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學習之於耶穌會傳教士

9 祈劍飛，《世界的中國觀》，(北京：學林出版社，1996)，頁 78。

他的兩名義大利學生羅明堅（(Michel Ruggieri, 1543─1607)和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 遵循了他的指示，殫精竭慮地學習漢語。然而在進入

10 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冊)(上海：嶽麓書社，1987)，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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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符號（字母）記錄語言中的語音，而其記錄聲音的文字系統與其口語達成 一定的吻合。而漢語屬於漢藏語系，是表意文字的一種，即以特定的圖像（字 元）來記錄語言，文字與語音沒有固定性，其特色是帶有聲調，是一種聲調語 言(Tone language) 。聲調是漢語詞彙的語音要素之一，具有辨義功能。利瑪竇 曾指出，「（中國）人們運用重音和聲調來解決我稱之為含義不清或模擬兩可 平常問答詞意，Dicionário Portoguês-Chinês)，²⁰之後利瑪竇又與精通音律郭居 靜(Lazzaro Cattaneo, 1560─1640) ，在中國傳教士鐘鳴仁的幫助下，依漢語聲調 的 音 值 ， 而 採 用 五 種 記 號 來 區 別 聲 韻 ， 編 排 成 《 西 文 拼 音 華 語 字 典 》 (Vocabularies ordine alphabetic europaea more connatum, et per account suos

digest)，

²¹ 奇跡》(Procédé des Caractéres de ľ Exterême Occident)。最後於1625年接棒的金 尼閣在集中西之長，以字母注音和韻圖結合完成了《西儒耳目資》(Vocabulaire Disposé par Tons Suivant ľ Ordre des Mots Européens)。耶穌會傳教士們對漢語語 音及漢字的描述經過了多年的努力，終於摸索出了用拉丁文字母為漢字注音的 方法，為之後的辨音，確立了標竿。而他們的努力不僅方便了傳教士們的學

20 漢學家魏若望已於 2001 年整理出版這部字典。John W. Witek (ed) , Matteo Ricci & Michele Ruggieri , Dicionario Port ugues Chinese ,Lisbon :Biblioteca Nacional Portugal ,Instituto Portugues do Oriente ,2001.《葡漢辭典》按照 16 世紀義大利語或葡萄牙語的讀音拼寫漢字。這套早期的 方案還顯得比較粗糙:沒有送氣音符號、同一讀音有不同的拼寫方式、聲母和韻母混淆不清。

21 直到 1594 年，在郭居靜和利瑪竇的合作下，耶穌會才確定出官話的四聲，以及羅馬字母搭 配漢字發音的統一性。參閱 Brockey, Liam Matthew. Journey to the East :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1579-1724 (Cambridge, Mass. :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p249.

14 理(Philippe Couplet, 1624─1692)的《中文字典》(Dictionnaire Chinois)、康熙年間 白晉編著的《漢法小字典》(Petit Vocabulaire Chinois - Français)、1694 - 1699年間 葉宗賢(Basilio Brollo) 編纂的漢語拉丁語詞典(Dictionarium Sinico-Latinum),、1734 年巴多明翻譯成中文的拉丁語字典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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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閱讀、寫作與學術傳教

早在利瑪竇時，耶穌會就發現了書面語在中國的重要性，「自古以來他們 就一直把絕大的注意力放在書面語的發展上，而不大關心口語，在這方面他們 有點像以寫作的辯才而在希臘人當中享有盛名的伊索格拉底(lsocnates)²⁵。……

中國的各個省份，口語也大不相同，……然而共同的書寫卻構成彼此接觸的充 Matthew. Journey to the East :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1579-1724 (Cambridge, Mass. :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p249,261,263.

