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真實的熱情？中國共產黨調查文化的形塑與實踐（1930-1949）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Histor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對真實的熱情？

中國共產黨調查文化的形塑與實踐（ 1930-1949）

A Passion for Facts?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Survey Culture in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930-1949)

郭淨仁 Ching-Jen Kuo

指導教授：羅士傑 博士 Advisor: Shih-Chieh Lo, Ph.D.

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June 2017

摘要

為何「調研」兩字能夠讓一個山間聚落的農婦理解到千里以外學者來訪的用 意？本論文從這樣的疑問出發，試圖理解到底「調查與研究」為何能夠在當代中 國深入老百姓的腦中。為了解決這個疑問，本論文從毛澤東調查的起點出發，沿 著廣東、尋烏再到延安，追尋調查文化如何透過毛澤東引進到中國共產黨。除序 章結論，全文共分三章。第一章，透過毛澤東農講所的經歷到《尋鄔調查》文本 的形成，點出共產黨調查本身邏輯的特殊性；第二章則以長征後毛澤東如何運用

「調查」建構路線正當性奪權，並藉由延安整風將調查文化的引進至中國共產黨 中；最後，以 1947 到 1948 年晉綏土改中所發生不斷調查的反應與結果作為調查 文化的實踐。透過三個環節一探中國共產黨調查文化的形成經過以及運用過程。

本論文之貢獻，最直接來說除了提供一套有別於中共自身對於調查文化形成 的論述外。更重要的或許是在於解明為何在中國「調查」能被上升如此重要的原 因以及此種論述的突破口。毛澤東並非黨內唯一作調查的人，為何他的調查如此 重要？「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這句話背後的脈絡與意涵又是如何在該篇文章完 成後接近 10 年才被發揚？能夠解決問題的共產黨，透過調查到底是解決了誰的 問題？本文透過以上的疑問對於中共的官方論述產生質疑，以此開展出本論文的 結構。期能對於中共調查文化以及毛主義等研究提供一條新方向。

關鍵字：調研、調查、《尋鄔調查》、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毛主義、

中國共產黨調查文化

Abstract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A Passion for Facts, the discussion about survey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seems to have settled down well. However, the survey cul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appears to be missing in the book. This thesis is trying to fill in the gap. In the first chapter, I trace Mao’s early footprints of survey and point out CCP’s unique logic by comparing Mao’s survey with local survey. In the second chapter, I focus on the rising of Mao, especially on why “survey” could become the crucial part in Maoism. Then through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the idea of Maoism became rooted in the party members. In the final chapter, I use the case of the 1947-1948 land reform movement in Shanxi-Suiyuan region and compare different surveys conducted in these years. The conflicting results show that the surveys may not be as neutral as they claim to be. In fact, even before the

investigation begins, the survey already holds its answer. ‘To seek truth from facts’

may sound more like ‘to seek truth from the need’ in the pratice of CCP’s survey culture. In sum, CCP’s survey has two characteristics: it is a means to justify revolution, and it is also a way to defend Mao and Maoism.

Keywords: Maoism, survey cul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 Passion for Facts, Report from Xunwu, survey.

目 錄

緒 論 調查能告訴我們什麼？……….1

何謂調查？……….1

從現代化到正當化……….………4

竊取與運用……….………7

突圍與發現……….………9

第二章 《尋鄔調查》的兩條足跡………...11

調查與毛澤東的淵源………...13

《尋鄔調查》與尋烏的調查………...…18

《反對本本主義》的後盾：《尋鄔調查》……….22

小 結………...…25

第三章 由外而內：作為政治文化的共產黨調查………...27

國共的異與同：話語權的運用與選擇………...27

從調查到調查文化：材料到論述的演變………...…31

整風、審幹中的「好共產黨員」………...35

調查為何作為一種文化？………...39

第四章 晉綏土改與糾偏—調查、複查、再調查

土改前的調查與階級………...46

不斷建構的表與裏………...51

楊家溝會議：糾偏的展開………...…56

「調查」的運用………...……63

結 論 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

徵引書目

緒 論 調查能告訴我們什麼？

乾脆，一言以蔽之，若要找出一條民族自救的出路，建設國家的辦法，必 先根本了解中國國家本身的內容。可是若要根本了解我國社會的內容，非 先從社會調查入手不可。這種調查必須為科學的，有秩序的，有系統的。¹

李景漢，〈社會調查在今日中國之需要〉。 猶記得2015 年第一次隨老師下田野的時候，在贛南尋烏的一個小地方司城 面臨到的問題。當地方上的大姐問到為何要特地來這個沒啥好看的小地方時，帶 我們的朱忠飛老師一句：「來做調研的」對方馬上露出理解神情的剎那，給了我 很大的衝擊。到底為何一句「做調研的」則不論多偏僻地方的大哥大姐都能快速 的接受並開始回答問題呢？。待參觀尋烏調查紀念館後，一方面似乎懂了點大哥 大姐理解的原因，一方面卻又想了解到底調查為何在中國能有如此大的影響。就 算是毛澤東寫的東西，也不過就是個調查不是嗎？直到後來讀到毛主義相關著作 以及近來的新聞屢屢提到所謂「實事求是」才稍為有一點頭緒。不過調查與「實 事求是」乃至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三者連結的強度之高，仍是令人感到疑惑。

本研究由如此疑惑出發，試圖藉由釐清調查的來龍去脈來思考到底「實事求是」

其背後反映出的脈絡及其對往後造成的影響。惟當進入實際研究後，才發現到這 個疑問背後所牽涉到的脈絡遠比一開始的設想來得廣闊許多。

何謂調查？

首先必須先回答一個問題，那就是調查是什麼？關於這一點，教育部國語辭

1 李景漢，〈社會調查在今日中國之需要〉，《清華周刊》，38：7、8（北京，1932），頁 1-8。

典修訂本給的回答是：「為了解實況所做的考察」。²一般涵義來說是意旨為某些 特別目的，對於細節或資料所進行的考察、檢視。乍看之下十分簡明，且若單就 字面來說其所進行的行為並非有何特殊之處。不過當我們將時代拉回所謂近代調 查引入的清末，會發現到實際上的進行似乎並不如字面般單純。以最早開始提倡 調查的留日學生群體組織的浙江同鄉會調查部（1902 年）所推出的〈浙江同鄉會 調查部敘例〉來說：

孫子有言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諒哉言乎。今我國一般志士殫精竭慮於歐 學，研究其政治、法律、教育、軍事、實業；考察其山川文物風俗人情，

將移植其花以為吾國莊嚴。…新舊過渡時代於舊所素有者未能條分縷晰洞 窺癥結，則改革之際情形勿悉亂絲焚如何自而理。…

外人之於國也，有政府之調查會，有民間之調查會，大凡一團體之中苟其 事於權力，界有直接間接之關係者糜不有調查會。甚且調查一事不惜集數 多之人力，糜浩大之款項，費濡滯之時日，彼之視調查蓋如是其亟也。故 一國之中上自朝政下逮民俗，舉凡興一利剔一弊皆先有所根據…重以報紙 之發達，事糜不載載糜不詳迺至竈養廝卒亦未嘗不手一紙目數行於茶前酒 後絮絮譚國事，國之暴富驟強，蓋有繇來非偶然也。

故中國不欲改革也，如欲改革則必先於國中一切事務之性質之狀態而一一 考察而一一研究，知病之所在而後可下藥知弊之所在而後可興利，否則沾 沾焉持外國已成之模範以鑄印吾國，固有合模範者要其不合之處必窒礙難 通，毋亦改革之一大缺點，悉若先時預備之為愈邪。³

