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 年 1 月，長征途中的中國共產黨於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前 於1931 年第六屆四中全會中被驅離黨中央決策的毛澤東，在此時重新回到黨的 中央，並恢復對於工農紅軍的指揮權。當長征隨著抵達延安結束後，毛澤東於黨 中的地位以及黨員心中的地位都達到一個新的高度，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也以此為所謂「毛主義」的起點。56雖說甫至延安伊始局勢尚未明朗，
惟隨著西安事變、抗戰爆發等外因，共產黨在延安的事實逐漸安定。黨的內部雖 先後有張國濤及王明等人的挑戰，當毛澤東透過整風於黨內建立一元統治的同 時，其對於共產主義的詮釋也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正統路線。57即便諸如《調查工 作》、《尋鄔調查》等在長征中散失，毛澤東對於調查研究的見解仍是作為幹部的 教材成為黨對於調查研究的基本看法。58過往在研究中國近代「調查」文化時，
多半也以此為開端，為此時期的整體調查文化發展定調。其定調的方式往往透過 調查的數量、有關調查的宣示等佐證調查文化的勃興，卻難以解釋這些表象產生 背後的動因。調查為何及如何做為一種到今天仍然影響中國共產黨的文化，或許 需要有從表象以外入手的別種途徑。更直接來說，如果 1930 年的毛澤東已然有 一套對於調查研究的宏大思考，為何要拖到延安整風時「調查研究」才被重新提 出？是在如何的脈絡下，調查研究才進入中國共產黨呢？
國共的異與同：話語權的運用與選擇
在進入共產黨的語境前，不妨先來看看國民黨的狀況。1927 年的分共造成
56 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著，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 史》，頁31-52。邁斯納特別強調長征對於共產黨員精神上的淬鍊，而帶領他們的毛澤東的地 位在這些倖存者中被賦予神聖性。所謂「毛主義」便是建立在這樣的精神上，也因此有著強 烈的唯意識論的味道。
57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上冊，頁368-400。
58 毛澤東，〈『農村調查』序言一〉1937/10/6，竹內實監修，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編，《毛澤東 集》，5(東京：北望社，1971)，頁 275-276。
國民黨與共產黨兩個革命政黨就此分道揚鑣，雖說就後見之明來看，兩黨並非就 此不相往來，可以確定的是雙方的立場即便因著抗日勉為其難合作時，仍有著天 壤之別。最直接的來說，北伐成功後根據孫文《建國大綱》規劃進入訓政時期的 國民黨，雖說根據理論仍然處於革命階段，實質上其身分已轉為執政者，其思考 的角度已然與過去革命時期有所不同。
以訓政時期國民政府的調查來看，可說有兩個方向：根據《建國大綱》中對 於訓政階段籌辦地方自治的要求所推行的調查以及隨著先後剿共、抗戰需求所發 展的調查。兩者偏重所異或可簡略的說前者重點在於社會本身，其調查是以改革 現有社會為出發；後者卻以資源本身為考量，重點在於取得資源及分配兩項，能 求效益之最大化。儘管出發點不同，實際操作上卻無法如此的截然二分，求社會 改良還是要理解社會本身的限制；獲取資源之最大化也不妨礙將擋路的舊勢力剷 除。根本來說其最終的目的在於近代國家體制的建構，照蔣介石本身的說法，便 是國家要有能負擔「總體戰」的能耐。59即便如此，其實踐與期望卻仍是有著不 小的落差。以「大歷史」聞名的黃仁宇，其思想根源部份便是來自從軍時的經驗。
國民政府的政府，照他的看法：
國民黨對統治的心態，具體呈現了中國傳統的政治手腕。我們必須了解到，
古代的皇帝無從知悉所統治百姓的數目，不清楚實際稅收，也無從掌握軍 隊的確切人數。統計數字不過是粗略的估算，其準確度有多高，官員也不 會太當真。在這種情況下，將所有公共事務都轉變成數字，再進行處理，
是很不切實際的。…國民黨的難題是，他打算在 20 世紀再重複這個過程，
但中國的地位今非昔比，缺陷也無處可隱藏。將所有事物一一測試後，沒 多久我就覺得理想破滅。60
提出中國便是因為欠缺數字化的管理以致難以進入資本主義的世界，導致中國逐
59 張智瑋，〈蔣介石與現代國家的建構：以 1930 年代江西的地方政制改革為例〉，《政大史粹》，
28（臺北，2015），頁 1-37
60 黃仁宇著，張逸安譯，《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頁 5。
漸落後於西方國家。61這個說法引起的爭議以及隨之的討論，到2016 年時已然在 諸多研究的挑戰下顯示出問題本身的侷限。62不過從黃仁宇作為親歷者的這個角 度出發，或也可反映出官方想像中「近代國家」與人民的距離。要直接說民國時 期國民政府的作為不具意義或也太過，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等研究者即提出 中國轉型成近代國家的進程中，國民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在於建構一近代化的上層 政府體制。63