25 利瑪竇著，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利瑪竇中國札記》,（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1），頁 29。

26 同上，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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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先透過口語來應付一切日常的需求，而書面語的學習是為了能閱讀中國經 典、瞭解中國的傳統思想文化以及與上層文人階級進行交流，進而達到翻譯和 傳教的目的。學習書面語的有效方法就是閱讀，所以利瑪竇等早期的耶穌會士 利用四書、五經作為學習漢語的教科書，希望教士們藉由廣泛研讀中國典籍來 瞭解中國傳統文化，進而縮小教士們和士人之間的文化心理差距，此外博覽群 書還為傳教士博得了好的聲譽。

沙勿略曾說：「（中國人）甚重學術，以研究學術為最榮譽之事，在中國 有大學問者，即居要津，掌大權。」²⁸ 特別是當耶穌會士們發現，在中國所有 宗教教派的發展以及宗教學說的傳播，基本上都不是靠口頭，反而是靠文字書 籍。中國人相信書面知識，勝過個人口說。這樣的傳統和中國人的閱讀習慣刺 激著傳教士們學習寫作和翻譯，並力求與傳統文人作品的規範化形式相同。因 此，利瑪竇十分注重漢語寫作技能。「學術傳教適合中國人的習慣，因為中國 的所有教派多以書籍，而非口講作宣傳，獲取高官厚祿也是利用撰寫佳作，而 不是利用口才獲得。」²⁹此外，並不是所有的傳教士在宣揚福音教義時，都可 以使用流暢的漢語，有時甚至可能出現語焉不詳的情形，在在都使得傳教的接 受度受到影響。所以聚眾傳教，若沒有書面教義的資料，對於散佈福音的成效 就不大。尤其當他們發現寫宣傳手冊比口語宣教的作用還大，激勵傳教士們努 力學習寫作。所以，編撰中文書籍成為他們擴大影響的方法。³⁰

27 如耶穌會早期的漢語教學課程安排，共分三個階段，最初的六個月是如何正確說官話，接下 來的一年半則是研讀儒家的經典，最後是以兩年的時間學習漢語的寫作以及中國典籍的深入研 究。參閱 Brockey, Liam Matthew. Journey to the East :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1579-1724 (Cambridge, Mass. :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p257.

如羅明堅曾以 中文撰寫宣揚基督教要理的書籍，並翻譯了《天主經》、《聖母經》和《天主 十誡》，之後還在利瑪竇的幫助下用中文撰寫了《天主聖教實錄》。利瑪竇的 成績則更為斐然，他的《天主實義》、《二十五言》和《畸人十篇》等著作，

便借用儒家典籍來闡明基督教教義，進而達到傳教的目的。利瑪竇認為「中國 人對於有新內容的書籍十分好奇，又因為象形的中文字在中國人心目中有一種

28 沙勿略全集 Monumenta, Xaveriana,I.725,738.引自方豪《中西交通史》頁 969。

29 利瑪竇著，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第四冊，(臺北:光啟出版社、輔仁大學出版社，1986) 年，頁 325。

30 參閱(義)利瑪竇、金尼閣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340。

16 在中國境內之外，在漢字文化圈國家如日本、朝鮮、琉求 (Leuchians)亦能通行 無阻，更讓傳教士喜出望外。

33參看 Bettray, J. , Die Akkommodationsmethode des P. Matteo Ricci S. J. in China, Rome, 1955,p.

181。

34裴化行，（H. Bernard）著，蕭濬華譯，《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誌》，(臺北：台灣商務 印書館，1964)，頁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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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他們還編纂許多語法手冊，涉及多種不同的語言或方言。³⁷目前已知，最 早的漢語語法書是多明我會士高母羨(Juan Cobo, 1546〜1592)所著的《漢語文 法》(Arte de la Lengua China)，而現今世界上已知第一部由入華傳教士正式撰 寫且在中國出版的漢語語法著作，也是由多明我會士─西班牙傳教士萬濟國(亦 稱 瓦 羅 )(Francisco Varo, 1627─1687) 所編寫的《華語官話語法》(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 1703³⁸)。基本上，萬濟國將漢語區分為三種語體：第一種是 高雅體，極少使用複合詞，為讀書人所用；第二種是為大多數人所使用，介於 高雅體和粗俗體的口語，既有複合詞，亦有優雅的文學詞語；第三種則是適用 於對婦女及農夫佈道，屬於最粗俗也是最初級和易學的粗俗口語體。他不建議 初學者過早以閱讀的方式識字，因為書面語中使用高雅語體的機會比其他兩者 來得多，初學者無法將不同的語體區別開來。他認為教士應該使自己限於用口 語寫作和學習口語，並在學會口語之後，用它們來溝通。³⁹