「調查」除作為國家強盛的基礎外，也有用以改革的好處。浙江同鄉會調查部的

2 見 教 育 部 重 編 國 語 辭 典 修 訂 本 網 站 ，「調查」條。網址：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 bin/cbdic/gsweb.cgi?ccd=yO1IIH&o=e0&sec=sec1&op=v&view=0-1。引用日期：2017 年 4 月 13 日。

3 浙江同鄉會，〈浙江同鄉會調查部敘例〉，《譯書匯編》，2：10（出版地不詳，1902），頁 105- 114。

宗旨更明白寫著「調查全省鉅細事務為將來地方自治之基礎」，調查的綱目則涵 蓋歷史、地理、社會、物產、工業、經濟、商業、農務、軍事、教育、政治、刑 法、交通機關以及現今大勢等14 項。面面俱到的同時，也充分體現出要達成其 宣稱目標的決心。

就在浙江同鄉會首建調查部後，調查的風氣也開始先自留學生群體進而擴散 到民間。⁴與這股在民間興起的風潮相比，官方的腳步雖然沒有在第一時間跟上，

但隨著先後的收回利權以及立憲等事項的需求，不數年間官方亦已成為進行調查 的大宗。⁵其中，因著立憲成立的憲政編查館在成立之初（1906 年 7 月）即明言 其對於調查的重視。憲政編查館辦事章程中即有提到：

至統計一項，所以驗國計盈絀、國勢強弱，參互比較以定施政之方，故宜 內考全國之情勢，外覘世界之競爭。此後各部院、各省應就所管之事詳細 列表，按期咨送臣館總彙，各表即以推知國家見勢。考各國每年有統計年 鑑之刊彙集，各項統計俾人民可以一覽而知。臣館擬俟各項摉輯完備即行 仿照辦理。凡此兩大端於憲政為經始之圖於臣館為應盡之務分設編制統計 兩局各派局長及科員等分理其事而以提調總司其成。⁶

已然有仿效外國設立統計局處的宣告，隨後即將此化為現實，1906 年 9 月時所 上奏疏言更將調查正式的以官方的身分由中央推廣到全國：

飭令各省設立調查局並辦事章程，略稱考察各省事實較之考察外國規制尤 為切要。見在臣館職司，編制統計二局亟當預籌京外通力合作辦法以期推 行盡利。必使各省分任調查之責，庶幾民宜土俗洞悉靡遺。……

……奉諭朕奉懿旨，各省民情風俗及一切沿革習尚參差不齊，見在憲政編

4 見李章鵬，〈清末中國現代社會調查肇興芻論〉，《清史研究》，2006：2（北京），頁 76- 77，表一、表二、表三。

5 相關的發展可見黃興濤、李章鵬，〈現代統計學的傳入與清末民國社會調查的興起〉，收入黃 興濤、夏明方主編，《清末民國社會調查與現代社會科學興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頁1-46。

6 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卷393，〈憲政一〉，頁11423。

查館開辦編制統計二局，非京外通力合作無以推行盡利。著每省設立調查 局一所，由該管督撫遴選妥員按照此次奏定章程切實經理。隨時將調查各 件咨報該館。至統計一項尤宜由各部院先總其成，著各部院設立統計處由 該管堂官派定專員照該館所定表式詳細臚列，按期咨報以備刊行統計年鑑 之用。⁷

某種程度上來說可以發現到清廷對此的重視。尤其是隨著統計局的全國開立，其

「該管事項按照頒定表式分別填送彙呈考核」的辦法也為其他需要調查的機關提 供幫助。當各省統計局開辦後，隨之而來的如 1908 年由商部主持的全國商業調 查、民政部的戶口調查、度支部的財政調查等等也於是展開。調查就這樣作為國 家轉型的一環進入到中國。⁸

從現代化到正當化

姑且先不論其後的發展，從清末調查發展的討論中，已可見到「調查」作為 一個自西方引入的方法或概念，推廣之初背後即具有一股強烈的「救亡圖存」的 心態。至於「救亡圖存」的方式便是向西方學習，這也帶出「調查」在研究上的 第一個脈絡：亦即對於現代化的討論。雖然光是圍繞在何謂現代化這個命題的討 論便不知凡幾，一一敘明似也徒增困擾。以中研院近史所於 1980 年代所出版的 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系列來說，其對於現代化的定義簡要來說包含以下幾點：

（一）地方政府直接統治人民、（二）政府能有效彌補私人所開辦教育、大眾傳 播、交通、社會治安、工業生產等之不足、（三）法治精神的建立、（四）官僚制 度的建立、（五）家族主義和地域主義式微，民族思想普及、（六）地方政府不純 用武力統治、（七）政治結構分化、（八）政治文化的俗化以及（九）人民對公共 事務的大量參與。⁹這個定義雖看似詳細，但僅以方方面面的列舉能否有效解答

7 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卷 393，〈憲政一〉，頁 11425-11426。

8 牟永如，〈清末社會調查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頁 52-53。

9 張玉法，《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山東省，1860-1916》（臺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所，

1982），頁 271。

或仍有待商議。畢竟這些種種的分類對於當時實際操作的官員或體會的百姓都太 過遙遠。五四以降傳統與現代的對立，卻也創造出一種對於「現代化」烏托邦的 想像。也就在這樣的狀況下，國家對於現代化合法性的追求成為一個 20 世紀以 降相當重要的目標。國家權力隨著現代化的追求不斷擴增，更精確來說其表現上 是雙面的過程：滲透與擴張以及證明滲透與擴張的合法性。科學控制與物質進步 的承諾成為中國政府權力增長中的核心因素。¹⁰

作為輔助國家權力滲透與擴張的調查，也成為新式知識分子用以建構學科本 土化的工具。在這個脈絡下，關注的重點在於從國外傳入的社會科學如何透過對 中國資料的蒐集建構屬於自身的論述。¹¹不過Tom Lam 於 2011 年出版的 A Passion for Facts 則在這種論述外為調查找到了一個新的定位。將調查與現代國家的建構

連結，並進一步上升到全球殖民化的討論之中。¹²該書一經出版，便受到學界多 數的高度肯定。雖說在某些部分來說亦被批評為資料不足以支撐論點或更有過度 演繹的狀況。但整體來說自本書一出，調查作為現代性展現的一環似也無甚爭議。¹³ 當然，除以研究來證明調查與現代性的連結外，回到史料我們也可以看到這 股趨勢。辛亥革命的成功雖然象徵清廷轉型的努力付諸流水，自民國以來一連串 的問題卻似乎也代表排滿革命並非救亡圖存的最佳解。1919 年的五四運動由此 出發，成為新一波改革浪潮的起點。不過，雖然對於如何改良看似有許多的打算，

實際上卻是不甚理想。1919 年 11 月 1 日《新社會》中的〈社會調查問題〉，譯介

10 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著，王憲明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 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 85-86。

11 黃興濤、夏明方主編，《清末民國社會調查與現代社會科學興起》；Yung-chen Chiang, 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19-194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2 Tong Lam, A Passion for Facts: Social Survey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State, 1900-194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13 可參見 Guobin Yang, “A Passion for Facts: Social Survey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tate, 1900–1949 by Tong La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19, No. 3 (November 2013), pp. 861-862. Fa-ti Fan, “A Passion for Facts: Social Survey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tate, 1900–1949 by Tong La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72, No. 2 (May 2013), pp. 452-453, Wennan Liu, “A Passion for Facts: Social Survey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tate, 1900–1949 by Tong Lam,”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24, No. 4 (December 2013), pp. 913-916, 江勇振，〈Tong Lam, A Passion for Facts: Social Survey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tate, 1900-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9（臺 北，2013），頁 173-199。

