提醒，讓 我有再次思考並說明此一論點的機會。對此，筆者的想法是，部分 受訪女攝影記者已離職，但不代表整體女攝影記者較易離職。訪談中，男女攝影記者離職的原因（包括職業傷害、出國進修、報社倒 閉、專業長期不受重視，考量長期升遷發展等諸多原因等）並無太 大差異，因此本文無法得出女性較為容易離開攝影記者職場的結 論。而筆者也傾向避免這樣的過度推論，以免更加誤導、複製了女 人終究不適合攝影記者工作的刻板印象。 5 以台北市攝影記者聯誼會的成員為例，1987 年以前成員僅有數十 人，到了 1997 年則有兩百多人登記為會員（許靜怡，2003），這 個數字還不包括那些認為攝影記者聯誼會功能不彰而拒絕加入的攝 影記者。 6 至於什麼新聞路線被獨立出來各報間仍存有差異，像是《蘋果》、 《中時》與《自由》的影劇攝影記者皆獨立於一般路線之外，但 《聯合》則否。不過一般而言，「體育」、「影劇」攝影記者大多 固定。 7 本研究進行訪談時，聯合報系某位攝影部門主管正為下屬打年終考 績，便曾不斷表示自己做的這件事「會讓人家飯碗不保」。而《蘋 果日報》某位攝影記者更直言，報社政策是「一發現你不能做，就 立刻請你收拾包袱走人」。 8 電腦化與數位化後未曾減輕個人工作負擔之例，也出現在公司引進 個人電腦後，雖然員工可以更快生產更多且更正確的草稿，但卻也 同時花費更多時間學習字型、圖畫、表格等電腦處理流程。也因圖 表及量化資料越來越易呈現，員工必須製作越來越多的量化圖表（ Attewell, 1996）。 9 當然這些攝影記者仍然覺得新聞攝影的表現手法才是這份工作的專 業性所在，但他們擔憂外界將視攝影記者為進入門檻低且沒有技術 難度的工作。
10 當然，慧寧所轉述的主管說法是否只純為該報社不聘用女性的傾向 找了藉口並將責任轉嫁給較為底層的攝影記者們，仍然有待查證。 但是不管這位主管說法的真實性究竟如何，我們仍然可以看出主管 對雇用女性引發的後遺症有所憂慮。換言之，限定女性主跑某些路 線的做法未能真正保護到女性，不僅限制了女性在這份工作中發揮 所長的可能，也更使女性進入攝影記者工作的可能性變得更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