耶穌會傳教士在漢語研究方面因編撰字典和編寫漢字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取 得了初步的成果，但相對於在語音及雙語辭典編寫上的用力，他們在語法書的 撰寫就一直沒有積極地運作。耶穌會士是以學術傳教為主軸，出入中上層知識 份子的圈子，通過私下交往散播教義，因此看重文言和經典儒學著作。而對於 語法的研究，則針對文言書面語為主，他們研究中國文言語法之因在於，中國 古典經籍是傳統文化，亦是學校教育的主要內容；再者，中國境內雖然方言眾 多，但是占統治地位的仍是文言書面語；而且懂得文言語法才能以文言寫作，

學術傳教的方式得以推行。所以打從羅明堅與利瑪竇時起，四書一直是耶穌會 士們的教材。透過四書來學習，不僅能學到標準規範的文言書面寫作，還能進 一步瞭解儒家學說的精髓。而耶穌會傳教士們對於撰寫語法書的態度不若編輯 辭典積極，也許是因為對於語言造詣較高的耶穌會士而言，他們普偏認為漢語 所以，在《華語官 話語法》的撰寫上，主要仍是針對白話口語的語法作出分析。

37 (西)法蘭西斯科•瓦羅(Francisco Varo)著，姚小平、馬又清譯，《華語官話語法》(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3) ，頁 F32。

38 此書最早由西班牙文寫成，1684 年完成於福州後，由方濟各會會士畢多伯（Pedro Pinuela, O.F.M）加以修訂，於 1703 年在廣州出版。考迪(Henri Cordier)指出， 1703 年出版的版本已非 萬濟國最初的編寫本，他的原稿只能在傅聖澤的複本中看到，現藏於梵蒂岡圖書館。

(Bibliotheca Sinica, p.3912).

39(西)法蘭西斯科•瓦羅(Francisco Varo)著，姚小平、馬又清譯，《華語官話語法》(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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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簡單。曾德昭(Alvaro de Semedo, 1585─1658)曾說：「漢字全是單音節，動 詞和名詞均無詞尾變化。在使用過程中，有時動詞可以充當名詞，名詞也可以 充 當 動 詞 ， 必 要 時 也 充 當 副 詞 。 因 此 漢 語 比 拉 丁 語 容 易 學 」 。 而 安 文 思

（Gabriel de Magalhāes, 1609─1677）也認為中文比希臘語、拉丁語任何一種歐 洲語言好學；其中之一為語法簡單，不像歐洲語言有關於人、數、時方面的複 雜變化。⁴⁰

耶 穌 會 傳 教 士 早 在 1604 年 就 出版 了 由陸若 權 （João Rodriguez1561—

1634）以拉丁語法傳統撰寫了日語語法書Arte da Língoa de Japam，

相對於漢字和漢語音調上的難掌控，在學習語法上所遭遇的挫折， Martini, 1614─1661)以拉丁文撰寫出―《中國文法》(Grammatica Sinica, 1652)。

衛匡國 1643 年來華，1650 年起程回羅馬，於 1653 至 1657 年，花了近 5 年的

40 Donald F.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 III.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p1718) 參見張國剛，《明清傳教士與歐洲漢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頁 250。

之 後 ， 柏 應 理 （ Philippe Couplet, 1622─1692）對此書作了修訂，成為耶穌會是廣為使用的語法書。此外，殷鐸

41 http://www.joao-roiz.jp/about.html

42 轉引自張西平《歐洲早期漢學史》，頁 6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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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Prospero Intorcetta, 1628─1696) 也編寫過一部漢語語法（Grammatica Linguoe Sinensis），但是也沒有出版。耶穌會士真正出版的漢語語法書是馬若瑟的《漢 語札記》，與先前語法書最大的差異在於，它除了處理口語語法之外，亦是第 一部將文言語法涵蓋入內的語法書。耶穌會以《四書》為教材的漢語學習方 式，傳至馬若瑟時均未曾改變過，《漢語札記》是為了能讓新進教士更快地閱 讀和理解文言語法，也希望除了在學習四書之外，能有另一部輔助的教材搭 配。

在文檔中 繼往開來的《漢語札記》 (頁 1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