者便有意針對此種現象借題發揮：

這篇是俄國托爾斯泰在一千八百八十二年所做的，原名本叫做『莫斯克調 查問題』。因為他那裏頭雖然是就莫斯克社會方面的調查立論的，可是所 講的都是對於一般社會調查的理論。所以我把能改作這個名字，希望那有 志於『社會調查』和『社會改良』的人讀了這篇，有所取法；那就是譯者 介紹這篇的意思了。

中國各樣事業都沒有著手舉辦，那『社會調查』的事業更是提不到的了。

不過要改革社會，一定先要知道社會的病狀在甚麼地方，然後纔可以去下 手救治。用甚麼法子可以才可以知道社會的病狀呢？那非從事調查不可。

據這篇上說莫斯科有二千個青年，做那調查的功夫。諸位看看，這樣偉大 的事業是容易辦的呢！可是那些鼓吹『解放』和『改造』的人，天天說社 會怎樣怎樣的不好，應當怎樣怎樣的改造。試問他們果曾自己下過那切寔 調查的工夫，曾發見社會的病狀麼？他們也不過是仰著天說笨話，關在自 己的屋子裡，做一二篇幾千幾萬字的洋洋大文，來出出風頭罷了。我說這 話，並不是看不起那些純潔的青年，實在是希望他們能夠『少說空話，多 做寔事』在社會上下一番切寔調查的工夫。我敢說那效果一定比說空話的 大得多呢，這不過是我翻譯這篇時的感觸，隨便在這裏說說罷了。¹⁴ 1919 年的五四所帶動的，除因發現到國家仍然衰弱而欲有所變革外，另一方面 便是對於「西方」現代性的價值產生疑問。不過即便如此，五四口號中對德先生 與賽先生的追求卻並未消失，以科學理性之名建構的「正當化」成為體現「現代 性」的憑證。不過，1917 革命成功後的俄國卻也提供新一套的救國方式：革命。

其不但透過思想傳播，當時在國際孤立的蘇聯更是透過向外輸出革命，意圖打破 被孤立的狀態。在中國，則是找上當時在廣州的孫文。失利的國民黨得以透過聯

14 托爾斯泰著，耿匡譯，〈社會調查問題（未完）〉，《新社會》，1919：1（出版地不詳，1991），

頁4-5。。

俄聯共取得一線生機，蘇聯式的革命也找到其發展的根基。要討論中國共產黨的 調查，在現代性之外第二條脈絡便是所謂的革命傳統。

竊取與運用

所謂革命傳統看似模糊，攤開來說便會發現其中奧妙。如果說「現代化」或 近代化所反映的其實是蘊藏著西方中心觀點的世界觀。其建構從文明到野蠻的分 野，並提供一套循序漸進的方案供後進國家「參考」。蘇聯式的革命則提供另外 一個新的判準，其以階段論社會的進展，將過去的「現代性」視為社會進化中的 一個環節而非終點。更重要的是，「革命」透過階級剝削的視角建構出一種與過 往不同的看世界的方式。¹⁵這樣的標準與世界觀在引進中國時卻也遇到在觀念接 受與傳播的障礙。「問題」與「主義」之間孰輕孰重，便成為革命進入中國後首 先面臨的概念上的挑戰。不過這個問題在當下並未得到解決，得到擱置。¹⁶

國民黨的聯俄聯共使得革命所宣稱的概念透過另外的方式引進到中國，不論 是孫中山的「國民革命」論或是陳獨秀因應聯俄聯共所提出的〈資產階級革命與 革命的資產階級〉〈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兩黨之間因合作所產生的各式 交流。也促使即便當兩黨走向分裂，所爭論的問題卻不再是所謂的問題與主義，

而是運用各式不同的判準來問在共產黨視野下所提出的問題。從社會性質論戰開 始，一路經社會史論戰進到中國農村性質論戰。¹⁷其後續的結果，反倒是透過實 際進入農村進行調查，促成如《定縣調查報告》的誕生。某種程度上來說，似乎 真理的確也因此愈辯愈明。不過即便學術界運用革命的語調作為論爭的依據，實 際的操作上受限於經費等因素，終究無法將之運用到進一步的工作。對實際從事 革命者而言，相較學術上對於中國社會看法的分歧，其更重要的使命在於確保本

15 Tucker, Robert C. Stalin in Power: The Revolution from Above, 1928-1941（New York : Norton 1992）.

16 參王遠義，〈惑在哪裡—新解胡適與李大釗「問題與主義」的論辯及其歷史意義〉，《臺大歷 史學報》，50（臺北，2012），頁 155-250。

17 盧毅，〈論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 學版）》，34：4（徐州，2008），頁 99-105。

身工作的正當性。換言之，其運用的「調查」與其說是試圖掌握客觀標準，更趨 近於建構出不得不革命這樣的事實。

尤其是對一般人來說，隨著「調查」所聯想到的是其背後帶有的近代化、科 學、理性等意象。順著對於現代化正當性的追求，則調查也為革命的正當性提供 保證。更進一步說，馬克思列寧主義本身在引進當下即宣稱其係「科學」。對於 一般百姓來說，也不會特意將現代性或革命分離，遑論兩者都是透過科學理性來 建構自身的正當性。雖然兩者的終點有著極大的不同，卻是多數人沒有預想到的。

尤其當「調查」成為毛澤東思想重要一環後，調查研究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 宏大敘事內部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時。回頭思考調查在現代化進程中所扮演的作 用，往往容易使問題從單純學術的探討轉變為對革命的質疑。

導言至此，可以發現對於「調查」的思考，似乎已然透過上述兩個脈絡在各 層面的梳理形成一套足以對橫跨1900 到 1949 乃至 2017 年的中國調查文化的形 成與發展的充分解釋。¹⁸不過若是中國「實事求是」的調研文化真是如此順利，

又為何會產生大躍進這種規模的災難？過往論述者或將之歸因於毛澤東個人晚 期愈趨偏激的思考、革命並未完全成功乃至陰謀論式的討論等等許多理由，卻似 乎總難讓人感到信服。¹⁹也因此，若要探究中國共產黨的調查文化，單單試圖就

「現代性」、「革命」兩個主旋律嘗試突破，往往會陷入挑戰已能自我圓滿的「馬 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邏輯而難有成效。或者試圖藉由探究共產黨革命的源頭與動 機，透過認知其「陰謀」否定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敘事邏輯。只是說當否定中國 共產黨敘事邏輯後，研究成果本身卻缺乏進一步探討的可能，因此未能從根本挑 戰這樣的敘事邏輯。

18 例如羅平漢，《中國共產黨農村調查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范偉達、王競、范 冰編著，《中國社會調查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

19 如陳逸達，〈暴風驟雨：中共東北土地改革1945-1948〉（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2005）。

突圍與發現

本文於是嘗試從另外一種可能切入，不就既有邏輯或脈絡本身挑戰，而是透 過邏輯或脈絡的執行者來尋找突破的可能。我們承認以年輕世代為主的共產黨員 或許的確因熱情而能長期保持對革命事業的忠貞，長征更是一道考驗的關卡。²⁰ 但是長征後，隨著延安根據地的逐漸穩固，黨內科層體制也相應的隨著解放區擴 大而發展。革命隊伍的擴大，多半也會帶來對既有紀律的衝擊。同樣的我們也可 以發現此時段同時是毛澤東思想形成的關鍵期，延安整風為我們提供革命與科層 互動的切入點，突破也從此開始。過往透過「調查」所揭示的革命與現代性結合，

