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團體與政府關係 - 第三章魏晉南北朝民間結社的發展

山崎宏所指的「法社」，應即是這類的佛會，但在兩晉南北朝時期，

因「邑」與「社」等民間組織名稱仍有嚴格的區分，所以稱為「法社」

易生混淆；且其所根據，亦難支撐以「法社」為名稱之立論。郝春文則認為「法社」的組織，是佛教勸阻傳統春秋二社血祠之祁，以止殺存生為目的，受佛教教義浸漬的傳統的春、秋二「社」。然而兩晉南北朝卻未有這類「法社」存在的具體例證。經連繫當代相關諸史料，本文以為若不將「法社」當作民間組織的名稱，而視為一種讓信徒不殺牲而守戒的佛教齋會，也就是「法社齋」，可能會較適當些。至於兩晉南北朝時的「法社齋」，與宋明時代，文人與僧侶交遊而所結成的，屬於「結社唸佛」系統的「法社」，是否有所關連？就有待更進一步的研究來加以說明。

第五節民間團體與政府關係

關於民間結社與政府的關係，首先由組織型態上最初步、單純的，

依「原群」即地緣或血緣關系所組成的村社談起。

魏晉南北朝時期尚無政府運用「村社」協助辦理地方事務的例子，

這要到隋唐時代，才有如社倉的設置或由村社協助里正徵收賦稅等實例，這或許多少反映國家在面對豪族社會或國家直接掌控的自營農民社會時，國家力量下達基層社會的程度與方式有所不同，但此議題恐還須另立專文予以論述。此時期雖然缺乏國家運用地方「村社」的實例，但村社的結合基礎「村」除了是自然的聚落之外，在東晉南朝中，

也可見其已漸具備行政與法律的功能，也就是即使並非國家的行政組織之列，但國家在行政上仍在一定程度上加以運用，而對此稍加說明，

應多少可彌補由於史料未載，以致在討論國家與村社的關係時所產生的空白之憾；並有助於接續下文隋唐時期村社的探討。

東晉南朝時，村的行政意義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²⁷⁴：第一，村逐漸成為稅收的基本單位，如東晉元帝時，句容令劉超的徵稅方法是村中戶主各自向縣申告家貲²⁷⁵；南齊太祖時，竟陵王子良上奏痛論臺使的橫暴，其中可知宋文帝以來，中央政府以郡縣徵稅的速度太慢，直接派遣使者督促村民納稅²⁷⁶。依現又的聚落徵集當然較為便利，這種狀況發展至唐代，以成為村正與村社必須協助里正的一項職責。第二，

村已有初步的行政管理機構，稱為村司。村司人員由《南齊書》卷5

〈海陵王紀〉可知有村長、路都等人²⁷⁷，此外各村中還有村老、村耆、

三老等散見於諸史籍²⁷⁸，只是這些職稱並非正式的政府官員，也沒有司法權，但卻負協助政府處理地方事務的任務，如上述南齊的蕭子良

274關於東晉南朝時期政府所賦予村的行政任務，可參見：齊濤，《魏晉隋唐鄉村社會研究》，頁49-53。

275《晉書》卷70〈劉超傳〉云：「尋出補句容令，推誠於物，為百姓所懷。常年賦稅，

主者常自四出結評百姓家貲。至超，但作大函，村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訖，

送還縣。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踰常年。」

276《南齊書》卷40〈竟陵文宣王子良傳〉云：「前臺使督晡切調逋切調，恒聞相望於道。及臣至郡，亦殊不疏。凡此輩使人，……朝辭禁門，情態即異；暮宿村縣，威福便行。但令朱鼓裁完，鈹槊微具，顧眄左右，叱吒自專。擿宗斷族，排輕斥重，……

其次絳標寸紙，一日數至；徵村切里，俄刻十催。四鄉所召，莫辨枉直，孩老士庶，

具令付獄。或尺布之逋，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為千。」

277《南齊書》卷5〈海陵王紀〉記延興元年冬十月詔曰：「又廣陵年常遞出千人以助淮戍，勞擾為煩，抑亦苞苴是育。今并可長停，別量所出。諸縣使村長、路都防城直縣，

為劇尤深，亦宜禁斷。」

278「村老」之稱如《北史》卷40〈李元護傳〉：「為齊州，經拜舊基，巡省故宅，饗賜村老，莫不欣暢。」《水經注》卷28：「沔水有東逕左桑。昔周昭王南征，船人膠舟以進之。昭王渡沔，中流而投，死於是水。……庾仲雍言，村老云：『百姓佐昭王喪事，

于此成禮而行，故曰佐喪。』左喪失體耳。……沔水又東得合驛口。庾仲雍言，須導村耆舊云：『朝廷驛使合王喪，於是因以名焉。』今須導正有大斂口，言昭王于此殯斂矣。」此例不但可見村老、村耆舊等稱呼，亦可見村中世代流傳著關於村落起源的口碑。

即於建元三年奏言：「近啟遣五官殷濔、典籤劉僧瑷到諸縣，得丹陽、

溧陽、永世等四縣解，並村耆辭列，堪墾之田，合計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頃，脩治塘遏……」（《南齊書‧簫子良傳》）。而在村之中，也如同漢代的里實行什伍連坐之法，「一人犯吏，則一村廢業」，這在劉宋時期已很普遍²⁷⁹。第三，村是基本的經濟事務單位，在東晉南朝時代，舉凡流亡人口的安置、荒田的開墾、政府的救助，多以村為單位進行，如陳宣帝在太建二年曾下詔，要求州郡以良田廢村，安置流民