近年研究者則設法突破以往認識的侷限，透過實際的地方案例思考過往論述 的不足，其主要的突破點則集中在國民黨實際掌握且著力較深的江西作為代表。64 先不論這些研究是否已能從根本突破過去對於國民黨下沉能力不足的論點，就討 論的視角而言或許在時空間上較能與共產黨相提並論。不過有關國民黨或說國民 政府時期的調查，數量龐大，種類繁多，光就量的評比上就較之局處一地的共產 黨不可同日而語。更遑論在這樣數量之外，國民黨時代進行調查的主體從中央上 層的資源委員會到地方上為推行新縣制、保甲等地方自治措施先期成立的調查機 構不一而足。即便其所得出的成果並非盡如人意，要說國民黨不重視調查，只怕 有待討論。65
在延安的共產黨要處理的問題在相當程度上是江西時期的延續，調查基本仍 是為革命服務，同時因著時局改易必須開始注重根據地本身建設、抗日口號下妥 協的不同群體應對以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建設等因素。是故雖然調查的方式、
理論不會脫離過去的習慣，實際運作上卻無法如以往強力。其時的調查，就某方 面來說重點反更可能不在於資訊的獲取而是在於進行調查者本身的建構。更確切 的來說，延安時期共產黨有關調查研究的相關文件從1941 年 3 月毛澤東為其《農
61 黃仁宇，《大歷史不會萎縮》（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頁 79-136。
62 最直接的來說或是對於西歐式的資本主義社會到底能不能套用到全世界的疑問。
63 請參照杜贊奇著，王福明譯，《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 年的華北農村》（南京：江蘇人 民出版社，2008）。
64 例如張智瑋，〈蔣介石與現代國家的建構：以 1930 年代江西的地方政制改革為例〉，頁 1-37。
65 對國民政府時期的調查，或可參見任偉偉，〈南京國民政府社會調查研究〉（濟南：山東大學 博士論文，2012）。
村調查》所寫的第二版序與跋、5 月〈改造我們的學習〉到 8 月〈中共中央對於 調查研究的決定〉、〈關於實施調查研究的決定〉，其時間的密集值得玩味。要了 解這一連串有關調查研究的相關規則，若是不將其與隨後自 1942 年開始的整風 同樣的脈絡便難以釐清其後的意圖。過去對於延安時期調查工作的討論，強調的 面向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中心，作調查這樣一個行為被視為毛澤東思想的具體 實現。共產黨的調查又往往要連著土地革命一同討論，調查研究被視為馬克思主 義中國化、土地革命、毛澤東思想三位一體的實現。對於調查的討論，多半不出 作為強化中國共產黨執政正當性的佐證。66。
換言之，國共兩方的調查的差別以及其遺留會有如此之不同，還是要就外顯 出的表象以外部分理解。不論是文本質與量的討論，或是透過檢視兩黨的思想脈 絡，以某種程度本質論的方式論斷兩黨調查的差異。如此，上起問題與主義論戰，
下訖黨本身的意識形態辯證，旁及兩黨對於調查的主流論述比較，或也是一種思 考的途徑。67惟此種思想上的驗證已不知凡幾，卻往往在理解兩黨本質不同後少 有進一步的突破。
不過，換個角度來說，或許答案還真的不應該單就「黨」的本質思考。如果 說從共產黨的例子中我們看到毛澤東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反過來說，那蔣介石又 是如何呢？這邊並不是要關注蔣介石有沒有作調查，但毛澤東崛起與中國共產黨 調查文化發展高度重合這一條線或許是我們思考兩黨差異時的重要線索。也就是 文化形成背後的因素。當背景清楚，進一步才是探討這些意識形態的辯證與思考 是如何進到黨員腦袋以及身體上。本章即希冀以此檢視調查文化形成並進入的途 徑，思考共產黨調查文化如此殊異的可能來由。
66 羅平漢，《中國共產黨農村調查史》。
67 國民黨基層組織問題可見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 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
（上海：上海書店，2010）；問題與主義論爭則可參考王遠義，〈惑在哪裡—新解胡適與李大 釗「問題與主義」的論辯及其歷史意義〉，頁155-250。
從調查到調查文化：材料到論述的演變
自1930 年毛澤東寫出《尋鄔調查》以及《調查工作》後，其調查的腳步並 未停止，後雖因1934 年蘇區淪陷而有不少散失，仍於 1937 年將剩餘部分集中後 發表《農村調查》。過往這段史實多被用以強調毛澤東領導下對於調查重視的一 面，1940 年《農村調查》再版的事實也僅是再度加強這樣的面向。毛澤東其中轉
自1930 年毛澤東寫出《尋鄔調查》以及《調查工作》後，其調查的腳步並 未停止，後雖因1934 年蘇區淪陷而有不少散失，仍於 1937 年將剩餘部分集中後 發表《農村調查》。過往這段史實多被用以強調毛澤東領導下對於調查重視的一 面，1940 年《農村調查》再版的事實也僅是再度加強這樣的面向。毛澤東其中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