當其成為科層用以執行革命的工具時，其運用的方式以及所造成的後果則為進一 步破解現代性與革命連帶提供可能。²¹當由下而上看到的切入點愈來愈多，過往 看似邏輯圓滿的宏大敘事也就一去不返。在Tong Lam 的描述中「對於事實的熱 情」之主要目的，在於透過這樣的手段建構出近代國家。那進一步要問的是，共 產黨的調查文化是否也達成這樣的效果？馬克思主義是否真的是透過「實事求 是」的調查才得以在中國落地生根？「調查研究」在其中到底扮演的是一個實際 的過程抑或只是人們用以推託的口實？這些疑問都是本文所意圖回答的問題。

要解答這個問題，本文順著「調查研究」的建立與使用，透過三個章節的鋪 陳為疑問找出解答。第一章從「調查」的起源開始，就田野出發，以尋烏人所見 的尋烏與毛澤東論述中的尋烏相比較。以此質問現代化與革命現代化兩者間難道 真的如過往所宣稱般相呼應？調查帶來的正當化，是真的解決當地民眾的問題還 是說只是圓滿共產黨本身的需求？第二三章則探討調查運用的模式，其是如何建 構所需的正當性：第二章透過延安時期毛澤東在黨內建構自身路線的過程，點出 調查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路線的正當性透過調查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連

20 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著，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 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頁 31-52。

21 有關科層的討論，最經典的研究當屬 Marx Weber 對官僚化的定義及討論，可參施路赫特

（Wolfgang Schluchter）著，顧忠華譯，《理性化與官僚化：對韋伯之硏究與詮釋》（臺北：

聯經出版公司，1986）。

結獲得確保，並進一步在整風之時推行成為黨內的文化。這種利用調查建構的正 當性隨著整風被科層學習，第三章的晉綏土改便是透過將地方視角或是做為執行 者的科層等元素的納入，藉此一探調查如何在政策不斷的變動中發揮提供正當性 的角色。

藉由「調查」建構的正當性看似因其科學化的一面而為人所信服，卻往往忽 略了資料係由問題而產生。若僅將重點放在地方資料的正確與否，反倒是將更為 重要的「問題擬定」這個面向棄置於一旁。如果說正因為能夠解決問題才正當共 產黨的統治，但如果解決的問題其實並非地方的問題卻又該如何思考？以發現問 題、調查到解決問題這樣的流程展開來說，僅僅思考調查本身只怕難以突破既有 敘事邏輯。要向上追溯問題從何而來，最好的方式或許便是回到原點。本文的第 一章也就是要順著這樣的方式，從農民運動講習所開始，一路向下探索中國共產 黨「調查研究」的起點：《尋鄔調查》。

第二章 《尋鄔調查》的兩條足跡

第二是開調查會。東張西望，道聽塗說，決然得不到什麼完全的知識。我 用開調查會的方法得來的材料…尋鄔調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級幹部，一部分 下級幹部，一個窮秀才，一個破產了的商會會長，一個在知縣衙門管錢糧 的已經失了業的小官吏。他們都給了我很多聞所未聞的知識。²²

毛澤東，〈序言二〉《農村調查文集》，1941/3/17

「你對於那個問題不能解決嗎？那麼，你就去調查那個問題的現狀和它的歷 史吧！你完完全全調查明白了，你對那個問題就有解決的辦法了。一切結論產生 於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²³這是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毛澤 東對於調查的用處的見解。單就句中文字來看，毛澤東的觀點其實並無特殊之處。

其言論的根基是來自於對科學以及理性的信仰，這一點與許多五四後興起的改良 派人士並無他異。但考慮到共產黨意識形態的特殊之處，其言論似乎不能單單如 此看待。以毛澤東來說，與《反對本本主義》同時間所做出的《尋鄔調查》是支 撐這個論斷的最大後援。調查本身來說整體看來面面俱到，也對當時共產黨所關 注的問題有所回應，就這點來看毛澤東可謂言之有據。惟當我們將視野拉近，將 調查放回尋烏這塊地方，進一步的問題便是：共產黨提的問題會是地方關注的問 題嗎？地方與黨兩方對於問題的界定與改良的方式會是一樣的嗎？要回答這個 疑問前，或許還要從《尋鄔調查》出發一探究竟。

1930 年待在尋烏的毛澤東，在黨的地位說不上邊緣但也亦非核心。以當時 主要為留學歸國者掌握的黨中央來說，以毛的資歷短時間內看似沒有成為領導者 的可能。要說《反對本本主義》或是《尋鄔調查》中的文字是其對於中國革命的 未來規劃，可能稍嫌早了一點。直到1935 年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在黨中地位高

22 毛澤東，〈『農村調查』序言〉，收入竹內實監修，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編，《毛澤東集》，7(東 京：北望社，1971)，頁 289-292。

23 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北京：人 民出版社，1982），頁 1。

升，其對調查的看法在延安整風後隨之成為黨乃至 1949 年後中國的指導路線。

爾後追述中國共產黨的調查文化時，多半以《反對本本主義》開始論述。²⁴對於其底 氣來源的《尋鄔調查》的瞭解，卻由於其公布較晚，導致研究上的比重相對不如。

25

當《尋鄔調查》出現在世人面前後，與其相關的論述大體而論仍是以黨史的 脈絡出發。在黨史之外，《尋鄔調查》本身作為史料的價值也逐漸構成有別與黨 史論述的新方向。即以前者來說，2012 年一篇〈關於毛澤東《尋鄔調查》的研究 述評〉，直接提到「查閱了近三十年的圖書資料和學術期刊，發現專門研究《尋 鄔調查》的著作和期刊論文較少。」²⁶事實上也正如其言，畢竟以黨史的脈絡，

提《尋鄔調查》多半是放在毛澤東調查思想內。毛澤東調查思想提《反對本本主 義》卻更為直接。雖說近年來由於習近平於 2011 發表過有關《尋鄔調查》的談 話，是故對於文本的研究相應的有所增加。²⁷不過，卻仍然還是回到黨的路線、

思想上去談，相關的看法與對於調查的定位並未突破過往研究所設定的範疇。²⁸

《尋鄔調查》作為史料的另一面自公開以來卻屢有不同的運用，尤其是 1990 年 被譯成英文後，其運用的廣度與範疇更是增加不少。有透過其中描述商業及交通 論述贛閩粵邊區交通、人口流動變遷者；有用其中資訊談鄉村權力變化者；更有

24 羅平漢，《中國共產黨農村調查史》，便直接以「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作為標題作為毛澤 東蘇區時代調查的總提要。

25 基本上對於毛澤東此篇文章的公開，一般來說是同意其為 1982 年透過《毛澤東農村調查文 集》才正式公開。此前則先是於長征時失落，到50 年代才重新發現，並於 1961 年出現在高 級黨校中共黨史教研室的內部資料，但並未公開。劉意，〈關於毛澤東《尋鄔調查》的研究述 評〉，《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3（成都，2012），頁 7-11、高級黨校中共黨史 教研室編，《毛澤東農村調查》，〈說明〉、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出 版說明〉。至於更詳細的背景可參考《尋鄔調查》英文本譯者 Roger R. Thompson 所寫的序 ZeDong Mao, Report from Xunwu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Roger R.