280。在這種經濟事務中，村司、三老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²⁸¹。第四，

村有時還成為分封的單位，《宋書》卷40〈蠻夷傳〉記道，南宋順帝時，

晉熙蠻梅式生起義；「斬晉熙太守閻湛之、晉安王子勛典籤沈光祖，封高山侯，食所統牛崗、下柴二村三十戶。」

北朝時的村存在於三長制的地方行政架構中，目前所見政府權力在村中所施行者亦不多，大致上有四：一是南朝在村中進行的什伍連坐法也可見於北朝的村²⁸²；二是以村為單位的旌彰與優賜²⁸³；三是組

279《宋書》卷5 3〈謝方明傳〉：「江東民戶殷盛，風俗峻刻，強弱相陵，姦吏蜂起，符書一下，文攝相續。又罪及比伍，動相連坐，一人犯吏，則一村廢業，邑里驚擾，狗吠達旦。」

280《陳書》卷5〈宣帝紀〉：「頃年江介繈負相隨，崎嶇歸化。……州郡縣長明加甄別，

良田廢村，隨便安處。若輒有課訂，即以擾民論。」《陳書》卷70〈謝祖深傳〉記梁朝情況也是如此。梁武帝時郭氏曾上言，指出梁朝建立以來，發人征役，號為三五。

甚至有戰死沙場，而被主將列為叛逃者，再向其家中或村伍徵調，使用的也是連坐法，

終致「一人有犯，則合村皆空。」

281如《梁書》卷2〈武帝紀〉記梁武帝天監十七年曾下詔安撫流亡，詔稱：「凡天下之民，有流移他境，在天監十七年正月一日以前，可開恩半歲，悉聽還本，蠲課三年。

其流寓過遠者，量加程日．若有不樂還者，即使著土籍為民，准舊課輸。若流移之後，

本鄉無復居宅者，村司三老及餘親屬，即為詣縣，占請村內官地官宅，令相容受，使戀本者還有所託。」

282如《周書》卷4〈明帝紀〉曾記明帝詔曰：「帝王之道，以寬仁為大。魏政諸有輕犯未至重罪、及諸村民一家有犯乃及數家而被遠配者，並宜放還。」

283北朝朝廷亦常常通過更改「里名」來表彰孝義忠節，但亦有改村名的，如上述《北史‧李德饒傳》的「孝敬村」，《北史》卷33〈李子雄傳〉載李子雄之子李愔與從父兄普濟並被舉為秀才，故「時人謂其所居為秀才村」。至於政府對村的優賜，可見：《北

織預防和制止盜賊的工作²⁸⁴；四是興學²⁸⁵。

魏晉南北朝的村尚未列入國家的行政序列，政府對於村的運用或控制，仍多屬臨時的處置，以利用村自然聚落的特性，以收便利之效；

而在此也未能見政府權力對村社的介入。不過在瞭解政府與村的互動關係後，多少也可以知道「村社」在這種環境下所可能與政府產生配合者應不致太過深刻。不過在此要再強調的是，從漢代里、社分離始，

此時期的里社與村社都已是屬於「私社」的性質，且在史料中未見政府介入的情事，這種以鄉村聚落的地緣關係為基礎，人民自由結合以從事春、秋二社活動的結社，似乎有了較為寬廣與活潑的表現。先秦時統治者祭天、祭祖，被統治者只能祭社，先秦各聚落的社以至秦漢的「里社」都由官方組織，這種做為人民社會生活和宗教信仰的重心之一的祭社活動，可以說是在政府軍、政、教合一的掌握之中，祭社活動也帶有濃厚的統治教化色彩。但當里、社漸趨分離之始，在某些程度上可能也意味著民眾宗教信仰的一種「鬆綁」，上文已述自漢代已漸有社神人格化的的跡象；富人也有一套自己的祭祀與娛樂方式；「五斗米道」的起源也與傳統的祭社有關；在一定程度上應也可視作民間信仰的活絡。至魏晉南北朝，隨著佛教的興盛，其教義也流佈於民間，

亦開始對傳統的祭社展開影響，最明顯的例子，就是上文已談過的改變祭社的「血祠之祈」。

至於北朝官府對於民間團體造像的態度又是為何呢？五、六世紀

史》卷5〈孝武帝紀〉：「鞭馬長騖至湖城，飢渴甚，有王思村人以麥飯壺漿獻帝，帝甘之，復一村十年。」

284如《魏書》卷66〈李崇傳〉；「（孝文帝時）以本將軍除兗州刺史。兗土舊多劫盜，

崇乃村置一樓，樓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亂擊。四面諸村始聞者撾鼓一通，次復聞者以二為節，次後聞者以三為節，各擊數千槌。諸村聞鼓，皆守要路，是以盜發俄頃之間，聲布百里之內。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便爾擒送。諸州置樓懸鼓，

自崇始也。」

285如《北史》卷31〈高祐傳〉：「請縣立講學，黨立教學，村立小學。」

中國北方朝野上下都籠罩在佛光僧影中，雖然知識階層信徒與名僧大德的信仰有別於一般信徒，其修持方式也各不相同，但無論講經論法、

諷頌禪修，還是興福造像，都有正途與方便之別，但仍須各承佛法教義，也就是若有典可依，原則上均能被佛教所認可。這一點或許不為廣大的信眾所知曉，卻於統治者對民間佛教的態度有重大的影響。從一般信徒活動觀察，造像供養類似於傳統的祭祀祈禱，從正統的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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