Thomps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26 劉意，〈關於毛澤東《尋鄔調查》的研究述評〉，頁 7。

27 尋烏調查紀念館編，〈習近平同志談尋烏調查〉（習近平原題〈談談調查研究〉） 《尋烏調查 史料選編》（尋烏調查紀念館，江西）。

28 可參如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一編研部編，《尋烏調查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起步》（北京：中央 文獻出版社，2006）、尋烏調查紀念館編，《紀念毛澤東尋烏調查 85 周年論文集》（江西:尋烏 調查紀念館，2015）等論文集，其中針對尋烏調查的看法圍繞在馬克斯主義中國化、調查研 究的重要性以及實事求是精神等主要面。

直接引述作為地方志民國時代材料者。²⁹這些將《尋鄔調查》當作史料使用的著 作與黨史脈絡相較下，多半因選題而避開與〈反對本本主義〉等相連接的討論，

相形下也因此對於文本本身的限制雖有認識卻較少闡述。

但不論是作為「毛澤東著作」抑或是視為30 年代農村社會的縮影，針對《尋 鄔調查》這份文本本身的討論卻是少見。文本如何產生？調查會提供哪些資訊？

諸如此類的問題在欠缺第一手史料的狀況下在今天已難以察覺，後人也只能就毛 澤東所留下的文字設法回推。此外亦有透過參與人士的回憶、紀錄等來重建過程，

惟由於文本的公開距完成後已有相當時間，直接參與者的回憶僅有一人留存，他 所剩者則多半為他人的追記。³⁰若細查文本的內容以及參與人員，從中或可見到 一些文本顯性基因的來源。當然遺傳與最終產出兩者自非相同，其間差異就頗值 得玩味。本章的目的，即是從這樣的玩味出發，試圖透過組成文本遺傳表現的各 方其原點以及邂逅，重建《尋鄔調查》的身世之謎。首先或許還是要從毛澤東談 起，循著他走過對於調查實踐與體會的變遷，一探《尋鄔調查》的特異處。

調查與毛澤東的淵源

說到研究農民問題，便感覺太缺乏材料。這種材料的搜集，自然要隨著農 民運動的發展，才能日即于豐富。…其中各省農村狀況調查一部分，乃農 民運動講習所第六屆學生三百餘人所做…他們以前多沒有農民狀況的詳

29 游海華，〈清末至民國時期贛閩粵編區市場網絡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6：4（廈門）， 頁62-73、王奇生，〈民國時期鄉村權力結構的演變〉，收入周積明、宋德金主編，《中國社會 史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下冊，頁 549-590、江西省尋烏縣志編纂委員會，

《尋烏縣志》（北京：新華書店，1996）。《尋鄔調查》英文版，ZeDong Mao, Report from Xunwu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Roger R. Thompson. Philip C. C. Huang, “Current Research on Ming-Qing and Modern History in China,” Modern China, Vol. 5, No. 4 (October 1979), 503-523 中有提及此項材料。當英文本出來後，如 Mary S. Erbaugh,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Hakkas: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s a Hakka Enterprise,”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2 (December 1992), 937-968、Baohui Zhang, “Communal Cooperative Institutions and Peasant Revolutions in South China, 1926-1934,”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9, No. 5 (October 2000), 687-736、John M.

Flower, “A Road Is Made: Roads, Temples, and Historical Memory in Ya'an County, Sichua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3, No. 3 (August 2004), 649-685 都有將其作為材料使用，運用上 跨足族群（客家）、性別（婦女史）等研究。

30 劉淑士，〈回憶尋烏調查會情景〉《尋烏調查史料選編》（尋烏調查紀念館，江西）

細的調查，故所述只屬大略。然以前連大略都沒有，今有了一點，便也覺 得可貴。我們應該拿了這一點大略，在不久的時期從各地的實際工作實際 考察中引出一個詳細的具體的全國的調查來。³¹

毛澤東，〈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1926。

毛澤東的「調查」，在某些觀點中是從其尚在湖南便開始，雖然沒有留下文 本，從中獲得的體悟跟經驗對於他日後調查有相當的助益。³²由於沒有留存下的 實際文本可以檢視其當時調查的水平以及認識，依材料來看，毛澤東與調查較正 式的接觸與認識，怕還是要到農民運動講習所時代才開始。³³毛澤東所留下最早 有關農村的調查，便是在此時期所寫的〈中國佃農生活舉例〉。篇幅不長，卻已 經可以看到毛澤東對於農民生活的熟悉。內文中大量生活所需的開銷細項，扎扎 實實使一個佃農日常所受的痛苦在讀者眼中立體化。待加總後的結果，一股對於 佃農生活困苦的感嘆很自然的便出現。幾無可能收支平衡的未來，便是淪落成或 兵或匪的流離生活，革命之需要不言可喻。³⁴待 1927 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 告〉，則強調農民本身的自主性以及對於革命與社會改造的正向結果。³⁵從這兩份 報告中可以發現到在毛澤東筆下，不論是以數據見長的〈中國佃農生活舉例〉抑 或是高度頌揚農民本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都反映出以受高度壓迫卻善 良的貧苦農民及貪婪地主二元對立為主體構成對「農村」的「實像」。但民國的 農村真的會如此之慘嗎？農民運動的成果又真如毛澤東筆下所描述的如此美 好？或許在看這些調查前有必要先將論述形構主體背後的脈絡搞清楚，方能理解 形塑這些調查的思考模式。這也意味著必須先回頭把將毛澤東與農村、農民掛在

31 毛澤東，〈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竹內實監修，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編，《毛澤東集》，1(東 京：北望社，1972)，頁 175-180。

32 畢春麗，〈毛澤東調查研究實踐論析〉，《中國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5（山東）， 頁74-77。

33 在此以選入《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1982）者為主。

34 毛澤東，〈中國佃農生活舉例〉，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頁28- 34。

35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竹內實監修，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編，《毛澤東集》，

1，頁 207-249。

一起的講習所的目標了解後，才有理解的可能。

1924 年，在國共合作下農民首次被納入孫文的革命計畫之中，為將農民納 入國民革命，第一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於是在廣東開辦。³⁶其目標是培養能說動農 民加入革命的工作員，為此工作員除必須精熟革命基礎的三民主義外，更需要有 能說動農民的方法。照孫文的話來說便是「先要使農民明白本身的利益，講農民 本身的利益，農民才注意。」且「一般農民全無覺悟，如果地主和農民發生衝突，

農民便不能抵抗。我們要免去現在的衝突，要農民將來能夠抵抗，大家此時便要 對農民去宣傳，把農民的痛苦講的很清楚，讓一般農民都知道」。³⁷在這樣的計畫 中，農民運動的目的其實是要運動農民，將農民納入革命的序列，有需要時更要 承擔軍事上的任務。³⁸就如何把農民的痛苦說清楚這一面向中，調查便可說是一 好用的工具。畢竟農民的苦痛似乎顯而易見，孫文自己便將中國的農民同帝俄的 農奴做對比，就小地主與大地主的經營模式來論，就他看來俄國農奴所受的痛苦 是還及不上中國的農夫呢。雖然他亦強調這是他理想上的比較，並希望學生還要 去實際調查。不過，當一開始孫文便點明「理想上的比較」，且希望達到的目標 是「把農民的痛苦講的很清楚」。這樣調查出來的結果能離開孫文的希望多少，

頗值得玩味。同時也必須注意到，這些材料的潛在讀者是實際下鄉宣導的革命者 而非農民，文本是做為參考材料存在。光是由革命者拿著編好的材料下鄉向實際 農民宣導他們的痛苦，其推動的效果如何只怕有不少可以研究之處。

在如此期望下所成立的農講所，一連開六期。其中所授課程，正如孫文的期 待，注重國民黨主義解釋、國民革命基礎知識、農民運動理論及方法、集會結社 之實習、宣傳之訓練、軍事訓練以及農民運動見習，並尤重軍事訓練。其中農民

36 孫中山，〈孫中山先生對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生訓詞〉，收入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紀念館編，

《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資料選編》，頁122-126；原文見孫文，〈耕者要有其田〉，收入世界知 識手冊編輯委員會編，《孫中山選集（下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頁 865-869。

37 孫中山，〈孫中山先生對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生訓詞〉，收入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紀念館編，

《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資料選編》，頁122-126。

38 廖仲愷，〈農民運動所當注意之要點〉，收入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紀念館編，《廣州農民運 動講習所資料選編》，頁127-132。

運動理論及實習跟宣傳訓練下的課目頗值得注意，農民運動之理論及其實施方略 包含農民運動之理論、世界農民運動史略及其現勢、農民協會與自衛軍之組織、

農民運動現況及其趨勢、中國農業情形及改良方法、農村教育、合作運動與農村 之關係、中國工人運動及工人狀況；關於實習宣傳訓練下，則有統計學、閱書報 與造論、演說與集會實習、辯論會、唱歌以及畫圖。³⁹除在理論上強調與世界局 勢的連動外，更重要是加強學員進入農村並宣傳的能力。課程中所包含的農民協 會、農業改良、農村教育、合作運動等都可說是作為學員進入農村的管道。用理 論武裝，配以能改善農村生活的方式滲透，並藉由書報、演說、唱歌、畫圖等技 巧宣傳。在妥善的教育外，來上課的學員也往往具備強大的信心與意志。⁴⁰具覺 悟之青年配合革命之教育，所得成果自不令人意外。

所招收的人數自第一屆後即開始大漲，到毛澤東做為第六屆所長時，學生已 達327 人之多。農講所的課程基本上大方向不變，細項則每屆不同。以第六屆來 說，共有二十五門課授課時數 252 小時，用時最多為毛澤東所講中國農民問題

（23 小時），次則為經濟學常識、蘇俄狀況（18 小時），他在 10 小時以上者還有 帝國主義（14）、中國政治狀況（12）、中國史概要（10）、中國職工運動（17）、

廣東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決議案（15）、農業常識（16）、農村合作概論（10）以 及革命畫（14）等，軍事訓練時數則計 128 小時。從授課來看，還是以理論佔多 數，此外尚有實習以及課外的閱讀以及研究會，理論上來說應是建立對農村的完 整認識。其中最為特別是在毛澤東指導下對於實際農民問題展開的研究，透過組 織13 個由各該省學生組織之農民問題研究會來研究包含租率、利率、田賦、工 價、地方政治、團防、農民觀念等等洋洋灑灑33 個問題的全國性調查。⁴¹這些課

39 〈第一至五屆農講所總述〉，收入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紀念館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 資料選編》，頁34-40。

40 第一屆學員中，以五四運動奮鬥經驗而覺悟要入民間去之份子為多；次則為農民以接受本黨 政綱而有做農民運動於前者；次則工人曾參加工會組織運動者。〈第一屆農民運動講習所〉， 收入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紀念館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資料選編》，頁42。

41 〈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辦理經過〉，收入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紀念館編，《廣州農 民運動講習所資料選編》，頁79-86。

程的講義以及研究會的調查，有相當部分的成果後來都進到《農民問題叢刊》。⁴² 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整理，尤其是毛澤東當所長時所著重的面向中，可以發 現到「農村調查」這件事在當時脈絡下所具備的特殊意涵。當農村進入到革命視 角後，不論是要農村運動或是運動農村，基本上的意涵都是將農村視為有待「啟 蒙」的客體。對革命黨員而言農村、農民缺乏的不只是技術與資金，更重要的是 缺乏對於政治的覺悟。也就在這樣的狀態下，所謂對於農村的瞭解其目標當然是 以「發現問題」為核心。在這樣的脈絡下再回到毛澤東對於農村所做的調查上，

〈中國佃農生活舉例〉其詳細數目，雖應不全係偽造，卻也足以將農村抽離其固 有脈絡，透過片面呈現使得問題成形。

相比之下更為有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其重點並不在於陳述農民 痛苦，而是講述農民如何參加革命得另一種可能。之所以會引起毛澤東之外眾人 的反對，除當時國共兩黨尚未撕破臉外，農民透過農民協會自我管理這樣不合革 命理論的事實或也是其中原因之一。雖說理論上農民協會是在受過訓練的革命工 作者領導下建立，農民竟然成為農民協會主體自我管理，仍然不可為一般受過革 命訓練的革命黨員所相信。⁴³特別是在農民自我管理下的農民協會其行徑的過激 之處，尤為城市中的革命黨員所排斥，也加強他們對於農民自我管理是否可行的 疑慮。⁴⁴相反的，實際走一遭的毛澤東卻也因為其調查，或說親歷過後的真實，

開始跟大部分城市中的黨內同志有稍稍不同的見解。

這樣的認識卻不一定會對其調查的運用造成妨礙，畢竟這樣的認識也僅是將 農民在革命的地位及作用上升到與工人同等。原有的問題卻並未消失或解決，只 是有待正確的認知將其辨認出來，這個工作卻需要革命者透過「調查」來將之顯

42 〈《農民問題叢刊》簡介〉，收入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紀念館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資 料選編》，頁168。

43 1920 年代的安源即係共產黨早期的成功案例，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的運作可為共產黨蘇維埃 的典範。其後續雖然失敗，但過往在共產黨員幹部帶領下的自治、罷工等相當程度成為共產 黨早期運動的典範。詳參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著，閻小駿譯，《安源：發掘中國革命之 傳統》（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4）。

44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竹內實監修，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編，《毛澤東集》，

1，頁 207-249。。

現。這一點不論是在井岡山、尋烏、才溪鄉乃至延安都可以見到其演繹的痕跡。

但必須注意的是，這些透過革命者發現的問題中有多少是真正屬於地方的問題只 怕要先打個問號。

《尋鄔調查》與尋烏的調查

說起《尋鄔調查》的寫作，第一個出現的人名，沒有意外便是毛澤東，若要 問更詳細一些，便會提到古柏的協助。正如本章開頭的引文所示：毛澤東寫就《尋 鄔調查》所依賴的，終非自身及古柏兩人，是透過調查會的形式，向群眾求教方 才寫就。⁴⁵但是尋烏，或說尋鄔卻並非是當毛澤東來過後才被認識。如果說《尋 鄔調查》反應毛澤東對此的認識，這樣的認識卻係先基於他人的認識之上產生。

易言之，透過調查會所建立的尋烏其基本的根柢其實是尋烏人自身看待尋烏的視 角。也就是說要理解毛澤東在《尋鄔調查》的創新或見解，如果沒有搭配與尋烏 當地既有認識的比較，產生的結果有很大的可能是有所不足的。雖說這種不足在 特定的脈絡下反有一定的助益，對於研究者而言卻多少會導致視角的偏頗。⁴⁶不 過即便如此，要完全還原當地人的認識亦有一定的困難。不過所幸毛澤東在調查 中有留下協力者的背景，本節希望透過這些協力者的可能觀點來重建毛澤東在寫 作、開會時會接受到那些可能資訊。

如果細究毛澤東所列舉人員的來歷，有幾點簡單觀察如下：10 人中有 6 人 間或擔任過蘇維埃的職務，最主要的4 個資訊提供者則有 3 位；年齡分布上未受 到科舉影響成長者有4 位，在民國以前成人者有 5 位，另有 1 人長於新舊教育交 雜期；主要的資訊提供者幾乎都為城區人，僅有2 人住在離城區稍遠的石排下；

又10 人中被評為農民者一半，他則教師 2、學生 1、辦事員 1、商會成員 1，但 農民者純然只為農民者僅有2 人，其他多半曾兼他業。以上幾點觀察所透漏的資 訊包含：當資訊提供者多為在共產黨階級成分序列下的受益者，其所提供的觀點

45 毛澤東，〈尋烏調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頁 41-181。

46 即如前述的以毛澤東為核心的脈絡，藉此強調毛澤東本身調查的卓異處。

多少會偏向有利共產黨的解釋；年齡上的序列則可能影響到視野以及關懷，大膽 一點說對於問題認識上會有相當差異；出生地當然最直接來說，主要會影響到資 訊提供的便利性，以城區為主要並不意外，即便是石牌下在過去其主要進城進鎮 也是以尋烏城為主。受訪者主要提供的資訊與見解自不脫尋烏縣城之外，對於其 他地方的觀察未必道地；最後職業上可以發現到雖說歸納起來是農民身分為多，

實際的情形更多的卻反映出純粹以「職業」來定義身分乃至階級此種邏輯的有限 以及不足。雖然此處提這些對於調查會在資料蒐集上因著受訪者成分可能導致與 實際上的偏差，卻很難單單以這些論斷來說明他們對於尋烏認識的可能觀點，畢 竟沒有文本單靠背景分析來推測並無法成為有效的佐證。

或許透過一些其他材料或許能給予我們與這些受訪者接近的觀點以及視野。

透過雖非與毛澤東同時空所留下，卻是以尋烏在京學生為主於 1924 年所創辦的

《尋鄔》月刊，一窺在毛澤東之前地方上對於尋烏的認識。之所以選擇這份文本，

除因其內容的豐富外，更重要的是這些寫作者都可說是同毛澤東一般受過五四的 影響，他們或同第一屆農講所的學生般，有股到民間去「改良」的熱情。雖然在 1924 年的當下並未直接的下去推行理念，卻透過文字將所見的「舊社會」所存的 諸多問題點出。其回應讀者的言論，更將此種「改良」的心態表露無遺：

本刊出世後，接了邑中許多讀者的來信，都說是本刊內容，多不合吾邑風 俗習慣。余以為吾邑之風俗習慣，好的固有，但大半都是不適於現代人類 之生活的。本刊既已改良社會為宗旨，對於不好的舊風俗，舊習慣，當然 立於反對的地位，要想出種種的方法來推翻他，破壞他。（對於虛偽的不 合時代的舊禮教亦然。）若是伈伈俔俔，事事要服從舊風俗舊習慣之指揮，

則吾尋社會，恐終無改良之一日矣！！讀者諸君以為怎樣？⁴⁷

藉由《尋鄔》這份文本，除地方上的認識外，或許更重要的是能發現到同為 在五四影響下毛澤東觀點的特異之處。若將《尋鄔》上所載的文章一一評斷或陷

47 芳，〈編輯餘瀋〉，《尋鄔》1:3（北京，1924），頁 31。

於焦點太散之過，且撰稿者的立場往往影響其評斷的標準，是故雖說意圖藉由《尋 鄔》來一窺毛澤東對於問題思考與他人不同處，卻仍須可資比較之對象。幸運的 是恰好有一立場與毛澤東相近，既於《尋鄔》發表過對於尋烏問題見解，更神奇 的也有參加過《尋鄔調查》的劉淑士，雖不能說完美，也相當湊巧的填上這樣的 位子。

劉淑士，生於1891 年，自幼受教於身為秀才的父親劉仲齊，1910 年畢業於 縣立高等小學，時年20。於 1928 年加入共產黨，1930 年參加毛澤東主持的尋烏 調查會，也與古柏等人編輯過《尋烏日報》。⁴⁸於1924 年，33 歲時於《尋鄔》上 連載〈尋鄔的八面風〉。據其所言自身之動機，係「據著平日的見聞，順著良心 的驅策，公公道道，把尋鄔八面未開的風氣揭發出來，和大家討論一下，或著因 此可得著風氣大開的效果，也可未定。」⁴⁹其所指的八面風氣包括：家庭、宗族、

城市、法定機關、教育、實業、地方財政以及宗教。為能與毛澤東《尋鄔調查》

有效相較，此處以其中有關實業一項為主要探討的焦點。在劉淑士的討論中，實 業包含農工礦商四項，除商業外都面臨到種種的問題。農業方面問題有二，一是 生產的退步，二是土地只知搶買田產不思開發山林；工業普遍技藝低落，除粗重 的竹木器外，盡委外工；礦業則雖有銀、銅，因缺乏資金與技術無以為繼，僅鐵 砂一項為出口大宗；不過即便是看似無所長的山區小縣，獨商業一項，凡近尋江 諸市都大有發展。邑中人才多入商界，新市開商攤增，卻也導致風俗日漸華奢，

他業人力不足的景象。⁵⁰有趣的是，於此同時在《尋鄔》上亦另有兩篇有關尋烏 商業的文章，這兩篇文章的作者一在北京一在上海，都對於尋烏的商業提出要改 革的呼聲。⁵¹兩人的觀點大同小異，俱強調邑人不重商業知識、商會功能不彰，

他則改善交通、重視公司組織、進取志向等。雙方對於尋烏商業的觀察雖有不同，

48 尋烏調查紀念館編，〈當年出席尋烏調查會部分人員生平簡介〉《尋烏調查史料選編》（尋烏調 查紀念館，江西）。

49 劉淑士，〈尋鄔的『八面風』〉，《尋鄔》1:6（北京，1924，9）。

50 劉淑士，〈尋鄔的『八面風』（續附表）〉，《尋鄔》2:1（北京，1925）。

51 分別是時於上海曾加俊所做的〈改革尋鄔商業的我見〉，《尋鄔》1:3（北京，1924）。以及在北 京王維藩的〈振興吾邑商業之芻議〉，《尋鄔》。

立場看似衝突，基本上都是懷著對於家鄉的期盼，希望能夠提出改善的方法。兩 方觀點的差別，或即是來自於雙方所處的不同。此處的所處，最直接的來說，在 於兩方一在尋鄔，一則寓外；一則已在家鄉從事教職，一則尚為學生，地點與經 歷使得他們對於同樣的一件事有著相異的看法。當然，回到尋烏人看待本地商業 的觀點，就在地的角度來或更多的是夾雜於二者之間但傾向於劉淑士一方。至少，

作為編給當時在吉潭鎮上知恥小學校教材的《尋鄔鄉土志》，對於商業的看法是

「我邑出產物少，舟車不通，故一邑之商務未見發達。惟沿尋江岸有小舟可通貿 易，略見繁盛。」。⁵²大體呼應劉淑士所言外，對於改善商業的辦法，亦不過強實 業以利出產，闢馬路以廣交通而已。

大方向上是受著五四的影響《尋鄔》這份雜誌中，可以發現到尋烏籍知識分 子的努力。其一方面來說是作為五四以降呼招知識分子下鄉改造社會的嘗試體現 的一環；又由於其地方性，使我們看到在撰稿者中同時兼有寓居他省留學生以及 地方任教的老師。得到的結果，便是在某些議題上的多元呈現，本節所舉的商業 即可看到同時有外省學生以及地方教師的不同闡發。當即便尋烏本地人之間的觀 點也會因身分、所處乃至教育等有所不同時，又該如何去評判由所謂「外人」所 進行的調查呢？說到底，調查的前提在於問題的提出，擬定問題本身即是一門學 問。更進一步來說，調查的樣本選擇亦同。且更多的時候，觀察與見解往往先於

「調查」。本地與外地，「調查」與猜想的分際可能並不如想像中來的大。在毛澤 東《尋鄔調查》以前，由地方人士對於其生長鄉土已有過見解。其中雖然立場各 異，觀點不一的原由也可運用到毛澤東的調查之上。到底一個受過五四洗禮，帶 著革命觀點卻又某種程度「在地」的「調查」會跟地方原有觀點有哪些歧異？這 些歧異到最後又會如何影響《反對本本主義》？這些問題還要留待下一節見分曉。

52 謝竹銘，《尋鄔鄉土志》，1937。

《反對本本主義》的後盾：《尋鄔調查》

我做的調查以這次為最大規模。…關于中國的富農問題我還沒有全般了解 的時候，同時我對於商業狀況是完全的門外漢，因此下大力來做這個調查。

毛澤東，1931/2/2 於寧都小布 透過以上兩節將與《尋鄔調查》有關人士來歷搞清楚後，本節將透過文本來 一探究竟，為何有這份調查，毛澤東有辦法接著提出〈反對本本主義〉？他與過 去其他共產黨人包含他自己搞的調查有何差異？第一節我們已經看到毛澤東過 去調查的經歷以及其背後的所持的概念，上一節我們則看到尋烏人對於自身問題 的不同看法。回到文本上，則毛澤東在1931 年回顧時點出他當時的目標，是就 意圖解富農以及商業狀況這兩個問題。優點是由於尋烏的地點故只要明白這個 縣，則閩粵贛三省交界的縣應該都不會差太多，缺點則是沒有分析中農、雇農以 及流氓，舊有土地分配上亦未將不同階層的農民土地分開講。⁵³總體來說，毛澤 東寫作時文分五章：政治區劃、交通、商業、舊有土地關係以及土地鬥爭。第一 二兩章是基本的概念，呼應前者所提到的昨為三省交界線的有利位置以及其商業 條件構成的重點。第三章則處理有關商業的問題。第四章談富農，第五章則談紅 軍來到後的成果。

就構成來說與過去相比，最為突出的自然是對於商業的考察。商業部分在全 文80,000 多字中的占近 15,000 字，卻不到兩成。蓋尋烏縣城本非縣內主要市場，

城不大，商家也不過3、40 家。按毛澤東的說法其會選擇此地是因為機緣湊巧，

苛責說搞錯市場做調查自難對整體的商業有所理解並沒有太大意義。回到文本，

毛澤東主張是要將尋烏縣城作為一研究城市問題的入門。根本來說尋烏縣城主要 是以政治的涵義構成，商業市場的規模頂多構得上是近鄰四廂農產品的交易點。

文本中也坦承到，尋烏城還是一農業手工業城市。如此說要解城市問題，則定義

53 毛澤東，〈尋烏調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頁 41。

本身也就無比重要。雖然因著要解「城市」的生計問題故與〈中國佃農生活舉例〉

般一樣有著大量的數字以及細節，不過細查毛澤東的文字，會發現與其說透過這 部分他想要理解城市的生計問題，不如說是探明城市中的各式網絡。不論是血緣、

政治、商業乃至出身都與農村有著相當不一樣，其如何構成並運作，或才是毛澤 東他調查的所得。更為直接地說，毛澤東在其所謂商業部分的調查，說要能解決 不論是所謂城市的商業資產階級或貧民問題都可以說有相當難度。第二個是由於 所謂如娼妓、遊民等基本上在此時可說便是發現其失業的原由，除讓其離開城市 或著強制轉業外並無良方。第一個問題所問的「商業資產階級」卻是個大麻煩，

因為綜觀尋烏縣城，即便他是一個農業為主手工業為副，農業人口佔全縣6 成，

既然定義上屬於「城市」，卻不見有所謂的「商業資產階級」存在。雖然毛澤東 是用尋烏縣城不但商業少且逐年衰弱來辯護，只是也草草結束這個篇章，迅速地 往其更為擅長的土地出發。商業一章的結尾即是以十二個收租的地主收尾，為下 一章的舊有土地關係拉開序幕。

當我們回頭與之前在尋烏的調查做比較，會發現到雖然都以商業為題，雙方 所關心的層級卻有相當的差異。尋烏本地人雖亦有問題關懷的差別，對他們來說，

核心在於問題的改進，且或許更為重要的是，沒有人會將尋烏縣城作為研究商業 的重點。就算是以所謂對「城市」的看法，劉淑士的切入是對於城市所蘊藏的諸 多問題：賭博、煙館、建醮、演戲乃至迎神賽會，毛澤東關注的卻是誰能話事、

地方上的物產進出等。⁵⁴當然可以說畢竟雙方所佔的位置不同，所以關心的焦點 會有相當的差異。更進一步則是思考寫作的目的、動機乃至讀者的差異。或許更 為根本的，是雙方概念上的歧異。以「階級」作為思考原點的脈絡，造就對於問 題思考出發點的不同，隨之的解釋與終點也自然的相去甚遠。不過在此或許還有 一個問題必須解決，的確毛澤東所關注的問題由於其脈絡導致會跟尋烏當地原有 的觀察有段距離，他的問題卻是符合於當時中國共產黨的語言脈絡，只是說到達

54 劉淑士，〈尋鄔的八面風（續）〉《尋鄔》2:2（北京：1925）。

的終點似乎有點超出預想。但是兩方問題的歧異性也由此可見。

但當我們深入比較兩者異同時，從「階級」這一點出發可以發現更重要的可 能是毛澤東如何透過階級重新塑造出地方社會網絡。在《尋鄔調查》中，毛澤東 第四章的〈尋鄔的舊有土地關係〉一節中雖然看似強調的是過去尋烏土地分配的 不均以及其所帶來的剝削。細看之下卻可以發現其實透過所謂對「大地主」、「中 地主」到「小地主」的分析其實更趨近於對於當時尋烏縣內上層結構的理解。以 所佔地之多寡為分類並分析的結果，則清末以來透過新學、從軍等上升，所謂「新 尋派」也同樣被以「中地主」視之。進一步來說，雖然在「中地主」中分出「新」、

「半新不舊」以及「全舊」三項，看似是更細緻分析的同時卻實際上仍是將這些 人視作一概要打倒的對象。而更為有趣的是所謂「小地主」階級，由於當時尋烏 與共產黨合作的平民合作社成員多半出於此，是故在描述時強調的是這些小地主 如何受到中大地主聯合剝削的一面。不過卻對同屬「小地主」階級的新發戶大加 貶抑，指稱這些「半地主性的富農」是農村中最惡劣的敵人階級。如此，以「地 主」建構對尋烏地方的權力網絡認識，是否合宜恐怕還有待商榷。⁵⁵

更別提即便尋烏縣所謂的大地主基本來說所佔有的土地其實多半應該認識 為該族所擁有，由於尋烏縣內的聚落多半都是以一個山坳一個單姓村構成，調查 中所謂大地主所佔有的多半往往就是指其族眾所佔有的山坳。最直接來說，以謝 杰為例，其族所在乃是距南八區政治中心牛斗光一段距離的羅陂，在牛斗光不見 謝家蹤跡。謝家能夠翻身，主要係依靠謝杰從軍，並依靠其當師長時所建立的關 係同澄江謝家拉上線，從而得以於1920 到 1930 年代成為縣上領導之一。但卻由 於其身分而被劃入大地主。反過來說，同為坵坊地方一族中的劉作瑞卻因為與本 家劉俊福相爭不過，參加革命，其侄劉國鄉得作區蘇委。由此來看，調查所構築 出社會結構的到底有多少能被地方人士接受？只怕有待商榷。

不過，對於問題思考的歧異在脫離地方後就喪失了質問的用處。回到寫作當

55 毛澤東，〈尋烏調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頁 41-181。